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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的文学批评并不止于“文学”的“思想文化”意义，在晚清以来的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批评都发挥了其对社会转型、主体想象等特有的参与作用。而本文关注的焦点则是文学批评文体本身，作者相信文体是作家思想的浮雕，应饱含批评主体的生命体验与独创性。针对批评文体从以西方论文为主的文体形态逐渐由新世纪以来愈加稳固的学院体系而僵化成一种偏至理性、脱离实际的“学院批评”这一现象，作者试图呼吁当今批评者在比较务实地以论文为宗的基础上，还应该根据个体状况，更加自由地吸纳和转化古今中外批评文体的诸多资源，不仅是拒绝僵化，甚至于创造新的批评文体，以此促进与形成我们文学批评领域中批评文体的多元化景观。

感谢作者何言宏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何言宏

批评文体的偏至与再造

在当下中国文学的种种问题中，文学批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人们往往较少关注，至于批评文体，关注得就更少。虽然我们平时在对文学批评的阅读中，经常会对批评文体的问题颇多不满、颇多感慨，但认真地作充分的讨论，却很难得。实际上，长期以来，由于文学批评特别是批评文体形成与积累的问题相当之多,并且也包含着太多重要与复杂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地去讨论。

晚清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都发生了相当巨大的现代性转型，一直到今天，这一转型仍在进行，仍然未完成。文学批评不仅是这一转型中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与重要类型，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实践，它还有着不止于、超越于“文学”的“思想文化”意义。它的这一特点，在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批评所发挥的文学、思想与文化方面的创新、开拓与突破性作用，要更加突出。如果我们放大视野，考察一下西方国家的文学批评，这方面的特点同样很明显。由于文学批评在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18、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甚至被称为是“批评的时代”，[1]我想这是我们讨论文学批评的问题时首先就应该明确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讨论批评文体，虽然意味着我们应该立足和聚焦于文学批评的“语言体式、思维方式和批评风格融合而成的批评文本结构”，我们“对批评文体的把握，就是对文学批评本体的内在把握”，[2]但在同时，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由于“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3]所以，我们讨论批评文体，还意味着我们应该充分关注批评主体，并且循此深入和拓展到文学、思想与文化等更加丰富和更加广阔的方面，在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演进和历史转型的意义上来更深入地讨论批评文体。

别林斯基

历史地来看，随着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由梁启超、王国维等一代批评家开始，我们的文学批评已经由诗词文话、序传书简、评点笺注等传统的文体形态转型为以西式论文为主体的文体形态。在这样的文体形态中，围绕着论文的立论或基本观点，运用种种论据，以逻辑演绎或抽象思辨的方式来作阐述与论证，变成了批评最主要的方面，而传统文学批评的直觉、感悟、印象和文学化、隐喻性的表述却退居其次，甚至在很多论文中基本消失。应该说，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评文体的这一转型无疑都是相应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要求，是理性化原则在思维与文体上的表现，有其必要的“合理性”价值。即以中国来说，批评文体的这一现代性转型便产生了很多以论文的方式得以形成的批评经典，像茅盾、胡风与朱光潜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作家，他们的论文与论著，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和历史发展，都产生了巨大作用。但是，物极必反。理性化的高度膨胀与扩张如果走向极端，很容易形成理性化的偏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这种非常极端的理性化偏至，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当年的“大批判文体”。这一文体以绝对的历史理性取消了个体，取消了批评主体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文学感悟，从而便使机械、独断与二元对立成了它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一直到新时期之初的1980年代，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随着批评家们批评个性的自觉和个体自主性的确立，批评文体才变得更具个性、更加丰富、开放和更有活力,重新具有了批评主体的生命气息。在这样的基础上，1980年代的批评家们充分吸纳来自西方的很多理论、语汇和话语风格，熔铸成各自独特的批评文体。我们至今都难以忘怀那些像别林斯基所推崇的那样“都有自己的文体”的批评家们，像刘再复、谢冕、赵园、王晓明、吴亮······他们的措辞、句法、语感、行文、谋篇布局、运思方式甚至文章的大小标题，均都有着自己标志性的特点与风格。他们都是文学批评的文体家，有的甚至影响了一代或一大批年轻的批评后进（比如谢冕的诗歌批评），形成了独特的文体潮流与文体现象。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虽然仍以论文为宗，仍然保持有批评文体的现代品格，但当时的很多批评家，都能够以各具个性的批评实践，汇入到当时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的巨大洪流中，非常自觉、有效和有力地参与了历史进程。[4]

刘再复  谢冕 

赵园 王晓明 吴亮

19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和消费社会的来临，在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后来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和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张的两大洪流中，批评家的个体自主性不断被冲击、裹挟和被消解，文学批评的“媒体化”与“学院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因此还曾招致清醒的批评家们的严厉批评，认为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不仅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能力，而且同时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功能。9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已日渐堕落为名利场，匮缺的就是最基本的批评品格，而这种批评品格的丧失，才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界所遭遇的最大危机”。[5]这一发表于2004年的严厉批评虽然忽视了1990年代之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文学批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这场讨论系由文学批评出发、文学批评家王晓明等人发起、且有很多文学批评家参与这样的特点与状况，未能给予充分评价，但是在总体上，“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能力”，确实成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6]

在批评的“媒体化”问题上，由于市场和文化消费的媒体逻辑主导了一些媒体性的文学批评，那些往往发表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络或娱乐性文化杂志等大众媒体，并且更经常地以“新闻”、“访谈”、“书评”、“述评”及“网络发贴”等形式发表的媒体批评，其批评文体虽然不无鲜活流畅、快捷随意和生动好读、直击现场的文体风格，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不负责任的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而制造噱头、哗众取宠的文字也所在多有，加之一些为了制造卖点、迎合受众、吸引眼球、博取点击的“炒作”、“酷评”和“恶搞”、“俗恶”语风（最为极端的比如当年的“诗江湖”网络论坛），媒体批评由于过度遵从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媒体逻辑、丧失了个体自主性的制约，出现了如上所述的很多病象。

在批评的“学院化”问题上，“学院批评”的形成和它的偏至性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批评”，也就是蒂博代所说的“职业批评”即“教授的批评”，[7]主要是指学院里的专家学者们按照学院体系制订与要求的学术规范和学科标准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规范”性的“论文”，是“学院批评”最主要的文体，也为它所娴熟运用。“学院批评”在1980年代的开始出现和它在1990年代之初的蓬勃兴起，实际上是当时的批评家们“企图通过使批评回缩到学院讲坛，通过确立批评者的‘学者’身份而不是政治身份，来获得一份非政治内容和非政治空间”，寻求自身“独立性”的努力。[8]它在当时的兴起，无疑有着反抗或逃逸体制的内在企图，是一种“去体制化”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的批评实践。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以及“学院批评”自身的偏至性发展，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及相应的一套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学院批评”近乎反讽地“再体制化”，置身于另一种新的、对于学院中人来说也许更加切身的“学院体制”中。在这样的体制中，“学院批评”为了迎合评价体系的要求，“生产”出大量在本质上不仅与批评主体的个体生命体验、精神疑难和对文学的爱与关切毫无关系，也与社会、思想、文化以至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与生存毫无关联的“八股”性“论文”。这样的批评，不仅遭到了批评家自身的痛切批判，也被那些真正关心与热爱文学的读者所鄙弃。比如丁帆先生便曾指出，在“学院批评”中，“那种匕首投枪的批评作用俨然被毫无价值意义的空洞的纯理论的‘学问’所唾弃，那种搬来的大量生吞活剥的西方理论，高举所谓纯学术、纯学理、纯技术性旗帜的‘局外人’的批评在经院式的学界又大行其道，作为一种职业化的学问式言说，它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推进是少有作用的”。[9]而在一家文学杂志“向当代文坛进言”的活动中，一位普通读者也曾将“学院批评”的主要问题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五大症候”之一，认为“学院批评”“常给人一种假象：往往以一种貌似高深、玄奥的学理示人，而实则是缺乏真正的批评锐气和批评风格的学术垃圾。学院式批评的典型弊病在于：搬弄西方学术名词、话语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规整化、学究气浓厚、满篇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却未击中要害，没有思想深度、批评没有锐气、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没有对作品文本的针对性、行文空洞、沉闷。批评的目的不是为批评，也不是为学术，而是为了多交‘物化成果’”，“没有多大的文学指导意义”。[10]——至此，我国自晚清以来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即批评文体的以“论文”为宗，终于因为种种原因，通过偏至性的发展演变，结出了颇多病象的“学院批评”这样的“病果”，亟需诊治、亟需再造。

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文体再造的关键问题，就是要重新唤醒和确立批评家的个体意识，激发他们的文体自觉，使他们在认识到“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的同时，也能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伟大或杰出的批评家，也应该有自己的文体。文学批评家也应该是文体家。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像我国古代的陆机、刘勰、欧阳修、元好问，近现代以来的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朱光潜、宗白华、李健吾、钱钟书、李长之，以及像英国的塞缪尔·约翰逊、俄国的别林斯基、法国的圣伯夫、罗兰·巴特、美国的埃德蒙·威尔逊、特里林、桑塔格、哈罗德·布鲁姆等很多杰出的批评家，无不都是文体家，他们的批评史地位，也无不相关于他们批评文体的个体性创造。我们的批评家，也应该有文体抱负。

元好问   李健吾

罗兰·巴特    苏珊·桑塔格

鉴于目前我国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家均都供职于学院，从事的都是“学院批评”，属于“学院批评家”的现实状况，批评文体的再造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赖于“学院批评家”的文体自觉和“学院批评”的文体再造，作为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基本标志的“论文”文体暂时还很难被打破其垄断地位，因此，“学院批评家”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学院批评”的种种病象与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真正杰出的“学院批评”，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学术八股，真正杰出的“学院批评家”，同样也都是非常杰出的“文体家”。西方国家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无疑要早于我们，“学院批评”也是他们转型后的重要产物，因此他们对“学院批评”文体问题的批判性反思，自然也要早于我们。比如在1922年，法国的蒂博代就在其关于文学批评的著名演讲中系统讨论过被他名之为“职业批评”或“教授批评”的“学院批评”，揭示了它所存在的太多顾虑、太多老生常谈和缺乏趣味等“危险”与“局限”。[11]而在此后的美国，那种“文学批评倾向于学术专业化，成了一种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叙述，批评家与文学读者脱离了联系，最后也与文学本身失去联系”，[12]以及“曾经是有人性的批评家”而蜕变为“没有灵魂的‘文学技术专家’”等“学院批评”中的负面问题，也都有过深切的反思。[13]这些“学院批评”输出国的先行反思，显然能够激发和启发我们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

在中外著名的“学院批评家”中，勒内·韦勒克应该是一位非常突出的典型，我们甚至可以说，韦勒克就是“学院批评”的伟大代表，他是“学院批评”的大师与高峰。而且，没有谁比韦勒克更加坚定和更有力地强调文学批评的知识属性与知识目的，他说“批评是概念上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目的。它的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承认“我们的批评家们自然首先是文学批评家。艺术的感觉可以进入文学批评之中；许多批评形式在谋篇布局和行文风格上需要艺术的技巧；想像力在任何知识和科学中都占有一席之地”。[14]因此，他的独属于自己个体性的“艺术的感觉”、“谋篇布局和行文风格上”的“艺术的技巧”和“想像力”，便很必然地伴随、渗透和塑造着他的批评文体——哪怕他的批评，更主要的还是“批评的批评”。我们在韦勒克的写作中，除了“学院批评”所往往具有的大量资料、史实、演绎和思辨，还经常会读到谨严、庄重、反讽、雄辩、抒情与诗，实际上，他的煌煌两百多万言的八卷本批评史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就是一部交响曲般浑然一体的雄浑史诗，我想每一个认识读过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最为强调文学批评的知识目的和最具有学院色彩的韦勒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像萨义德和布鲁姆这样风格强劲、特立独行的学院批评家了。比如布鲁姆，在他的“收山之作”《影响的剖析》中专门总结和反思自己的批评生涯时，甚至径直指出：“在我的实践中，文学批评首先是具有文学性的，也就是说是个人化而富有激情的”，[15]所以说，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杰出的“学院批评家”，也应该做一个具有自己个体性的文体家，用个体性和文学性穿透、突破那些囚禁着批评的“学术八股”——这是必须，也是可能。

当然，批评文体的再造，除了应该比较务实地以论文为宗，在此基础上进行文体创造、展开自己的文体追求，包括“学院批评家”在内的每一位批评家，还应该根据个体状况，更加自由地吸纳和转化古今中外批评文体的诸多资源——或更进一步，自创文体——以促进与形成我们文学批评领域中批评文体的多元化景观，或者像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于词话、周作人、宗白华于美文、钱钟书于诗话与札记、李长之于史传、李健吾于法朗士印象性随笔、吴亮于柏拉图思辨式对话等成功的批评实践那样，返本开新，自成一格；或者干脆就像宋人欧阳修，“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16]像他独创和标举出《六一诗话》那样，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不仅将批评家们自己，同时也将我们的文学批评提升到一个新的文体境界，如此，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文化，定然也将意味着会有一次新的解放？纷纷扬扬，星空灿烂，我们的批评家们如果都能够很自由地作为个体、以个体为依据与根基十分自由地突破文体藩篱、克服文体偏至，让自己的写作、自己的心灵向世界开放，进行独特有力的文体再造，那将是一幅多么激动人心的壮丽景观？在目前的情势下，面对批评文体令人忧虑的诸般现状，我知道这很理想主义，这很乌托邦，我们最能够做、首先该做的，就是各自都回到个体，检视个体，在种种启示、种种可能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批评，清醒扎实地进行自己的文体创造，努力去成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文体家！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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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勒内·韦勒克：《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批评的诸种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3]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34页。

[4] 对于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变革，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有很系统的论述，《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5] 吴晓东：《文学批评的危机》，《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6] 而且我倾向于认为，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毋宁可以看成是以文学批评家为代表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进入1990年代这一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之后的精神坚持与精神突围，是“八十年代精神”的历史余绪、最后挣扎或回光返照，在此之后，随着社会历史和时代精神的急剧变化，这一精神终于沉落。

[7] 蒂博代：《批评生理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9月版，第7页。

[8] 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42～43页。

[9] 丁帆：《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前瞻》，《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10] 朱中原：《当代文学批评的五大症候》，《北京文学》2005年第10期。

[11] 蒂博代：《批评生理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9月版，第45～81页。

[12] 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13] 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14] 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批评的诸种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5] 布鲁姆：《影响的剖析》，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16] 欧阳修：《六一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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