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科斯提卡·布拉达坦：狐狸与刺猬——通才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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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博学多识的通才在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类通才在行动上没有边界，无视学科边界和规范、标签和类别划分等描述是通才工作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通才工程的核心都存在某种反叛精神和颠覆现有秩序的意味，这就造成博学多识作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很难在任何完整彻底的程度上被综合起来研究。彼得·伯克在《通才的文化史：从达芬奇到苏珊·桑塔格》中进行了一次尝试，他使用以赛亚·伯林的狐狸和刺猬之分象征古希腊以来将专门知识和博学多识对立起来的古老争议。彼得·伯克认为这一辩论一直是西方自我代表的组成部分，在过去多个世纪中反复出现，并被不断放大。本书不仅告诉我们有关通才过去的知识，也为我们打开认识通才未来的大门。

本文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译者吴万伟，转载自公众号“學人Scholar”，特此感谢！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狐狸与刺猬

——通才的过去与未来

文/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吴万伟

当今可以找到的西方哲学经典的最古老文献之一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c.535–c.475 BC）的手稿残片，我们在其中读到“博学多识（polymathiē）并不能让我们的理解能力有多大提高。”一个人拥有的有关世界的知识数量，无论多么宽广和博大，都不能保证他已经掌握世界的样貌或运行规律。赫拉克利特因此对博学多识的通才表示怀疑，比如他觉得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个江湖骗子，因为他是个博学多才的全能式人物。赫拉克利特认为他不是一般的冒充内行而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苏格拉底之前的世界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难题对我们来说都无从知晓，但是，这场辩论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倾向于将通才、全才看作骗子，博学多识者看作江湖术士。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说“福柯是个博学多识的通才”时，可能并没有咬文嚼字。

赫拉克利特

毕达哥拉斯

在谈及德里达时候，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开的玩笑稍微好一些，但也仅仅是稍好一点儿而已，“我认为他可能是这个真正的通才，虽然是个很聪明的人。”当今时代要做可敬的学者就是要在严格定义的相当狭隘的专属领域进行专门研究，而且要避免做出通才式宣言。有人曾经注意到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说他的知识如此非同寻常，涵盖很多领域，以至于其同事认为他滥竽充数。其实，拥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名声反而可能毁掉一个学者的职业生涯。当今学界的正统思想信念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个世纪之前提出来的。“局限在专业化的领域，带着宣布放弃它涉及到的浮士德式人类普遍性，这是现代世界从事任何有价值工作的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韦伯本人就是不由自主的浮士德式通才，在历史、法律、社会学、哲学、政治理论等其他领域之间纵横驰骋，任意挥洒其才华。

列奥·斯特劳斯

马克斯·韦伯

我们认识到自己陷入将专门知识和博学多识对立起来的古老争议中，这其实并不偶然。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通才的文化史》中令人信服地论述的那样，这个辩论一直是西方自我代表的组成部分，过去多个世纪中反复出现和被不断放大。“本质上总是一样，但在强调重点和环境上总各有差异。”

每当我们将专家或者业余爱好者，将理论和实践，将纯知识和应用性知识，将细节和大画面对立起来时，我们就参加到了在古希腊就开始的辩论之中。伯克使用了以赛亚·柏林的狐狸和刺猬之分来强调其利害关系有多么重要。前者“知道很多东西”，后者“只知道一件东西”。

以赛亚·伯林

让这个辩论一直充满生命力的因素是，正如西方典型地推崇严谨性和专业知识一样，它同时也对普遍性知识的理想充满敬畏。赫拉克利特或许嘲讽博学多才的毕达哥拉斯，但他的希腊同胞则尊崇地称呼神灵为“多才多艺者”（Polymatheia）。古代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enkyklios paideia），该词就是后来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的前身，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所有领域的野心勃勃工程。我们自己的“通识教育”也是沿着类似路线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或许偶尔嘲笑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不切合实际的研究课题，但同时也非常崇拜他。他们禁不住承认，对他们来说，他是非常宝贵的理想的化身，对我们来说也如此。浮士德博士本来是黑暗的、令人讨厌的人（那个头号鸡奸者和黑鬼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o]），1532年的时候纽伦堡副市长（Bürgermeister）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拒绝让这个学者进入城市，但是，他成为我们的英雄和典范。大约一百年前，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需要为现代西方文明探讨的问题本质起个名字时，他就想到了“浮士德”这个词。我们指责那些通才是“业余爱好者”是“江湖骗子”或更难听的话，但我们从来没打算消灭他们。

博学多识的通才在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伯克只能涵盖过去六个世纪的内容。他提出了拥有500名通才的名单，里面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德国光学家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等。在书的第一部分，伯克按时间先后顺序讨论了通才，将其划分为具体时代精神的群体如“1400–1600年的文艺复兴时期”、1600–1700年的博学猛兽时期”、 “1700–1850年的文人时期”、 “1850–2000年的学界领土时期”。伯克试图在这里提供的不仅是个别通才的画像、引人入胜的图画、或1789年达芬奇设计的飞行器草图的大全，该书的主要野心之一是描述“某些思想和社会趋势，并回答一些普遍性问题，如有关社会组织形式和竭力做博学多识的通才的优势和缺陷的舆论氛围等。”

达芬奇

苏珊·桑塔格

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博学多识的通才在行动上没有边界，无视学科边界和规范、标签和类别划分等描述是通才工作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通才工程的核心都存在某种反叛精神和颠覆现有秩序的意味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博学多识作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很难在任何完整彻底的程度上被综合起来研究的原因，比如人们如何给出反叛地图统治权的路线图呢？这让伯克的努力愈加显得了不起。他建议将通才分为若干类别：积极的和消极的（依据他们是生产知识还是仅仅吸收知识）、有限的和普遍的（倾向于在相关领域还是自由地到处游逛），共时的还是历时的（同时追逐不同知识还是按先后顺序）等。看似更具深远影响的区分是“离心的”通才还是“向心的”通才。前者积累知识，但根本不关注相互之间可能的联系，后者则将其积累的所有知识都置于早已存在的体系中。伯克说，“第一个群体享受无所不在的好奇心的快乐和痛苦，”而“第二群体则痴迷于或喜欢成瘾某个领域，约翰·海因里奇·阿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所说的‘秩序之美’。”

伯克提出的另外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深刻见解与他说的“达芬奇综合症”有关。虽然博学多识的通才令人痴迷，但它也可能是诅咒，即让人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事，无法将工程推进到符合逻辑的终局。达芬奇这个最伟大也最不同寻常的通才，是个没有接受过古典人文教育，依靠自学成才的天才（他自称文盲[omo sanza lettere]），就体现出伯克故事中少数其他通才者的黑暗面。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达芬奇的“精力分散”之惊人程度，其很多研究课题都“半途而废或浅尝辄止”。在伯克看来，达芬奇的故事令人警惕：不要在追求幻想和空想中迷失方向，恣意妄为。

博学多识的通才已经被指控不由自主地收集知识，无论什么知识，而且只享受收集知识的行动本身。伯克的书中尤其是在第一部分有关历史回顾的地方有很多篇幅似乎要证明古老的真理，我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研究的东西，人们有一种觉得讨厌的印象，他完全不动脑子思考只是一味痴迷于积累。这里有从很多可能情况中提出的例子∶

正如他的恩主之一在半开玩笑半恼怒的时候所说，莱布尼茨（Leibniz）是个“好奇心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人，被研究他著作的人不止一次反复说到这个词。有一位同代人描述他是“深入钻研所有科学的人”，而其他人则描述为“全面和普遍的天才”。在1733年出版的学者词典中，莱布尼茨似乎是“著名的博学多识者”，19世纪著名德国科学家称他为“拥有一切和所有知识”的学者。

莱布尼茨

这些引语一个接一个直到丧失任何意义和感动人的力量。读者也逐渐遭遇喋喋不休的重复，更认真的编辑可能会发现一些地方。哲学家和数学家帕维尔·弗洛伦斯基（Pavel Florensky）被提及三次，每次都被介绍为“俄罗斯的达芬奇”或“俄罗斯的莱奥纳多”。但是，在第三次出现时，你逐渐开始对达芬奇和文字编辑都感到恼火了。

这样的文体风格缺陷给这个本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笼罩了一层阴影。要写有关通才的文章需要作者本人也是博学多识的通才。伯克证明就是这样的人。伯克警告我们说，赫拉克利特在贬低通才时可能有些过于匆忙了。人们的认识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博学多识。本书不仅告诉我们有关通才过去的知识，它也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为我们打开认识通才未来的大门。博学多识的通才仍然前途无量。

《通才的文化史：从达芬奇到苏珊·桑塔格》

（彼得·伯克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与作者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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