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晓平：“主体性”问题与未完成的“成长小说” 路翎《财主的儿女们》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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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1940年代胡风领导的“七月派”中最有才华的作家，路翎的小说作品尤其是他的《财主的儿女们》，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小说史上都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一般认为，它属于“成长小说”类型。通过更进一步深入小说社会-历史的潜文本，重新检视作为历史现象的个人主义与主体性问题，我们可以对这一小说及路翎作品中的“自我的（来源）问题”进行更深入解读。这里的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指出，路翎作品并非“成长小说”，而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奋斗未完成的（失败的）“（反）成长小说，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使得其“主体性”和“个人主义”的内涵与西方现代时期不同。

本文发表于2018年第5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感谢作者王晓平授权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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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问题与未完成的“

成长小说”

路翎《财主的儿女们》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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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1940年代胡风领导的“七月派”中最有才华的作家，路翎的小说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巨著《财主的儿女们》，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小说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一般认为，它属于“成长小说”类型，可以读作现代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经历的缩影。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小说社会-历史的潜文本，重新检视作为历史现象的个人主义与主体性问题，则可以对这一小说及路翎作品中“自我的（来源）”这一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曾经论述的现代性中关于认同的核心问题有更深的解读。

泰勒在其名作《自我的根源》中提出，“现代性境遇中也作为现代性动力与组成部分的自我对善的追问与认同，主要是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的：我是什么？日常生活在我的道德图式中有什么地位？我对现代世界中我的境遇的感受、见解、要求的表达，也就是体现我对善的找寻、在这种找寻中所透露的不满与绝望等等，在塑造现代性道德时起到什么作用？”[1] 泰勒所论述的这些问题通称为“自我的认同”问题，在这之中个人主义和主体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近代市民阶级的形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扮演了重要的进步角色。受到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所支撑，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充满自信，其“主体性”的寻求要求有不假外求的自我决断的能力（参考康德、福科等人对《何为启蒙》的论述），并因作为“第三等级”在与前两个等级争夺权力的过程中获得了胜利而坚实地建立了这种主体性。

泰勒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在《财主的儿女们》也得到了它们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特定解答。但经过仔细分析后我们将发现，现代中国的特定国情，尤其是因为由传统社会中的地主士绅转化而来的市民阶级在一个“现代性”缺乏的国度中欠缺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利，而显得孱弱无能，这导致了这个阶级的人士自我认同的条件严重缺乏，而使得他们的“主体性”也迟迟不能建立。但其建立主体性的强烈欲望使得它竭尽全力寻找各种替代品，甚至把个人的主观愿望与强力意志(willpower)也当作“主体性”的表现。

笔者的分析将以这本小说的内容为分析对象，遵循以下思路：我们将首先看到作者笔下旧家族、旧社会的解体，与接踵而来的身体欲望的产生，它显示了一种旧有的“主体性”的丧失、与其惶惑情急之下寻找各种替代品的情形；随后，五四及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寻找新的主体性的热忱与焦虑迅速展开；但是这些个人（主义的）种种奋斗和挣扎的失败，表明路翎小说的整体性主题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与文化改革的设想与实践的挫败，这导致了一种新主体性的最终难产。围绕作者的中心议题一直是在风云动荡时代里，心理倍受折磨的知识分子如困兽之斗的情境，他们的奋斗与颓唐，野心与无奈。这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总体上可以读作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奋斗未完成的（失败的）“成长小说”；它给我们提供了现代中国史上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史的鲜明画面。

一、旧“主体性”的丧失与欲望的兴起

《财主的儿女们》总体上可以读作三代（现代）中国知识阶层经历的断代史。它因此也成为现代中国激烈动荡的百年史的一个缩影。在两卷本结构中，第一部可以读作“家族史”，一个在五四前后颇为流行的方式（如巴金的《家》）。虽然有几十个人物活跃其中，但其主要故事都围绕着两位主角的活动：蒋蔚祖和蒋绍祖。

1932年日军空袭上海导致的“一二八事变”与抗日运动掀开了小说的序幕。面对这个新的局势，中国社会经历了新一轮的分化与重组。社会政治的大动荡带动蒋氏大家族的激烈变动。族长蒋捷三曾是地方上一个受尊敬的晚清官僚，现在是一个退隐的老式旧派人物。他和他长子蒋蔚祖的生理衰颓与精神消亡象征着传统家庭／社会无法避免的解体化。

一二八事变

蔚祖从小浸淫于传统教育之中，精通中国书法与诗歌。但他却软弱惧内、对既存的主导道德——价值体系的坍塌感到惊慌失措。对他妻子金素痕的不忠与大家族中为争夺瓜分财产的明争暗斗深感失望（它们都象征着构成他此在世界的传统生活的无法挽回的消逝），他离家出走（这个家位于明清以来富庶文明的苏州，是中国传统士绅贵族的精致文化生活世界的象征和代表），漫游在他此前并不熟悉的另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贫穷的乡村，成为一个乞丐。在过这种生活前，他在心理受创下深陷于无穷无尽的思索中。这些内心独白表面上看似荒诞不经的推理。他无法明白为何他的自我意识所附丽的传统世界这么迅速地向他所陌生并感觉异已的野蛮新世界演变。他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正如他曾觉得如鱼得水乐在其中的伦理道德与世界与社会经济系统结构。

虽然蔚祖许多言行让我们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以及其他一些后者笔下的狂人（比如魏连殳与吕纬甫），他们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而这需要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来探讨。鲁迅的“狂人”们是反抗“封建”道德规范与体系的战士。无论他们最后是否向传统势力投降，他们曾经勇敢地向各种恶势力作英勇斗争。但蔚祖却并非如此。当他得知他的妻子与他人通奸，他在心理上坍塌、在外形上自毁。他的“疯癫”是对曾经为他精致的生活方式与优雅的趣味（这构成了他先前的此在生活世界）提供舒适背景的熟悉传统世界的哀悼。虽然他的咆哮在表面上非常象鲁迅的狂人对吃人的礼教社会的控诉，仔细审视其言辞，它们不过是指责正在形成的“新”社会（其新的生产方式下伴随的新的社会关系）。他的自杀只不过是当他失去心灵所依附的自毁，是抗议正在兴起的将希望与欲望都赋予新贵与新的强权的野蛮新世界（及其新的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的姿态，而非对传统体系的抵制。因此他表面上看起来在发疯后对族长（他的父亲）蒋捷三的不敬与忤逆，只不过是显示了他对旧世界的终极忠诚孝敬与牺牲。而虽然他在离开前纵火焚烧家族大宅，似乎象征着他和家庭的决裂，他从来没有切断他与这个世界（及其社会上家族伦理）的感情上的纽带与勾连。

在这无法避免的崩溃中，我们不但见证了旧的“主体性”的解体，也同时看到了在它的废墟之上升起的形形色色的（新）欲望。的确，欲望在蒋家解体消亡这出大戏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而这个消亡本身为在新生成的社会空间里无情地争夺权力与财产提供了舞台。第一个例子是金素痕的通奸。她的丈夫蒋蔚祖的柔弱、女性化气质（如同其时中国文化弱不禁风的软弱一样），与她强健、任性、无耻地追求自身的生理欲望与财产继承权恰成反比。她的家庭与蒋家有相似的背景。叙述者告诉我们，“金素痕出生于没落了的，改变了原来的面目的富有人家”[2] 她的父亲曾是个旧时的讼师，但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新式律师，代理众多与土地分配有关的诉讼案件。这个家族彻底摆脱了任何土绅家族的道德观念，经济利益是他们唯一的考量。如果说死要面子的蒋捷三和对旧道德尽忠尽孝的蒋蔚祖代表着坚持传统道德观与行为准则的地主—士绅阶层，那么金家则是这一阶层内异化发展出来的为数更多的一支的典型，后者更能适应现代“理性”化了的社会关系，顺从无情的竞争性的社会：律师职业本就象征着一个新的、“理性化”了的社会互动关系。

我们看到身体的欲望也在蒋绍祖身上爆发。绍祖是蒋捷三的次子。他是第一代曾经为旧社会秩序崩溃出过力的五四青年的追随者。在16岁时，他就为反抗封建家长统制而离家出走，独自生活。他的年轻人的热忱，一种“激烈、自由和优秀的个人底英雄主义”[3]，使他怀有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要永远反抗生活，永远保持自己底明澈的心情！要大胆地破坏这个世界底法律，从自己底内心做一个自由的人！”[4]，而这种无政府主义冲动也显示在他和王桂英的婚外恋上，后者对女性解放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5]

如果说金素痕的身体欲望与她对物质利益的欲望紧密相连，那么这对男女的通奸则出于他们思想上的烦闷与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但绍祖对这段婚外情并未当真。与她调情并致使她怀孕之后，他不辞而别。王桂英自杀未遂，并因无法独立抚养私生子和为前途考虑而亲手杀死婴儿。此后她步入上海滩，出卖肉体和尊严而逐渐成为电影明星。这两位五四新文化思想浸染下的“新青年”的激情与欲望是五四骚动的个人主义的一个侧面，但同时是不道德（或非道德）的，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式的盲动。

接下去，我们被告知绍祖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与社会民主党接近，但他在该组织内缺少权力的状况使他觉得后者不理解他的“英雄主义”。在他经过多年孤单地奋斗但四处碰壁一无所成后，他变得心灰意懒，丧失了早年改造社会的激情，开始利用他五四反叛精神作为政治资本向官场进军。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集会、会议，装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面孔。他不但日益成为冉冉上升的社交明星，而且他关于财产继承权的观念也复苏了。他与他的姐姐们无情争夺财产，而后者曾经资助他早年的社会冒险。他以“这是一个新的财产观念”来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

在对“公共领域”里获得的专利名声也感到厌倦之后，他在1939年成为一名参议员，一个业余的大学教授，并且日益退回到中国传统的荫庇下，沉浸在对传统文化的鉴赏、对家庭舒适生活的享受之中。他的改革者的热情彻底衰退，他激进的个人主义被消磨掉，因此传统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他心中复苏。但他也意识到作为倒退的保守主义者，自己现在正被更年轻的一代所鄙视。

作为对一个经历了激进个人主义时代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批评，从这位曾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身上日益倒退的轨迹中表达出的信息是清楚的：如果一个个人主义者无法时刻保持前进的状态，他将被年轻一代赶超并取代，成为一个老式的（甚至潜在的反动的）角色。蒋绍祖的挫败可以部分归因于现代中国可悲的状况：由于传统半殖民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导致的社会“理性”的缺乏、传统社会习俗与意识的韧性延续、激烈的阶级冲突，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威胁，所有种种都造成了这个五四个人主义英雄的“新文化”之梦的破灭。

绍祖曾鄙视蔚祖丧失理智的懦弱行为，也鄙视金素痕对财产的无耻追求，但他现在却日益倒退到丧失对任何有效社会改革计划的信心，而追求名誉、财产与权力。在这个历史的关键十字路口，新的历史主角出现在社会上，他们的人生冒险构成了第二卷的内容。

二、新“主体性”的寻求与对“人民”的误认

与他的哥哥绍祖一样，蒋纯祖对他的传统家庭十分厌恶；但不象前者的是，他的改造社会的激情从未退却。他也步入社会，试图参与革命。如果说绍祖代表了第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因为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势力，最后不得不从他们无政府主义式地反抗既存秩序的盲动中抽身而去，或多或少投入传统怀抱的话，那么以纯祖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则以同样的无政府主义激情来反抗同样的、甚至是更加恶化的社会状况。

（一）道德相对主义的形成

在纯祖的人格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特质：理想主义和虚伪，热情似火与颓废堕落，在他身上轮流体现。这可以追溯到他青春期的创伤体验。看到金素痕与他姐姐间为争夺财产房东的争执时，“首先他认为金素痕是可恶的，但后来，她煽动了他底狂热，使他认为她是真的英雄。在这个少年的，野兽的，狂热的心里，一个浪潮击退另一个浪潮，善恶的观念是不能固定的”。[6] 这个创伤体验在年幼的纯祖心里撒下了阴影，也带来一个新的道德准则。就这个道德相对主义尊重从旧体制中以无情的原始强力争夺个人利益与特权而言，这一插曲可以被读作一个“原初的场景”——他的成人式——引导他进入野蛮世俗的成人世界。 他对金素痕的尊崇也让我们联想到了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对以冷酷的能量与活力与封建制度搏斗以获得其财富的行为所怀抱的敬畏和肯定。

紧随在这个创伤情境之后，纯祖步入了家庭的后花园。对他在池塘里的倒影自恋地凝视，他发现塘水很浑浊，他也并不吸引人。“我从此失去一切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浑浊的池塘就像他即将要步入的黑暗社会，他的“乐园即将失去”的意识到也暗示着他对现存世界注定的结局命运的预感。叙述在继续：

他要眼泪，于是就来了眼泪；他要歌声，于是就来了歌声。他觉得有谁——那个悲伤的，美丽的谁——在爱抚他，他轻轻地向她说着他自己的“一切秘密”，而且流着泪。“我是很坏的：我心里是很坏的！”他说。于是这个谁回答他说：“不，你是最好，最可爱的！”“不，不，也许是的罢，不过我偷过别人的东西，在那天……”他说。但那个谁向他笑，并且说：“你的心是好的，你不应该受苦！”……“啊，谢谢，谢谢，是的，”他点着头。“一定要唱，美丽的，你一定要唱……‘从此回到故乡里！’”他唱。“是的，是的，前进！前进啊！”他热情地叫了起来；他是在指挥着一队兵士。忽然他回头，看见了汪卓伦，脸红了。他红着脸站了起来……[7]

这一段落不只是对他自我中心的感伤内心的一个记录，而是包含了他即将展开的生活经历的许多密码。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神秘的“某个人”的身份。它最后将被提示为是纯祖一直在寻求帮助与安慰的“人民”。但就这个“某个人”一直被他利用来满足他的欲望，并被要求迎合他任性的幻想而言，它实质上变成在他的“自我反思”外表下的“自我意识”本身。换言之，这段表面上是他的反思自我的活动其实只是他内在“主体性”的自我证明，而这个“主体性”也因此被提示为仅仅是他内在的、坚定的、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自我利益的自我改造活动的阶级惯习。他是他自身的“上帝”，此外别无任何其它外在的（道德和政治上）的权威。自始至终，纯祖一次次以同样方式原谅他自己的过错。要求这个“某个人”来适应他、原谅他、并给他荣誉的冠冕，这显示了他的“反思”很大程度上被他的自傲和自重的“个人主义”所限，故而它无法达到能使他理解自身、掌控自身、建立真正的自我身份（即认同）的启蒙状态。

当纯祖从这个初始状态走出，走入社会之后，他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他经常拥有知识分子的一个倾向：忽视外在社会客观性而注重主观的现实。在1937年日本侵入上海之前，他就已经从党校退学而走入充满暴力和野蛮的民间。这个世界增强了他的道德相对主义：他看不出那些衣裳褴褛无纪律无道德的掉队士兵的行为与他自身的作风有什么区别。[8] 对他来说，一个士兵的欺压偷盗一个穷苦的老妪与另一个士兵好心地帮助后者“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差别”。

文中这种不寻常的心理叙述，只能在把社会历史背景作为潜文本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尤其需要考虑从晚清以来十分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当时也深有影响力的尼采的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唤。不管是哪一种，这些流行的主题都可以在叙述中处处显露的“自然人性”话语中找到其影子。这种人性话语认为，在悲惨的时刻，不但传统的善恶观念，而且任何支撑这些观念的意识形态体系本身都只不过是虚伪的说教。当时社会所流行的尼采的学说也认为，一切生物都依靠消灭其他生物来增加自己的生存权利，即弱肉强食天经地义。但虽然这个观点看穿了（宣扬这些道德的）统治阶级的伪善，它却在这一观点本身所倚靠的虚无主义与自利主义面前止步停止思考。

在这个凶险野蛮的“荒原”世界，“真实”，以及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在纯祖眼前展现出来：无穷无尽的骚乱、抢掠、谋杀、奸淫和自杀。这一个“荒原”既是实在意义上的，又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指称中国现代性的缺乏。一个无（非）道德与无意识的场所，它与劳苦大众的“原始野性或蛮力”紧密勾连，作为后者的来源之地，也作为其修辞学上的对应物。这一自发的、盲动本能暴力被不加以修正地视为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原始欲望和本能所支配的非道德甚至不道德的状态也是作者小说里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特点。他们被视为无产阶级，等同于“人民”话语的现实中的对应物。在这部小说里，“人民”的代表是由两个体现出“崇高”蛮力的角色提供的。他们十分强健但却冷酷，其表现出的同情性的热情和无情的非人道行为经常交替出现。

《路翎文集》

（二）流氓无产阶级（角色）作为英雄与“人民”的代表

第一位是朱谷梁。朱从12岁起就在上海的一家钢铁厂作为锅炉工工作了二十年，因此他拥有产业工人的阶级身份，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属于先进的革命力量。而且，他在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甚至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曾经反抗过日本侵略者，由此他的革命经历也相当完整。但他令人惊惧的非道德性、冷酷无情的非理性的生活哲学，既让纯祖感到敬畏，也让他着迷。在偶遇之后，他加入了朱的队伍，一起走过被摧残的村庄。

另一个人是石华贵，一个强壮但矮小的散兵，他带领着一支流窜的散兵游勇队伍。石被描述成“是中国养育过的最好的流氓之一”。当他正要强奸一个乡村女孩时，正好被朱谷梁及其随从撞见。朱伪装成一个宪兵才阻止了石的暴行。两支队伍从此共同向“荒原”挺进。

虽然石初始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坏人，但就在他被阻止的强奸行为的第二天，他却阻止了一个低级军官试图作同一件事。叙述者告诉我们“理由很简单：昨夜他不曾看见，现在，他看见了”。[9]但他的手榴弹却哑火。是朱谷梁射杀了那个他欲图阻止的军官而救了他的命。石是坏人还是好人？实际上，他的人生经历与朱谷梁相比并无不同：在他试图赢得后者信任的一次谈话中，他自我揭示了身世：16岁离家出走，加入了一个军阀队伍，在江湖闯荡了二十年。虽然期间他犯下了诸如强奸、抢劫、杀戮无辜百姓等恶行，他却觉得自己无罪，因为对他来说，那些军阀与政客的恶行使他自己犯下的罪过显得微不足道。[10]

纯祖对朱谷梁的动机也很矛盾：“蒋纯祖是深切地体会到这个人底某一些坦白有为，和那种为理智所控制着的侠义的，但同时他感到在这个人底特殊的深沉里是有着一种危险的东西。”[11]这种“危险的东西”指的是他不择手段地要达到他的野心和目的。由此看来，虽然朱在纯祖的心目中显然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人”的形象，带给他却是对大众革命的复杂的疑惧心情。这种疑惧部分建立在他的自由主义的人道原则观念上：当他看到被朱射杀的军官临死前的痛苦时，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朱是“无知识的；无人性，并且无灵魂”；当他看到朱严肃的目光时，他却也“意识到自己底某些虚伪感到羞恶”。[12] 显然，这种同情基于一种感同身受的代入感：如果他觉得自己和那个被射杀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他会觉得他随时也会犯同样的过错而受到同样的惩罚。

对与错、真与假之间混淆的界限更可怕地在一起致命事故中突显，这个事故导致了两个人的死亡：他们的队伍中一个散兵从一个老妇手里有意无意地抢了一个银元，而被一个过路正好撞见的团长下令枪毙。这个“军法处置”在战时严酷的局势里并不少见（虽然它更多地出现在国民党军队里，由于军纪涣散，也由于视士兵与平民的生命为草芥，随意施加严酷刑罚）。但为了给这个同行的士兵报仇，朱却杀害了这个团长。团长临死前凄悵的喊叫“你们对不起中国”给每个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可怕的阴影。朱做此事的理由与石相比并无不同：何为对，何为错，何为正义，何为罪恶，都由他们自己决定，而没有任何外在的政治/道德权威。天理既已不存，世间已无道德。但朱这里所犯下的无可辩驳的罪错，证明他并不是这个国家可以将其救亡希望所寄托的可靠之人。他的据信是比兵痞石华贵更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的身份因此也并不正确。

这个解构性的反讽最后在一个极端情境下彻底爆发：朱最后被石杀害，因为他试图因为石又要强暴一个民女时处死石，而由于纯祖的恻隐之心阻止了朱的行为，随后间接导致了朱被石所杀。这里叙述者仍然呈现出一个反讽的语调，暗示这个决定并非出自一个义正辞严的理由，因此它的正当性值得质疑：“他希望大家都惊服于这种精神，而崇敬他底行为”。[13] 看到这个可怕场景，纯祖对他先前的软弱感到后悔，而与队伍里的其他人合计，用手榴弹将石华贵炸成碎片。在这个最后的引爆中，两种话语之间的纠葛——一种建立在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之上，一个建立在面目模糊的世俗正义或者革命纪律之上——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是反讽与暧昧性仍然存在。

实际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无产阶级英雄”都只不过属于典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原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指称在无产阶级队伍里缺乏阶级意识的成员（特别是罪犯、流浪者，与失业者）。他们是无产阶级队伍里最低下的，最堕落的阶层。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阶层的分析指出：

 虽然大多数流氓无产阶级者从无家可归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但他们据以谋生的手段与无产阶级迥然不同，他们因此有非常不同的、在许多方面相反的世界观……那些人的贫困并不自动使他们变得革命。实际上，流氓无产阶级总体上来说，扮演着一个反动的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个阶层“可能不时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入运动中；但是它的生活状况却使它更可能成为被反动阴谋贿赂（而成为后者的）工具。”[14]

这些流氓无产阶级角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永远处在被流放状态的漫游中，他们的身体上的无归属感导向上他们精神上的不稳定。显然，所有这些特点对我们这两个“英雄”都适用。他们是“没有家庭、居住之所，或者限制（他们）的道德观……拒斥权威但缺少意愿或意识进行长期的政治斗争”的个人主义“英雄”。[15] 因为他们的无根性与自我疏离，他们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非典型”的成分。将他们的“原始能量”和冲动的反抗性视作无产阶级中的“典型性特征”是个错误的判断。相反，他们“常常倾向于不稳定状态；宣扬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伤害（革命）运动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品格”。[16]

易言之，他们的反抗行为并非出自一个正当的“阶级意识”，而只是自发的、毁灭性的骚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阶级意识“并非组成阶级的个人的思考和行为，”而是一种“理想状态”，代表着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理性表达。[17] 换句话说，一个正确的阶级意识不是一个自在的意识本身，而是一个自为的意识，或者说革命的觉悟了的意识。前者只是说明了围绕在一个阶级周围的社会存在，包含了社会既存状况的全部复杂组成（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些角色身上堕落的习性与作为）。由于自发和不懂得它的真正利益，它通常是盲目和危险的。由于流氓无产阶级并不视自身为一个统一的阶级，他们的目标不在于根本性改变阶级等级与经济结构，而只是汲汲于眼前的生存的基本权利，不但他们的“饥饿”和“欲望”容易得到苟且和满足，而且他们针对特定人（群）的私人性斗争并不具有社会重要性，因为为压迫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和基本结构支持的整体系统仍然毫发无损，甚至变得更加巩固：社会不满找到了一个渠道发泄出去。

（三）何为“人民”？

在经历过创伤体验之后，纯祖加入了一个战时演剧队，贡献他的音乐天赋（谱曲），但时不时陷入个人恋爱漩涡中。演剧队的年青人的热情和政治理想主义让纯祖热情高涨，但对他来说：

这个集团，这一切理论，都是只为他，蒋纯祖底内心而存在；他把这种分裂在他底内心里甜蜜地和谐了起来。在集团底纪律和他相冲突的时候，他便毫无疑问地无视这个纪律；在遇到批评的时候，他觉得只是他底内心才是最高的命令、最大的光荣、和最善的存在。因此他便很少去思索这些批评——或者竟至于感不到它们。[18]

受青春期生理冲动驱使，他也与剧团里一个女演员陷入性放纵的狂欢，而常常疏忽了工作。他试图以对抗传统社会道德观念来为他的行为辩解，他“他牢不可破地相信着自己是和别人不同的……他说了一些虚伪的话，并 虚伪地啼哭，他明白这种虚伪，但他仍然做下去……”。[19] 这自然导致了他很快与剧团领导发生冲突。他对领导指责的反驳不是基于他疏于职守的无据无凭上，而是指控他们对他的批评是出于对他与漂亮女演员关系的嫉妒上。虽然他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背景”，他无所顾忌地公开他的个人主义倾向，并反驳领导者自称他们是无产阶级一员的言论。

这个反击与挑战反应了他对权威的敌视。除了剧团领导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更不用说他们基于私人利益）的算计反感，纯祖其实在根本上无法适应这个团体的强调纪律的生活，他所乐意的是在无（非）道德的顾忌的状态下，任性反抗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一情结只能历史地被理解：尽管左翼知识分子那时多多少少接受了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的（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他们仍不情愿接受那种要求他们放弃他们随性的生活作风的革命纪律，因为这种作风自五四时期以来就被知识分子提倡认为是反抗传统、声张个人权利的正当方式。因此，他们仍然坚持五四时期的拒斥一切道德观念、拥护尼采道德虚无主义的反偶像、反权威主义。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他们的争论中频频出现的“人民”字眼，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不但这些角色都面临、而且叙述语言也被牵连其中的一个窘境。纯祖的反驳中一个重点是剧团领导人指控他忽视职责中常常提及的“人民”与“大众”。他质疑道：“王颖同志说接近民众，怎样接近呢？” 他进一步说“同志们，我承认我不懂得社会，我没有经验，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也如此，但在接近战争的地方，这样问还有点效的！——我是从一次血的教训里看到了王颖同志所谓人民大众！”[20] 但“大众”并不必然就是“人民”。前者指称的是在意识形态上有多种形态，而尚没有一个清晰阶级意识的底层民众；而后者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指称一个政治上同质的群体，暗含了一个自为阶级的概念内涵。

如上所述，纯祖（以及叙述者话语）感觉不到“人民”，因为他针对的是一个错误的目标，或者说他在一个误认的群体中去搜索。他相信他比其它大众民众智力上、品味上优越，但他却也因为他的不纯的阶级背景和生活上不良惯习，而时时感到内疚（这是他受到其时盛行的“新启蒙”思潮的影响所致）。因此，当后来纯祖思考朱谷梁之死时，对他的心理叙述这样说道：

这个时代发出了向人民的号召，蒋纯祖想象朱谷良是人民，感不到朱谷良；想象朱谷良是自己，有着和自己底同样的心，感不到人民；蒋纯祖有大的苦闷。

“我们为什么爱人民？因为人民是纯洁的！因为历史底法则如此！为什么爱？因为人民是痛苦的，是悲惨的，是被奴役，是负着枷锁的，啊！说得愈多愈使我痛苦啊！……[21]

他感到苦痛，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个受时代精神与思源潮熏陶的进步青年，他不得不爱“人民”。与此同时，他需要与后者“结合”以获得他们的能量，以便以如胡风所说的“壮大”他自己。但他也感到他难以与后者彻底认同，因为他认为自己看到了后者粗糙的心灵、低俗的举止，乃至残忍的行径。[22] 他寻找“人民”的努力贯穿了他的一生，但始终没有找到。为了减轻他的罪恶感，他因此将知识分子的生活惯习与心理状态投射到大众之中以求得自我证明与自我合法化。

 由此观之，横贯小说始终的各种各样“人民”话语的异质性，其相互间的龃龉（或者由叙述语言所表达，或者由角色本身所述说，而且经常建基于一个自然人性之上），应该由其时左翼作家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间对人性话语的差异与共同之处来检视。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任何形式的大众民主运动与集体乌托邦的复杂的怀疑不同，左翼知识分子同情甚至支持底层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的自发斗争。但尽管有此差异，他们也共享一些相同的特点。这表明了中国现代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与广大受教育程度很低或者根本未受教育、经济地位与生活条件与其相比更为低下的底层大众相对而言的精英知识阶层地位，由此造成了他们（相对）受益的社会等级、自我定位、以及随之带来的与任何潜在的底层民众生活相脱离的倾向。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民间贫困与动乱的社会也给他们呈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由于缺少基本的教育水平，深陷在经济贫困与政治黑影中，“大众”在他们眼里显得是彻底的愚昧甚至非理性地暴力。这种从表面印象得来的知识使他们无法认识如今已成为革命主力的“人民”的真正面目。

虽然蒋绍祖和蒋纯祖都认为他们为“人民”工作，纯祖信仰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虽然他也对其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中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深表怀疑、不具信心）。而纯祖则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一次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变革，绍祖的政治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与绍祖一样，纯祖也希望“领导”人民，但他也感觉到自己缺乏这个能力，因此他希望加入到民众中去获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力量。

在时代所加于他们的精神上、道德上、以及意识形态上要求他们放下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以毫不妥协的革命集体主义为民族救亡与阶级解放献身的强大压力下，他们寻求在个人自由与改变社会的历史要求之间的“共通之处”。但这个共通处并非由他们所定义，而是由历史势能与要求所决定，而他们仍无法接受这种要求、并依此矫正他们的阶级惯习。相反，他们经常要求“人民”来适应他们的不同寻常的个人怪癖，满足他们的个人利益，甚至表扬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举止。

（四）理论还是实践优先？

 无法寻找到“人民”的困难最后可以归因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已经看到，纯祖将一个流氓无产阶级角色误以为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与领袖，他也将（觉悟前的）大众与（具有革命意识的）人民相混淆。所有这些错认都来自他对理论学习的漠视至蔑视、对无政府主义行为的偏爱。我们可以从他和领导人的言词交锋中见到这个悖论：一方面，领导人引用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另一方面，纯祖早先曾反驳领导者说道：“革命运动是从人民大众底苦闷中爆发出来的！” [23]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

在这一表面上争辩理论与行动何者为先的竞争中，纯祖对任何革命理论的不屑表面上诉诸任何理论在实际实践中的偏差乃至教条化运用，但这一对任何指导性政策、理论话语的彻底的不信任，却也危险地一方面导向一个盲目的、一味顽固的对目标明确的行为的排除，另一方面则是对无目标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破坏冲动的热衷。虽然它似乎看穿了任何意识形态体系的缺点乃至幻像，它在对自身认识所建基其上的意识形态前驻足不前，并把自身看作是非意识形态的或意识形态中立的思想。在它对自身能看穿世界的虚伪而到达“生活的深处”的自诩里，在它相信真理只能从个体的天启中得来，它接近了（并且的确常常诉诸）尼采的“超人”理论。由于在根本上不相信除无政府主义以外的一切革命理论（尤其是共产党的“人民大众”理论），自发的反抗常常被视为革命行为。然而，正如毛泽东经常肯定列宁的论断所说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显然，毛泽东和列宁都强调并不是任何造反行为与运动都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24]

 当纯祖走进荒野之初，他还是对黑暗社会一无所知的少年，有着自恋的本能；当他经历过流浪颠簸，走出荒原时，他是一个脱掉纯真与理想主义的更加自我中心的青年。这段经验并没有把他导向“启蒙”后的状态，他所获得的经验只是证实了他的阶级惯习，加强了他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道德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他寻求个人绝对自由的努力在他所到之处均四处碰壁。尽管他决定去抗击这些“壁垒”，当遇到这些强大势力似乎不可战胜的力量时，他或者主动退却，或者被动地逃逸。

当他在剧团里的女友厌倦了与他耳鬓厮磨下纵欲的生活，与他分手并出于虚荣投入另一个剧作家的怀抱时，纯祖撤退到一所乡间，担任小学教师和校长职务，与二三朋友采取措施实施他的改革之梦。很快他发现因为唯利是图与腐化的乡绅控制着农村，自己被传统因素和落后势力包围。他被迫逃亡。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他仍经常与自我交战。他曾对在村中与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密友说道：“你有意志的力量和坚定的信仰，但在我心里只有上帝与魔鬼（在）交战。”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政治信念，也不信任任何政治力量。被自己内心卑劣的欲望和与崇高动机的搏斗相撕扯，他也清楚意识到自己缺乏从事任何长期目标的毅力。当他浪漫的自我感觉破碎之后，他仍然遵循自己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而不知如何“与人民结合”。

最后，饥饿与疾病交加，他死在乡村女友同华的怀里。在这个最后时刻，在他心里清楚出现的仍然是“晃来晃去的人民”。在最后的一幕场景里，同华的真诚和朴实的态度与他浮华、浅薄、高蹈并自视为优越的精神世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一个有着无政府主义激情，充满着破坏欲的冲动，但却没有任何责任感与积极的建设性生活态度、也拒绝调整自己生活作风以适应革命纪律要求的个人主义者，纯祖的悲剧从一开始就被注定。在他试图投身民族抵抗救亡与大众革命运动中以寻求自我身份的征程中，纯祖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觉悟，也不清楚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他的人生经历代表着第二代现代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因此似乎这是部关于他的“成长小说”。但显然，这是一个挫败了的成长经历，一个“反成长小说”：主人公在努力寻求获得一种主体性，但却自始至终未能如愿。他的“自我”直到人生尽头，仍然只是没有坚强主体性、任性和不成熟的。

三、“主体性”建立失败的历史寓言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纯祖与绍祖的人生轨迹，以及他们深刻的内涵，我们不能把他们与周围的其他人相分离。相反，我们需将其置于他们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在我们如此做了之后，我们将发现一幅比我们先前所发现的更大的一幅政治、社会图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次要角色。

第一个是汪卓伦。他是蒋家二姐的丈夫。他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族中长大。早年即肩负起家庭的负担不但赋予了他一个女性化的柔弱气质，也使他成为一个有力量承担繁重任务的极有责任感的男人。在结婚以前，他对生活持悲观态度，但婚后，他曾有的理想复苏了。他曾经为家族的不幸而倍受打击，现在却由于社会“理性化”的发展和过去十年的个人奋斗而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对人生事业的雄心由此壮大。他对纯祖所述说的追求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梦想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的梦想。现在，作为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出色一员，他也力图肩负起这个责任。可是，很快，绍祖对他指出的客观社会情况挫败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

 第十章的前半部分叙述他协助汪精卫陪同日本特使视察他所在的海军时的心理活动。叙述语言告诉我们：“汪卓伦在他底生活上最有发展的这半年，正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暧昧地起伏着，日本强调亲善，全中国弥漫着焦灼的痛苦的，密云不雨的时期”。[25] 这句话暗示汪卓伦心中充满幻想的前景将很快被日本人的侵略所挫败。同时虽然他立志为国尽忠，“他所在的海军部是充满着无聊的、自私的斗争。这个，如他们所自称的，没有海，也没有军的部里，是充满着衙门底疲惫的、喧嚣的、腐旧的气味”。[26] 虽然他精心准备着视察仪式，他也对舰艇的破旧情况口吐抱怨。显然，这个国家被内部的权力斗争与“理性化”程度的低下所制约。而且，他觉得他为人民的麻木而苦痛。因为他的精致的生活世界和他的与下层隔绝的阶级惯习，他不理解中国的民众；与绍祖一样，他觉得自己是在孤身奋斗。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他甚至觉得和他的妻子处在异已陌生的状态。无论是在在个人生活还是在国家事务上，他都不懂如何采取有效方式实现他的理想。除此之外，国家的军事力量也缺少新式的训练方法、以及新式的纪律措施：当他到达海港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水兵因军容不整而被船长当面体罚并被逐出队伍，这个可悲的画面并没有为我们对民族复兴提供多少希望。

但是，这些缺点却在表面上被围绕在巡察过程中的庄严隆重气氛所掩盖。然而，这个仪式给人的只是虚假的希望。巡视过程中自始至终，他都严肃地盯着汪精卫。作为一个新上升的社会精英，他对统治阶级中一个关键的重要分子有一种不确定的怀疑。而这位权贵最终表明他将背叛汪卓伦（以及他所属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梦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汪卓伦很快战死。

如果说绍祖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们力图在文化领域唤醒民众的人权意识以打倒传统势力；而纯祖代表随后的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救亡努力；那么汪卓伦属于这个阶层中另外一群人，他们梦想以军事救国、梦想强国强军以抵御外侮。如果对绍祖的自满和虚荣的公众秀的描述展现了他倒退到新传统（保守）主义改革的画面，那么对汪卓伦流产的努力的刻画则意在强调这另一条通向民族救亡的道路依旧无效。

另外一个关键的次要人物是王定和，一个茅盾小说《子夜》中曾出现过吴顺甫式的工业巨头。他的故事意在展示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穷途末路（“工业救国”的破灭）。他象吴顺甫一样曾经经纱厂。一个冷酷和重实际的商人，虽然他过去“心里常常有理想的热情；他曾经信奉过西欧，并短促地接近过基督教”但“现在他颓唐下来了。他不信任中国能够从事这样的战争，他不信任中国能有出路。经过了那些风险，经历了这种失望，他底热情消失了…… 现在确切地信奉起家庭伦常和中国底一切固有道德来了。他只是自己信奉；他很明白要在目前的社会里实现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27] 这并不意味他道德上的怪异，因为即使是他在工厂里严酷对待工人（和自己的侄女）的描写也只是说明了他不得不忍受的艰难处境。他清楚地看到“现在政府对工业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曾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家，但现在却无路可走。发展民族工业以自强只是一个缺少任何有利社会条件来实现的不切实际的梦想。

 同样，小说也描绘了其他一些小人物，他们的经历也都带着社会寓言的性质。王伦是蒋秀菊的丈夫，一个平庸的甚至粗俗之人。他愉快地觉得中国的传统家族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他“毫不否认，这种家庭制度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保障了男子们底优越的权利”。[28] 他加入了外交生涯只是为了获得出国修神学的机会。学成之后，他返国传播基督教。这是当时另一条拯救中国的途径。然而，小说通过绍祖的眼光给这条救亡之道判了死刑：“他觉得，王伦和他底那年青而富有的一群底现代化的国家，将是完全奴化的国家”。[29]

总体而言，如果说小说中大家族的崩坏与种种欲望的升腾显示了一种（旧）主体性的消散与焦虑地寻找各种替代品，那么通过两个男主角寻求与最终建立主体性的挫败过程以及上述种种次要角色的人生经历，小说最终展示的是种种改革方案都遭到挫败的历史寓言。当这些故事最终融汇在一起并被读作一个整体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个结论：一个新的主体性始终无法建立，最终是因为这些各种社会政治改革方案的失败。

四、“主体性”与“个人主义”再思考

 总体来看，这是一曲都市受教育中产阶层（他们包括了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业家、金融家、与其他社会改良主义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抱怨与无可奈何的挽歌。这个黑暗现实使这些崇尚自我个人奋斗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冒险家们无法闯荡社会以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幻想、充分享受不受习俗羁绊的个人自由的快感，也无法让他们有实现民族救亡（抵御外侮）与解决国内阶级矛盾的实现希望，（在此同时）因此也无法实现个人救赎。同时，他们中更进步的青年也为意识到他们因为无法将个人利益与特权及个人英雄主义的光环放置一边，而无法全心全意与人民结合而深感苦恼。这两代激进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大众革命运动的影响，竭尽全力追赶新时代的革命浪潮，但出于他们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无法坚定追随时代方向，以及他们勉强但最终无法达成的改变他们自身的阶级惯习的努力，最终都无法将自身转换化一种能与时代合拍、成为弄潮者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所获甚少，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除此之外，小说也可以读作是中国都市中小资产阶级试图实现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包括军事）抱负的梦想的破灭的寓言，这个梦想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给中国带来民族救亡的前景、以及财富和权力。

总的来说，路翎1940年代的左翼小说反映了左翼小说在这一时期新的发展趋势。他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与更接近党的要求的作家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差异可以从他笔下显现出来的“主体性”问题中得以讨论。如上所述，他笔下似是而非的“女性主体性”、“底层主体性”（表现在蛮力的、原始的欲望和（无）意识的自发抵抗），与其说是忠实地从他们的角度来呈现斗争的场景，不如说是知识分子思想惯习的一个投射。此外，绍祖和纯祖所追求的“知识分子主体性”并非满足教育与鼓动民众的革命能动力量，而是一个能保守知识分子利益特权的位置。

那么这种（激进）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来自哪里？如果我们对当时思想界的潮流有所了解，我们很容易看到小说中人物所持有的这种“强力意志”和当时文化界所推崇的尼采的“超人”学说和“权力（强力）意志”主张十分相似。尼采认为，强力意志是生命意志；是使生命得以超越自身的潜在力量，它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充满了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尼采看来，人类与自然界一样，适者生存，强者总是少数，弱者是多数。历史与文化是少数强者创造的，他们理所当然的统治弱者。生活在本质上就是尽力争取超级权力，知识、道德、理智等都是求生存、谋权势的工具，而只有应用于此，这些才能凸显它的价值。所以，幻想和真理同样是必要的。那些具有天生的强有力的权力意志者就是“超人”。他自始至终都强调个人的力量、利己主义，认为生命的原则就是使用暴力、掠夺、征服和践踏异己者与弱者。他的本意是为给现实中具有种种缺憾的人提出一种完美的人的理想，但其负面效应却成了极端主义者的工具。[30] 显然，小说中人物所展现的所有这些“主体性”的表现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定义的“阶级意识”，而是这种激进个人主义的表现与顽强声张。

虽然海德格尔认为，是主体性(agency)建构了主体(subjectivity)，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的真正形成，是在以往历史实践活动中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的。他们尤其重视作为第四等级的底层人民在集体斗争中所展现的力量。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屡次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劳动者学习其品德。这并非一种道德主义话语，而是实质上要求作为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向劳动者接近乃至最终结合（成为一体）的过程中改变其原有阶级意识，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齐。而路翎与其导师胡风一样，表面上赞同“走向人民”，“与大众结合”，但实际上却是坚持其自有的市民阶级阶级意识（以个体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试图在接触大众的过程中利用和吸纳其力量为己所用，从而为自身孱弱的“主体性（精神）”注入强力和活力。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曾经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31] 胡绳在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路翎等人所寻求的“人民的力量”和“原始的强力”具有其阶级性；与此同时，在这种“觉醒的人民”（即拥有了阶级觉悟或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集体斗争”中，才蕴含着这些市民阶级文人所缺乏的“主体性”。而“个性解放”这种个人性的利益诉求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中，并不能给予这些文人以可靠的、有力的主体性力量。

这种区别还可以通过对作家在文化—政治场域的位置来加以说明。与胡风一样，路翎相信虽然中国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但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经历过“个人反抗”阶段，一旦他们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要求”，他们就“成为人民的先锋”。[32] 他因此反对共产党批评家的观点“将个性的解放看作个人主义，看作一个超越阶级的人类和人性话语”。[33] 相反，他将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改造，将“人民大众的个性解放”看作是唤醒大众。在此信条下，他相信知识分子正象广大工农一样，也是革命的主体。因此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自我改造”并非如党所说的是接受“人民”教育，或者说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教育，而是一个声张知识分子主观意志的过程。

路翎并不将民族解放与个体自由，或者说救亡与启蒙看作是出于一个悖论情境里相互冲突的二律背反。作为一个左翼作家，他相信个人解放并不能与把民族从外族奴役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从势力强大的传统关系与观念解放出来，以及把底层民众从压迫性的统治阶级手里解放出来的斗争分离开来。但是矛盾的是，虽然他承认只有当民众和国家从帝国主义侵略与阶级压迫中得到解放，个人自由才能实现，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只有当前者达成时，后者才能（有可能）完全实现，他自己仍然将个人利益与自由视作优先的任务，并且相信“只有通过个人解放的过程，个人才能与人民结合”。[34] 在这个姿态里，他似乎是在要求“人民”，或者时代的需求，来适应他对知识分子个人特权与利益的偏好与强调。当大众在磨难中受煎熬，被禁锢在封建传统与阶级压迫的锁链中等待解放之时，知识分子有优先权获得个人的解放。由此我们看到路翎作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与基于思想惯习的思考。但这与其说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自私”本性，不如说他们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坚强信守。这种个人主义坚持个人（权利）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最高的优先权，坚持自我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外在权威指导的信条。但这种个人主义虽然在西方市民阶级兴起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在中国的五四时期也起到了唤醒（市民阶级）民权意识、从封建传统（观念与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的积极效果，但在随后的1930-1940年代社会，中国的社会现实（民族冲突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却使得这种“人人自由”的理想无法在广大“劳苦大众”得到解放前得以实现。

结语

 路翎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困境与思想矛盾冲突抱有深刻的同情与认同，因此有时也承认了自己的困惑和彷徨。他曾经说道：“我企图‘浪费’的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35] 这里“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古国的根本的一面”被不少论者认为是指国民性。但路翎小说中暴露这些底层民众“愚昧”的“国民性”其实并不少。他所忽略的，其实是鲁迅作品的另一面，即如《一件小事》等作品中体现的人民中具有的令市民阶级得到反思的品质，即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的精神。

虽然路翎并未深刻认知（革命）大众的这种品质，因此对于“思想改造”的内容坚持自己的理解，但由于受到“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他也希望暴露市民阶级文人的虚伪，对他们生活作风放纵的阶级惯习和“资产阶级意识”作出反思。因此，他暴露了知识分子言行和内心中种种深藏的劣习。他在这点上的“忠实于生活”使他的小说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斗争挫败的故事，因此使它成为一个失败了“反成长小说”。正是这种既同情又批判，既认同又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化-政治立场使小说里充满各种相矛盾冲突的异质话语，以致语言间都充满张力。

本文发表于2018年第5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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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湖州师范学院政治学原理精品课程组”：《泰勒<自我的根源>》导读》，载《中国干部学习网》，http://study.ccln.gov.cn/fenke/zhengzhixue/zzxxlj/zzxfdzl/27000.shtml。2016年9月22日。

[2] 路翎：《路翎文集》，安徽：合肥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122页。

[3] 同上，第5页。

[4] 同上，第55页。

[5] 作者也暗示王桂英缺少政治信仰，而只是沉浸年轻人的反抗冲动上：当她参与战时医院救护工作时，她羡慕那些有政治信仰从而显现从容态度与奉献精神的大夫们。《路翎文集》卷1，第37-39页。

[6] 同上，第291页。

[7] 路翎：《路翎文集》，安徽：合肥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293页。

[8] 他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必得生存，而一切东西都可能危害他们的生存……那一切曾经指导过他们的东西，因为无穷的荒野，现在成了无用的。”同上，第71页。

[9] 同上，第57页。

[10] 同上，第64页。

[11] 同上，第59页。

[12] 见《路翎文集》第2卷，第60-61页。

[13] 同上，第98页。

[14] Mark Evans, Roosevelt Washington, Jr., Rosie O'Connell, “Social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ers' Herald, Organ of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M-L) October, 1983, Vol. 4, No. 2. http://www.mltranslations.org/us/Rpo/classes/classes3.htm

[15] 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3.

[16] See Mark Evans, Roosevelt Washington, Jr., Rosie O'Connell, “Social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 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Merlin Press, 1971), 51.

[18] 见《路翎文集》第2卷，第237页。

[19] 同上，第285页。

[20] 同上，第256页。

[21] 同上，第183页。

[22] 叙述语言这样说到：“……在这下面有着无数的人民，他们更沉默了；他们赤裸着，好像是无道德、粗野、昏沉、顽强；他们在各处繁殖着，造成了对于智识阶级是可怕的印象”，《路翎文集》第2卷，第314页。

[23] 同上，第262页，第265页。

[24] 见英文版《毛泽东选集》（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卷一，北京：外语出版社，1961年第336页。

[25] 见《路翎文集》第2卷，第339页。

[26] 同上。

[27] 同上，第311页。

[28] 同上，第312页。

[29] 同上，第221页。

[30] 本段内容来自百度百科对尼采“权力意志”和“强力意志”的介绍。并参见柯继铭编著：《世界名著速读》（第三册）[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01,第393-394页。

[31] 胡绳： 《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载《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辑。

[32] 参见路翎：《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泥土》1948年第6期。

[33] 同上。

[34] 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118.

[35] 参见胡风：《序》，《路翎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三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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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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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小肥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