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袁先欣：俄国民粹主义、青年问题与农村的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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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大钊1919年初写作的《青年与农村》一文对“到民间去”口号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对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的解读总是围绕在其与俄国民粹主义的相似性之上。本文认为，无论是从俄国民粹主义或是从无政府主义来理解“到民间去”口号都是失败的。袁先欣认为，在《青年与农村》中，是文化的逻辑而非经济的或政治的逻辑，构成了李大钊看待乡村问题的主轴，在李大钊的“到民间去”设想中，乡村问题则始终与青年自身的问题紧密相连，在他看来，青年与乡村的结合是一个终极理想。“到民间去”的方案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这也同时意味着，对学生出路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构成了对新文化运动内部困境的回应。本文通过详细考证李大钊写作《青年与农村》的时间背景，并分析相关的思想、概念来源，从而补充和还原俄国革命如何具体地引发李大钊提出一套关于青年新的行动模式的设想这一历史脉络。
本文原刊于《区域》第7辑，转载自公众号“保马”，特此感谢！
袁先欣
在1910、20年代的中国，“到民间去”口号的流行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和文化事件。这一源自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实践的口号虽早在辛亥前即已经为中国人知晓，但其传播和使用直到五四前后方才真正形成规模。“到民间去”的提法，一方面指向知识分子与民众分离的现状，另一方面呼吁对此加以克服和改变；这一吁求因而极大地呼应了始自五四时代潮流和氛围。1910、20年代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不仅包含了政治运动、社会服务（如北大的平民演讲团、五四时期的工读团体实践，以及1920年代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农村组织活动），而且也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知识转型（如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的提出，中国民俗学的诞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汪晖所谓的五四的“文化政治”的重要表征[1]。
《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在1910、20年代的中国，“到民间去”口号的流行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和文化事件。这一源自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实践的口号虽早在辛亥前即已经为中国人知晓，但其传播和使用直到五四前后方才真正形成规模。“到民间去”的提法，一方面指向知识分子与民众分离的现状，另一方面呼吁对此加以克服和改变；这一吁求因而极大地呼应了始自五四时代潮流和氛围。1910、20年代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不仅包含了政治运动、社会服务（如北大的平民演讲团、五四时期的工读团体实践，以及1920年代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农村组织活动），而且也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知识转型（如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的提出，中国民俗学的诞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汪晖所谓的五四的“文化政治”的重要表征[1]。
壹
李大钊与民粹主义问题：
学术史和文献的考察
1
学术史回顾
在进入对《青年与农村》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关于《青年与农村》的学术讨论进行一个简略的回顾。在此，莫里斯·迈斯纳于1960年代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将《青年与农村》与俄国民粹主义关联起来的分析，直到现在仍是对这一文本最有影响力的阐释。迈斯纳认为，重视农村、把农民当做革命主要力量的思想倾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来源则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使得中国的共产革命一方面与经济决定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在对于知识分子/政党与群众关系的认知上，也不同于列宁主义关于政党作为先锋队应该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灌输到群众中去的论述。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期最重要的人物，李大钊最早在《青年与农村》中展现了这种民粹主义倾向，并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走向[2]。尽管迈斯纳用俄国民粹主义来解读《青年与农村》，很明显是出于为其阐释中国革命道路特殊性的目的，但俄国民粹主义由此成为理解《青年与农村》时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坐标，围绕《青年与农村》展开的讨论也大量集中于其观点多大程度上与俄国民粹主义一致之上[3]。与此相对照，阿里夫·德里克则认为，李大钊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源自其早年接受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托尔斯泰的影响。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等文章中展现出来的以富人和穷人、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两分来理解阶级问题的方式，德里克认为也源自无政府主义者[4]。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英文原版封面
围绕《青年与农村》及李大钊和俄国民粹主义关系的讨论，当然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关联存在与否的问题，它背后与如何看待和评价农村在中国革命当中的位置、如何理解中国革命道路的这一特殊性密切相关，同时还夹杂了民粹主义在当代的评价和理解等复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用无政府主义来阐释《青年与农村》和李大钊的思想倾向，表面上是对迈斯纳的反驳，实则与其分享了类似的问题意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俄国民粹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某种程度上都是倚赖西方的思想系谱坐标来对李大钊和中国革命进行定位的一种尝试；如果从李大钊自身的思想脉络发展和《青年与农村》的内部肌理出发，那么这两种阐释方式本身存在的标签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青年与农村》中关于俄国民粹派的描写篇幅极其有限，内容也绝难谈深入，而且在此之前，从李大钊本人的写作来看，他对俄国民粹派的了解是较为缺乏甚至常常错误的[5]。相较而言，李大钊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痕迹更为丰富和明确，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将李大钊或《青年与农村》的思想倾向归结为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产物，则有可能错过迈斯纳和德里克真正试图把握和解释的问题：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发展出了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皆不相同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论述，而如何理解和定位此种论述及其后续影响，才是迈斯纳和德里克关注的真正核心。
本文因而试图从一个更为贴合文本和历史脉络的角度，来重新讨论《青年与农村》中展现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论述的意义。在此，迈斯纳作为李大钊身上民粹主义影响证据提出的两点——其对农村的关注以及对知识分子能动作用的强调——将构成笔者讨论的重新出发点。迈斯纳敏锐地捕捉到，“农村”与“青年”正好构成了以李大钊为开端的中国“到民间去”运动最为关注的两极。笔者试图对“青年”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展开重新审查，考察其论述方式对中国192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产生了何种影响。
2
《地底的俄罗斯》与
《青年与农村》：一个文献的考察
当然，避免对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等术语的标签式使用，并不意味着否认李大钊在《请青年与农村》中的确援引了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作为自己论述展开的基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关于《青年与农村》的讨论都接受了迈斯纳关于这一文本与俄国民粹主义关联的观点，但李大钊到底经由何种途径了解到了“到民间去”运动、并将其作为效仿对象提出，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话题。在此，本文希望通过一个文献的考察，对这一历史脉络稍作补充和还原。不过，追究《青年与农村》的俄国民粹主义来源，并非要为迈斯纳的观点提供进一步的历史佐证；毋宁说，对这一过程的还原，有助于我们更充分的理解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将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当做一个可供效仿的模式来加以采用，并如何在此基础上展开他对中国的青年运动设想的。
如前所述，在《青年与农村》之前，至少展现在李大钊写作当中的民粹主义影响痕迹是非常微弱的。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为解释革命爆发原因而写作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中关于虚无党与俄国革命关系的论述，应该说是《青年与农村》之前李大钊针对俄国虚无党/民粹派观点最为集中的一次表达，在此之后，直到《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都没有再涉及俄国民粹派的文字。而从《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来看，此时的李大钊不仅对民粹派历史源流理解存在的偏差，而且对虚无党/民粹派的行动不报同情。那么，在从《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到《青年与农村》之间的两年间，李大钊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影响发生了转变呢？
《地底下的俄罗斯》，
司特普尼亚克（Stepniack）著，巴金译
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版
通过文本考证，笔者在此提出一个观点：李大钊在写作《青年与农村》时，应该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司特普尼亚克（Stepniack）[6]原著、日人宫崎龙介[7]翻译的《地底的俄罗斯》一书的影响，其对于“到民间去”运动的叙述，可能得益于该书内容。《地底的俄罗斯》初写成于1880年代，是一部俄国民粹党人的行传录，描绘了俄国民粹派从1860年代开始思想和活动的历史。该书出版后，立即在东亚地区引发影响，1884年，日本政治小说家宫崎梦柳以《虚无党实传记：鬼啾啾》为题，发表了该作的首个日译本[8]，但很快便被日本官方查禁。1918年，宫崎龙介再次将其译为日文，以连载形式刊登于《东方时论》杂志第3卷上，李大钊应该即是通过宫崎龙介这一渠道了解到关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细节的。这一观点基于以下几点证据：
第一，李大钊1918年7月1日发表于《言治》杂志上的文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最后一小节中，用大段篇幅翻译引用了早稻田大学教授北聆吉的论文《论东西文化之融合》[9]，而北聆吉原文发表的《东方时论》第3卷第6号上，正好在连载宫崎龙介翻译的《地底的俄罗斯》（日文标题「地底の露西亜」）。再考虑到李大钊在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同期还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两篇论文，表示他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的特点和原因有较为集中的兴趣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太可能放过已在手边的材料[10]，至少应对其有所寓目。
第二，1919年初，李大钊接手改版《晨报》第七版[11]，新设“自由论坛”、“译丛”两栏，开始介绍俄国革命的相关情况。《青年与农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登场的。而就在《青年与农村》连载结束两天后，由可叔译述的《地底的俄罗斯》即开始在《晨报》上连载，篇首译者附言中说明了是基于宫崎龙介译本[12]。值得注意的是，宫崎龙介的日文译本1918年在《东方时论》上连载结束后，1920年才集合成书，由大铠阁出版。《晨报》上中文译本的出现（1919年3-4月间）早于其正式成书的时期。这意味着译者所依据的日译版本只有可能是《东方时论》上的连载。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是既有接触《东方时论》的渠道、又同时担任《晨报》第七版主编的李大钊授意他人翻译了《地底的俄罗斯》，作为介绍俄国革命的材料，刊登在《晨报》上。
第三，从文本的层面而言，《青年与农村》与《地底的俄罗斯》的译者附言间也存在不少观点的相似之处，而这在同时期《晨报》上刊登的大量观点各异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议论和翻译中是相当特出的。首先，两个文本都强调“青年”在革命当中的重大作用；其次，两个文本都将1880年代之前的民粹派运动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直接勾连，认为前者构成了后者的革命基础和准备阶段[13]。虽然俄国民粹主义确实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存在思想和历史上的渊源，但跳过1890年代开始民粹派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此之上与布尔什维克党的辩论竞争关系，将1880年代之前的民粹派运动与十月革命进行直接对接，就只能说是某种有意无意的“误读”[14]。就笔者所见，在《晨报》同时期介绍俄国革命的文本中，这种直接关联早期民粹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方式，仅见于《青年与农村》和《地底的俄罗斯》译者附言。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其与《青年与农村》之间存在的关联性。
《青年与农村》与宫崎龙介日译《地底的俄罗斯》之间的这一层关联，至少有下面两重意义：首先，作为俄国虚无党人的行传录，《地底的俄罗斯》原书长于描写人物事迹，不重理论辨析。这可能是李大钊能够抛开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框架、将“到民间去”运动单独提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革命模式的原因。事实上，李大钊终其一生，都未曾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前提表示过服膺。其次，该书日译者宫崎龙介本人也是日本“到民间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不过，日本的“到民间去”运动同样始于1919年，并且与李大钊号召回归农村的取向不同，日本的运动更注重面向工厂劳动者的启蒙。这表明，《青年与农村》的写作虽然在灵感来源上经过日本的译介，但中国和日本的“到民间去”运动却是在类似的时代氛围、由相同的来源各自激发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问题的农村的提出，正是中国“到民间去”运动的特殊性所在。
贰
再读《青年与农村》
1
青年与农村问题的展开
长期以来，对《青年与农村》的讨论集中于其乡村叙述的部分之上。这一焦点的生成很大程度上与迈斯纳的解读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青年与农村》认作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开创性的文献，那么在这一论述中，“民间”就等同于“乡村”。然而，迈斯纳是将李大钊及其乡村论述放置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关系中来展开观察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框架中，城市作为成熟的机器大工业和日益被剥夺的工业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空间，构成了最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点。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因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农业与工业的对立（或生产方式间的对立），以及农民与工人的对立（或不同生产者的对立）。由此而来，为了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论述农村革命的可能，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农业的生产方式是否能够生产出无产阶级、并引致革命？其二，农民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生产方式的问题、地权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思考革命之可能性的核心问题，并延伸到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可视作这一思考在学术领域内集中的爆发。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进程中，“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与土地问题作为核心因此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中国的共产革命如迈斯纳所说，体现了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此种非正统性就应该从土地问题与乡村问题的紧密结合来理解。
《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李继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但是，在《青年与农村》中，李大钊的乡村叙述却并不是在这一逻辑上展开的。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描述了大量乡村困境，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问题：一、缺乏现代知识；二、缺乏组织。其中，缺乏现代知识既是缺乏组织的一个原因，又构成对其的解决方案。乡村问题的根本症结因而呈现为“现代的新文明”尚未“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15]，文化的逻辑而非经济的或政治的逻辑，由是构成了李大钊看待乡村问题的主轴。在《青年与农村》中，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本身就是文化落后的产物：
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作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的工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地主总是苛待佃户与工人，佃户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没有同情，有时也作自己同行的奸细，去结那地主的欢心。[16]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有赖拥有了“现代的新文明”的青年们/知识阶级回到乡村。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的问题又转化成了青年的问题：乡村之所以陷入困境，正是由于青年们与之分离：
推究这个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
……
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只[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17]
《青年与农村》中的乡村叙述因而不是在与城市及其生产方式的差异关系中展开的，而是呈现在与青年的互补却分离的关系之中，“现代的新文明”之有无则成为这一图式成立的关键。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乡村与“现代的新文明”的隔离。李大钊将这一隔离的原因归结为青年们的自身意愿和认知偏差，他毫不怀疑只要此种意愿和认知得到改变，青年们就能成为乡村中“现代文明的导线”[18]，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农村的危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19]
李大钊以文化逻辑来观照乡村危机，这一视角若放置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有其自然之处。然而，如果放置在晚清以来农村问题的叙述中，则又显得非常特殊。事实上，地权的问题的提出，并非是1920、30年代的中共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搏斗中的独创。以孙中山1904年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为中心，围绕着地权和赋税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在辛亥前关于农村问题的论述脉络中已经是一个关键[20]。即便对同为新青年同人的陶履恭而言，他于1918年发表《新青年》上首个农村社会调查时，调研的核心也是建立在地权关系基础上的农村租佃和债务问题[21]。李大钊否弃了这一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式进路，然而，它也同样与其试图模仿的对象——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俄国民粹派相信俄国农民身上本来就具有社会主义天性，不认为有输入西方文化的必要；因此，俄国的“到民间去”运动虽然呈现出以文化宣传发动革命的态势，但革命的主动性仍然被设想为已经存在于农村和农民之中，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发动只构成一个即将到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大革命发生前的临时准备阶段。而在李大钊的“到民间去”设想中，乡村问题则始终与青年自身的问题紧密相连。在他看来，青年与乡村的结合是一个终极理想，青年回归乡村，不仅能够为乡村带来现代知识和文化、从而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青年们摆脱漂泊于都市、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困境的不二选择[22]。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提出了中国首个“到民间去”的方案，那么这一方案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文化逻辑的贯穿，而且在于，对李大钊而言，乡村问题实际上是伴随着青年问题出现的。纵观《青年与农村》，我们可以发现，除开号召青年回到农村之外，李大钊并没有为乡村自身的问题提出一个具体的系统解决；相对地，他却设想了青年们回乡之后的完整生活模式：“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功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23]这一区别是意味深长的。
李大钊（1889-1927）
在此，需要追问的是：如果在李大钊的视野中，乡村的问题是伴随着对青年问题的思考而来的，那么，以此种方式提出的乡村问题到底具有何种意义？是否可以据此得出结论，李大钊提出的“到民间去”仅仅是一种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投射？实际上，如果我们对李大钊的写作稍作追索，可以发现，对青年出路的思考在李大钊的写作中是有脉络可循的；同时，在这一思考的“系谱”中，作为问题的乡村并非一开始就与其产生了勾连。而对这一过程进行回顾、对比，不仅能够厘清乡村作为一个问题在李大钊思想中出现的背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提出的“到民间去”方案的真正意义。
2
青年危机的系谱
对青年学生出路危机的描述和思考，最早见于李大钊1917年4月发表的《学生问题》和《学生问题（二）》。李大钊这样写到：“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与中国社会为无用。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一途，仰面求人讨无聊之生活。”“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24]表面上看起来，此处描述的是一场新制学生的职业危机，然而，这一问题也内在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结构之中。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在于通过一个担负着全新的伦理与知识的青年群体与旧的文化、习惯、人群的搏斗，来赢得新的社会组织的诞生，那么在1910年的语境中，现实中的“新青年”很大程度上是与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的学生群体相重合的。这也同时意味着，对学生出路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构成了对新文化运动内部困境的回应。
从1917年初提学生问题、到1919年号召青年回归农村，李大钊对青年职业危机给出的解决方案经历过几次变化。不过在此，本文无意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的追索，而是试图集中于一个文本——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的《雪地冰天两少年》之上。在这篇小说中，不仅“集中都市，日向恶浊之政治潮流中求生活”[25]的少年生计痛苦构成了推进叙事的一大动力，而且它也是在李大钊首次接触《地底的俄罗斯》日译前后写作的一个文本，其对待俄国革命的方式，也与《青年与农村》形成了互文关系。
作为李大钊仅有的两篇的小说创作之一[26]，《雪地冰天两少年》在其写作中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若从小说技术的层面而言，它只能算是一篇较为拙劣的作品，可称道之处不多。这篇作品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讲述的是两个少年孤身行走西北塞外，途中遇到野兽，在共同击退野兽的过程中相识。两人交谈发现，两人都有开发西北的志趣，遂决定携手同行。值得注意和探究的部分应该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叙述的生活理想及其产生原因。通过其中一位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知道，“生计之困”构成了促使他远走边疆的重要动机：
迩来生计之困，使一般少年多集中都市，日向恶浊之政治潮流中求生活。无论求之而得者，百不得其二、三，就令求即得之，而政局之翻云覆雨，朝得之而夕旋失者，亦复比比皆是。且即其所得者，而细揣其滋味，酸辛痛苦，始已备尝。此种生涯，亦复为稍有志气之男儿所不屑。[27]
这一段叙述与《学生问题》及《青年与农村》中青年学生职业危机表述之间的类似性是很明显的。但少年为应对这一危机而最终决定以开发、经营西北为志向，则与1917年在《学生问题（二）》、以及1919年在《青年与农村》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均有不同。实际上，李大钊1917年在讨论学生失业问题时，就已经倡导青年们自谋生路、“自创一种社会以自用”[28]，开发边疆正是其当时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之一[29]。然而，如果说对彼时的李大钊而言，东三省、内外蒙古、甘、新、青海、前后藏均是大有可为之地[30]，那么在《雪地冰天两少年》中，少年们出征的目的地已经非常明确。在帐篷中，少年们展开地图，其意欲去往的正是中蒙俄边境上的重镇科布多[31]。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如此说：
方今世界多故，欧洲全境罹于兵火，俄以摧败之余，人民复欲睹平和之曙光，以改革内政为急务，单独议和之说，已现诸事实。此后西北一带，将生重要之形势。且吾国今日，南北搆衅，日寻干戈，内争不休，其结果并内部而不能保，何论边疆？狡焉思逞之邻邦，终必负之以去。[32]
这一剖白显示，西北边疆作为解决青年职业问题的方案凸显出来，首先是在随俄国革命而来的国际间政治局势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对于中俄领土争端进一步加剧的忧虑，则构成了这场革命在“少年们”或此时的李大钊心中引发的一个重要反应。
这一反应的特别之处，可以通过与《雪地冰天两少年》同期发表和写作的几篇文章的横向比较显示出来。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国革命与文学家》，加上同期写作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33]，都涉及到俄国革命的话题。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对俄国革命的盛赞和期待，也因此长期以来被当做李大钊开始倾心于俄国革命模式的证据。然而，《雪地冰天两少年》却从反面对俄国革命展现出的“人道主义”[34]、“爱人的精神”[35]、“足为和平之曙光”[36]提出了疑问。小说的叙事表现出，李大钊并不完全信任俄国革命成功对中国同样意味着和平，相反，他担忧俄国“改革内政”成功后，会益发加剧中国西北边疆的不安定局势：“狡焉思逞之邻邦，终必负之以去。”[37]此种担忧一方面是晚清以来中俄双方长期领土争端历史下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又呈现了李大钊此时的思想情绪中复杂矛盾的一个侧面：尽管他把俄国革命当做预告了二十世纪历史潮流的重大事件，也认可革命对俄国人民来说包含着人道主义和爱人精神，却仍不能确信俄国革命能够真正跨越民族的边界，成为世界和平的先声[38]。李大钊为自己寄予希望的青年们选择了开发西北、保卫边疆的这一道路，正是这一疑虑的体现。而采取小说这一李大钊极少使用的体裁，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其试图将内心深处的矛盾以形象化的方式曲折表达出来的努力。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发表于《言治》季刊第三号
《雪地冰天两少年》另一个值得分析的部分，是小说中“少年”形象呈现的方式、及其与边疆的关系。李大钊本人一向偏爱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形象，研究者们因而普遍认为，民粹派对李大钊的吸引力应当从这一方面来进行阐释[39]。在《雪地冰天两少年》中，两位主人公也是以孤胆少年英雄的形象出现的，但有趣的是，李大钊试图将其主人公比附的，并非抛弃一切、献身理想的革命英雄，而是发现美洲的哥仑布（哥伦布）和笛福笔下的罗滨孙（鲁滨逊）[40]。这一比附本身是意味深长的，它已经揭示了李大钊在《雪地冰天两少年》中设想的“少年”与“边疆”的关系：正如哥伦布对美洲的开发、鲁滨逊对孤岛的征服一样，小说中，少年们身处的是一个由自然环境和野兽组成的边疆，等待着少年们的开发和征服。虽然在少年的理想中，他们准备从事的工作是“先由联络蒙、回入手，以诚笃之精神感之，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实业之发达”[41]，但耐人寻味的是，“蒙、回”等边疆的真正居民并不曾出现在小说中。与此相对应，少年几次与野兽展开搏斗的过程反倒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少年与边疆的这一关系，实际上与前述对俄国的民族对抗情绪构成了少年们/李大钊所设想的“新民族主义”的两面：“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和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达此之程叙，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异民族相抵抗。”[42]而在《雪地冰天两少年》的结构中，这一新民族主义责任的担负者，最终只能是既是汉人又代表中国的“少年们”。
3
从“边疆”到“农村”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雪地冰天两少年》与《青年与农村》构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同处在俄国革命刺激的大背景下，面对一以贯之的学生职业危机问题，前者给出的方案是“边疆”，后者则是“乡村”。这一前后差异的产生，当然与1918-1919年极为复杂同时又变动剧烈的国际国内局势、以及李大钊本人对于俄国革命认知的进一步加深和变化有关。但另一方面，这一对比蕴含的内容仍然是深刻的。首先，这两个方案构成了对待俄国革命的不同反应方式，因而揭示出李大钊在接受俄国革命过程中多重的复杂面向。其次，它也展现了少年/青年的自我形象在李大钊的思想脉络当中变化的过程。第三，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李大钊号召青年们回到乡村之间的关系？迈斯纳在确认《青年与农村》作为一个民粹主义文本的同时，也将李大钊对农村的重视与一种传统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联系起来[43]。然而，如果我们把《雪地冰天两少年》作为《青年与农村》的“前史”之一来看待，那么从“边疆”到“乡村”的转变，就必须以“边疆”方案所内含的民族主义诉求被克服、淡出为逻辑前提。
这一逻辑过程表面上看起来可归结为阶级范畴对民族范畴的取代，或民族范畴向阶级范畴的演化；实际上，李大钊1918年第到1919年初间，也确实在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的基础上接受了某种初步的阶级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青年与农村》中提出的一整套青年生活方案。然而，如果我们对李大钊这一时期的阶级观念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与经典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下的阶级概念仍有很大距离。在从1918年底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开始的一系列写作中，李大钊通过“庶民”这一概念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的理解。李大钊将庶民定义为“工人”，但此处的工人并非机器大工业下的产业工人，而是笼统地指涉一切作工的人[44]。这一概念因此包含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首先，李大钊认为，“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因此，“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人人变成工人”[45]，智识阶级和青年学生也不能自外。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青年们回到农村，并不意味着单向的启蒙农民，而且包含了参与劳动进行自我改造的内容。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提出“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46]，其意在此。与此同时，劳工神圣也同样意味着要满足劳工自身对“精神上修养的功夫”和“知识的要求”[47]。“庶民的胜利”在李大钊的视野里因而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实在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和对其他阶层的压抑，它追求的是整个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灵肉一致”[48]基础上的和谐状态。其次，李大钊把“庶民的胜利”看做对政治上的“大……主义”的战胜。虽然在李大钊的定义里，“大……主义”意味着一种普遍的专制和强力关系，并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间”[49]，但他明确批判了作为战争起因的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赛尔维主义、大日本主义[50]，“庶民”这一概念的提出，因而本身就意在超越和批判建基于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与之前以民族之间对抗形式出现的帝国主义批判不同，李大钊设想庶民/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51]其于1919年初提出在民族解放、民族自决基础上建立联合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主义”[52]，一方面接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论述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这一逻辑的延续。
《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原载于《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
（1918年10月15日）
正是“庶民”这一概念的形成，给李大钊提供了重构青年问题和民族问题思考的契机。首先，在这一概念的穿透下，青年们不可能再继续呈现为征服式、拯救式的孤胆英雄，相反，青年们的现状变成了“漂泊在都市上”、“工作社会以外”的“一种文化的游民”，这一情况需要通过“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进行“手足劳动”来克服。与此同时，由于“交通阻塞的缘故”，乡村文化需要并未得到满足，在乡村间参与劳动的青年于是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文化的交通机关”[53]。在这个意义上，都市与乡村的对立并不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差异基础上的对立，它一方面是“劳动”与“游惰”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与欠缺文化的对立。乡村因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进入了李大钊的思想视野，它呈现为一个与青年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关系之中。作为问题的乡村一方面是随着对青年问题的思考浮现的，但另一方面，乡村并不完全呈现为问题的载体，同时也构成问题的解决方式：乡村出现的前提，必须包含青年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以及对此进行克服的尝试。其次，打破国界的庶民/劳工阶级的联合，构成了对此前李大钊思想中建基于国家和族群边界之上的民族主义模式的否弃。在与《青年与农村》同月发表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中，李大钊明确否认了此前的以汉族文化开发其他民族的“新民族主义”设想：“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他提出以联治主义的方式，“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成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的界限，都是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的。”[54]与此同时，也是在全世界的庶民/劳工阶级应当联合起来的基础上，俄国革命不仅仅呈现为“俄国”的革命，而且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社会革命的范式。李大钊因而能够在展开对大斯拉夫主义批判的同时，盼望迎接“由俄国冲出”的“社会革命的潮流”[55]。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们到农村中去并不是自外于民族问题的，相反，它所包含的内容已经构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论述形成和出发的基础，这种新的民族论述不仅试图超越国家和族群已经划分好的边界，而且与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社会革命的视野紧密相连。
实际上，李大钊对俄国民粹派的运动模式的接受，也应该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不论是《地底的俄罗斯》，还是晚清以来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脉络，其宣传的重点最终还是落在民粹党人的暗杀活动之上。李大钊则将“到民间去”的运动作为一个可供模仿的对象提出。他对《地底的俄罗斯》的接受因此并非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与这一时期俄国革命对他产生的思想冲击和震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到民间去”运动所指向的农村可能为李大钊构想新的青年理想提供了灵感，但它也必须在李大钊对青年问题展开新的认知和思考的前提下，才能构成青年问题的解决方案。
阿里夫·德里克曾指出，通过富人与穷人、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两分来理解阶级问题的方式，是经由无政府主义者介绍到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当中来的。李大钊号召青年们回到农村，也受到这一思考劳动和阶级问题方式的影响[56]。德里克指出的这一历史联系是重要的，然而，相较思考方式的来源和命名，本文更想要把握的，是在这一思考方式的基础上，李大钊如何将青年与农村关联起来，形成了自己关于青年的一套新的行动模式设想。《青年与农村》写于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正酣之时，但青年与农村结合的设想已经包含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意图。五四之后，投入行动的热情进一步为李大钊的设想付诸实践打开了可能。北京大学的平民演讲团、少年中国学会主导下的工团运动，以及更晚些时候，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活动框架下开展的“到民间去”运动，都与李大钊的这一设想有着历史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构想中青年与农村发生关联的方式一方面为后续的实践活动打开了空间，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也必然规定了后续活动遭遇问题的方向。
《李大钊年谱长编》，朱文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李大钊将青年与农村放置在一个互为补充、互相依赖的结构中。青年与农村的结合追求的是双方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的完满，也即是说，作为“文化的游民”[57]的青年，和“牛马一般”工作、“靡有功夫去浚发”知识和性灵[58]的农民，最终要在这一结合中互相消泯差异、融为一体。在李大钊的视野里，乡村所缺乏的“现代的文明”是一种普遍形态，他相信，只要青年们到农村中去承担文化机关的责任，现代文明就能够自然地传播和影响到乡村中去。李大钊所没有考虑到的是，乡村可能并不是缺乏文化，而只是缺乏李大钊所认知的那种以西方、都市取向为主导的文化；乡村具有内生的、顽强的文化形态，并且会与青年们所试图传播的“文化”发生碰撞和冲突。这一问题将很快在后续的各种与民众结合的实践活动中暴露出来。而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生，正是这一碰撞产生的结果之一。
本文原刊于《区域》第7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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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19页
[2] 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四章“民粹主义倾向”、第九章“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第十一章“农民革命”，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3] 关于中国国内参与这一讨论的文献情况，可参看陈桂香的总结。陈桂香本人的论文实际上也是这一讨论的延续。陈桂香：《关于李大钊与民粹主义关系的辨析——重读<青年与农村>》，《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08页
[4]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5-26, 64-65
[5] 就笔者所见，在《青年与农村》之前，李大钊论述中与俄国民粹派关联最近的一次，是1917年3月19-21日发表于《甲寅》日刊的论文《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该文将“虚无主义之盛行”作为俄国革命的“远因二”加以论述，其中论及了虚无党的暗杀活动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但文中并未涉及“到民间去”的运动，同时对被刺杀的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报以同情。参见《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 根据巴金1936年《地底的俄罗斯》译本后所附略传，司特普尼亚克，原名塞尔该·克拉夫秦斯基（Serge Kravchinsky），生于乌克兰贵族家庭，1875年参加“到民间去”的宣传活动时被捕，押解途中，司特普尼亚克逃脱，流亡欧洲多年。1878年他回到俄国，刺杀了圣彼得堡宪兵司令麦孙采夫将军。此后他再度流亡，开始使用“司特普尼亚克”这一笔名。1880年代，他在《牛鞭》（Pungols）杂志上发表攻击俄罗斯暴政、描写虚无党人行迹的文章，后集结成书，即《地底的俄罗斯》。1895年，司特普尼亚克因车祸在伦敦逝世，死时年仅43岁。参见《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地下的俄罗斯》“附录（二）司特普尼亚克略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33-235页。
[7] 宫崎龙介（1892-1971），宫崎滔天之子。191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与吉野作造、贺川丰彦、大杉荣等结识。翻译《地底的俄罗斯》时，宫崎龙介还仅是大学三年级学生。1918年，他与赤松克麿、石渡春雄等人组织成立了新人会。1920年，宫崎龙介参加了吉野作造组织的黎明会，担任其机关刊物《解放》的主笔。宫崎龙介也是1919年开始的日本“到民间去”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一运动是吉野作造等人倡导的“大正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核心是当时的学生团体劳学会、新人会、民人同盟会、《大学评论》社等，标举“V Narod！到民众中去！”的口号，号召学生们深入普通民众中去宣传介绍民主的理念和道理。现有研究表明，宫崎龙介曾于1919年10月间来访北京，与李大钊有交往，在此之前的交往情况则不详。参见太田雅夫：《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運動と大学評論社グループ》，《同志社法学》，第19卷第1号，1967年，第31-34页；李继华：《<致宫崎龙介>的两封信疏证》，《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0-543
[8] 参见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9]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0-223页
[10] 另根据1920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消息，李大钊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大批日文杂志，其中就包括《东方时论》。参见《本校新闻·捐赠杂志》，《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8日
[11] 朱文通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7、269页
[12] 可叔译述：《地底的俄罗斯》，《晨报》，1919年2月27日
[13] 参见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可叔译述：《地底的俄罗斯》，《晨报》，1919年2月27日
[14] 实际上，两年之后，李大钊本人在另一篇讨论俄国革命的文章中也承认，虚无主义在1880年代前后“是一很大的势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前早已不成为革命的重要元素了”。参见李大钊：《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9页。
[15]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16] 同上，第305页
[17] 同上，第304-307页
[18]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6页
[19] 同上，第307页
[20] 参见沈渭滨：《“平均地权”本义的由来与演变——孙中山“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二》，《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第70-71页
[21] 参见陶履恭：《社会调查》，《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
[22] 李大钊这样表述了青年职业危机与乡村的关系：“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参见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23] 同上
[24] 李大钊：《学生问题》，《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87页
[25] 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
[26] 就笔者查阅看来，李大钊除开1918年7月1日发表在《言治》杂志上的这篇《雪地冰天两少年》外，仅有的另一篇小说就是1916年9月发表在《晨钟报》上的《别泪》。
[27] 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页
[28] 李大钊：《学生问题（二）》，《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29] 同上，第90-91页
[30] 同上
[31] 科布多，清代政区名，亦为城名。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设参赞大臣一员，驻科布多城（1730年（雍正八年）建，位置在今蒙古国西部科布多省会科布多。），统辖阿尔泰山南北两麓厄鲁特蒙古诸部和阿尔泰、阿尔泰诺尔两乌梁海部落，归驻扎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节制。1864年（同治三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其地相当于禁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1881年（光绪七年），沙俄又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科塔界约》割去阿尔泰乌梁海的西部地区，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巴河县国界以外、斋桑泊以东一带地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将剩余部分从科布多划出，另设阿尔泰办事大臣，驻承化寺（今新疆阿尔泰），统辖阿尔泰乌梁海东部与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两部第，相当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地区，1919年划属新疆。1912年科布多厄鲁特诸部为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的喀尔喀封建主所占领，其地即今蒙古国科布多、巴彦乌列盖两省和乌布苏诺尔省的大部以及俄罗斯图瓦自治州唐努山以南部分。时任新疆都督的杨增新曾积极出兵援助，意图收回为“全国西北门户”之科布多城，因俄国干涉、中国自身实力不济等原因最终未能成功。但杨增新确保了阿尔泰地区的安全。科布多因而是与中俄之间的领土纷争历史深刻纠缠在一起的。参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下》“科布多”条；杨永福、段金生：《杨增新与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7卷第2期，2007年6月
[32] 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33]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为1965年在胡适藏书中发现的李大钊佚文手稿。关于其写作时间问题，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和贾芝认为应在1918年。朱文通编写的《李大钊年谱长编》将此文列在1918年12月条目下，但未注明理由。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编者通过比较该文和1918年7月1日《言治》上发表的《俄国革命与文学家》，认为两文应该都成于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年7月之前。此处从《李大钊全集》编者说。参见李星华、贾芝：《<俄罗斯文学与革命>附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朱文通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39、241页编者识
[34] 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
[35]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36] 同上
[37] 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38]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雪地冰天两少年》中，少年在小说的开头搏斗并击毙的第一头野兽，是一只熊。而熊作为俄国的形象象征，从晚清流行一时的《时局图》开始即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中。参见《雪地冰天两少年》，《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39] 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2页；陈桂香：《关于李大钊与民粹主义关系的辨析——重读<青年与农村>》，《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5页
[40] 参见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第230-231页
[41] 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第232页
[42] 同上
[43]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44]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5-256页
[45] 同上
[46]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47]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1-292页
[48]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49] 李大钊：《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50]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
[51] 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7-268页
[52]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
[53]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54]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55] 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56]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4-65
[57]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58]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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