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秀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与当代文学史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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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5·21

编者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系列

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直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也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199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分期问题，研究者有基本的“共识”，但涉及1990年代及其后续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却仍处于“探讨”阶段。有鉴于此，2020年10月9日—10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广州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在长春举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研讨会，就当代文学的新变与分期就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并最终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的系列文章形式刊发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上。文艺批评今日推送该笔谈系列之王秀涛老师的文章，以飨读者。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历史需不需要分期，需不需要确定精确分期时间的做法反思颇多，王秀涛在吸取众多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当代文学史的下限如果无法确定明确的节点，也不妨确定一个大概的时间段，以充分考虑政治、社会和文学的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以及文学内部变化的长期性、延续性。他倾向于把当代文学的下限划在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这一个时段，也就是 1990 年代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段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文学内部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却依旧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特征。这一时间段作为文学发展的转变期，既是当代文学的结束，也是下一时期文学即“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的开始，因此具有“双重性质”，新旧杂陈，承上启下。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的史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专栏。感谢《文艺争鸣》期刊和王秀涛老师授权转载！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系列】专栏已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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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与当代文学史的分期

一 

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讨论当代文学史下限，必然存在很多不同观点， 因为对当代文学的总体性特征、发展变化，尤其是关于它在何时终结的认识，都会因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同而存在差异和分歧。“对历史进行分期充满了主观性和辛勤的努力，为的是得到一个让大多数人都满意的结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划分同样如此，想要取得共识和一个统一的答案是非常困难的，确定任何一个节点， 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也都会留下一些漏洞。这项工作必然充满了主观性，因为历史叙事有分期，但历史本身是不分期的，分期作为一种“发明”，其立足点无疑是今天而不是过去。但历史分期又很重要，无法回避，它是“把握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项工具和方法”。(1) 一个无限延伸、缺少稳定范畴的学科，自身的建设很难有序展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要建立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确立相关的研究规范和方法，确定一个合理的分期是不可或缺的。

法国历史学家普洛斯特认为历史分期“让人能同时思考延续和断裂，它首先把延续和断裂划给不同的时刻：在各时期内部是延续，在各时期之间是断裂。时期一个接着一个，一个与一个不同；进行分期也就是确定断裂之处，对于改变的内容亮明态度，定下改变发生的日期，并对其进行初步界定”。(2) 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同样意味着对当代文学史的断裂和延续进行判断，最重要的是要在各个时期之间发现变化。文学史分期通常的做法是确立一个节点，对当代文学史分期来说，同样要找到一个足以标注断裂的节点来确定它的终点，同时确定下一个时期的起点。当代文学史的下限迟迟未能确立，除了这一段文学史的特殊性之外，即作为具有国家性质的文学，它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体制下不断生长，这就导致我们之前以政权更替等重要事件作为文学分期依据的做法无法奏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很难再找到像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文代会那样公认的既有标志性和象征性，又有历史决定性的时间节点。即使当代文学史伴随历史发展而经历各种改革和调整，但从调整的启动到发挥历史作用，往往伴随一些探索、延迟， 甚至和前一段历史有明显延续性，比如“新时期文学” 虽然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新阶段，但很多人认为它仍然延续了 1950 年代以来的文学命题，文学创作从根本上也没有脱离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决定了，当代文学下限的划定必定面临着很多不好解决的问题。

关于文学分期的规范问题，韦勒克、沃伦的一些观点值得借鉴，他反对以物理时间、历史的、政治的外在标准进行文学分期的做法，也对各种标准的混乱和驳杂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同时他也不否认，“如果这样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艺术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是“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韦勒克、沃伦充分强调文学自身的标准，同时认为，“分期就只是文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3)

［法］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

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韦勒克·沃伦的观点提醒我们，文学分期必须以文学为标准，同时确定“一个时期”就是要确定这一阶段性的规范和标准，当规范和标准失效，也就意味着文学史进入了“另一个时期”。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同样如此， 而且当代文学史和时代的紧密关系，这一“小段”和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往往是同步的，这也为我们从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找到文学的转折点提供了可能。

当代文学史下限的确定要不要明确的时间点呢？历史分期确定精确时间的做法，其实早已引起很多历史学家的反思。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有必要给历史分期吗》提出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概念，质疑原来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划分时确定的时间节点，他认为 3 世纪到 7 世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即“古代晚期”，是向中世纪转化的一个时段。同样把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的终结也是不合适的，文艺复兴只是中世纪的延续，是“漫长的中世纪的最后一个子时期”，15— 18 世纪是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时期。(4) 勒高夫认为，“断裂是罕见的。常见的模式，是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转变，是转向，是内在的重生”，因此“我们不能确定某个日期标志这两个时代的鲜明断裂”。(5)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洛赫同样提醒人们“不要迁就于对虚假精确的崇拜”，他认为“最精确的分割未必适用最小的时间单位”。(6)

所以我觉得当代文学史的下限，如果无法确定明确的节点，也不妨确定一个大概的时间段，以充分考虑政治、社会和文学的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以及文学内部变化的长期性、延续性。我倾向于划在 1987党的十三大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这一个时段，也就是 1990 年代的起点，(7)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期。考虑当代文学内外的发展状况，我认为可以把 1990 年代的起点放在 1987 年党的十三大，这次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发展现实状况的新的判断。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为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19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非常大的变革，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新的秩序开始生长，市场经济的发展，世俗性、商品化开始成为新的文学命题，文学史进入到“新旧杂陈”的一个时期。就像芮杏文 1988 年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的，“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一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应有它的新秩序。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现在正处在新旧两种秩序交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矛盾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8) 这些变化的发生，以及变化的合法性的最终确立，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党的十三大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 

从“社会主义文学”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新时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成果。1980 年 4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9)。1984 年 6 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讲：“什么叫社会主义 ?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1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伴随争议、讨论和探索而确定的。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 年 9 月十二届六中全会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依据。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这个论断作为指导思想的依据，“决议用这一点 ,从实质上来批评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现实 , 而只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左倾空谈。”(11) 但直到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才系统详尽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我们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12)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对我国当前状况的判断，实质上指出了以往对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判断存在偏差，以及导致相关政策失误的原因，“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13)1987 年 3 月 26 日，关于十三大报告大纲问题，赵紫阳写信给邓小平：“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初级阶段，而是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这一立论的意义在于， “有可能把必须避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 , 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 , 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 , 对国外理解我们的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1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的建设确立了明确的立足点和长期的依据，意味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领域开始反省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误区，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理解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僵化模式，意味着要“从自己的各种历史羁绊中解放出来”，比如“因超越阶段、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而造成的体制扭曲”，“因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或照搬前人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而造成的体制扭曲”，“因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而导致的体制缺陷”，矫正这些误区的同时，“建立和培育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新的组织、机制和规范”。(15)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理论模式、机制体制上出现了转折。

邓小平南巡讲话期间视察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

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僵化、教条式的认识，“我们往往用‘左’的观点、小生产的观点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加上了许多本来不决定社会性质的所谓‘属性’‘特征’”，“大到社会制度，小到个人穿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只有清一色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有其他经济成分存在就不叫社会主义；只有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利用市场调节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按照行政系统分配调拨物资、资金才是社会主义，建立生产要素市场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才是社会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就不是社会主义；农民只有种粮食才是社会主义，搞多种经营就不是社会主义；有人甚至认为只有穿着色彩黯淡、式样单一的服装才是社会主义，打扮得漂漂亮亮就不是社会主义。(16)

这些认识取消了社会主义的丰富性，在文学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状况：对文学的评价和认识也秉持严格的“社会主义标准”，“不仅明确规定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规定了理想的创作方法；不仅规定了‘写什么’（题材、主题），而且规定了‘怎么写’（方法、形式、风格）”(17)，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文学对“社会主义文学”虽有反思，但相关的争论依然不少，它和 1950 年代以来的文学还是存在纠缠不清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不但为反思文学发展的误区提供了理论武器，也成为“观察和处理当前文学问题的根本依据”，有人就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反映到当前文学上来 , 就使得当前的文学必然出现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1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也为认识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固有的规律，文学上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也不再因为是不是“社会主义文学”这种僵化观念的困扰而犹豫不决或无法接受，因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 , 就应该“允许暂时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属性的各种文艺现象存在，而不能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文艺”，“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存在 , 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 行不通的”。(19)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就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单一化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艺和社会主义的文艺是不同的概念，它“与共产主义的文艺有着根本的区别 , 而且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艺也有显著不同”，不发达阶段的文艺就不能按照发达阶段的文艺来要求，它应该“是一种包容性和并存性的文艺 , 是一种由多层次、多色调的文艺现象组成的开放式、网络型的有机结构”。(20) 这和以往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单向度理解有了很大的区别。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必然允许“并非完全社会主义”的文学存在， 文学的多元的发展、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成为可能， 新的探索具备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对于这一理论的文学意义，官方也有很明确的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认识当代中国一切 重大问题的理论钥匙，它也给文艺工作打开了新思路， 提出了新课题”，“要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深入认识我国文艺发展的宏观规律，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战略指导。”(21) 因此，把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起点，作为当代文学“终结” 的开始，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虽然此后的文学 发展仍然不脱社会主义的整体范畴，但对于它所处的阶段有了新的认识，此前文学发展过程构成的阶段性 的“规范和标准”逐渐失效或部分失效，文学也相应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反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油画

三 

“一体化”、多样性，

以及“新时期文学的终结”

中国当代文学从开始，就处在一个“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 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 50— 70 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22) 洪子诚先生的这一论断虽然也遭到一些质疑， 但作为一种趋势、追求的结果和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体化”仍然是概括 1950-1970 年代文学最为恰当的判断。在“一体化”的诉求之下，一直贯穿着对文学纯洁化的要求，和社会主义文学要求不符的文学形态，逐渐丧失其合法性并被消灭。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 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3)。因此 1950 年代以来的文学，经常出现的最高准则、唯一标准等等排他性论断，都预示了文学发展的单一趋向。在文学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上，“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都是“高度组织化”的，对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同时，在文学形态上，“作品的题材、主体、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24) 尤其是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文学纯洁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学。文学运动的不断开展也意在维护社会主义文学的纯洁性，不断剥离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等异质性的、非社会主义的文学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文学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对形势的判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有着很大的关系。在“1987 年文学态势”座谈会上，高占祥就指出，“过去，我们文化艺术工作中‘左’的东西较多，我考虑，这主要和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问题没有认识有关。比如，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好像文学的功能价值越高越好，这些可能都跟对初级阶段认识不够有关。如果我们认识了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可能对于我们从根本上防止一些‘左’的东西有益处。”(2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文艺界内部的差异提供了理论的基础，以往追求的思想统一不再强求，“对文艺界的思想统一，不能要求过高。各种意见只要不出大格， 不反对‘两个基本点’，就不必强求统一”。(26) 文艺诉求的多元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在初级阶段，各个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文化艺术需求，因此文化艺术产品也必然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雅的俗的都要有。”(27) 相应的，文学创作方法、题材、风格的探索有了更广阔的空间。1988 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问题”座谈会上，文艺的“多成分”被普遍认可，“不但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艺，而且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艺的存在和发展也应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28) 从一体化到“多成分”，当代文学在历经五十年的发展后发生了生态上的变化。

从文学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1950-1970 年代被取消、压抑的文学，在 1980 年代开始反弹，比较典型的是通俗文学再次兴起。1950 年代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运动中，通俗文学占据了相当大的比 重。(29) 在这种情况下，通俗文学基本绝迹，除了一些“评弹、相声、快书、戏曲剧本等戏曲和曲艺作品”，“晚清以来的以言情侠义为主要类型的那种‘通俗小说’，其命脉在大陆实际上已经中断，而在台湾，特别是香港 等地，则获得承接和发展”(30)。

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

洪菁耘、陆天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版

1980 年代中后期通俗文学急剧升温，原来被压抑的世俗性诉求死灰复燃，书店陈列的图书类型显示出这种变化。1949 年北平解放后，在王府井大街“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办了一家新民主主义文学阅览室，旁边还开了一家书店，吸引了众多的顾客，十分拥挤”，“成堆的小册子全是粗糙的黑白漫画，以此揭露地主所有制的罪恶，军民合作的好处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主题”。(31) 五十年后的1989 年，有人以《大书店也在变》为题，描绘了新华书店内的情形：

你如果走进王府井新华书店——这家中国最大的书店，会发现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基本趋向是与街头巷尾的书摊迅速接近。这里的书架上，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传奇、谍案艳情类书籍令人眼花缭乱，而有关家庭生活、服装美容、武术气功的书籍也开始占据大片书架。当然，这里仍然有文艺理论、中国长篇小说等小摊上难觅之书。据了解，目前新华书店在求生存的压力下也开始广开书源，在“随行就市”中揣摩读者的喜恶。一些人士为“官商”改换面孔而喜，一些人士则为其“自掉身价”而忧。(32)

这样的差异反映了文学属性的变化。文学的商品性在 1950 年代被政治性、阶级性压制，那时对作品的评价，主要是“对文艺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文艺观点，进行一番阶级分析的工作，区分哪些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哪些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思想”。(33) 那些单纯盈利的文学行为往往会遭到严厉批评，周扬就说过，“在某些文化商人（出版商、戏院老板等）的奉迎引诱下，就使一些意志薄弱，爱好虚荣的人们产生了追求名利的欲望。这些人忘记了文艺是一种教育人民的高尚精神武器，而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去猎取金钱和迎合市场的需要。他们掌握了文化企业，如戏院等，作为单纯营利的手段；错误地把这些企业的经济收入的利益放在人民教育的事业的利益之上”。(34) 但在 1980 年代，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成为时代主潮，文学作品的商品性也逐渐被认可、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那么我们的文艺，也要和这样一个社会相适应，要为这样一个社会服务”。(35) 有人提出“要正视文艺产品在流通领域中具有商品属性的一面，充分重视和发挥文化市场的积极作用”。(36)

文学商品化意味着读者地位的提高，读者多层次的诉求被重视，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1950 年代，周扬曾讲“人民要看电影、戏剧等，这就是需要。人民看了戏、电影、文学作品以后，要能够教育他，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他的文化水平， 这就是利益。所以文艺是党和国家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之一”(37)。在周扬看来，新文艺在面临是降低工人阶级的水平去迁就小市民的趣味、思想、爱好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水平来， 还是把小市民的趣味、思想、爱好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水平来的选择时，“执行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没有采取迁就和迎合小市民的作法，那是正确的”。(38) 这种对文学单一职能的认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在1980 年代后期也被抛弃，高占祥就认为，“文艺上所谓‘高’格调、‘低’格调的东西都应允许存在。没有‘低’ 一点格调，哪来‘高’一点的格调？我这么说，并不就是要提倡‘低调’。我觉得，文艺上是否可以说‘无害’就是‘有益’。”(39) 不同等次、不同趣味的文学产品变得可以共存，有读者需求的“低格调”作品有了生存的空间。文学商品化和文化市场兴起也使得周扬所批评的“迁就”读者的做法反而被重视。此时读者的兴趣和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教化性的需求向消费性的需求转移，从纯文学向通俗文学转移”(40)。这势必影响作家写作心态和生存状态，在写作目的上有所偏移。1988 年在“文学与改革”理论笔会上，有人就指出，文学作品作为社会产品进入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领域，就要摆脱“贵族文学”的姿态，成为“具有大众意识的‘平民文学’”，作家考虑读者的变化和作品的市场信息，需要创作“至少在形式上是平民化的文学”，才会有出路和读者。(41)

文学的世俗化、商品化、大众化的趋势预示了 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以及之前的文学有了巨大区别，因此 1990 年代文学界有人提出“新时期文学终结”、进入“后新时期”的命题。谢冕和张颐武在《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一书中表示，“后新时期”是“对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新变化的概括，它既是一个分期的概念，又是对文化中出现的众多新现象的归纳和描述”。它既意味着“新时期以来的理想精神和文化热情的结束，又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民族的诸种新的可能性的开始。它是一个力图跨出‘他者化’的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尊重‘现代化’的时代”。(42) 新时期文化已终结，与此同时，主流文化自身也发生了“适应市场化”的转变。(43)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谢冕和张颐武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他们共同看到了 1980 年代后期文学的变化。陈骏涛认为“后新时期”标志着新时期的终结和另一个时期的开始，这个变化产生在 1980 年代后期，主要是从 1987 年即“新时期文学十年”之后，文坛呈现出与前十年不同的景观，比如寻根文学式微，新写实小说继而崛起，先锋小说回荡着“世纪末”的情调，第三代诗歌诞生，通俗文学、纪实文学与纯文学分庭抗礼，等等。赵毅衡则从文学所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把新时期文学归于20 世纪中国文学大部分时期相同的文学中去，“服务于主流社会运转的需要，服务于政治运动，寓教于乐，制造典型。因此有所谓工业文学，农业文学、合作化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主流社会运转过程中，文学被征用作润滑油”(44)。“后新时期”的文学恰恰与之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赵毅衡的观点很明确地指出了新时期文学与 1950— 1970 年代文学的内在延续。

“新时期文学已经画上句号”，这代表了 1990 年代初期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但对于“后新时期”的判断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因为很多人不愿意面对新时期文学的远去。冯骥才说，他能体会文学界对新时期文学的留恋，很多作家“对新时期文学有太深的情怀，其实我也是，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任何时代最终都会向我们挥手告别，只不过我们对它犹然依依不舍、终难忘怀而已”。(45) 当然，“新时期”与“后新时期”并非一种完全的断裂，谢冕就指出，作为开放中国的开放文学， 它们同属于文学的新时期，(46) 二者并不乏内在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四 

文艺体制改革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对群众团体的改革有相应的意见，强调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群众团体的关系，使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文联、作协的体制改革早在十三大之前就已经进行，但此后的改革力度大大加强了，并涉及其基本职能的变革。

1988 年 1 月 15 日至 20 日，中国文联体制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研究中国文联体制改革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对《中国文联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征求意见稿）》的意见。11 月 7 日上午全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夏衍、林默涵、吴祖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文联职能转变，是否意味着文联过去在这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林默涵回答说，现在各个文艺门类的工作各有特点，应该由他们自己的协会去管。文联不可能指导各种文学与艺术的工作。现在是加强联系，团结各方面的文艺家，使有机会互相交流，讨论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平时不能指导各协会的工作。世界各国没有专门协会，只我们这里有一个全国性的文联。事实证明不好领导。(47)

1988 年第五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体制改革的深化，这次文代会有两个重要的议题：文联体制改革和文艺体制改革。在这次文代会上，文联的章程做了修改，规定中国文联对其会员“负有协调、联络和指导的责任”，新的章程修改为“负有联络、协调和服务的职责”，去掉了“指导”，增加了“服务”，因为实践证明，“中国文联作为一种‘联合性质’的群众团体，对其团体会员，不宜承担在政治上、业务上进行指导的责任”。(48)

邓小平出席第五次文代会

此次文代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的第四部分就是加快和深化文艺体制改革。文艺体制改革 1980 年代初期其实就开始了，但“近几年来，文艺系统的体制改革，在理顺关系、转变职能、调整布局、改善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步子不大。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必须加快改革”。文艺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了扩大各文艺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引入竞争机制，在艺术表演团体中积极而审慎地推行“双轨制”等内容，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制定和完善文艺事业方面的各项经济政策等等。(49) 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国家养起来”的模式出现了变革。除了文艺团体实行的双轨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开始自负盈亏。同时出现了不依附任何体制的自由撰稿人，有些作家建立了自己的民间组织。(50) 专业作家体制也在进行改革，普遍做法是打破终身制，引入竞争，打破工资制，实行补贴制、津贴制等。(51)

中国作协深化自身的体制改革，着重对作协的职能重新定位。1987 年 12 月 10 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重点是就文学工作和作协体制改革进行讨论和酝酿，认为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家自愿结合的文学专业群众团体，它既不是领导机构，也不是办事机构，更不能办成“衙门”。要按照群众团体的特点，用社会方式去开展作协工作，要按照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为作家搞好各项服务活动。(52)1988 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为适应改革新形势，先后召开了十余次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征求会员对作协体制改革的意见，重点是以作协体制改革为中心，明确上海作协的性质与任务，真正体现作协是一个“专业性、学术性群众团体”，它的职能和任务将确定为“联谊、沟通、服务、倡导。(53)

文联、作协的改革及时体制变化的要求，其实也源于现实的困境，原有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难以为继。1992 年12 月全国作协文艺体制改革研讨会召开， 会议有两个议题：作协体制改革和发展第三产业。(54)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原有作协体制困难重重。张锲在 1993 年给张贤亮的信中就说，宁夏作协每年的经费除了人员工资外，业务经费只有 1500 元。陕西作协机关的汽车都没法开了，因为没钱买汽油。住在医院的老作家病了出不了院，因为单位的会计没钱结账。四川也差一点把沙汀和艾芜请出医院，因为作协没钱付医疗费。原有的文艺体制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已经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从宏观来看，现行的文艺体制必须有较大的改革， 则是必然的。……我们的现行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办法，这套办法，在苏联那块土地上，已经行不通了，在我国，也很难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中去”(55)。

作协、文联等机构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时代，通过发展第三产业，“以文补文”，提供有偿服务等方式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比如开办不同类型讲习班、培训班、函授班，进行文学艺术方面咨询和辅导，兴办文化企业等等。江西省新建县文联自筹资金开办了美术装潢服务部，1987 年产值 22 万元，纯收入 4 万多元，从而解决了办文学刊物《西山雨》和其他开展文艺活动的经费。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以文补文”的意义就“不仅在于补充事业经费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打破大锅饭、打破国办、国包格局的一个成果，它有益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文化艺术生产力，促进文艺工作的改革。”(56) 据文化部统计，1987 年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开展以文补文活动的营业总额达 6 亿元，纯收入约 1.4 亿元。这种方式也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57)

冯骥才：《激流中：1979— 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

党和文艺的关系、领导文艺的方式，对文艺作品、文学观念的评价问题，虽然在新时期以来就提出了文艺民主等主张，但具体的做法上，1980 年代后期出现了新的意见。针对胡风的平反问题，王忍之就提出，“文艺思想上的回题，到底是非如何，不由中央文件来做决断，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他还以电影《红高粱》为例，认为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意见很不一致，但可以科学的方式由大家讨论，“这些事情不要由中央来发表意见，表示赞成或反对”。(58) 同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问题”座谈会上，在如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问题上，也认为要减少微观干预，“一部作品能不能上映、一部影片该不该得奖没有必要拿到中央去讨论决定”(59)，党的领导应该集中于宏观的发展战略上。

这些变化都表明，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195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艺体制包括作协、文联的职能和定位，作家的身份、生存方式，文艺生产方式开始出现转变。虽然很多体制因素依然强大，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已经不是像原来那样完全依靠政治、行政力量作为唯一的支撑，市场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有文艺体制的力量，其影响范围变小。文联、作协作为“文艺运动指挥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意识形态功能开始淡化，出现了不同的力量支配着文艺的发展。

五 

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文学史的分期并非只是强调不同、差异和断裂， “强调变化，划分出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必须说明，这两个时期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常常要清楚 明确地，或者至少也是间接隐含地指出二者又在哪些 方面相似。”(60) 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前提都是要坚持社会 主义，文学艺术同样如此，这和当代文学几十年来所强 调的主流是一致的。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和断裂 中，延续性、统一性仍然是存在的。虽然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对社会主义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为文艺的多样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这一理论没有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道路，“否认我们的文艺已经是社 会主义文艺 , 否认社会主义文艺在各种文艺现象中的主导地位”, 是错误的 , 行不通的。(61)

强调“初阶阶段”，忽视“社会主义”，强调多样化， 忽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主流，对这种可能性，1988年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问题” 座谈会上，就有人做出过提醒，“正如经济上的多种成分要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要以共产党为领导一样，在文艺的整个结构上应当是以社会主义文艺为主导的”，我国文艺在“整体目标上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发展有所区别，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应旗帜鲜明。否则，就会偏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62) 所以多样化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多样化，

1980 年代中后期对“主旋律”的倡导也正是出于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学的强调。主旋律提出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文学多样化、文学商品化的潮流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文学乱象”。有人就指出，文学的主旋律开始失落，“如果翻一翻近几年某些文艺报刊，逛一逛‘扫黄’之前的街头书摊 , 有心人也会喊出：‘这不是我的中华文学！’‘这不是我的社会主义文学！’”(63)在一些人看来，对多样化的无制约的强调，导致“一些格调不高乃至庸俗消极的东西有某种失控之势”，(64) 因此多样化应该“是分层次、有侧重、有重点的”，(65)“那些游离主旋律的一意沉迷于个人低唱浅吟之作，过度沉醉于远古荒原、神异传说之作，以及专心沉溺于渲染性意识、潜意识之作，有一点也可以，但不要以为体现文学的多样化，主要就是发展它们。”(66) 否则可能造成对主旋律的忽视，从而导致另一种失衡。李准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如果主旋律不突出， 甚至缺失 ,“文艺的生态平衡就会发生混乱 , 所谓多成分、多层次、多样化的结构状况就会与经济基础中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相脱节 , 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要发生倾斜 , 作为交响乐也会失去的主题所要求的气势和感召力”。(67)

1987年的租书店

1990 年代对“主旋律”的倡导，被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并通过理论宣传、作品示范等方式来强化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和基调。1991 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应该成为主旋律”(68)。1994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69) 此后对主旋律的具体阐释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和导向没有变。

为了促进主旋律作品的生产，一些相应的国家工程也相继出台。1991 年 3 月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要求，对那些代表国家文明水准和突出主旋律的优秀作品，要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政策上要有所倾斜。对于某些亟待保护和发展的艺术品种，在创作上应多加扶植。从 1992 年起，中宣部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五个方面的精品佳作：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一部好的图书、一部好的理论文章。(70) 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扶持、倡导主旋律作品， 树立社会主义文艺的典范。

1987 年之后，文学相比之前，虽然存在文学多样化、商品化、市场化的变化，但并非文学生产的放任自流，而是在维持多样化的情况下，保证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除了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的“主旋律”，还对商品化带来的乱象进行治理，比如“扫黄打非”等行动，消除有违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规范的文化产品，并把它作为“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因为“它关系到文化市场是不是让社会主义占领的问题。”(71) 自 1989 年来，扫黄打非行动一直持续了下来，并成立了全国“扫黄打非” 工作小组办公室，把扫黄打非作为常态化的工作，并视其为“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跨世纪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培养和造就下一代‘四有’新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72)

以 1987— 1992 年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下限，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已经和政治主导下的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前文中所列举的那些变化并非就是 1990 年代以来文学的终极状态， 其间也有很多方面的调整，很多政策都有所回收，比如文学期刊的“断奶”导致严肃文学的失落，对文学生态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很多地方后来都恢复了对文学期刊的财政拨款和支持。文联、作协发展第三产业、开展经济服务的政策也在后来慢慢收紧，逐渐恢复了“国家养起来”的状态。同时 1950 年代以来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也在近些年作为资源被重新发掘，比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的开展，对文学的社会责任的强调，对柳青、路遥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倡导，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发展虽然存在阶段性的变化， 但并非是截然断裂、毫无延续性的，也表明文学分期的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强化了两个阶段的断裂性，而忽视其延续性，但必须明确的是“主旋律”与“一体化”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六 

结 语

1990 年代初期，随着改革进程中一些矛盾和问题的暴露，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思潮，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也显示了一部分人对于市场经济的怀疑和否定，“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中国再次面临着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为解决这一问题，1992年 1 月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尤其是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 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73) 南方谈话“针对‘左’的错误思潮及其观点，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前进道路上的迷雾，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74)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

1987 年 -1992 年，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形成的时期，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判断，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都推动着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变化。这一时期是文学发展的转变期，既是当代文学的结束，也是下一时期文学即“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的开始，这一阶段也因此具有“双重性质”，新旧杂陈，承上启下。

一些作家的认识也表明，文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转折和过渡的状态。冯骥才在回忆录记载了对 1989 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深刻记忆，看过展览后他“感觉一切都在变了”，虽然说不清究竟变了什么，但“反正已与先前不一样了”：

我觉得自己抓不住生活了，我无法像昨天那样深知正在激变的生活与社会。同时，我好像也找不到我的读者了，读者总是一代换了一代，是我抛下他们，还是他们抛下了我？我还是他们心灵的知音吗？我还与他们拥有共同的审美吗？虽然文学还在继续，我还在写，但是生活将要发生的一定有别于昨天。我感觉脚下的路变得模糊了；原先那条文学大河突然在一片陌生的原野上漫漶开来。

直到 1993 年冯骥才自觉看清了这一时代的变化，并撰文《一个时代结束了》，表达了对时代变化的明确判断“,  应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结束，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形的、该盖棺论定的历史形态了”，他认为任何时代的使命都是阶段性的，“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他非 凡的一段历程，他所担负的冲破思想禁区、挣脱“文艺 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束缚、使文学回到自身的使命已经 完成，而它的读者群“已然涣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作家面临着不一样的压力。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是“奋力 争夺自己”，现在则是“如何保存自己”。(75)

1990 年前后的中国确实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1990 年代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内涵，汪晖认为“90 年代”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 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90 年代”的“另一个醒目的标志是 20世纪形成的价值系统和历史观的深刻危机，不要说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历史所提供的价值，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80 年代命题’也没有多少相干”，而“1980 年代命题”“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来自 50、60 和 70 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而“‘80 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界的尾声”。(76) 同样，在“短二十世纪”的视野下，革命文学的传统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间点上已经“终结”了。进入 1990 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形成，对政治、革命的“否定”，“知识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达到了历史的顶点”(77)，这对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革命文学传统试图通过“主旋律”文学等方式进行延续，但其地位和影响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文学所要处理的时代命题已经大相径庭， 这也是“后新时期”“90 年代文学”的这些概念出现的原因和合理性所在。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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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法］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31 页，第 18 页，第 92 页，第 18 页。

（2）（60）［法］安托万 - 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16 页，第 116 页。

（3）［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65 页。

（6） ［法］马洛赫：《为历史学辩护》，转引自安托万 - 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21 页。

（7）  汪晖认为“‘90 年代’诞生于 1989 — 1991 年的世界性巨变，它绵延伸展，越过了人们用以标记时间的段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序言第 1 页。

（8）（9）芮杏文《：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文艺界通讯》1988 年第 10 期。

（10）（11）（14）参见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炎黄春秋》2008 年第 8 期。

（12）（13）赵紫阳：《沿着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 页，第 10 页。

（15）（16）《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对外开放——理论工作者、有关专家书面答广大干部群众问》，《人民日报》1987 年 9 月 2 日。

（17） 洪子诚：《关于 50-70 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 年第 2 期。

（18） 曾阳：《必然发生的和必须引导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角度观照文学现状》，《文艺争鸣》1988 年第 6 期。

（19）（20）（61）李方平：《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两重性特征》，《河北学刊》1988 年第 4 期。

（21）（28）（36）（59）（62）《认识文艺发展的宏观规律    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战略指导 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问题”座谈会》，《光明日报》1988 年 4 月28 日。

（2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 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 页。

（23）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 年版，第 70 页

（24）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 年第 3 期。

（25）（27）（35）（39）《文化艺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高占祥同志在“1987 年文学态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8 年第 3 期。

（26）（58）王忍之：《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文艺界通讯》1988 年第 10 期。

（29） 参见王秀涛：《重建城市文艺——论 20 世纪 50 年代对 “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处理》，《文学评论》2014 年第 6 期。

（3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26 页。

（31） 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版，第 112 页。

（32） 《大书店也在变》，《文艺报》1989 年 2 月 18 日。

（33）（38）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周扬文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28 页，第131 页。

（34）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周扬文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44 页。

（37）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周扬文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83 页。

（40） 《本刊点题问答录》，《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9年第 2 期。

（41）  逢君：《“文学与改革”理论笔会综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8 年第 6 期。

（42）（43）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9-10 页，第 10 页、第11 页。

（44） 赵毅衡：《二种当代文学》，《文艺争鸣》1992 年第 6 期。

（45） 冯骥才：《激流中：1979— 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33 页。

（46） 谢冕：《世纪之交的转型》，《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28 页。

（47） 《第五次文代会筹备组举行新闻发布会  夏衍、林默涵、吴祖强答中外记者问》，《光明日报》1988 年 11 月 8 日。

（48） 《关于修改中国文联章程的说明》，《文艺界通讯》增刊《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资料选编》，1988 年 11 月。

（4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1989 年 3 月 11 日。

（50）1989 年王朔、莫言、刘恒等人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1992 年正式登记。1993 年上海的宗福先、陈村等人成了稿酬协议组织，签署了对影视剧本稿酬最低标准明码标价的九三一约定。

（51） 具体内容可参见《作协各分会积极推行作家队伍体改试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8 年第 4 期。1986 年起北京作协开始实行合同制，每期 2-3 年，6-10 人，作协发生活补贴。上海从 1987 年实行专业作家聘任制，实行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四年一个聘期。

（52） 参见《使中国作协在改革中成为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群众团体》，《文艺报》1987 年 12 月 19 日。

（53） 《上海文化年鉴 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89 页。

（54） 《全国作协研讨文艺体制改革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多办实事》，《人民日报》1992 年 12 月 5 日。

（55） 张锲：《直挂云帆济沧海——致张贤亮兄 - 谈文人下海》，《张锲散文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57 页、第 359 页。

（56） 张涛：《各级文联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势在必行》，《文艺界通讯》1988 年第 8 期。

（57）1987 年 2 月，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暂行办法》。1988 年 7 月，文化部、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化事业单位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表彰了 136 个先进单位和个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与文化艺术工作无直接关系的重要工作会议。”黄河浪：《加速文化事业建设的新途径——各地开展“以文补文”活动透视》，《文艺界通讯》1988 年第 10 期。

（63） 郑伯农：《从主旋律的失落谈起》，《理论与创作》1990 年第 1 期。

（64） 《发展多样化  强化主旋律   中宣部文艺局组织研讨如何繁荣文艺》，《人民日报》1989 年 4 月 8 日。

（65） 张绵厘：《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和“多样化”》，《求是》1992 年第 6 期。

（66） 江曾培《：从文学的主旋律说起》，《人民日报》1987 年 2 月10 日。

（67） 李准：《在多样化发展中强化主旋律》,《理论与创作》1990 年第 1 期。

（68）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21 页。

（69）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 年1 月 24 日），《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4 页。

（70）1995 年“五个一工程奖”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列入评选范围。

（71） 《抓好“扫黄”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文艺报》1989年 9 月 2 日。

（72） 《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人民日报》1997 年 12 月27 日。

（73）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73 页。

（74） 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425 页、第 437 页。

（75） 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 年第3 期。

（76）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序言第 1 页、第2 页。

（77） 李耀鹏：《1990 年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反思与价值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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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掉了脑袋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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