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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作家丁玲主体结构的二元性这一问题意识出发，结合其文学创作与革命实践的生命历程，探讨丁玲如何塑造出一种将革命、主体与文学融汇一体的独特辩证法生命哲学。相关讨论以丁玲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瞿秋白、王剑虹的文学书写为线索，尝试对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丁玲为何选择文学道路、丁玲“向左转”的具体历史内涵、丁玲革命主体结构的形成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性的历史阐释。同时结合《韦护》的初版本分析，对丁玲的《在黑暗中》《韦护》《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重要文本做出新的解读。

感谢作者贺桂梅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贺桂梅

 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

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

（上）

在丁玲研究中，作家主体的二元性矛盾（如文学与革命、作家与党员、文学与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等）始终是受到关注的焦点问题。这种矛盾既表现在丁玲从文学到革命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也表现为她持久而艰难的“自我改造”过程，同时还表现在评论界对于丁玲作为“天才作家”和“饱受磨难的革命者/政治家”之间张力的争议。关于这种“二元性”的讨论，研究界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强调二者的对抗性，而很少去追问这种二元性在丁玲那里作为问题如何产生，作家主体的二元性矛盾背后包含了20世纪中国革命怎样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丁玲在回应这些问题时采取怎样的主观态度和内在逻辑，特别是她在文学与革命实践中如何表述/表现这个问题。

本文尝试从丁玲与瞿秋白、王剑虹的交往关系及其文学书写的角度，聚焦于丁玲作为“作家”与“革命者”的生命主体实践，来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

1923年，丁玲与王剑虹在常德

一

丁玲主体构成的二元性与其瞿秋白、王剑虹书写

丁玲作为“作家”与“革命者”的生命历程，同时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践性的主体构造过程，即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开放性展开过程。作家的写作实践与其生命经验既有密切关联，又并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通过文学写作这一媒介，作家既塑造自我主体，也介入、参与社会革命实践，由此，作家的主体构成与她的文学、革命实践之间形成了彼此塑造的辩证关系。1942年在《在医院中》的结尾，丁玲曾将小说的主题概括为“人，是在艰苦中生长”。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丁玲一生的主题。丁玲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中荣衰毁誉、大起大落的生命历程，最为典型地显示出其人格主体构成的不断“生长”，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实践哲学。即“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艰苦’展开搏斗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地磨砺自身，不断地认知外在世界，并通过实践转化成自我的构成部分，以塑造新我”【1】；与此同时，这一“自我战斗”的轨迹又在丁玲的文学创作中有相应的描绘，并最终呈现为文学作品的完整形态。

从这一角度而言，丁玲主体构成的诸种二元性，与其说是一种分裂性、对抗性存在，莫如说是一种始终处在彼此转换、矫正和提升过程中的一体性内在精神结构。这种紧张的“自我战斗”，其结果并不是其中的“一元”克服了“另一元”，而是“二元”之间不断地互相转化，进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朝向外部开放，并通过包容外部而形成更阔大自我的辩证过程。这里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即作家的革命现实实践、主体人格的塑造及其文学创作形式，而且这三者处在辩证的互相塑造过程中。探询丁玲这一主体结构，不仅是在作家论意义上关注一种特殊的精神品格，更因为这种主体结构的开放性而包容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因而可以从作家个案深入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来探讨复杂的文学、思想与政治问题。

在丁玲的生命历程中，在她从“蒋冰之”到“作家丁玲”、从“作家丁玲”到“革命者丁玲”直至“党员丁玲”的主体实践过程中，她如何理解和书写瞿秋白和王剑虹这两个在她早年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特别值得注意。丁玲在自己文学与革命生涯的四个重要时期，都写作了与王剑虹、瞿秋白相关的作品。这包括1920年代后期初登文坛的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左联时期的中篇小说《韦护》，延安时期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与友人论瞿秋白》、《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也包括80年代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等。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表露的思想内容与丁玲不同时期的生命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何书写瞿秋白、王剑虹，是丁玲在不同时期理解和塑造自我主体的一种“镜像”式书写媒介。她通过写作这两个生命中念念不忘的友人，展示的是自己对文学与革命的具体理解及其主体实践的生命轨迹。

瞿秋白

丁玲为何走上文学道路、参加共产党组织以及如何理解个体在革命政党中的自我改造问题等，这些关键选择都与她如何理解瞿秋白（包括王剑虹）密切相关。丁瞿王三人的交往时间不长，但对丁玲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与瞿秋白、王剑虹交往的过程中，丁玲生命中一些基本元素和问题框架就已经形成了，此后，无论丁玲的文学创作还是革命实践，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推进和展开。瞿王二人能够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曾是20世纪中国早期激进革命思潮中得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瞿秋白是第一个将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并于1927-1930年间实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王剑虹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活跃分子，正是与她的交往，使丁玲迅速进入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前沿。丁玲曾称瞿秋白是她“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2】，而王剑虹则是对丁玲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瞿王二人与丁玲在私人关系上的深厚情谊。这既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友情，也是志同道合者的同志之谊。思想与情感上的深度契合，使瞿王二人在丁玲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

丁玲与瞿秋白、王剑虹的交往关系及其文学书写，得到过研究界的较多关注。【3】不过，这一问题仍有颇多可深入之处。其一，相关研究侧重关注三者的私人情感关系，并将丁玲的文学书写视为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印证或曲折反应。显然，瞿秋白与王剑虹在丁玲生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丁玲始终对他们怀有深厚情感，但这种情感关系如果脱离了丁玲的“思想”发展历程，特别是其置身的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就不免沦为文坛花边新闻；其二，研究者较多地受制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者的二元对立，偏于强调丁玲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对抗性张力对其文学创作的压抑性，而大多忽略三人人生遭际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特别是丁玲作为革命者和文学家的主体逻辑中包含的理论、思想意义；其三，大多忽略王剑虹存在的意义。在丁玲与王剑虹、丁玲与瞿秋白的两组关系中，往往潜含着个人与政治、五四与左翼革命等二元对立式，将王剑虹视为丁玲思想的“前史”。而实际上，如果忽略王剑虹的存在，就无法理解丁玲的早期思想构成，以及这种思想与她后来“向左转”及回应革命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独特方式之间的关联性。

新近出版的丁玲传记，如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4】很重视三者的关系，特别是蒋祖林的《丁玲传》【5】提出了丁瞿关系的新史料和新说法，又引起了学界的颇多关注。这也为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蒋祖林《丁玲传》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二

作家丁玲的诞生：《在黑暗中》与王剑虹

丁玲成为作家的过程，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迅速，朋友戏称“一出台就挂头牌”。【6】她并没有经历过像沈从文、胡也频那样长期艰苦的试笔过程，而是一出手就极为成熟，并迅速登上文学创作的巅峰。这意味着丁玲在发表作品之前，就已处在一种前/潜文学状态中。沈从文提及，在发表作品之前丁玲就“偷偷”进行着不公开的写作，并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文学天赋【7】。不过这里所谓“前/潜文学状态”，更指的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所表现的人物精神状态和叙事情调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酝酿”并不是说这是为了文学创作而做的累积和准备，而是反过来，正因为长期处在这样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中不得解脱，所以才找到“文学”这一表达自我也塑造自我的社会性媒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1924年到北京直至1927年底发表《梦珂》的这个时段极为重要。可以说，正是这四年的北平生活塑造了作为“作家”的丁玲。

1、“回心”的时刻

这是丁玲因王剑虹之死而极度感伤的时期。沈从文回忆，“那时节这女孩子感伤气分极重，大约因为几年来在外边飘飘荡荡，人事经验多了一些，少年锐气受了些折磨，加之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生活又毫无希望可言”。【8】

丁玲与王剑虹的交往始于1922年的常德，此后两人成为挚友，同赴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书，不久又一起放弃学业到南京过起了独立的自修生活。在南京期间，经柯庆施、施存统介绍，她们认识了刚刚从苏联回国、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改组和领导工作的瞿秋白。随即，两人听从瞿秋白的建议，到上海大学学习。这是丁瞿王三人交往最密切的时期。1924年1月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这年夏天，丁玲离开上海回到常德，准备不久前往北京寻找生活出路。期间她得到王剑虹的死讯，旋即到上海办理王剑虹丧事，之后从上海到北京。

王剑虹之死对于早期丁玲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事件。这首先意味着年轻的丁玲曾经向往和实践过的浪漫生活理想的巨大幻灭。1922年初，丁玲放弃中学学业随王剑虹来到上海，对她而言，意味着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有“自己决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生活理想，也有通过志同道合的小团体生活体会和感受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因此，丁玲与王剑虹的亲密情感，并不能完全在私人情感意义上被理解，而更是志同道合者的“同盟”之谊。这两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如1928年之前丁玲与胡也频没有性关系的同居生活一样，毋宁说更是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实践新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9】在这一意义上，王剑虹的死对丁玲而言，既是亲密的姐妹、朋友和亲爱者的死亡，也是理想生活的幻灭。

关于丁瞿王三人的微妙关系，丁玲在文学书写中讲述过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1929年写作并于次年出版的《韦护》，是以三人关系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韦护》的单行本初版【10】中，有此后版本删掉的文字，显示出作为王剑虹原型的丽嘉和作为丁玲原型的珊珊这两个女性，都被韦护（瞿秋白原型）吸引，并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当珊珊发现丽嘉也爱上了韦护时，“实在有点不高兴”，“不知不觉的对那最好的友人也像是有点疏远起来了”。最终她为了友谊而选择了沉默，成为韦护与丽嘉爱情的见证人。50年后，在1980年写作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1】中，丁玲则讲述了一则自己当红娘的故事：王剑虹爱上了瞿秋白又不愿失去尊严地表白，因而向丁玲提出离开上海回家乡去。丁玲在疑惑中发现王剑虹藏在垫被底下写给瞿秋白的情诗，才明白王剑虹的心思。她将这些诗句拿给瞿秋白看，告诉他“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由此促成了瞿王的爱情。在这篇以“我”为主要叙述人的回忆散文中，丁玲并没有明确写到自己对瞿秋白持何种态度，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不仅对于王剑虹也对于瞿秋白的深刻情感。在2016年出版的《丁玲传》中，蒋祖林提供了另一版本的故事：1977年，他到山西长治老嶂头村探望母亲时，丁玲曾给他讲述三人关系的往事，并提到瞿秋白那时“更钟情于”自己【12】。李美皆于近期发表的长文《丁玲与瞿秋白》，则力图索解丁玲隐晦的内心活动，强调丁玲一生对革命强大的情感驱力源自她“暗恋”瞿秋白【13】……这些无论由丁玲讲述还是研究者索解的不同故事版本，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说，丁瞿王三人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情感，而且其中任何两人的关系都是深厚的。但需要意识到，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三角恋式的暧昧情感，莫如说更是那个激进年代所特有的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单纯与高贵之处。

不过，在三人关系中，无论实质性的情感状态如何，丁玲都注定是那个会感受到更多伤害的人：她是瞿王爱情生活中的“客人”，而曾经志同道合的王剑虹，此时“只是秋白的爱人”。那种“共同流浪天涯”的豪情因为同伴的缺失，而郁积为越来越深的找不到社会出路的茫然和莫名所以的失落感。这是丁玲在决定离开瞿王二人之前就已郁积的心结。而接下来的王剑虹之死，特别是王剑虹尚未入土、棺木停在四川会馆，秋白就跑到广州开会去了，这种“薄情”【14】更成为对丁玲情感的巨创。瞿秋白的出现，瓦解了王剑虹与丁玲的同盟关系，而瞿秋白居然并不珍惜这个对她而言“世界上最珍贵的人”，这使丁玲内心充满了对瞿秋白的怨恨。如果考虑到瞿秋白曾在丁玲心中的巨大分量，这里的怨恨既有对王剑虹及与其共同分享的理想生活的怀念，也有对瞿秋白这位显然在思想和生活上成熟与“高明”得多的导师的失望。死去的王剑虹因此而成为北京时期丁玲双重失望的载体，既昭示着过去同盟生活的热血和青春的幻灭，也表达着没有了同伴和前路的现实生活的茫然。

竹内好曾将鲁迅登上新文学文坛之前，坐在北平一间槐树院屋子里抄古碑的那段生活，称为鲁迅精神构成的“回心”时期。“回心”这一佛学用语显示的是领悟“空”与“无”之终极存在的时刻。对鲁迅而言，那是辛亥革命热望幻灭后的绝望和彷徨，是深刻地体味到的生命的虚无与黑暗。这种生命体验，构成了鲁迅精神生活中本体性的、以“无”的方式存在的核心，并造就了后来作为文学家和启蒙者的鲁迅【15】。借鉴这样的思路，同样也可以说，北京四年生活也是丁玲的“回心”时期：青春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生活理想已经幻灭了，而现实中的每一种选择都显示此路不通。低徊于绝望与茫然中的丁玲此时爱读鲁迅的作品，“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16】，也就绝非偶然：她体味与认同的，不是“呐喊的鲁迅”，而是“彷徨的鲁迅”，或许正是那个欣赏阿尔志跋绥夫的“个人的无治主义”的鲁迅。

北京四年的感伤生活塑造了丁玲内在的颓废情绪基调以及她对社会的文学感知方式。这是她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的叙事基调，其中的四篇小说都隐约透露出当时丁玲对自己生活经验和社会经历的理解方式。这个时期的写作中，王剑虹无疑在丁玲的精神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女性主人公的形象或隐或显地携带着王剑虹的影子，以及因王剑虹之死和瞿丁王三人关系的理解而来的感伤情绪。可以说，缺少对三人关系背景的了解，就难以索解这一时期丁玲的写作主题和叙事情调。

蒋祖林提及，丁玲成为作家之前，更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革命的活动家”【17】。丁玲与王剑虹在上海平民女子大学及南京的自修生活中，这两个人看起来更像是热衷于艺术的无政府主义激进青年。是瞿秋白的出现，使“文学”成为丁玲越来越自觉的选择：“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希望我，希望剑虹都走文学的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正是瞿秋白的鼓励，使上海时期年轻的丁玲“决定了自己的主张”。瞿秋白的这种引导，带有很大的个人特色和文化革命策略的独特思考。正如蒋祖林在传记中提到，当时的共产党团体和左翼激进青年更偏重社会实践，而普遍轻视文学创作。丁玲所谓“决定了自己的主张”【18】，不仅意味着对文学的重视，也意味着在加入共产党组织而参与社会实践，与游离于组织之外成为文学写作者之间的选择。但即便如此，丁玲在北京期间，也仍未想过要成为专业的作家，她是在求学、学美术、当演员等诸种选择失败之后，在“寂寞中”开始了写作。而这或许也得益于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等“无须社”文学小圈子的存在与影响【19】。但有意味的是，丁玲并不直接参与“无须社”的活动，也不与他们交流自己的文学创作，“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是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20】。她把文学视为一种个人性的抒发寂寞内心情绪的媒介，一种赋予内在精神生活以“形状”和“形式”的行动实践方式。这也正是“作家丁玲”的诞生。

2、王剑虹与作为问题的无政府主义

在这种表征了“时代灵魂”的个人内在精神生活中，王剑虹占据了中心位置：她是丁玲塑造自我镜像时的投射，也是承载她感伤情绪的想象中的读者。研究者多会意识到丁玲第一部小说主人公梦珂的名字，正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法文昵称，但很少讨论的是，正是这个有着瞿秋白、王剑虹浓郁私人纪念意味的名字，构成了丁玲文学创作的起点。也可以说，丁玲是以对作为瞿秋白（也是丁玲）之“梦珂”的想象性书写，将自己的生活经验转换为对象化的文学写作。梦珂的酉阳家乡，正是王剑虹的故乡；而梦珂学绘画、谈恋爱、当演员的遭遇，则投射着丁玲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遭遇。这里真正有意味的，是丁玲在文学书写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始终脱不去王剑虹的影子，以及在文学想象中将自我与王剑虹的混同。在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可以读出更多王剑虹的身影。这篇丁玲的成名之作，以“日记”这一文体形式所突出的“私人性”书写，其想象中的理想读者正是莎菲的“蕴姊”：她的爱情，她的死，都会使人联想到王剑虹，而那个使蕴姊致死的“白脸男人”，则无疑有着瞿秋白的影子。

《在黑暗中》参照其他五四小说而言，是极度激进的，因为这并不是在与“封建”、“传统”的对抗中书写“现代性”（制度、欲望、主体），而是要写出“现代性”本身的幻灭。从具体内容看，这些小说总是包含了对女性主体欲望镜像的召唤和这种镜像的破灭这样一种双重叙事过程。正如罗岗的解读【21】，《梦珂》是一部充满着视觉观看媒介的小说：绘画、恋爱、当演员，都包含了资本主义化现代都市社会一整套对于女性的合法观看体制。但丁玲的更深刻之处在于，她既写出了梦珂对现代社会所构造的女性欲望镜像的认同（正如她坐在影院看《茶花女》时，“简直爱上那幕上的女伶”，这也是她后来去做电影演员的动力之一），但同时，小说也揭示出了这种主体欲望镜像的幻灭，因为正是在做演员的过程中，梦珂真切地体味到这是怎样一种纯商业的肉体买卖。《阿毛姑娘》虽然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但她对城市布尔乔亚浪漫爱情生活的向往，以及目睹一对城市夫妇的生活现实而感到幻灭时，她经历的是与梦珂同样的精神历程。《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包含了同样的双重叙事过程：莎菲对凌吉士的身体之爱，无疑也是现代爱情话语对女性欲望塑造的结果，她对凌吉士的爱慕之情、欲迎还拒的恋爱技巧以及无法自控的爱欲，都是五四时期自诩为“新人”的青年们的现代之举。从这一面而言，莎菲是“modern girl”（现代女性）的化身。但小说同时写出的是这种“爱情”神话的幻灭——外表美貌的凌吉士，内心是个地道的市侩，而且是由莎菲亲手戳破了这个幻象：她吻了凌吉士，由此而知道这完全不像她想象中那样令人神魂颠倒。在这个过程中，莎菲对“爱情”镜像的认同与这种镜像破灭后的绝望，都是同样深刻的，因而这是一种置身于现代性最核心的、对现代性本身的绝望。这与那种在“封建”与“反封建”对抗关系中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启蒙理性话语拉开了极大的距离。

与其说《在黑暗中》表现的是一种作为五四新文化主流思想的人道主义话语，莫如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话语。

早期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是丁玲研究中一个受到关注但不够深入的话题【22】。丁玲早期交往的，许多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上的人物。这既包括常德、长沙时期丁玲母亲于曼贞所交往的向警予、陶斯咏等新民学会成员，他们在1919年转向共产主义之前，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23】；包括丁玲在上海时期与王剑虹及其交往的茅盾、施存统以及瞿秋白等，都处在从无政府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换过程中；也包括1924年丁玲到达北京后朋友圈中的周敦祜、朱谦之、杨没累、左恭、曹孟君等，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在这些人中，王剑虹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24】。这里的“社会主义”也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关于王剑虹的史料不多，史料涉及她的地方，都强调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特点【25】。在丁玲留下的关于她的文字中，也可以读出较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者气息。特别明确的是，在1929年以王剑虹和瞿秋白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韦护》初版本中，丽嘉正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Anarchism，无政府主义者的音译）。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早期丁玲。在丁玲1930年代“向左转”期间，胡也频写作的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留下了他与丁玲思想分歧的影子，其中女主人公白华同样是一个“信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由于1920年代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此后无政府主义的蜕化与污名化，使得研究界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并不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地方。比如到底如何理解无政府主义，它是否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个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一种“主义”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意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26】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的考辩。其中重要的，一是“无政府主义”并不如其汉语的字面意义那样，仅仅是“没有政府”，而是“无统治”即“要废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特别是“无强权”的含义。并且无政府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主义”，强调“互助”和“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是其更重要特点；其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者都经历了一个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换过程，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是由被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体传播的；其三，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20-1930年代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被清理出去，但它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其四，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是当时激进革命话语的核心，它在青年中的影响更表现为一种“态度”与“生活实践”，而非总是以“思想”与“主义”的形态出现。丁玲、王剑虹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复杂性。

这与其说是关于丁玲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结论，毋宁说正是需要在丁玲的文学实践中予以细致辨析的问题。这里只是强调，丁玲早期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这种影响与王剑虹密切相关。如果不理解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形态与实践影响，就难以理解丁玲在文学创作中书写激进个人、“modern girl”、反叛家庭等思想资源的来处。

丁玲与胡也频

《在黑暗中》的叙事情调和风格，也可以读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影响。有研究者从《梦珂》与《阿毛姑娘》读出了《包法利夫人》的影响【27】，或许就丁玲所接触的文学资源而言，应该说更有阿尔志跋绥夫的影响。那种厌世的颓废的情调，那种深刻的绝望带来的虚无主义感伤姿态，对性与欲望无所顾忌的书写，以及蔑视庸俗的精英心态等，都是以阿尔志跋绥夫为代表的1920-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文学”的标签式特征【28】。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韦护》初版本中，韦护用欣赏的口吻向丽嘉介绍阿尔志跋绥夫。初版本中有这样一段韦护对丽嘉说的话：“你读过翻译本的《灰色马》吗？你起了些什么感想？这是本好书。如若你高兴，我可以为你翻译一本我最喜欢的，那是《沙宁》”【29】。阿尔志跋绥夫是1905年俄国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并曾对鲁迅产生过重要影响。《沙宁》（也译《萨宁》）《灰色马》都是他的作品。韦护的这种推荐，无疑是瞿秋白向丁玲、王剑虹介绍苏俄文学时某种真实写照。可以说，正是从瞿秋白或王剑虹这里，丁玲了解了这个作家，并以她在北京时期的感伤心态深深地体认过阿尔志跋绥夫式的“世纪末”情绪。莎菲女士毋宁是中国版的“阿尔志跋绥夫青年”。

3、“Modern Girl”与五四现代性的耗尽

《在黑暗中》对现代性的书写方式，可以说是丁玲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意识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召唤出来的现代主体想象的穷尽与追问。其中，女性人物及其相关的性别问题占据了核心位置。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被评论界称为“Modern Girl”。

1932年丁玲这样写道：“在我过去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这自然因为我自己是女人，对于女人的弱点，比较明了一些”【30】。丁玲此时的个人经验中，女性问题的追问离不开王剑虹的影响和对其遭遇的困惑。王剑虹之死显然是丁玲心中巨大的谜团，而作为“无职业”都市青年女性的种种社会遭际，也使她有许多机会和经验来思考“新女性”的可能出路和困境。在王剑虹短暂的生命中，留下的是上海平民女校期间在《妇女声》杂志上发表的几篇与妇女运动相关的文章，其提出的妇女解放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关系密切。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强权”机构中，“家庭制度”是最重要的一种。五四运动前后青年中流行的个性自由、废姓、非孝、反婚姻的同伴关系乃至“新村生活”等实践，更多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非五四人道主义的启蒙理性思潮【31】。丁玲早期作品在女性问题上的敏感和深刻，很大程度源自这种思想的影响。这里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意味着一种态度而不是理论”【32】，即作为一种态度、意识和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成为五四激进青年革命话语的核心。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普遍表现出了对“家庭”的游离态度，对“爱情”“恋爱”“布尔乔亚的婚姻生活”等幻象的瓦解，正是丁玲区别于五四前期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人的关键所在。《暑假中》里的七个年轻女教师的小团体生活，既有丁玲与王剑虹等六位女性共居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生活经验，也有丁玲母亲的七姐妹结拜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互助小组特色的生活的影子。但即便在书写这种游离于权力体制之外、实践新生活方式的小说，丁玲也没有将其表现为女性共同体的小乌托邦，而更深入地写到了其间情感的暧昧性与不确定性。梦珂、莎菲、阿毛的故事，则更穷尽了现代都市社会所能为女性提供的诸种主体幻象，如做艺术家、恋爱、性欲、婚姻、布尔乔亚浪漫生活等等。

可以说，丁玲一开始就是站在五四现代性的尽头而写作的：她洞察到了“摩登”生活中心的空洞与虚无，她写出的是“modern girl”的苦闷灵魂；这种苦闷并非仅是个人的，也是五四现代性话语许诺的神话的幻灭，特别是女性神话的幻灭。这正是她在这个时段因为王剑虹的离去、因为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出路，而感到的深刻“黑暗”。

50年后，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结尾处，丁玲提及瞿秋白对她的评价：“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并没有说明瞿秋白何时说过这样的话，但第一部小说集的命名“在黑暗中”，也许并非偶然地关联着瞿秋白的这句评语。“黑暗”是一种精神体认、一种情绪状态和一种感知社会的方式，但丁玲或许始终意识到的是：正因为曾经历过并相信“火”与“光”的存在，黑暗才成其为“黑暗”；而当现实被指认为“黑暗”时，也就意味着要打破这黑暗而寻找“火”的强大驱动力。在这种黑暗中，王剑虹是隐没的光源一样的存在。可以说，以文学写作的方式，纪念并“复活”死去的王剑虹，特别是曾与王剑虹共同分享过的无政府主义生活实践的记忆，也成为丁玲实践自我的一种“自发”媒介。同时，王剑虹的死也并非实写，而是对生命的虚无与绝望的深刻体验，是一种颓废情调的源头，象征着在黑暗中的沉溺。但因为相信“光”的存在，“黑暗”才成为可以感知和书写的对象。

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无论在她艰难的“自我战斗”的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还是在知识界普遍强调“回到五四”的80年代“新时期”，丁玲都从未简单地从“革命”退回到“五四”。一则因为她是以洞察了五四现代性中心的空洞与虚无而开始其文学创作道路的，另一则因为从无政府主义式的个人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转向，成为丁玲走出黑暗期的克服方式。

三

“向左转”：《韦护》与瞿秋白的辩证法难题

如同丁玲以王剑虹的昵称开始其第一篇文学创作，丁玲的第一部“普罗文学”作品则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写作。《韦护》在丁玲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的创作与思想转变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既带有前一时期的“浪漫蒂克”情调，又开启了此后左翼文学的写作脉络【33】。丁玲显然感受到了这一时期涌动在上海和中国的普遍激进氛围。1930年夏天，上海是“很热闹”的【34】，刚成立不久的左联组织了许多活动，共产党在上海发动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期。“1930年春上海”这样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空间感觉，表明丁玲终于结束了她文学创作上的“黑暗”时期，而开始步入“社会”与“历史”中。这一期的丁玲作品都有人物从室内走向“外面”的情节，这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心理象征。用冯雪峰的说法，这是丁玲所走的“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这条“进步的路”的起点和开端【35】。到30年代，曾是最时髦女作家的丁玲，成为了左翼青年心目中“革命”化身，孙犁回忆道：“丁玲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36】

但是，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工农大众的革命”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连接，毋宁说这是一个“三级跳”式的转换过程。丁玲对此是清楚的。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韦护》固然是一个大的跳跃，但从《韦护》到《水》，她还有同样多的问题要解决。丁玲当时并不认为《韦护》是“普罗文学”，她说：“因为写文章的态度，我自己对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卅前的几个人物”【37】。她选择写的“几个人物”，第一个是瞿秋白，“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另一个是她的母亲，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母亲》尚未写完，丁玲即遭国民党秘密拘禁。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的系列作品，也只完成了两部。可以说，《韦护》是这一时期丁玲最完整的作品。就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叙事层次的推进、呈现人物心理的细腻和文字表达上的圆熟来看，应该说这也是一部超越或到达了《在黑暗中》巅峰状态的作品。

值得讨论的是，虽然写了“革命者”，但丁玲并没有从左翼革命的内部逻辑来表现这些人物，历史视野的进入或许意味着，她试图站在更高的位置而做一种宏阔的时代性记录。这种“写文章的态度”，与胡也频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参照——“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38】。“光明”是直接出现在胡也频小说标题里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但丁玲的小说并没有这样明显的意象。同一时期出现的同样有瞿秋白原型的蒋光慈小说《短裤党》（1927年），也表现出了与《韦护》几乎截然不同的叙事情调和内容。丁玲提及，为了《韦护》的写作，她与胡也频有过激烈的争吵：“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后来我们就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39】。看来，在如何表现革命者特别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革命者这一问题上，丁玲与胡也频当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对于如何理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如何表现革命者及其革命的逻辑等问题，此时的丁玲有她独特的思考。她曾说，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胡也频是“飞跃着前进的”，而她自己却是“爬着前进”。丁玲的犹疑包含了怎样的具体内容？她不想也不能跳过的到底是什么？而她最终克服这些犹疑终于走到“工农革命”道路上的动力又包含着怎样的逻辑？对于这些问题，《韦护》提供了值得解读的许多内涵。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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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第5期。

【2】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1946），《丁玲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如秦林芳：《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张志忠：《关于“韦护”的几种叙述——现代作家创作发生学研究之一》，《长城》2007年第6期；徐秀慧：《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李美皆：《丁玲与瞿秋白》，《作品》2017年第2期等。

【4】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5】蒋祖林：《丁玲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6】施蛰存：《丁玲的傲气》，《新民晚报》1986年7月。

 【7】沈从文：《记丁玲》，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75-7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8】 沈从文：《记丁玲》，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67-68页。

 【9】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53-55页。

【10】 丁玲：《韦护》，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9月。

 【11】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其时，中纪委正在为瞿秋白平反。论者称“这是丁玲晚年最精彩的文章，极富才情……”（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645页）。

 【12】蒋祖林：《丁玲传》，第五章“丁玲与秋白”，第50-74页。

 【13】李美皆：《丁玲与瞿秋白》，《作品》2017年第2期。

 【14】蒋祖林的《丁玲传》中提到，1977年丁玲讲述瞿王往事时，几次用到“薄幸”这个词来评价瞿秋白（第68页）。

 【15】【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3-151页，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6】丁玲：《鲁迅先生于我》（1981年），收入《丁玲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蒋祖林：《丁玲传》，第46页。

 【18】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19】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47页。

【20】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收入《丁玲全集》第9卷，第67页。

 【21】罗岗：《视觉“互文”、身体想象和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都市图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22】较为详细的考辩参见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第十二章“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及第十三章“信仰的转换：论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3】参见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卷关于“新民学会”的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2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25】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陈铁健：《瞿秋白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卫华、化夷：《瞿秋白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26】【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7】【日】北冈正子：《丁玲早期文学与〈包法利夫人〉的关系》，收入《丁玲研究在国外》，第208-21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俄】阿尔志跋绥夫：《绝境》，王榭堂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鲁迅曾在《〈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卷8《译文序跋集》）中称阿尔志跋绥夫为“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另见伍寅：《鲁迅眼中的阿尔志跋绥夫》，《中共桂林市党校学报》第2卷第3期2002年9月。

【29】 丁玲：《韦护》，第138页，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

 【30】丁玲：《我的创作经验》（1932），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06页。

 【31】刘禾、瑞贝卡·卡尔、高彦颐：《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陈燕谷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5期。

【32】 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第12页。

 【33】徐秀慧：《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34】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收入《丁玲全集》第9卷，第70页。

【35】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36】孙犁：《关于丁玲》，《人民日报》1986年3月7日。

 【37】丁玲：《我的创作生活》（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10页。

 【38】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收入《丁玲全集》第9卷，第68页。

 【39】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00页。

明日推送：

贺桂梅

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下）——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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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侯面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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