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俊：《朝花夕拾》——文学的个人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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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鲁迅自称的五部文学创作集中，《朝花夕拾》呈现出非常独特的一种个人史的写作风格。所谓个人史，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虚构，其中或多或少会含有主观经验的成分，是一种主观修辞、审美色彩强烈的文体。作者用叙实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经验化作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的一种表达；也可说是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成为个人经历经验的一种提升表达动力，并借助于叙实的方式得以充分实现。在鲁迅的《朝花夕拾》中，个人史跨越现实和精神的层面，兼有个人、历史、当下的表达维度，具体经验和抽象精神融会贯通、不着痕迹。因而《朝花夕拾》显得别有意趣，在鲁迅作品中独树一帜。

吴俊老师此文便从“个人史”这个角度，顺着《朝花夕拾》的“小引”“后记”路径，延伸考察鲁迅写作前后的经历（生活变故和社会事件），对《朝花夕拾》的创作动因和特色以及自己阅读的体会和认识，娓娓道来。通过《朝花夕拾》，鲁迅对自己的青少年生活记忆做了一次暂时的告别。作为个人史的《朝花夕拾》既是一次苦痛之际的回望和谢幕，又是跨越羁绊、面向未来的开场和眺望。鲁迅是站在当下展开他对于个人史的回忆书写。他是一个清醒而顽强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者。

本文原刊于《写作》杂志2021年第2期，转载自公众号“写作杂志”，感谢《写作》杂志和吴俊老师授权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俊

《朝花夕拾》：文学的个人史（之一）

——以《小引》《后记》为中心及延伸考察

1

创作心态和背景：

以《小引》《后记》为中心

鲁迅《小引》自述，10篇作品分两地创作，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在厦门。《小引》写于次年的广州。从写作过程和《小引》的语调推测，鲁迅的心情并不愉快，或说还有点郁闷。他说，其中的3篇是“流离中所作”，后5篇是遭到排挤打击之后写的。写作过程“或作或辍”，多有不顺吧。至少，我们可以认为，鲁迅要交代和给人的印象，是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种种不如意、不顺心。这就难怪多篇作品中行文都有情动于中而怒形于色的明显感性表露。写作难免留下当下性的情绪或思想的痕迹。真近于所谓的风格即人格吧。

*《莽原》杂志于1926年1月10日在北京创刊，1925年4月在北京初刊,以周刊附于《京报》发行；1927年12月《莽原》半月刊出至第2卷第24期停刊。

至于写的内容，鲁迅说的是“回忆”“记忆”。这些作品在《莽原》上首发时，冠名是“旧事重提”，结集初版时改题为《朝花夕拾》，也都是重在忆旧之意的。那便是一般所谓的回忆散文了，也是广义的文章或文学一种。即具有创作性质，很难说就是自传——自传应该至少在主观上要认定为真实性意义上的写作。鲁迅后来计划编辑自己的文集目录时，也都是把这部作品归列为“创作”类——与《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同类的五种创作之一。

怀有那么一点郁闷心情的回忆之作，笔调流露出间杂着感伤抒情和沉郁凝重的缠绕、回旋的风格，该是很自然的了。这也是内心衷曲的一点释放和排解，尤其是个人生活、生命史的回忆，写作者的姿态不仅回首过往，也在以此对应、清理和洞察现实，并隐隐地眺望未来。清理了来路，同时不妨看取了前程。基调不算壮怀激烈，也未必就全是低沉的了。一旦拿起了往事，写作的思绪已经穿越了历史，飞向了精神的辽阔之域。不妨以鲁迅自谓的5部创作集的基本面向来比较一下，或能简要说明、看清《朝花夕拾》的特殊性。

《呐喊》《彷徨》的现实面向非常鲜明，题材题旨写法修辞，在基本面上相对比较容易把握住大概，虽然各自的深浅会有所区别吧。这从两部小说集的名称上就能直观体会到的。几乎就像是一种对照，《野草》远离了题材的写实，内倾化和象征性的程度极为明显，一下子就和《呐喊》《彷徨》的外在写实性形成了美学风格上的强烈反差、反衬。个人、个体的特殊经验色彩及审美表达方式，在内容和手法上都张扬得格外极端，甚至有点近于梦呓、玄想的特殊心理写作色彩，显然不能使用解读《呐喊》《彷徨》的方式来理解《野草》的思想和美学了。所以历来不乏有学者称《野草》是鲁迅的“哲学”，或即文学方式表达的哲学思索。这很有点道理，虽然我并不因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哲学家，他并没有真正哲学方式的著述。毕竟还是一个文学家。伟大、杰出的文学家当然不妨同时成为思想家的。这是要强调文学家（鲁迅）写作的深刻性和广博性。我觉得这是鲁迅创作中的两个极端吧，可以看出鲁迅文学的创造空间和美学张力确实十分的广阔而巨大。同时也证明了鲁迅的文学已经进入了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共振的前沿位置，代表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汇合体。尤其是在文学的现实关怀、个人命运思考、美学价值趣味方面，鲁迅都突破了本土形式局限和传统审美范畴，将民族性的中国元素（包括国家、社会、个人）融化为世界现代文学的有机成分。鲁迅由此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宗师，同时也为世界文学的杰出大家。

*《野草》 鲁迅著，北新书局1927年版

在这样一种文学格局中，《朝花夕拾》呈现出的是一种个人史的写作风格。所谓个人史，和鲁迅自谓的“回忆”、“记忆”、“旧事重提”有关。既称史，潜台词就是写作内容有相当连贯性的长度，短制也彼此各有关联，而且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虚构。个人史，就是个人真实的过往记载（历史），或即人生经历吧。其中或多或少会含有主观经验的成分，包括叙事方式也是主观性的——因为是文学性体裁，这种个人史便成为一种主观修辞、审美色彩强烈的文体，而其依托的底色主要还是真实的个人经历经验。就此而言，可以认为个人史是作者用叙实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经验化作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的一种表达；也可说是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成为个人经历经验的一种提升表达动力，并借助于叙实的方式得以充分实现。个人史跨越了现实和精神的层面，兼有了个人、历史、当下的表达维度，而且文体上还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虚构和写实，在个人史作品中是合为一体的；具体经验和抽象精神，在个人史作品中也是融会贯通、不着痕迹的。这种文体所具有或流露出的心态、技术特征，在《朝花夕拾》中都分外明显。《朝花夕拾》因此显得别有意趣，在鲁迅作品中独树一帜。晚年，他曾表示还想写一部回忆作品集，也写成了几篇（包括《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等），但终究因病早逝没能如愿成就完璧。《朝花夕拾》成为鲁迅唯一的个人史完整作品集。

最后还要提的是《故事新编》，我把这部故事集称作是鲁迅对于中国文明史早期的一种文化再书写，作品具有重构、再造中国文化特质精神的用意。现代意识和价值观的历史文明批判成为《故事新编》的主导精神，回应的是五四反传统大潮之后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现实诉求。拆解、歧义和颠覆性的写法应和了对于正统历史文化叙事的不信任，人格化的重释成为新文化建构的一种个人化立场的特定修辞方式。鲁迅用这种个人化的修辞方式完成了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未来的宏大叙事写作。不管是一般或泛化的启蒙政治，还是特定的个人立场，鲁迅都进入了更加现实的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漩涡、博弈中。1930年代的鲁迅基本上就逐渐告别了相对纯粹的文学性写作。

*《故事新编》鲁迅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1936年

左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精装本）

右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平装本）

话题还是拉回到《朝花夕拾》。从《小引》看，鲁迅虽然人到了广州，但心态还没有摆脱此前离开北京、短居厦门时期的郁闷影响，笔调很是低沉。他开首就说：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当然，鲁迅心情不好的原因并非全是北京、厦门的记忆，接下他就把厦门、广州、北京三地的遭遇连贯起来了，现实的原因也很清楚了。《小引》写于1927年5月1日，此前的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提交了辞呈，至6月6日获允。鲁迅辞职的直接导因是国民党在上海、广州相继发动的“清党”事变，殃及了多名中大师生被捕，校方无力作为，鲁迅虽经努力却也无可奈何，遂以辞职表明态度。这说明鲁迅此举并非事先的熟虑，而是事发突然的变故。厦门、广州、北京三地遭遇的共同处和结局就是“离开”，还是不得不的“离开”。心情当然不会好。《朝花夕拾》就是在持续的不好甚至恶劣心态过程中写就和编定的。既然现实不忍直视，也就转向回忆了。并且，回忆也会显得困难重重，并非就是蹈向时间暗处的无尽虚空。于是，回忆的笔触中就时常要隐隐地流露出现实的影子来。现实的种种勾连时刻都在缠绕着回忆的思绪流向。有时，这回忆更像是一种审美写作方式的情绪挣扎吧。只是《小引》相比正文要写得更加直白些。他竟这样说：“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看到这种措辞行文，是很有些震动感的。显见出鲁迅还没有充分调整好直面现实发言的姿态和方式，只有郁愤之心可谓溢于言表了。接下他还说：

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显然，回忆既为无奈，也是一种有意识的“逃避”，鲁迅知道他是如何会陷入到回忆中去的。记忆的“蛊惑”，“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换言之，鲁迅很明白他的回忆文章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个清醒自省的写作者。这才能理解下面这段话的表述方式及其曲折含义。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确实很微妙。所谓“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意在强调这些作品的纪实性和真实性，也就是非虚构性。但马上又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无异承认了作品中的非真实性，这是一部“文学创作”。回忆作品的文学性和自叙传的真实性在这两句话的表达方式中得到了兼顾和强调。最后一句的语气和句式是最强烈的：“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这一主观确认的真实性成为《朝花夕拾》作为“个人史”的文学修辞方式。鲁迅似乎是在用文学方式抵达真实，同时用纪实方式强化、渲染了作品的文学性，以此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审美效果。这种主观创作心态的特殊性及其表露方式，在鲁迅作品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此意义上，《朝花夕拾》也是一部具有独特文体含义的作品集，是一部极具鲁迅个性特色的作品集。鲁迅首先是个杰出的写作者和文学家。

与《小引》相映关联的还有《故事新编》的《序言》，虽然这篇《序言》写于1935年底，但仍是近乎10年前的心态流露，笔调风格都未变。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

厦门的生活记忆和写作心理痕迹看来就是这么的深刻，多少年了难以释然。再来看《朝花夕拾》的《后记》。《后记》不仅篇幅较长，而且内容相对也更加具体些，差不多是正文主体的一种附注说明和衍生作品，并且还配了多幅插图。也许就因为是“后记”的缘故，鲁迅的笔致不再如正文作品那般注重创作的文学性修辞，更多流露出了杂文性，更多直白尖锐的议论。《后记》集中于两个话题，一是孝，一是无常。关于孝，可以联系鲁迅从五四时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启蒙立场，对于传统人伦束缚、扭曲人性的鲜明批判思想。这两段话最见典型：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尤其末句，活脱脱就是鲁迅的特色口吻。关于无常，鲁迅有一段的议论是：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所以，鲁迅最后交代说，本并不想写后记，但终于又“乱发议论了”。《后记》写于当年的7月11日，还在广州。但从鲁迅的行文笔调来体会，他的心情应该已经缓释了许多。看这期间的鲁迅日记，家人朋友学生的联系很频繁，写作翻译出版也还顺利，并且收到了中山大学的数月薪水，生活样态应该是渐入正规了。尤其是许广平依旧能在一地照应，个人生活情感稳定。摆脱了校事冗务，调整了日常生活节奏，杂文家鲁迅的性格面目露出了真容。否则，鲁迅恐怕没有心情为写后记而大费周章。从《后记》所述内容来看，他对孝和无常的资料案头工作之投入，几乎就像是在做早几年的小说史文献研究的功夫了。可见，《朝花夕拾》终究是很有些心理治疗作用的。个人史回忆的进入和释放，产生了作用于思想和美学上的净化和升华的精神效果。

2

个人生活：创作生涯的延伸考察

顺着《小引》《后记》的路径，再延伸一下考察鲁迅此前的经历，对于《朝花夕拾》的创作动因和特色，更有可能获得一些丰富的认识和体会。《朝花夕拾》同样是鲁迅生活、生命流程中的一种体验和精神的结晶。

*左图：《朝花夕拾》封面（鲁迅书写书名，陶元庆绘画）

*中图：《朝花夕拾》1927年版本设计草稿

*右图：死有分，活无常，鲁迅绘《朝花夕拾》插图

这主要是鲁迅在近几年里的几大生活变故，有的纯属个人生活，有的则是社会事件，还有两者纠结在一起的。第一个大变故要算是“兄弟决裂”了。有说“兄弟失和”。了解了“失和”的烈度，就明白岂止“失和”而已，就是毅然决然的“决裂”。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当时鲁迅与母亲、妻子朱安、还有周作人夫妇一家，都住在北京八道湾，原本的日常生活包括吃饭等，应该都是大家族成员在一起的。多年来周家的北京生活算得上是聚族而居了。对外则周氏兄弟的社会形象和日常交游也大幅重叠或相关。但从今天的日记看，鲁迅第一次改在自己房间独自吃饭了，连菜品都是自己单独准备的，“此可记也”四字，更强化了这种状况的情感色彩及其强烈程度。之所以如此，就是周氏兄弟之间情感破裂，反目成仇了。二弟周作人对大哥周树人（鲁迅）产生了明显敌意的破坏性冲突。这种不顾老母在堂同居家族生活中的公开分裂，可以想见其冲突的激烈对立实在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从传统家族伦理上看，兄弟之间的这种分裂也近于或含有道德意味了。当然，从迄今的所有材料看，我们并不知道两兄弟和周氏家族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一手的直接材料证据，所有传言都是猜测，无非八卦而已。鲁迅日记所记文字，似隐隐透出委屈之情。

过了几天，当月19日，鲁迅日记又见后续：“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周作人这是亲自来递交正式绝交信的。鲁迅看后还想邀约作人见面询问沟通原委，但作人显然已经不想再和大哥见面说话了。从这短短的记载里，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兄弟失和的双方当事人都把自己当作了“受害人”。也许，这一切真的是误会呢！遗憾了，可惜了，可叹啊！

顺便就看下周作人的绝交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不少学者都分析过这封信的含义，甚至解读过每句话的暗含之意、言外之意，难免也掺入了一点猜测。不管怎样，两兄弟已无缓和可能。但从此后各自的经历和言行看，虽然他们再无直接交集，但似乎也并没有成为公然的寇雠，彼此少有罔顾脸面的攻击或诽谤，没有因此发生长久影响到各自社会形象的不堪丑闻。周作人的“落水”也是在鲁迅去世后多年了，两不相干。

*1912年周家人合影，后排左起：周建人、鲁迅、周作人，前排左起：周建人妻子羽太芳子、鲁迅母亲鲁瑞、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怀抱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再过几天，鲁迅日记26日记：“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此后有连续看房、收拾行李的记载，鲁迅这是在另觅房子决定搬家迁走自住了。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是找到新居了。鲁迅记载中有关两兄弟间最激烈的一次直接肢体冲突，是在次年（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鲁迅日记的记述还是简略的，现场恐怕要比文字更难堪吧。兄弟关系糟到如此程度，且有家人女眷（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直接卷入撕破了脸面，要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决裂也就是相当轻描淡写的一种措辞了。这对兄弟各自的打击当然都是非常巨大的。相比也许鲁迅受伤及后果要更为严重吧。因为他只能是一人独自担当，作人尚有家人慰籍维护；过后是鲁迅迁居离开，作人一家安住未动。双方的经济损失显然也是鲁迅更大。待鲁迅觅屋迁居后不久，母亲也随之搬来同住了。所谓知子莫若亲，母亲的选择其实也是对子女的一种评价态度和感情权衡。

*下图：鲁迅在北京时居住的八道湾寓所

*右图：八道湾11号房屋具体分配图，由鲁迅侄子周丰二手绘。

兄弟决裂后一段时期，鲁迅四处看房酌定合适的居处。忧愤劳累终至于病倒了。而且这一病就是半年，到次年开春才渐愈。鲁迅晚年曾向母亲写信报告过这次的发病。应该不只是生病而已，人伦破裂、情感受创的伤害刺激更加强烈的吧。

日常的生活、公务、写作、出版、讲学和研究之类，仍在继续。变故也在不断产生。中国的政局、时局已经到了1920年代中期，政党政治和国家大局就要开始新的动荡巨变了。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把鲁迅卷入了漩涡，也开启了他后半生的新生活。因为学潮，鲁迅公然站在了权力当局的对立面，因此被顶头上司和段祺瑞政府处分免职，他的罪名是“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等。鲁迅也不屈服买账，决意诉讼应对，控诉长官行政违法。时局变幻莫测，政府走马灯换届。鲁迅这场诉讼在次年1月、4月最终胜诉并获复职。这场官司和学潮再次累倒了鲁迅，（1925年）9月肺病复发，曲折过年始愈。而北京的政治环境显然也越来越不利于鲁迅了，他毕竟仍在政府机构担任公职谋生，实际却越来越像是一个专跟政府唱反调的“公知”异见领袖了。

有利的变化是他也因为学潮而有了一场真正的恋爱机会。一个女学生许广平走进了他的生活。在此不妨冒昧一说，也许这次是鲁迅的初恋体验吧。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没有产生婚后的恋情，鲁迅和妻子一生分居，并无夫妻之实。目前所知材料也无从确认鲁迅生平有过其他可称为恋爱的异性间交往关系。许广平是他的唯一，也是第一。学潮期间的频繁交往和书信，境遇和命运，催生并见证了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1926年3月6日，鲁迅日记有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记录：“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害马者，广平也；这是女师大杨荫榆校长给学潮学生领袖所起的蔑称，鲁迅引以戏称许广平。两人关系显然有了决定性的突破。

由此，不难理解在兄弟决裂之后，鲁迅迅速进入了一种更加复杂多变不定的生活状态中：生病、学潮、恋爱、诉讼，还有持续不断的论战。他的身体和精神、私域和社会、公职和个人等相互间的关系，完全缠绕、纠结在一起了，最终还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方式选择。他必须决定今后如何与许广平一起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鲁迅的写作、学术、翻译、出版、讲演等作为一个作家、教师、学者、文化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也还在全力进行和承担着。他并不是一个自由人。这就一直到了他居住北京、任职教育部工作的最后时期。

进入1926年不久，鲁迅开始写作并发表了回忆散文系列诸篇，总名为“旧事重提”，这是《朝花夕拾》的前身。在这过程中，他做出了堪称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最大决定，偕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北京、南下开辟新的生活。较之于鲁迅早年的几次“离家出走”，到南京读书是“走异路，逃异地”，不得不别寻一条生路；去日本留学是追随维新潮流、学习世界先进科学和人文思想，实现个人抱负价值——从家庭和个人动机升广到了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国家、民族、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使命意识追求。这次离京南下时，鲁迅的个人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远超五四新文化高潮时期，置身在并成为中国现实革命运动的斗争前沿、引领时代进步文化潮流的公共领袖。他的个人命运走向和社会革命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融汇在一起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形象开始全面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方向的人格形象和精神化身开始在现实领域形成了个人化的标志和象征的实际体现。在这过程中，恋爱成为这一切走向的催化剂。南方朋友的引荐和相召使这一切有了切实的可行性。所有的行动条件都已成熟了。但这并不等于是一次完全轻松和心情舒畅的南下履新。过后不久鲁迅也就感受到了北京生活过的负担并不能完全卸下，南方的新生活也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在无法勉为其难后，怀着旧愁新恨而不得不再次告别。

鲁迅离京的第一站就到了厦门大学任教。厦门期间续写完成了《朝花夕拾》。第二站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时与许广平汇合，期间编定了《朝花夕拾》。现实中的动荡流离和孤独寂寞的生活即将结束，精神心理上的个人历史回忆也以文学的方式得以升华抒发，未来的想象和期待已在若明若暗、跃跃欲试的萌动中。待到《朝花夕拾》正式出版的1928年9月，鲁迅许广平早已落户定居上海了。新生活展开了，1929年9月，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生。《朝花夕拾》后来也改在了上海出版。鲁迅最终在上海告别人世。

*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

1926年还有大事发生，这就是史称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周围亲近学生就有惨遭不测当场流血殒命。一度传言甚急将对鲁迅不利。为避免罹祸，鲁迅一度离家避难。《小引》中说《朝花夕拾》有“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即指避难期间的写作。北京显然已成险地。友人林语堂5月受聘厦门大学文科主任，邀请鲁迅往厦大任教。7月下旬，鲁迅收到了厦大寄来的预支薪水四百元，并旅费一百。8月26日，鲁迅登车离京，9月4日抵达厦门。在厦大担任国文系教授等。许广平也相偕同时离京，前往广州。鲁迅在厦门住到次年1月中旬，1月16日离开厦门去广州，就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此前，鲁迅已于1926年11月中旬就接到了中山大学的聘书。厦门实际只是鲁迅离京南下生活的短暂过渡。但这期间成就了他的文学个人史写作集《朝花夕拾》。

*左图：“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摄于1927年1月2 日。

*下图：1927 年1月2日，厦 门大学文学 社 团“ 泱泱 社” 几 位成员邀请鲁迅和林语堂到长有龙舌兰 的 南 普 陀 寺 西 南 小 山 岗 上 留 影。左三为鲁迅。

与《朝花夕拾》的写作、发表和出版差不多同时前后的主要作品，鲁迅还有《野草》和《故事新编》中的部分作品，《彷徨》也是1926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全书单行本此时刚出版未久，当然还有收录在《华盖集》及其《续编》等中的杂文等。最重要的恐怕还要包括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即《两地书》中的第二集“厦门—广州”通信。但最微妙直抵鲁迅内心世界幽暗深处的，应该还是《野草》吧。《野草》的文体也因此成为一种文学史的创制。如果说《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个人（生活成长）史，《野草》就是他的精神心理史，或心灵史了。《野草》记下了鲁迅内心和思想的探索、搏斗、挣扎及超越的痛苦与煎熬过程，也像是一种自我的省察、审视、拷问和解脱，由此达成了个人独立立场的转变和重建。从此他的强大自我更加鲜明而坚韧地展开在了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的汹涌激流中。《野草》收录的是1924-1926年间的散文诗，文体的跨界创新和作品的审美贡献等，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定论了的；从理解、认识鲁迅的思想变迁和心路历程而言，《野草》的意义和价值更是一个标本。鲁迅用一种象征手法、也是“明确的暧昧”的方式，清理、理清并呈现出了自己心理上的淤积和疑问，彰显了作为一个清醒、坚韧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个人道路、生命姿态的决绝选择，以及对于仍然未决的晦暗不明的人生状况的悬置告白。《过客》就是一个范例：尽管来路和终点并不明确，但向着无穷之远前行则是唯一明确和坚定的现实选择与终极信念。这一选择和信念超越了“坟”（死亡）的阻挡，真正显示出了形而上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之所以说是一种“明确的暧昧”，鲁迅的表达方式一如他的一句看是有着内在矛盾的名言：“绝望的抗战”。或如《野草》里的《希望》表达：“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个人风格的审美修辞所强化的是思想表达的指向及其力度。在这种个人风格化的文学书写中，鲁迅也形成、建立并明确、坚定了他的个人思想价值立场：反思了之前的相对较为单纯的启蒙立场，也不同于此后卷入的“选边站”的政治立场，鲁迅以个人的价值观选择调适了文化启蒙和政治革命的思想与行动，最终以文学家、思想家的丰富内涵夯实、成就了革命家的文化历史人格形象。

*《两地书》封面设计稿

不管怎么说，相对个人性的写作总会流露出内省的一些真实。“两地书”私信和《朝花夕拾》《野草》在鲁迅个人真实的表达方面殊途同归：内倾晦涩的心理实况《野草》，文学性的个人记忆《朝花夕拾》，需要掩饰、修饰的真诚和真实的《两地书》——它们的文学性程度不同，动机一致，都具有个人生活和思想、心理的真实性。

鲁许的厦门广州通信，以家常内容和各自生活情形的报告为多，兼谈时政、人事和思想。总起来看，鲁迅的厦门生活似乎碰到了更多的不适，包括言语不通，生活不便，水土不服，人际关系复杂，校园政治叵测，还有大学教育理念的分歧，诸多不能适应和喜欢，其中还应该加上与许广平的分居原因。从宏观上看，对于旧政府旧势力保守利益群体的厌恶，对于广东革命新势力的同情和未来的期待，加之广州中山大学的新创及相邀，鲁迅终于还是离开了厦门，转任中山大学教职。

*左图：鲁迅楷书致许广平札 1926年 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上图：鲁迅行书致许广平札 1926年 选自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

鲁许通信里，有几段很重要的话，都是鲁迅对许广平直言剖白所说的，很能见出鲁迅的厦门心情和《朝花夕拾》的写作心态。援引如下，以见衷曲：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六六）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六九）

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已经很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责难纷起，我此后颇想不再蹈这覆辙了。（七一）

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七九）

如果说这些话相对而言多数算是鲁迅厦门生活的外因触动，他和许广平的感情升华就该是厦门-广州异地交流所激发的思想内因推动了。姑以两例管窥鲁迅情思之大概。

其一是鲁迅对自己今后的生活方式“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七三）。许广平的回应是：“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八二）在两人的情感言行中，可以说许广平是推着鲁迅加速向前走的。

其二，鲁迅表达得更加有点激愤之情了：“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一一二）

这些话当然有具体人、事所指，主要是针对索要过度、翻脸攻击的年轻“同志”、文学同人的阴损和污蔑。但由此也能见出鲁迅个性和自我意志的义无反顾，借着爱情的表白和宣示传达出了建立自己的新生活的决心。——这是在经由《野草》和《朝花夕拾》内外两面的抒发、清理之后才能形成的现实态度和个人立场。尤其是通过《朝花夕拾》，鲁迅对自己的青少年生活记忆做了一次暂时的告别，他的未来人生就从这离京南下重新开始了。作为个人史的《朝花夕拾》既是一次苦痛之际的回望和谢幕，又是跨越羁绊、面向未来的开场和眺望。鲁迅是站在当下展开了他对于个人史的回忆书写。他是一个清醒而顽强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者。是的，“我可以爱！”鲁迅用重建自我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人生未来。多少年后，《朝花夕拾》也将成为彼时的生命回忆。

本文原刊于《写作》杂志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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