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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长期疏离于政治，也与左翼文学持相异立场的作家，废名建国后却相当积极地接受了新的文艺观念与政策。本文透过废名建国后的著述及其亲友学生的回忆，结合废名的部分档案资料，剖析其1950年代以后思想转变的观念前提和基本脉络，着重探究废名思想转变过程中创作意愿的升沉变化，试图揭示废名从1950年代初创作欲望重新高涨，到50年代末又决意放弃创作的思想认识层面的原因。

感谢作者冷霜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冷霜

废名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

与创作意愿的升沉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随着政权鼎革、新中国的建立，留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区以外的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有过思想转变的经历。其中，废名的思想变化历程非常独特，作为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他在抗战期间逐渐转变为一个新儒家式的知识分子，进入50年代后又相当积极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一些同他早年有着相近思想立场和文学取向的作家如俞平伯、沈从文等相比，就现有资料来看，他的思想转变有相对更主动的一面，也曾不止一次相当真诚地表达过进入新的社会并接受思想改造后，以往思想苦闷得以消除的喜悦。[i]废名素以“喜深思”和固执已见著称，其何以能发生这样的转变，是一个有必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1949年春，废名读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后，写出长文《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是其接触中共思想、政策的起始，然而从这篇长文中可以发现，其中既表达了对毛泽东和中共思想、政策的“欢喜”和有所认同之处，也包含有与之论辩和“劝谏”的意图，总体而言，仍然是站在他40年代形成的新儒家式思想立场上来发言的。[ii]尽管这篇长文提供了我们认识废名思想再度转变的一些线索，这一思想转变的实际过程却主要是在此后的50年代逐步展开的。

废名50年代以后存世的文字绝大多数为古典文学、鲁迅研究及美学等方面的讲义稿和学术论著，仅有少量新诗和新民歌体创作，以及二十余篇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其亲友、同事或学生的回忆文字涉及其建国后经历的也为数不多，对于理解其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所能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同时，作为此前长时间疏离于政治、也与左翼文学持相异立场的作家，废名在建国后的公开表达与真实心境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主要透过这些文字，结合废名的部分档案资料，尽力捕捉其心迹，并从思想认识的关节上尝试对他50年代以后思想转变的观念前提和基本脉络做出勾勒，而由于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也相当密切地联系着他作为作家的主体意识，本文也将着重分析，废名在积极接受新的政权及其主导性文艺观念、政策的同时，也曾表现出创作意愿的重新高涨，但何以未能写出新的小说，且最终放弃了文学创作。

一

废名在其40年代末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做飞机以后》及长文《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中曾反复申说他对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认识，将恢复这种“民族精神”作为拯救中国的现实危机的出路。他对其所谓“民族精神”内涵的表述，来自他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接受和阐释，其中某些要点，如对“天理人情”的顺应，重实际的思想特征，与“科学精神”的相近，有30年代受周作人对儒家思想论述影响的痕迹。[iii]而在抗战期间则独立发展出另一些面向，如受激于乡村基层社会现实对儒家政治思想中“亲民”观念的认同。在这背后，则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的反思，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感，乃至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质疑和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西化倾向的批判。因此，废名对“民族精神”的强调中有着朴素的寻求中国国家道路独特性的意识，这构成其接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述的基础。这在《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中有显豁而别致的表达。

同时，由于废名在避居黄梅时对农民生活有了切实的体察和由此生发的同情，看到儒家观念在其中的某些生动体现，故在其新儒家式思想中，将中国农民视为“民族精神”的基础，而所谓“圣人”则是中国农民的代表，其言行是“民族精神”的无上表现。尽管这种观念与中共的历史与阶级理论相去甚远，甚至是其批判的对象，但对于农民的同情与重视，也使他较容易认同中共关于农民革命的论述。

此外，经历了长时间战争离乱、民生凋敝的废名与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的统一有强烈渴望，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很痛恨，这也是他接受新政权的心理基础之一。

当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废名对中共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相当隔膜的，更多是以一种“妙悟”式和情感化的方式去接受，而显出一派天真热情的姿态。据卞之琳回忆，1949年春他从国外回来，废名“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iv]40年代后期曾受教于废名的吴小如则提及，1949年上半年，废名对他和另一个学生大谈“孔夫子即今之马克思，马克思即古之孔夫子”，到1950年，废名仍“毫无顾虑地当众宣称：马克思和孔夫子都伟大。”[v]

以这样的心理和认识基础进入50年代，势必要面临极大的思想冲击，其思想的转变过程也显然不会很顺利。这一点，从废名的自我评价与组织鉴定之间的落差中就可见其一斑。1953年8月3日，他在一份“自我鉴定”中写到：

在现代文选、写作实习的合作上，能体会集体主义的精神，把个人的力量加到整体中去。在检查工作中能开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个武器。

对理论学习热心，能联系实际，尚缺乏计划。对时事政策认真学习。对工会业务委员工作处于被动，不能主动地争取着做，半年没有做工作。

总的说，对整个事业热心，负责，工作踏实，认真钻研，对教学上的问题仔细考虑，情绪饱满，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强，主观上要求帮助同志，亦要求得到同志的帮助，这些是优点。缺点是，满足于感情的转变，对批判旧的方面不够重视，思想方法上有唯心习惯存在；虽能体会集体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上没有方法，且拘于旧习惯，有一定的深沉。[vi]

1954年7月6日，他在填写《干部简历表》时同样检讨了思想上存在的“唯心习惯”和生活工作中缺少“集体主义”观念的状况：

存在的缺点还是很大的。一、思想方法的缺点：本人一向属于禅宗顿悟一派，以这样的习惯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很有危险的。确想努力克服困难，确实是“困难”。二、工作方法的缺点：本人过去过的是极端孤独生活，现在讨厌这种落后的生活方式，要求走群众路线，但缺少办法，结果每每事与愿违，这一点极想得到帮助。[vii]

然而，直到1959年，吉林大学中文系系方在肯定了废名“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的同时，对他工作中存在缺点的总结仍然集中在“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主观片面”、 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这些方面：

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对缺点认识不足，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原来的唯心主义虽有克服，但在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时仍起作用。

整风后，政治立场有一定进步，但考虑问题时多从个人出发。

政治不够开展，心胸狭窄，遇事多疑，如此次学术讨论，对别人提出的不同的意见，不看成是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而错误地认为是不团结。

思想方法主观片面，脱离实际。缺乏民主作风，如在讨论中不能平等待人。[viii]

在这些鉴定和废名同事及后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废名50年代在教学上有极大热情，也非常积极地学习了解时事政策和马列理论，但诚如他自己所表露的，相对于“感情的转变”，思想的转变更难于实现。建国前夕他曾不无自信地表示，“要像我这样的唯心论者才能欢喜《新民主主义论》了”，[ix]然而，对唯心主义的克服却伴随了他整个50年代。与此同时，投入新形势的主观热情与现实际遇之间的龃龉也多次发生在废名身上。50年代初，废名开设多年的“李义山诗中的妇女观”在新北大第一次教学改革中被停开，使他颇受打击，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却半年多未被分配工作，此后，他写的《跟青年谈鲁迅》一书书稿交给学校教务部审阅，也曾被弃置不顾。特别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未被作协吸收为会员。[x]这些遭遇给他带来的情绪和思想波动，无疑也会使他的思想转变经历更多曲折，上文所引述的《吉林大学教职员鉴定表》中提及的“学术讨论”，很可能即指此前一年吉林大学中文系“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对他组织的批判会，在前后两次时间很长的批判会上，重点批判了他在鲁迅研究和杜甫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有人无限上纲，指其观点是“反毛泽东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使废名情绪一度受到很大冲击。[xi]

二

废名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中，曾多次谈到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他的意义。如1956年他在《感谢与喜悦》中写到：“在解放以前我万万想不到在文学方面我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可做，我以为我已经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了的。关键在于思想改造。1952年以后，我感到我的业务范围扩大了，同时仿佛水平也提高了，我跃跃欲试！”[xii]1958年，在《谈谈新诗》一文中他也提到：“到了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后，我更有觉悟，我曾明白地向林庚说，我过去所喜欢的东西，包括自己写的在内，都是主观的，非现实主义的。”[xiii]可以确定，废名在50年代以后的思想转变中，思想改造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废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何具体经历和表现，目前所见资料很有限，仅有他在1952年填写的一份《交代问题登记表》，涉及其与“封建亲戚”、周作人的关系及40年代初在家乡任初中教员时被迫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经历。根据这份交代材料，1949年周作人出狱回北京后，直至1952年，废名仍与周作人有较多来往，“本人每逢听了报告，便去告诉他听，是抱着很大的愿望去告诉他的，要他知道新中国的本质。第一次是在长安戏院听了乔冠华同志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以后在北大听了陈沂同志关于解放军的报告，刘宁一同志关于新中国在国际的威信的报告，南汉宸同志关于财经成绩的报告，等等，我都详详细细地告诉周作人听。就是那次罗瑞卿公安局长镇压反革命的录音广播，我在学校听了也去告诉周作人，告诉他新中国的公安工作首长的说话，表现出怎样的大政治家风度，革命英雄的本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真是史无前例。周作人在这次听了我的话之后，隔了很多时，他还提起这件事，我当时非常之欢喜，觉得他受了我宣传的影响。”[xiv]尽管是在交代问题的场合，这些叙述中仍可显出废名建国初对时事的热忱，及对思想改造运动较配合的态度。

稍早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新区土改实践的运动，既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也实际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环节。[xv]1951年10月至次年5月，废名曾自愿随同北大中文系土改工作队赴江西吉安专区，是工作队少数几位随团教授，也是极个别的自始至终参加了土改工作的教授。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乐黛云与废名被分在同一工作组，半个世纪之后，她在回忆文章《难忘废名先生》中述及废名参加这场土改运动的一些情形，从中也可以看到废名态度相当积极，尽管在此之前的“教学改革”中受到挫折，“但他却好像早已忘怀，一路有说有笑，说不尽他对故乡农民的怀念，回忆着他和他们之间的种种趣事，为他们即将获得渴望已久的土地而兴奋不已。”[xvi]

乐黛云

乐黛云文中有一些非常生动的细节，呈现出废名在思想改造运动前夕较为复杂的思想状况，如一方面主动写入党申请书交给中文系党组织，一方面又仍对佛家轮回观念表示认同，及私下为周作人抗战期间附逆行为辩解等，也写到北大土改小分队所在乡被定为“和平土改”典型受到严厉批评，其后过激的土改措施使废名“目瞪口呆”“不再说话”，从此也“很少出门”，但文中没有涉及废名当时对土改实践的具体感想和认识方面的内容。冯思纯在其回忆文章中则写到，这次参加土改的经历使废名“深受震动”，“从江西回来后，父亲特别高兴，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党组织。”[xvii]

废名自己在文章中曾先后两次提及他参加土改的这段经历，均写于“反右”运动期间。在《必须党领导文艺》一文中，他写到作家“学习政策的重要”：

我记得在土改当中，还没有下去，先学习政策，政策交代我们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最初是不能了若指掌的。下去后，对于访贫问苦也束手束脚，显得被动。等工作完了，领导上做了总结，我才明白起来，中农贫农以及地主富农的形象跟着实际人物的姓名都在我的脑中活跃了，我觉得我可以写一部小说，我又觉得这部小说就体现土改的政策……[xviii]

在《必须做左派》一文中则写到：

我小时与农村一部分生活密切，后来在北京，常常看见北京的小孩子模仿警察拿绳子栓人牵着他走的动作，这是大城市里特有的，乡村里无有，而1951年我在江西农村参加土改，看见贫雇农的小孩子学习斗地主的场面，真是可观，其中戏剧性比起北京小孩子伟大多了，我看着真是羡慕，我想我如果在这一群人物中长大，我的小说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作家，我绝不欺人。[xix]

废名对参加土改实践的积极态度，与他40年代在家乡避难期间，对农村社会的体察和对贫苦农民的关切应有相当关系，他在抗战期间所看到而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解决的政治经济弊病，当是其参加土改实践的重要动力。[xx]而另一个动力，则与他作为作家意欲在新社会有所作为的愿望有关，在这两段文字中，均流露出一个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欲望，虽然都是在“反右”运动中所写的不免有表态性质的文章，但其叙述中带出的某种经验的生动性也体现了他作为小说家的特征。废名曾表示计划写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准备以个人的经历，反映江西、湖北从大革命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土改、农业合作化为止社会面貌的变化”，[xxi]这个计划应也受到这次参加土改经历的激发。

废名在50年代曾多次谈到他早期的小说创作由于逐渐远离现实而难以为继，以及感到文学创作“无用”于现实的苦闷，[xxii]这是他的真实感受。1948年秋，《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还在连载时，在“方向社”组织的座谈中废名却声明自己“已经不是文学家”， 并表示“深感今日的文学家都不能指导社会，甚至不能指导自己”，对自身既有的创作和当时的文学现状均显出不满态度。[xxiii]正如他在前引《感谢与喜悦》一文中所述，“我以为我已经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了的”，然而，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他却表现出写作上“跃跃欲试”的姿态。从这些情形来看，废名对土改运动的观感和认识，连带着他40年代的战争体验和乡村生活经验，以及对其既往写作道路的反思，总体仍是正面的，而他对土改运动的态度又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较积极的接受状况，并且重新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这在他1954年填写的《干部简历表》“自我鉴定”中亦可见出：

本人经过参加土改与思想改造，确有进步。现在对鲁迅对高尔基衷心佩服，以前不知道现实主义文学的真价值，因为有此觉悟，本人确是想重新写小说。去年暑假曾同着学生下工厂十天，便是想体验生活，看能不能写东西。在工厂十天的期间，右眼网膜脱落，从此我知道我受了限制。我现在是做教育工作，我对教学也是热心的，但比较起来，我的写作能力要大一些，我渴慕着以祖国的亲切的语言，民族的独特的风格，从各人所熟知的一个角度，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光荣、正确，而且多么艰苦、复杂呵！我仿佛我还能写一部小说，以湖北、江西一带某一个农村为背景，从大革命时代写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张旗鼓宣传婚姻法。我心里确有素材。我认为这是我的进步的表现，共产党确是教育了我，改造了我。[xxiv]

高尔基与鲁迅

无论是在这份“自我鉴定”还是公开发表的很多文章（如前引《谈谈新诗》）中，废名都表达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真价值”的服膺。他筹划要写的小说，显然也是以鲁迅、高尔基为其楷模。这固然与现实主义在新中国文艺规范中的宰制性地位有关，但在废名这里，也应该牵涉着他40年代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废名的小说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倾心“画梦”到着意“写实”的变动过程，“写实”的概念很早就被废名加以改造，被赋予了极其个性化的涵义，也随着他的生存处境、思想境况而发生衍变，成为了一个融摄文学、思想、文化多层次内涵的范畴，它不仅意指生活和为文中注重事实以求真知的态度，也召唤着一种以最大限度表现“实生活”的写作方法，并以此实现匡救世道人心的功能。[xxv]《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正是废名对这种“写实”观念的实践。从这样的“写实”观到现实主义，无疑还存在着观念上的显著距离，在他的“自我鉴定”中，这一观念跨越的实现是由于经受了土改和思想改造的“教育”而终于“觉悟”，但反过来看，他在40年代后期成型的这种“写实”观念，因为同样具有干预现实、“有用”于现实的意图，也不期然地构成了他后来向“现实主义”跨越的基础。

再进一步说，废名声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完全是事实”，[xxvi]同时声明自己“已经不是文学家”，也意味着他的“写实”观念与“文学”（主要指小说）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前者虽然源于对那些不能表现“实生活”、无补于世道人心的文学的批判（也包含自我批判），却也未能做到既有用于现实而同时又有功于文学。就此而言，《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写实”凝结了废名思想的矛盾及苦闷，与他二三十年代的小说一样属于他所说的创作上“走进死胡同”的表征，因此也成为他接受思想改造和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认识背景。

三

1957年，在接受一个采访时，废名表露了对建国初期作协把他“排斥在外面”的不满，认为作协有“宗派情绪”，“解放之初，我很有写作热情，如果把我组织起来，恐怕可以写出不少东西。”[xxvii]废名建国后公开场合的发言多是表达对新社会的歌颂和喜悦，这一采访记是少有的例外，在“大鸣大放的春天”氛围中将其真实际遇和心理世界的某些侧面披露出来，其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他在建国初期作为作家重新高涨的创作意愿。然而，他计划中的两部长篇小说均未写出，在他建国后的所有文字中，仍可归于文学创作、篇幅也最巨的是写于1959年的新民歌体的《歌颂篇三百首》。这部诗集并非废名心血来潮之作，此前一年，他还撰有《新民歌讲稿》，对“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的大量作品做出细致的评析，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们准备选出来讲的大约有一百三十首，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价值超过了古代的《诗经》，超过了李白、杜甫。”[xxviii]作为曾经的“现代派”诗人，废名何以对“新民歌”表现出如此高的热情，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

同样值得留意的，是1962年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背景下，废名发表的长文《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其中写到：

我从新民歌确实受了教育，我认为我自己的感情很起了变化。从此我对工农兵文艺方向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什么叫做普及，什么叫做提高。这时我精神上有一个大的解放，即是我自己不想再做作家，我没有这个可能。[xxix]

废名50年代不止一次表示过有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但随着时间推移，写小说的信心却逐渐减退，在前述采访记中，当采访者问及废名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时，他“笑着说，‘那只是我感到有责任呐喊一下……’”，采访记中的一段记录也显示出废名在写作上的顾虑：

冯老说：“写作热情我是有的，但写起来也有困难。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还容易，也能表现得真实，但是是不是工农兵也喜欢看呢？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是个问题。另外，我所掌握的语言，在汉语中是很美丽、很有效果的，但是，是不是适合表现生活，也是个问题。”[xxx]

实际上，《歌颂篇三百首》也成为了废名文学创作的尾声。

因此这里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废名何以对“新民歌”有如此高的评价，一是为何“新民歌”运动使他产生“不想再做作家”的断念。而这些问题，也关涉到他50年代思想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在《新民歌讲稿》中，废名仍不时显出他作为一位出色的新诗人，对鲜活经验如何转化为生动形象语言的敏锐感受力，他常将一些新民歌与古诗相对照，来评析其所处理的经验、所使用的形象的新意，在这点上，与他三四十年代的《谈新诗》讲义颇有相近之处，即把古诗与新诗的书写经验打通对待，只是在《谈新诗》中每每引为例证的晚唐五代温李一派诗词，到了《新民歌讲稿》中则多为《诗经》、乐府、李杜诗所替代。与此相关的是，在诗歌语言的问题上，废名的态度也有所调整。例如，关于诗歌的用典，废名提出：“最好的语言应该是不需要典故，没有难字，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是一样的，它不是例外”，“新民歌的语言不用典故，不用难字。除了不用典故、不要难字之外，新民歌的语言充分表现着语言的艺术的继承性”，[xxxi]尽管如此，废名在讲稿相关章节中又以大量篇幅例举他过去偏爱的陶潜、庾信、李商隐诗中的用典，仍可约略看出他在接受工农兵文艺观念的同时流露出来的昔日审美趣味。

这种在新的文艺规范、政策与原有文学认识、趣味之间做出的调适，也可在废名对新诗（自由诗）与新民歌关系的表述中窥见，面对新诗发展应走“民歌加古典”道路的权威指示，他仍然试图为自由诗的价值和生存空间申辩：“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主张形式多样化，风格多样化，因此，在以民歌为主流的号召之下并不排斥自由诗，对自由诗采取自由竞赛的方法”，“新民歌是从民歌和古典诗发展下来的，是汉语的歌唱系统，所以它应该是今天诗的主流；自由诗本来是学外国诗行来的，但外国诗有它自己的歌唱系统，用汉语言而学外国诗行，乃走出了我们现在所谓‘自由诗’这条路径，事实证明这条路径很有前途。”[xxxii]

在诗的内容、形式等问题上，《新民歌讲稿》与废名三四十年代诗观之间都呈现出既有延续又有变化的特征，对于诗的形式，废名的观点与先前几乎无异：“我们认为古今中外的诗有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共的形式，就是分行”，“自由诗的语言的特点在于它完全同写散文一样，一点没有限制，只要把当时的事情写得出来，……越写得真实、越写得紧张越好”，对于诗的内容，则在延续的同时有所修正：“我们观察所有写得成功的自由诗，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写一件具体的事情的，很像旧日所分的‘兴、比、赋’当中的‘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自由诗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xxxiii]

可以发现，和三四十年代一样，废名仍然坚持“诗质”相对于“诗形”的优先性，[xxxiv]但也做出了一些明显的调整，先前他对“诗质”或“诗的内容”的理解，除了经验的鲜活、语言的质朴之外尤其重视想象、幻想的重要性，最钟爱的多是从现实经验跃入想象、幻想的“当下完成”的瞬间诗情，而这种“诗质”的理解到了50年代末，在自由诗里仅保留了经验的具体性和语言的直接性这一面，即其所谓“自由诗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而重视想象的一面，则更多表现在他对新民歌的评价里，并被转换、吸收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xxxv]这一认识结构中。作为这一理解转换的基础的，是诗歌的思想内容与创作主体的改变，工农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劳动成为了“诗质”的最根本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成为了作为“今天诗的主流”的“新民歌”的创作者。

在《新民歌讲稿》中，废名提出，“在数不清的新民歌里，新民歌本身就替我们解决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其中有的属于普及的作品，有的就是提高了的作品。”[xxxvi]这是他给予“新民歌”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在该讲稿中他也常常通过对比文人创作的古诗与“新民歌”来论证后者的优胜之处。对照此前“鸣放”期间他在创作上面向工农兵“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的顾虑，可以明白他所谓“新民歌”给他的“教育”，正是对文学上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有了与以往非常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他在《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一文里谈到的，对于毛泽东《讲话》中“所谓文艺的提高……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一段话，“我以前的思想意识里，虽说不知道思索，无形中恐怕有一个‘高度’，就是知识分子方向的‘高度’”，而“新民歌对我的启发极大。我是一九五八年读了新民歌之后才体会到毛主席《讲话》里面这些话的意义……”[xxxvii]

与之关联的是，在此前的“反右”运动中，废名所写的多篇文章都对自己仍然残留的“阳春白雪”的嗜好做出检讨：“我到现在才真正懂得了文艺工农兵方向。……在1957年春天里，我还不能如此，在那个春天里我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时我还给了‘阳春白雪’一点地位。”[xxxviii]“1957年春天，我极其高兴地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同时我又知道不妙，因为我旧日的嗜好，也就是剥削阶级‘阳春白雪’的文艺观点，在我思想里现出一角阴影来了，——自己的不光明之处自己是有感觉的。”[xxxix]这里的“阳春白雪”，联系他写于1957年春的《<废名小说选>序》及沛德的采访记来看，既包括他过去小说中追求绝句般简洁隽永的语言趣味，也包括他一度期望有一份像《语丝》那样的同人刊物，“用美文来表现我们伟大的时代”。[xl]

从这些自述可以看出，尽管此前废名对于新社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且仍想在小说创作上有所作为，但由于自身既有的创作经验与新的文艺规范、政策要求之间的差异而显得缺少信心颇多顾虑，而从文艺界“反右”运动到“新民歌”运动，前者使他彻底放弃了以往文艺趣味、艺术理解和评价标准中“文人文学”的因素，后者则使他否定了潜存的“工农兵文艺=普及/文人文学=提高（阳春白雪）”的认识，而这指向对自身创作工农兵文艺可能性的否定，[xli]进而（由于50年代末高度强调工农兵文艺的价值）指向自身作为作家可能性的否定。废名对新中国文艺规范、政策的接受，经由十年左右的时间，呈现出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然而伴随着对旧我的不断否定，也伴随着文艺路线的日渐激进化，使其愈益丧失了以往作为作家的自信，最终导致其作家生涯的终结。[xlii]

结 语

废名1949年以后的思想转变并非一个突兀的现象，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40年代的战争体验和乡村社会生活经验，一方面使废名形成其新儒家式思想，但也由此使他在某些认识层面上打开了理解与接受新中国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可能。从他参与土改、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形和对“新民歌运动”的反应中，都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认识与其三四十年代既有观念及思想状态之间的联系，后者成为他接受新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文艺规范的观念基础。

梳理废名50年代以后思想转变的历程，既可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废名思想发生转变的原由，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他1920~40年代的创作，尤其是其中一些思想意识层面的内容，使我们对废名形成更具整体性的认识，使之从一种较为扁平化的文学史形象里解放出来，向更广阔的历史-思想-文化空间敞开。

废名50年代创作意愿一度重新高涨，然而却以犹疑、失败和放弃告终，不过，即使将他这一时期面对的身份处境和语境压力考虑在内，仍可看到他在接受新的社会、政治与文艺观念时有其相对主动的一面，这种主体姿态的形成根源于知识分子与现代政党在探索中国现代道路过程中的现实碰撞与思想勾连，因此，废名的思想转变对于我们认识四五十年代之交作家和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状况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反思相关研究中某些流行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或许也可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样本。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四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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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参见废名写于1956-1957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完成》《歌颂》《感谢和喜悦》《高潮到来了》等文。废名的友人卞之琳在八十年代对他建国后的思想转变表达了有所保留的意见，认为后者“热肠沸涌，不能自已，于是乎旧时的妙悟、顿悟，擅发奇论甚至怪论的思想方法一旦与感人的新事物结合，我看不免有不少离谱的地方”，但也表示“他从不趋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所以他晚年激进，决不是风派”，见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42-343页。

[ii] 文见《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939-1989页，拙文《建国前后废名思想的转变——以《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为中心的考察》对此文的思想脉络和表意构造有详细分析，见《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iii] 废名三十年代初开始在诸多随笔中谈论对《论语》《孟子》的理解与体认，与他和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密切交往以及周作人二十年代后期以降的思想变化有明显的关系。与此相关联的是，废名这一时期在《知堂先生》等文章中也屡屡以儒家的范畴评价、称颂后者。另可参见林分份《知识者“爱智之道”的背后——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周作人对儒家的论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iv] 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卞之琳文集》（中卷），337页。这部书稿应即是《阿赖耶识论》。

[v] 分见吴小如《我和废名师的最后一面》《废名遗著亟待整理》，见氏著《书廊信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99、136页。在《我和废名师的最后一面》中还提到，废名因与周作人的关系在建国初多次受到批判。

[vi] 出自废名所填写的《东北人民大学干部鉴定表》，引自陈建军著《废名年谱长编》，待出。

[vii] 废名：《干部简历表》，来源同上。

[viii] 出自《吉林大学教职员鉴定表》，来源同上。

[ix] 废名：《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废名集》第四卷，1948页。

[x] 见乐黛云《难忘废名先生》，《万象》第5卷第1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沛德《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11期，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399页；冯思纯《为人父，止于慈——纪念父亲废名诞辰100周年》，《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xi] 见冯思纯《废名在长春——纪念父亲逝世四十周年》，《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xii] 废名：《感谢与喜悦》，原载1956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278页。

[xiii] 废名：《谈谈新诗》，初载1958年1月26日《吉林日报》，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324页。

[xiv] 引自陈建军著《废名年谱长编》。表中的“审查意见”注明，废名填写此表时“已表示与周作人断绝关系”。

[xv] 参见常利兵《文人土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践与话语表达》，“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再论建国初期历史实践的社会、思想、文化、生活意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16年4月。

[xvi] 乐黛云：《难忘废名先生》，《万象》第5卷第1期，2003年1月。

[xvii] 冯思纯：《为人父，止于慈——纪念父亲废名诞辰100周年》，《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120页。在乐黛云文章中，废名交入党申请书的时间似在参加土改之前，与冯思纯的回忆有异。

[xviii] 废名：《必须党领导文艺》，原载1957年8月10日《吉林日报》，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292页。

[xix] 废名：《必须做左派》，原载《长春》1957年10月号，《废名集》第六卷，3295-3296页。

[xx] 冯思纯在《为人父，止于慈——纪念父亲废名诞辰100周年》中认为，废名参加土改实践后的兴奋态度是因为他抗战期间“对农民深重的苦难是了解的，深表同情的，但苦于找不到解救的办法”，而土改运动中分得了土地的农民高兴的心情，“耕者有其田”的实现，使他深为感动。

[xxi] 沛德：《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废名集》第六卷，3400页。

[xxii] 见《<废名小说选>序》《伟大的文艺工农兵方向》《贺新年》等文。

[xxiii] 参见《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原载1948年11月14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07期，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388页。

[xxiv] 废名：《干部简历表》，引自陈建军著《废名年谱长编》。冯思纯《废名在长春——纪念父亲逝世四十周年》一文也忆及，1953年废名主动参加长春“一汽”破土动工的义务劳动，并在劳动之余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工作情况，收集先进人物事迹，并作详细记录，为写作积累素材。

[xxv] 关于废名“写实”观的前后发展变化，可参见康宇辰《从文章到天下——论废名的“写实”主张》，《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xxvi]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废名集》第二卷，809页。

[xxvii] 沛德：《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废名集》第六卷，3398、3399页。

[xxviii] 废名：《新民歌讲稿》，《废名集》第六卷，2806页。另外，在1959年吉林省人大、政协的会议上，废名也曾表示：“我认为万万千千的新民歌之中，就已经有欧洲资产阶级文学所不可能赶上的优秀作品。”见《关于新民歌——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文炳委员的发言（摘要）》，原载《吉林日报》1959年6月23日，引自《废名集》第六卷， 3329页。

[xxix] 废名：《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原载《长春》1957年5月号，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369页。

[xxx] 沛德：《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废名集》第六卷，3400页。

[xxxi] 废名：《新民歌讲稿》，《废名集》第六卷，2833、2841页。

[xxxii] 同上，2855、2862页。

[xxxiii] 同上，2859、2861、2855页。

[xxxiv] 废名《谈新诗》讲义中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一章，《废名集》第四卷，1622-1632页。

[xxxv] 《新民歌讲稿》第二章即以此为标题。

[xxxvi] 废名：《新民歌讲稿》，《废名集》第六卷，2806页。

[xxxvii] 废名：《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废名集》第六卷，3366-3367页。

[xxxviii] 废名：《伟大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原载《长春》1958年1月号，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306页。

[xxxix] 废名：《贺新年》，原载《江城》1958年第1期，引自《废名集》第六卷，3314页。

[xl] 沛德：《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废名集》第六卷，3401页。

[xli] 《歌颂篇三百首》应是废名向工农兵文艺方向靠拢的尝试，但多说理而少形象，语言缺少生动性，节奏上也有一些不谐之处。他后来表示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并“不再想做作家”，或许也与这一尝试的失败有一定关系。

[xlii] 与此有关，“废名”这一笔名最后被使用，是在1957年11月出版的《废名小说选》及其自序中。手稿《歌颂篇三百首》则署名为“冯文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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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洛洛

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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