文艺批评 | 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上）——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 | 自由微信

汪晖 201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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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2018年第1期以重要篇幅编发了汪晖先生的长文《十月的预言与危机》，这篇文章乃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面对复杂的历史，他以其一贯的宏大与繁密，构成多层面的理论织体，对围绕十月革命的当代评价，对这场革命在亚洲广袤区域的影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了严肃的剖析，以为未来开辟思想空间。

2018年1月29日，汪晖先生荣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安内莉泽·迈尔奖（Anneliese Maier Research Award），至今为止，全世界仅有39名顶尖学者获此殊荣，而汪晖先生则不仅仅是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更是该奖项历史上唯一一位从教育到工作背景都彻底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学者。文艺批评公号特转载汪晖先生新作以飨读者。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我们分上中下三篇推出，敬请关注！

感谢作者汪晖授权文艺批评授权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十月的预言与危机

——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

100周年而作

（上）

汪晖

全文目录：

一如何思考革命及其“失败”？

二民族自决权与中国革命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如何思考革命及其“失败”？

如果说19世纪是由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界定的，那么，20世纪则是由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所界定的。这两场革命不仅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创造一个新社会，而且也将各自的革命道路理解为全世界探索未来的伟大尝试，从而激发起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俄国与中国的赞扬与诅咒、支持与遏制、热爱与敌视。从1917至2017，天地玄黄，在两场伟大革命的诞生地，革命的面貌早已模糊。1990年代，伴随苏东剧变，中国知识领域盛行的是“告别革命”的口号，这是美国版的“历史终结”命题的亚洲版表述。在俄国以及西方知识界，“十月革命”常常被视为预伏在苏东解体过程中的“原罪”，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已经转化为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能的讨论。1994年11月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夫·菲拉托夫就断言：“从形式上说，1917年10月俄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其结果是政权为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所篡夺……1917年的十月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由19世纪的伟大改良的俄国向工业化民主社会的逐步转变过程中断了。1917年的二月成了国家民主发展路线的终点，二月革命后经过八个月俄国就确立了集权主义的镇压体制。”[2]在苏联解体前，各种反对的和修正的观点已经复苏，而在后冷战的氛围中，甚至修正的观点也已过时，盛行一时的是通过“解密档案”，将早已被批驳的故事重新编造（如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故事），通过西方（如德国《明镜》周刊）和俄国媒体，广为流布，不胫而走。

2007 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临近2007 年终，德国明镜周刊第50 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十一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

《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aet. 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

在这一对于革命的反动大潮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对于正统叙述进行修正的观点。例如资深的十月革命专家亚·叶·拉比诺维奇一方面承认革命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认为存在着为十月革命所错失的其他可能选择，即“建立多党制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以苏维埃为基础，它必须实现刻不容缓的深刻变革和争取实现和平。”[3]探讨1917年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实际上提出的是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具体的历史判断，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关系问题。例如，阿·伊·福明通过对列宁的《四月提纲》的解读，重申了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的观点，即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但他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死敌的立场，而是站在拯救一个革命传统的立场，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开创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纪元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有理由认为，十月革命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它巩固了工业化社会的胜利，有助于确立后工业化社会文明的基础”[4]。换句话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将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一个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5]从经济的角度说，这一专政就是列宁曾经说过的那个“真正民主革命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6]。这一诠释实际上是用列宁在1905-1907年间形成的对于俄国革命的阐释否定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重新界定。

与这一判断直接相关的，便是重新探讨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亚细亚式的社会革命”，它所开创的苏维埃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已经隐伏在有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关系的讨论之中了。早在苏联解体前夕，E.T.博罗金就论定：“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使命。”[7]为了将十月革命的使命界定为确立“国家资本主义”，作者从经济的角度将这一进程解释为类似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农民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从而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让劳动者（农民与工人）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的各种尝试。

十月革命地图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俄语 аврора 意为“曙光”

1917年11月7日下午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占领冬宫

普京时代的到来让种种修正观点找到了弥合其冲突的契机。十月革命在战争中拯救了俄国，曾经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们长期指责的布列斯特和约也因为德国战败而被苏俄政府宣布废除。[8]十月革命后，即便在流亡的白俄分子中也发生了有关十月革命的争论，其起因是部分白俄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在面对西方列强压力下的一个曲折的、保留自身力量的步骤，从而不能完全否定。十月革命主张的民族自决最终通过联盟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扩展了沙俄帝国的领土、人口和权力。总之，对于现代化论者而言，十月革命为工业化扫清了封建障碍；对于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言，苏联的卫国战争为抵抗和粉碎纳粹德国的进攻建立了不朽功勋；对于当代欧亚主义者而言，十月革命正是重振俄罗斯帝国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不可能被整体地否定。

一个世纪之后，这一革命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对它所创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否定。这是既不容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与当代俄国的政治道路大相径庭的政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复杂而矛盾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暧昧的纪念方式：普京总统于2016年12月19日颁布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的筹建措施命令，“责成俄国历史学会组建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委员会，在一个月期限内筹建班子并提出纪念方案；俄罗斯政府文化部具体负责实施；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机构、社会和学术团体及有关科研、教学人员等参与这个工作。”[9]但同时指出纪念活动不限于十月革命，也包括二月革命；俄罗斯政府文化部部长梅津斯基在筹备会议上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我们的先辈尝试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的努力。这不仅仅是改变了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也是给全世界各民族发展以巨大影响的决定性事件。”[10]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的解读，“梅津斯基部长所指由俄国革命建立、并给全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新的公正社会’，就是指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而不可能是二月革命后短短几个月存在的临时政府。这应当看成是俄罗斯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肯定评价。”[11]

然而，普京的目标不是为了重申十月革命的政治价值，而是为了实现“白色的”后代与“红色的”后代的和解，这一“肯定评价”除了在维护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之外，不可避免是暧昧的。事实上，普京早在2016年初就对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夏天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及其奴仆，同年对神职人员的镇压，以及真伪存疑的列宁致莫洛托夫的信发表过批评看法，并引起了俄罗斯学术界就相关问题而展开的考证与讨论。[12] 2017年5月25日，普京明确指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0年留给我们的主要历史教训就是防止社会的分裂，达成社会的和谐。”[13]为了平息国内外对于纪念1917年革命的疑虑，普京在2015年9月30日[14]、2016年9月3日[15]相继颁布总统令，签署“建立受政治迫害遇难者永久纪念碑”的法令，但“在内容中都没有指出这是‘在俄国历史什么时期发生的迫害行为’，更重要的是，法令中完全没有指出谁是加害的‘主体’、谁是被害的‘客体’”[16]。尽管如此，建立纪念碑的政治暗示是清晰的，即纪念1917年革命并不是重新确定俄国的未来方向（向俄国人民表示），也不会违背普遍的“人权原则”（向西方各国，也向俄国的自由派表示）。

雕塑家恩斯特·内兹韦斯特尼的《伤心的面具》。他的父母死于 1930 年代的肃反运动。这件作品位于俄罗斯港城马加丹，用来纪念政治迫害中的死难者。

2017年10月30日，普京在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式上发表讲话，以一种毋庸置疑却又包含了上述多重省略的方式说：这一天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纪念政治清洗受难者的日子”，最后引用索尔仁尼琴夫人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索尔仁尼琴娜的话结束他的演讲：“‘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可能原谅，’我完全赞同这句话。是的，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记住大清洗的悲剧，记住它的根源。但这不意味着清算。不允许再次将社会推向危险的对立境地。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信任和稳定。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它是我们的唯一。”[17]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媒体报道将纪念碑“悲伤之墙”的建立视为对于十月革命的审判，但普京的讲话没有提及十月革命，更没有将大清洗与十月革命直接挂钩。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仍然值得人们重新探究。这是一个模糊的纪念方式，但其战略含义却是清晰的，即在模糊中让历史冲突的各方在当代俄国的社会关系中各得其所。

对于经历分裂、动荡、解体和战争的社会而言，呼吁社会团结反映了某种社会共识，绝不可以轻率加以嘲弄。但是，对于十月革命，这类暧昧的表述法并不能将其驯服：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围绕这些“改变”而产生的激烈争辩和斗争遍及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其中也包括追随这一革命并坚持革命理念的左翼及其理论上的后代。历史的巨变，尤其是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改变了各种纪念的调子，但没有改变的是围绕这一事件的各不相同的、难以调和的激烈态度。我们不妨结合对于中国革命的总结和思考，回顾那些因时代差异而存在的有关十月革命的不同解释方式。

第一种方式源自革命家自身。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战略不同，但分享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即便不属于一个国家，也自认属于同一场运动。他们在革命的现实进程中探寻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战略战术。在1917年革命爆发的时刻，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议和分歧也是尖锐的。例如加米涅夫和《真理报》对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的看法与列宁迥异，普列汉诺夫嘲笑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梦话”。在这场思想争论中，斯大林也曾短暂地站在列宁立场的对立面，但稍后转而支持《四月提纲》。十月革命前夕，无论在是否参加全俄民主会议预备会议的问题上（这直接关系应该阻止还是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还是在是否进行武装起义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不仅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而且也包括托洛茨基），都曾发表过反对起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很快转向支持武装起义，并成为这场起义著名的领袖之一），并与列宁发生激烈的冲突。

《四月提纲》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又称《四月提纲》，是列宁在1917年4月17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作的报告。《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这些战略和战术的分歧与当代思想中对于革命的指责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根本上并不是一回事。这是来自同一营垒的策略分歧。1918年，罗莎·卢森堡在尖锐地批评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同时，用这样的语句为革命辩护：批评不是对奇迹的期待，“因为在一个孤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筋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次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是一个奇迹。重要的事情在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她一面指责十月革命的严重缺陷甚至错误，另一面礼赞“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革命毅力，社会主义本身的取得政权的意志。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惟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18]。就像巴黎公社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卢森堡的眼里，十月革命未经仔细筹划就突然爆发了，却如同种子一般包含着属于未来的本质。卢森堡对于革命的批判正是从我称之为“不成熟的革命所蕴含的本质的未来性”出发的。

对于革命者而言，正是有赖于这一内在于现实革命的本质的未来性，革命的困境和革命者的战略错误，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和批判，才不致于将对革命进程的揭露和批判转换成为对革命的背叛和诅咒。卢森堡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从内部的视角打开了重新检讨这场革命的可能性，即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非无可挑剔，应该打破革命者为了当时的需要而编织的必然性叙述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正由于此，她将更大的篇幅留给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认为他们将在特定条件下（即时代状况、力量对比、理论准备和战略策略讨论尚未成熟）“被迫采取的行动”[19]当作革命的样板推荐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如果说20世纪的革命者的战略分歧是以存在着革命进程、存在着持续形成的革命主体为前提的，那么，当代左翼对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及其原则的重申却是以“失败”为起点的。这里，所谓“失败”既不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却，也不是一种策略性的挫败。“失败”的最表面形态是作为革命成果的20世纪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不复存在，中国、越南和其他仍然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正在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失败”的更深一层含义是革命的进程终止了，推进这一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持续形成的革命主体式微了。阶级分化持续深化，但在19-20世纪作为革命力量的政治性阶级却无法再形成。在20世纪革命进程中促成了政治性阶级诞生的革命先锋队已经历深刻转型。中国持续的改革、调整和常常超出人们预期的稳定和变化，到底与社会主义历史有怎样的关系，潜藏着怎样的未来，不用说对于国外的观察家，即便对置身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都是一道难题。

对于像阿兰·巴丢这样从不讳言与革命传统联系的哲学家而言，卢森堡所说的革命的“本质的东西”不再存在于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分析之中，也不再存在于革命者围绕战略和战术而展开的争执之中，而只能作为一种“共产主义假设”而存在。“‘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自古以来便天经地义的那种安排——作为基础的劳动从属阶级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阶级逻辑——绝非必然；这种阶级逻辑是可以被克服的。共产主义设想还认为，有一种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体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将消除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劳动分工。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继承的转移方式将被取消。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高压国家的存在将不再必要：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漫长重组过程将注定使这样的国家逐渐消亡。”[20]共产主义之所以只能作为“假设”而存在，恰恰是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实现这一假设的实践失败了。“在建构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种暂时性国家，向非国家过渡的组织形式，国家的辩证‘消亡’的组织形式——方面，党却证明是不得力的。党-国家结果发展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权威主义。”[21]因此，重申“共产主义假设”是以对失败的确认为前提的，即承认第二个革命序列[22]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民主、列宁主义、先锋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有效。“第二个场景序列已然终结，试图使之重新来过则毫无意义。”[23]

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阿兰·巴丢

卢森堡的思考是以革命主体本身的存在为客观前提，是以“我能说‘我们’，因为我就曾身处其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用兰波的话说：‘我在那里，我仍在那里’”的感觉为主观条件的。[24]如果作为政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先锋队的政党趋于变异、解体或消散，那么，任何从内部视野出发展开价值的和战略策略的争论都不再可能。当代世界围绕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绝大部分争论——无论以何种名义，形式和内容如何——都是在主体置换的条件下发生的。对十月革命的各种嘲讽和批判听起来像是对革命时代革命者之间爆发争论时部分观点的重复，但这些嘲讽和批判以上述“主体置换”为前提，即当代思潮对革命的批判并不是从卢森堡所谓“本质的和持久的东西”出发的，也从未致力于从这一内在于革命的视野出发展开战略和策略的辩论。我将这些革命史写作称之为“后悔史学”，它们是后革命时代降临的症候，是新的主体以后代的名义发出的对于革命的审判。这些审判省略的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的政治经济分析，仿佛革命与这些矛盾并无必然关联，而只是一些革命者在密室中筹划的结果。正如大部分经历过20世纪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发生、中国正在发生的状况一样，“后悔”不仅是彻底背弃的前奏，也是当代世界自我确证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重申“共产主义假设”——即否定当代世界秩序的永恒性和真理性——是必要的。但问题依然是：如何估价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如何思考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可能的未来？

没有人否定20世纪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挫折和悲剧，但这是一个“失败”吗？如果不是一个或至少不是一个单纯的“失败”，那么，如何估价其成就？深入地总结失败的教训与重估其成就本来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价其成就甚至比承认其失败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难。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俄之间、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历史道路和当代命运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不可能将他们各自的经验放置在同一个“失败”的范畴里。俄国革命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和战争所激发的，它所影响和激发的革命发生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也存在着各自具体的社会目标，革命者和革命队伍的成熟程度千差万别，即便是总结“失败”也离不开对具体进程的分析。政党问题是关键却不是全部。20世纪的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到底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什么？对于革命前的世界，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又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哪些方面？除了必须重申的“假设”之外，我们是否可以在真实的革命进程之中，即在布满成功-失败、正确-错误、必然-偶然的历史中寻觅未来的种子，或卢森堡所谓革命的“本质的东西”？

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

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

民族自决权与中国革命

关于俄国革命的解释和评价，始终存在着两种视野，即欧洲的视野和非欧洲的（尤其是亚洲的）视野，两者之间相互交叉，但区别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就那一时代的政治运动而言，欧洲的视野主要是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对立面（以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为依托展开的批判）的脉络中展开的，而亚洲的视野则着眼于帝国主义、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在围绕十月革命的众多争议中，核心的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从欧洲的视野或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出发的。这三个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尤其是列宁所主张的退出战争，寻求国内革命的战略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退出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作为过渡的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进领袖卢森堡所列举的布尔什维克在特定条件下“被迫采取的行动”（却作为一般真理推销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下几点是关键性的：为了让农民支持革命，不得不让农民占有土地而不是实行土地国有化；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竟然将为反对米留可夫和克伦茨基的战争政策而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政策（尤其是各民族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与俄国实行国家分离”的口号）作为革命后国内政策的核心；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并对克伦茨基政府的拖延政策给予激烈攻击，但革命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解散了旧的立宪会议，却无意举行新的立宪会议选举……[25]“他们对于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总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这些基本自由加在一起构成了俄国本身的‘自决权’）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却把民族自决权当成民主主义政策的珍宝，为了它，一切现实批判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都必须停止发表。”[26]对于卢森堡而言，民族自决权是俄国革命者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所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责。

欧洲工人运动

与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十月革命的理论批评和政治谴责不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于俄国国内发生的政治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所知有限，最初的反应主要集中于俄国革命者对于东方问题和被压迫民族截然不同于西方列强的态度。欧洲革命者并非不了解帝国主义时代及东方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对“东方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19世纪的欧洲观念。对他们而言，“东方问题”主要是指伴随俄罗斯帝国势力扩张与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过程中在相对于欧洲的近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东方问题”不过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奥斯曼以及普鲁士之间争夺霸权的帝国游戏。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认为19世纪西欧面临的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革命浪潮，而“东方问题”不过是帝国争霸的旧问题，从而他们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与同一时代“东方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截然不同。1847年，马克思在革命的前夜针对波兰危机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断言：“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27]，这一态度也可以延伸至其他东方国家；但是，在1866至1869年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波兰和爱尔兰问题的分析中，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与民族运动之间并没有这样一条捷径。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阐明共产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即一方面批判蒲鲁东的民族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团的所谓“民族原则”，他明确指出：“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力求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28]马克思本人在1866年草拟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专门谈及了“波兰问题”。这一节的法文版标题是：“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29]。

然而，在1917年革命爆发之际，“东方问题”早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对土耳其怎么办”或如何看待俄国扩张的问题，[30]而是如何在东方，尤其是亚洲这一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寻找新的革命契机的问题。用列宁的话说：“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31]也正由于此，殖民地社会的革命者对于民族自决权问题有着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感受和理解。事实上，俄国革命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亚洲觉醒”的进程是内在相关的。在自决权问题上，卢森堡从欧洲工人运动的角度提出批评，她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联合、团结和共同斗争，而列宁对于革命的设想以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契机的探索为前提。帝国主义时代的薄弱环节很可能存在于欧洲之外的地方，他从1905年俄国革命、1907年伊朗革命、1909年土耳其革命，尤其是1911年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已经发现“亚洲的觉醒”所包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不但卢森堡等西欧革命者，而且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爆发的时代，都未曾深入地思考过亚洲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他们也从未将俄国革命放置在“亚洲的觉醒”的序列之中思考。

李廷江、大里浩秋编《辛亥革命与亚洲》，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当代西方的左翼对于“失败”的思考中，在对阶级革命、政党政治、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民族自决权也基本上与民族主义范畴一道，被置于20世纪革命与生俱来的“妥协面”而搁置一旁。因此，在西方左翼对俄国革命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源自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战略策略分歧，却几乎看不到这一革命的另一个谱系，即亚洲革命的谱系。在这个革命谱系中，俄国革命者对于俄国作为一个凶恶且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与中国革命者对于中国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重叠共识，两者所从事的革命的区分也正是以这一重叠共识为前提的。这是两场性质和道路均非常不同却紧密相连的革命。因此，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俄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衍生物，但如果将这一革命同时放置在“亚洲觉醒”的序列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十月革命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先后降临的。1918年战争结束时，威尔逊主义出场，亚洲和其他被压迫民族尚未看清他的民族自决主张中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妥协和回护，以至于“先进的中国人”未必能够区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主张与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的破产正好凸显了俄国革命者的不同凡响之处。人们骤然发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立刻颁布了《和平法令》，在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提出立即和谈和停战的建议，并宣布废除沙俄和临时政府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从1917年11月9日起，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公布了100多份秘密外交文件。1917年12月3日，苏维埃政权颁布由列宁和斯大林共同起草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在宣布取消沙皇政府签订的瓜分波斯和土耳其以及俄国侵占君士坦丁堡的各种秘密条约的同时，重申了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原则，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918年1月25日，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重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废除一切秘密条约，“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32]后一方面明确地标志着欧洲视野中的“东方问题”已经转变为一个新的世界关系中的“东方问题”——十月革命将落后的东方民族与先进的西方民族同时组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之中了。

因此，民族自决权不再是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无关的、仅仅是东方反对民族压迫和奴役的局部斗争，而是构筑全球性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战线的现实可行的战略问题。所有这一切不但标志着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诞生，而且也意味着俄国革命者已经将被压迫民族纳入“革命阶级”的范畴——20世纪的革命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正由于此，中国和东方伊斯兰教国家及其政治领袖从没有像卢森堡那样，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指责俄国革命。他们不是从欧洲工人运动的角度，而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的角度，看待俄国革命的意义，并从这里出发寻找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相互联系。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人民或人民群众这一内涵和外延不断滑动的政治范畴就是由这一新的全球视野所激发的。这一不同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革命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所有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意义。这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及其对世界关系的改造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俄国革命与亚洲革命的历史联系（甚至连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者也需要许多年才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潜力）所决定的。

在1911年中国革命爆发并于次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不久，列宁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亚洲的觉醒》（1913）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等文，欢呼“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33]，诅咒“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正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34]。列宁的判断是他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了。这一将欧洲革命与亚洲革命相互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列宁把俄国看作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这一定位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的方面，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进程方面来加以界定的。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他说：“俄国在许多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35]。尽管列宁对中国革命抱有热烈的同情态度，但当问题从亚洲革命转向俄国社会的内部变革时，他的立场是“西欧派”。19至20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将俄国精神视为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两股力量的格斗和碰撞。在上述引文中，亚洲是和野蛮、中世纪、落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范畴，然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俄国革命本身带有深刻的亚洲性质（即这一革命针对着俄国这一“亚洲国家”所特有的“野蛮的”、“中世纪的”和“落后可耻的”社会关系）而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亚洲在世界历史修辞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对于亚洲近代革命的任务和方向的理解。在阅读了孙文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列宁对这位中国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孙文的纲领是空想的和民粹主义的。在他看来，“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因而它必须先完成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他娴熟地运用历史辩证法，一方面断言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因为它背离或超越了历史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亚洲”性质，这个“反革命的纲领”恰恰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任务：“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36]

列宁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于他对1861年俄罗斯改革，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所做的长期思考。1861年，在与英、法进行的以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制权为目的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废除奴隶制的改革。如果以最为简略的方式勾勒这场改革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忽略如下两点：第一，这场改革不是源自俄国社会内部，而是产生于外部压力；第二，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解放法令》是在充分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俄国农民却为这个由上至下的工业化过程承担了沉重的代价。列宁断言1861年产生了1905年，其原因即在于此。[37]从1861年改革到1905年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村社经济，但土地集中现象未能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而是导致了村社农民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它们重新归还给他们的强烈要求。[38]是像民粹派幻想的那样重返已经被摧毁的村社，还是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思考脉络中，列宁对1905年革命的总结和思考与如何解决俄国土地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1907年，列宁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39]，以俄国土地问题为中心，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即“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所谓“普鲁士道路”即通过国家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以暴力方式剥夺农民，摧毁村社及其土地占有制，最终将农奴主-地主经济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而“美国道路”则是“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的土地方案，“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通过对俄国土地改革和1905年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的总结，列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俄国社会条件下，“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40]。

列宁认为，俄国民粹派的土地纲领势必引导俄国重新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小农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赞同“美国道路”，一是因为只有通过土地国有化摆脱中世纪的土地关系，才能提供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二是因为俄国存在着大量的未开垦土地，从而存在着走“美国道路”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道路的条件。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必然包含了对旧有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的改造，“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41]“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42]

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列宁看到了孙文的革命纲领所具有的真正的革命潜能，他惊叹这位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像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提出的是“纯粹俄国的问题”：“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43]与此相对照，“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土地平分’、‘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44]通过把孙文的革命纲领放置到俄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列宁得出了“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45]这一结论。如果说“美国道路”区别于“普鲁士道路”和“英国道路”的特征是它的国有化方案，那么，“中国道路”却代表着一个自下而上的“农民土地革命”。

俄罗斯的改革是在克里米亚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展开的，列宁对于俄国改革道路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与欧洲帝国主义所创造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的土地问题必须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怎样的“国家”才能担当这个改革的重任？列宁说：“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取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因此，当列宁谈论“亚洲的觉醒”的时候，他关心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政治前提的问题，亦即民族自决的问题。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国家”与“民族状况复杂的国家”（亦即“帝国”）构成了对比，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后者则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第二，民族自决是“政治自决”，在俄国和中国的条件下，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形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条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是“政治自决”的必然形式。“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46]在“亚洲”的特定条件下，只有通过农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会主义的建国运动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因此，必须拒绝一切与解放农民、均分土地相对立的改革方案。列宁说过：“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47]“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48]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自决不仅体现为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诉求，而且也提示了被压迫民族在新的人民-国家建构中，国内各大小民族之间实现民族平等的绝对必要性。

1918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临时纪念像揭幕仪式上讲话

没有任何必要夸大第一次中国革命对于俄国革命的影响。事实上，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任何直接的影响关系，相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产生于欧洲战争的直接背景之下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和明确的影响。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的重视是在他对于国家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专政长期的思考脉络中展开的。[49]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十月革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由此开创的通过国家形态的改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洲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的回应。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革命也标志着如下事实，即在亚洲社会的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向民族自决运动的方向转变。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1914）、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意义的解释，都产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有着理论的联系。第二，俄国革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持久的影响，可以被视为将俄国与欧洲分割开来的历史事件。列宁的革命的判断与斯密、黑格尔对于亚洲的描述没有根本的差别：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表述为从古老东方向现代欧洲转变的历史进程，从农耕、狩猎向商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发展。但在列宁这里，这一世界历史框架开始包含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和由它所激发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唤醒亚洲——这个长期完全停滞的、没有历史的国度——的基本动力，[50]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代表了世界历史中最为先进的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者标出了突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明确出口。

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中间曾经长期存在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持久论战，[51]列宁作为“西欧派”的一员通过对于“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的辩证对比，构造了一种“脱欧（帝国主义的欧洲）入亚（落后地区的革命先进性）”的新型逻辑（从寻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个“脱欧入亚”路线也仍然内在于“脱亚”的逻辑）。然而，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认识，土地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这两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命题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经济社会体制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关联，从而也与社会主义问题历史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一新的形势缓解了列宁与托洛茨基围绕俄国革命性质的长期分歧。“1905-1906年时，托洛茨基已预见到俄国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结合，并说明俄国的起义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列宁其时拒不认为俄国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先驱。他根据俄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俄国社会结构来推断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而俄国社会结构中的最大成分是个体农民。但在大战期间他开始认真考虑欧洲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把俄国革命放到国际远景之中。看来，现在对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俄国的社会主义是否成熟，而是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他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熟了。因而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俄国革命局限于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中。二月政权的经验进一步向他指明，不同时打垮并最后剥夺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打垮地主政权。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52]列宁思想的变化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革命形势和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表现共同促成的，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写于1917年4月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上文提及的《四月提纲》。这个社会主义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一般地要求将农业帝国改造为民族-国家，而是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三位一体”之下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或者朝向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将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方式相结合的独特道路——这一独特道路为一种新型的革命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我在这里指的是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工农联盟和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共和国。

从1911年革命运动的角度看，或者说从所谓“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53]纲领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和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外壳，而阻碍这个外壳形成的原因有多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中国乡村的保守势力，以及由清廷及北方军事集团所代表的“落后的北方”。“落后的北方”是列宁的用语，他针对1912年的南北博弈曾作出如下断言：“袁世凯的那些党依靠的则是中国落后的北方”，即“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资产者”[54]。他早在1912年就预见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可能性，并将这一问题与中国革命面临的“北方问题”关联起来。但是，列宁对“落后的北方”的理解完全集中在阶级分析，尤其是袁世凯集团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之上，而忽略了“最落后地区”（即有碍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的地域、族群、宗教等因素。从列宁后来阐发的有关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来看，他将民族国家视作资本主义的“常态”，而族群复杂的帝国正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因而也必须加以去除的政治外壳。在他的主导下，布尔什维克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之上支持波兰、乌克兰的独立，正是这一政治判断的延伸；但伴随帝国主义战争而来的欧洲和俄国的革命形势正在促成列宁对民族革命的新意义的解释，即不只是单纯地从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而且也从有利于帝国主义时代国际革命的角度，去阐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从民族自决向社会主义联盟的转变正是上述双重逻辑推动的结果。

为什么列宁在讨论中国革命时，不但高度评价孙文的建国纲领，而且也从未提出支持蒙古、西藏或回部地区寻求独立的诉求，而是将“落后的北方”视为革命的障碍？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不是“从法权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寻找答案”，而是“从对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研究中去寻找答案”[55]。民族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56]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不但拒绝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而且也批评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提出的一系列论证。列宁指出卢森堡的主要错误在于“忽视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即在1789-1871年的欧洲民主革命之后，西欧已经“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而且通常是些单一的国家的体系。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57]。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中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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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篇在匆忙中形成的文字，其中综合了我在《亚洲想象的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等论文中的想法和表述。这一点需要首先给予说明。

2 这是谢·亚·菲拉托夫在“1917年的十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莫斯科科学-实践会议上的发言，刊于《1917年十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一书，1995年莫斯科版。这里使用的是标题为《关于布尔什维克实验的争论》的译文，刊于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305、307页。

3 这是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历史部编辑B.布舒耶夫对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国际十月革命史委员会副主席亚·叶·拉比诺维奇的采访记录，刊登于1990年第16期《共产党人》。这里引用的是题为《1917年秋季的俄国》译文，见《“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第25页。

4 这是乌克兰国立卢甘斯克师范学院教授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福明刊登于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6年第10期的文章《对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反思》中的观点，引自同上书，第367页。

5 同上，第351页。

6 这句话是列宁的原话，但作者按照自己的论述加以运用，见同上书，第352页。

7 E.T.博罗金：《1917年我国发生了什么事件？》，原载苏联《社会政治科学》杂志1991年第9期，译文见同上书，第137-138页。

8 列宁曾说：“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终于占了便宜。”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一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0页。

9 Главная >Указы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9.412-рп，见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http://www.sohu.com/a/150648899_688065（2017年11月3日登录）。

10К 100-летию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осмысление во имя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引自同上吴恩远文。

11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12关于上述事件的每一项，俄罗斯学者之间都有不同意见。李燕：《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俄官方与学界的新动态》，《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3期。

13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14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09.15 г. № 487PDF, 39.0 кБ，引自同上。

15В МИРЕ 14:22, 9 марта16，引自同上。

16吴恩远：《普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17《普京在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式上的讲话》，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169703256931939&jumpfrom=weibo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7年11月3日登录）。

18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9同上，第34页。

20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FEB 08), p.34-35。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21同上，p.36。

22即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的历史进程，这是相对于从法国大革命至巴黎公社（1792-1871）的第一序列的时期。第一序列是为共产主义设想划定位置的场景序列，第二序列则是将共产主义设想付诸实践的场景序列。

23AlainBadiou, “The Communist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7。

24AlainBadiou, “The Cultural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BrunoBosteel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3, Number 3, Winter2005, p. 481.

25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1-13、15-19、21-25页。

26同上，第15页。

27马克思：《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8页。

28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4页。

29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同上，第22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页。

31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518页。

3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33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447页。

34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同上书，第449页。

35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同上书，第423页。

36同上，第428页。

371889年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个俄国普通农民家庭的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农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这么高”，而破产农民即使想放弃份地还必须交纳额外费用来“倒赎”份地。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85页。

38关于俄国农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参见吕新雨：《乡村与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7页。

39《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1-12月，1908年在彼得堡付印，但未及面世，被沙皇检查机关没收并毁掉，只剩下一册，而且没有结尾部分。1917年9月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重版，列宁补上结尾部分。但1908年夏，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请求，列宁曾以作者身份为波兰《评论》杂志写了本书的简要介绍。见《列宁传》上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集体编写，马京、华国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4页。

40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9-391、392、393页。

41同上，第240、242页。

42同上，第278页。

43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427页。

4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6卷，第247页。

45同上，第392页。

46对列宁来说，亚洲问题是和民族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在亚洲“只有日本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11页。

47《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1页。

48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15页。

49早在1905年，列宁已经将“新火星派”的“革命公社”理念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相区别，他将前者斥之为“革命的空话”，而将后者与“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的、绝不能误称为“公社”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临时革命政府”意味着列宁正在思考一种新型的国家形式。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2页。

50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447、448页。

51俄国知识分子的欧洲观和亚洲观显然受到西欧近代政治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的影响。在列宁的使用中，亚洲这一与专制主义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从近代欧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第1-31、32-70页。

52〔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23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53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7页。

54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55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07-508页。

56同上，第508页。

57同上，第517页。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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