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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戴锦华:我的“远虑”和“近忧”——技术革命及其后果

2018-04-15

作者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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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熟悉和关注戴锦华的人们或许都不能不注意到,似乎这两年,她明显“话多”了起来。用她自己的话说——“近年来我又打破自己的惯例,比较多的接受公共演讲,是因为我珍惜人与人相聚的时刻,我珍惜我们会聚到一个空间当中来,去再次尝试重建公共性”。但这些公共发言,从来都不是漫无目的跑火车,而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或者说一种鲜明的“幽暗意识”: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及其后果的忧虑。

今天,我们从中节选了九段内容,从新媒体、数码转型、人工智能、赛博格,到弃民、人文学的危机、文明冲顶……面对这一个个新鲜震撼的“大词”,一同进入戴锦华的“远虑”和“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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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戴锦华


 技术革命及其后果    

我的“远虑”和“近忧”


新媒体、新的监控技术、新的恐怖主义


“你看到,全球性的社会抵抗运动以社交媒体来作为动员的手段,但你也要看到,从来没有像这个新媒体时代,一种新的监控技术可以以如此的幅度来控制全人类;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着一面“黑镜子”,以便“老大哥”看着我、看着你。在你看到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跨国连接的手段的同时,大概你也会观察到,国际恐怖主义正借助同样的媒体和路径,来实现一种以宗教、种族、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的社会力量集结,来完成报复性的、破坏性的、疯狂的袭击。


我们当前对新媒体的思考,大多都停留在某种功能性的描述和思考上。事实上,我们应该在一个整体的意义上去思考它。我自己很难对它抱有一个所谓“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估价,因为,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它就已经成为现实了。此时,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发掘和发挥新的社会生态中所蕴含的潜能?在各种各样的乐观主义当中,有哪一种可能成为我们可以认同和借重的事实?”


——《全球连接•数码转型•后人类主义》

2016年1月3日《文艺报》首发


我们正处在一个乌托邦冲动极度匮乏的年代



“……这不仅仅是因为革命的记忆,而且在于后革命的重要现实——不光是革命已远,后革命的重要现实是革命未至,因为我们看不见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完全丧失了关于革命以后我们到达哪里的想象。革命与动乱最大不同是它有着明确的未来诉求,它有着明确的理想和建构未来的愿景,革命是为了达成那个愿景,实现那个理想而发生的。它跟骚乱、战争、灾难不同,而今天我们丧失的正是那样一种未来愿景。我们丧失的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我们丧失的是正面意义上的乌托邦,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乌托邦冲动极度匮乏的年代之中。”

——《后革命时代的幽灵种种》

2017年2月24日在华东师大的演讲


全然未经讨论,几乎未遭抵抗



“……新媒体。这无疑是本期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问题是它完全为资本养育、为资本掌控,"天然"亲资本。于是,资本的无/跨国界流动,同时携带着它形构并不断变幻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内容。它在迅速地冲毁、重绘、变形的同时,封闭了抵抗或反思的可能。因此,这轮技术革命快速重塑世界,"全然未经讨论,几乎未遭抵抗"。陡然获得了"自由"与"自足"的宅男宅女们,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被绑缚在、或自我绑缚在空前巨大的全球系统与网络之上——尽管人们未必不知道,这系统是何其脆弱而且充满漏洞。

——《我们丧失了对当下世界的把握感(上)》

吴琦专访,“单读”App,2017年5月16日


人工智能之下,“弃民”的尊严政治



我们不仅要不断重申尊严的政治,也必须正视弃民问题。如果你在曾在拉美、印度看到并进入那一望无际的贫民窟,你就可以即刻理解,做人并不是每个人类成员都具有的资格。当人工智能开始真实地挑战人的时候,急迫的问题当然不是是否仍可能存在着职业棋手,而是被超高效率挤出全球经济版图的“人们”的位置与意义。不只是再度回到哲学本体论层面的“人”,而且是制度性地追问,何以保障人们继续“做人”。


不错,2016年是人工智能元年。这一年,北欧多国的社会议题是是否可能并实施全社会的最低收入保障,因为这是维系基本的资本主义系统及社会稳定的必需。

——《我们丧失了对当下世界的把握感(下)》

吴琦专访,“单读”App,2017年5月16日



人类的自我机器化,人类的自我赛博格化


当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等待我们的是不是人机大战?是不是人机对决?是不是机器统治人类?人类沦为二等的、次等的存在,并且被统治的现实,当这样的古老话题再一次变成新鲜的存在,迫使我们回答的时候,其实我们面临的是另外一个更可能的现实,是人类的自我机器化,人类的自我的赛博格化。


所以我说人类文明面临临界点,不是又一次的技术进步,这一次我们走到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时刻,就是人类的自我延伸,人类的自我发展,人类的征服和开脱。也许同时开始人类的自我抹除,也许真正在我们不远的未来不是人机对决,而是人类的自我赛博格化。

——《柔软&坚硬的银幕世界》

“启皓对话”,2017年5月25日


我们已经跨越了文明的临界点



正是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步步逼近,迫使我们去回头,去驻步,去思考,去观察。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思考和观察的话,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惊心动魄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仅逼近了文明的临界点,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跨越了文明的临界点。生物学工程正在改造人、重造人,正在挑战死亡,我们已经迈过了那个临界状态。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并不自知的、难于把握的一个全新的世界结构、社会结构和文明状态当中。


大家可能说,在技术革命、在技术进步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是螳臂当车,我们为什么要抵抗呢?抵抗的意义也许不在于真正阻止这个过程。抵抗事实上是我们给了自己一点空间,一点时间,一点机会,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去想一想:当我们开始享有文明进步的馈赠,当我们开始享有这个技术革命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巨大的便利,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因此失去了什么?抵抗的意义,或者说讨论的意义,在于此。

——《宅内宅外》

“一席”演讲,2017年6月2日


人文学的危机,整体的知识危机



“最后一点跟我最近的关注有关。今天人文学的危机同时是知识的危机,是整体的知识的危机,因为新媒介的出现和技术革命的全面发生,我个人认为它已经在开启一次知识型的转换,还是用福柯的说法。那么与知识型转换同时发生的势必是新的主体的形成,所以在这样一个全球的格局,一个全新的媒介、形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话语网络,一个新的全球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讨论人文学乃至我们如何去讨论人都成为问题。”

——《比较文学正逢其时》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

2017年12月21日


新技术将终结我们这一期文明?



“我们这一期文明进入倒计时的状态包含两种解释:一种是文明的自毁,是加速度推进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新技术正在开启一个新文明,所以它将终结我们这一期文明。”


“我到现在为止仍然相信记忆是对抗历史的力量所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被新技术加强了的这个消费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创造的娱乐至死,以及在近年来被如此疯狂的合法化的自恋文化,它会给最终技术性地干预人类记忆提供全部的合法性。这就是我对这一轮的发展变化的最大担忧和质询。人类确实在把我们这一期的文明推向辉煌璀璨的地方,推向最高峰,但是恐怕这个过程中包涵了人类的自我抹除。”

——《文明冲顶与临渊回眸》

“289艺术风尚”专访,2018年1-2月刊


我从来没有指望好莱坞会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今天世界上的急迫问题,比如说难民问题、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急剧的贫富分化,人工智能应用所造成的弃民问题,全无涉及。当然,我从来没有期待好莱坞或者奥斯卡会涉及或处理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入围影片覆盖了昔日的文化禁忌,也是昔日尖锐的社会矛盾所在,我们当然可以将其视为某种社会进步的标志,然而此间的后奥巴马时代的黑人叙事,或者说后同性恋婚姻合法时代的同性恋故事,事实上已成为合法的、至少是“无害”的主题,相反,那些社会中仍然充满急迫性的议题却再次处于匿名状态,几乎完全不见踪影。

——《戴锦华点评第90届奥斯卡》

活字文化专访,2018年3月4日



讲座预告

面对“技术、社会与后人类”的“变局”与“危局”,

戴锦华又会作出哪些最新思考?

又会抛出哪些引人深思之语?

敬请关注4月25日的文学与文化论坛:



本文内容均系戴锦华老师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整理摘录,由活字文化公众号基于分享交流引用整理,原文权利归原发布者(一席、单读、启晧等)所有。欢迎广大读者查找浏览所引文章的全文。



明日推送


“虚构/非虚构”讨论专辑


李松睿:

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非虚构”与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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