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俊：《朝花夕拾》：文学的个人史（之二·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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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鲁迅自称的五部文学创作集中，《朝花夕拾》呈现出非常独特的一种个人史的写作风格。所谓个人史，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虚构，其中或多或少会含有主观经验的成分，是一种主观修辞、审美色彩强烈的文体。作者用叙实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经验化作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的一种表达；也可说是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成为个人经历经验的一种提升表达动力，并借助于叙实的方式得以充分实现。

吴俊老师认为《朝花夕拾》的每一篇都有着创作和纪实的双重品质。在鲁迅的《朝花夕拾》中，个人史跨越现实和精神的层面，兼有个人、历史、当下的表达维度，具体经验和抽象精神融会贯通、不着痕迹。由此在本文中，吴俊老师通过对《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无常》进行文体美学修辞解读，细致深入、娓娓道来，以探寻鲁迅个人真实性人生尤其是其内心和精神世界的“肉体之痛感”。

本文为一组系列文章，陆续刊于《写作》杂志，今日推送为该系列之二的上篇，刊于《写作》2021年第3期，感谢《写作》杂志和吴俊老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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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俊

《朝花夕拾》：

文学的个人史（之二）

——《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上）

我把《朝花夕拾》读作鲁迅的“文学个人史”（参见《写作》2021年第2期本文连载之一），也就意味着，《朝花夕拾》的每一篇都有着创作和纪实的双重品质；在对其进行文体美学修辞解读时，同样是对鲁迅个人真实性人生尤其是其内心和精神世界的深入接触。有些可以落实，有些只能意会。我们读的毕竟只是独立的作品。那么，我就顺着作品文体的脉络引导，流连、曲行在鲁迅的文字和人生之间吧。虽成全篇，发表篇幅有限，姑先分篇解读《朝花夕拾》的前五篇吧。

一

《狗·猫·鼠》：

仇猫说原由 论人见讽议

开篇是《狗·猫·鼠》。作品核心是鲁迅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会“仇猫”。但现实的议论要明显多于、也重于对于幼年生活的回忆。

1926年初的中国政治形势是民国以来的又一大变局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和政治时局牵扯不断的是上一年北京女师大风潮尚未了结，高校教育界和一般文化知识领域的派系势力争斗更是表面化了，权利和政治的阵线俨然分明。稍后不久，冲突就白热化了，“三·一八”惨案就到了眼前。而且，北京的政权摇摇欲坠也快要易手了。国家之变局正在加速酝酿趋向一个新的格局。当此之际，鲁迅或多或少卷入其中。尤其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名人士、具有强大舆论影响力的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鲁迅直接进入了文化和政治的舆论场，被赋予、也担当起了文化思想斗争的角色和责任。其时，他的主要论敌是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等，潜在的还有胡适及其派系周边的其他人。

鲁迅早年是加入过光复会的“老革命党”，又是光复会首领章太炎先生弟子，“革命”辈分也算可称老资格了。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政界和文化上层，交游相识者不在少数，况且还曾常年在教育部工作，往来不乏官宦名流，所以总不免陷入各色人等、多种势力的缠斗之中，虽然他自身终究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不过他是一个有着鲜明立场和价值观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着为国家民族贡献的抱负和理想。这使他必须明确站队，表明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倾向。这就会更深地陷入人际权利斗争的社会关系里。他的杂文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此时此刻，在与陈西滢等发表在《现代评论》《晨报副刊》这些报刊文章的论争中，鲁迅就不留情面地斥责、批驳了所谓现代评论派俨然绅士和正人君子的伪善、圆滑、投机与无耻，从此结下了一生未得解开的“怨结”和“梁子”。鲁迅后来的“左倾”其实也可以从他这一时期的情感态度和立场倾向上得到反面的印证。与现代评论派等论敌的笔战，和这篇作品的主旨——鲁迅的“仇猫”及杂文笔法就发生了直接的关联。

*《现代评论》杂志创刊号首页

鲁迅是以杂文式的议论开篇的。从全文笔调、文风来看，这篇作品的杂文性极为鲜明。“从去年起，彷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咋看好像这不会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了，话头起于近年的事由。语气不确定，但点出了要议论的中心和靶子——“我的仇猫”。这是一个修辞性的开篇设计，直指题旨，却又像是起兴手法。真是谈猫或辩白仇猫与否的吗？

开门见山点出了“仇猫”的话题后，笔触之间几乎全是时论的指向和影射。笔调却是相当从容自如，并不显出难耐的急躁之色，“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随手拈来的冷嘲和热讽，“万一不谨”“得罪”了大佬“可就危险已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论敌的鄙视和轻蔑。而且顺手也拉来了狗作为议论的陪衬。猫狗在动物界向来不睦，本文题目甚还以狗打头，本意却并不在论狗。尤其是打“落水狗”和仇猫并不违和矛盾，“仇猫”无碍于“打狗”，鲁迅是提倡“痛打‘落水狗’”的。“落水狗”者，狗仗人势、失势丧家之人也，无耻无赖、唯赖而已之人也。而且，人和动物相比，虽有了几大进步，貌似聪明文明，“然而也就堕落”了。这些延展开去本是可以写成又一篇“鲁迅风”杂文的作品。但这一次作者用意则将它引入了个人生涯的深处记忆。

立意由猫论人，先从猫的定性谈起。鲁迅说自己仇猫的理由很充足，且光明正大。这和他多次说过的自己的社会批判是出于公心而非私怨之意相同。猫性不好，甚至可说恶劣。一是猫对待弱者的霸凌和残暴；二是猫对于强者的谄媚、矫饰和虚伪；三是猫的鼓噪和阴损的险恶。诸如此类，都是丑行显露出的恶德劣性。这哪里是在写猫呢，当然分明就是在写人。这是借猫写人的杂文笔法。

毕竟又不想写成杂文，笔锋然后就转入了回忆，道出了仇猫的个人经验的原因。“我”至今还清晰地留着幼年时的记忆：猫“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而且，“我在童年，总觉得它（猫）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还有一点，“猫是饲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隐鼠却是很有点可爱的天性，并且和人是可以成为朋友的。结果某一天，“我”的隐鼠忽然就被猫吃掉了。这是长妈妈（家里的女佣）说的，“这即刻使我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

 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报仇的恶念”一语的如此强烈程度，实际在其中借着对于孩童心理的描述，鲁迅也在一语双关。除了如实写出了孩童纯真本能的爱憎外，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性格立场，恩怨分明，以牙还牙。借仇猫而谈人事，阐明人间复仇的坚定态度。这就是“我”之仇猫的来由。

但鲁迅对于仇猫的反省，几乎没有多少停顿，立即又进入了更深的层次。虽然获得了仇猫的快感，“此后似乎猫都不来近我了”“但对于它们纵使怎样战胜，大约也算不得一个英雄”。从中或许能够读出一点“复仇实现了的空虚乃至失败感”。战胜了猫又怎样呢？恐怕也是妄称英雄吧。鲁迅一生论敌多矣，但也常因此生发出进入“无物之阵”、碰上“鬼打墙”的挫败感。《奔月》中的无敌英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结局如何？在月亮的嘲弄下，只能无奈颓唐地放下了他的弓箭。纵使你战胜了一切，最后却被虚空所战胜——被你内心的虚空所战胜。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所成就，才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支柱。精神的满足也须有实际的获得才能脚踏实地，不致如大地上的浮云，虽在视线之内，却无所依傍、随风而逝。这算得上是一个启蒙者、先觉者的落寞和悲哀了吧。复仇真的如此重要且有意义吗？复仇的意义何在呢？何况，后来“我”还知道了，隐鼠其实是被长妈妈“一脚踏死”的。呜呼，凶手还是人。“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加上后来猫还伤害了更加无辜的兔子，“我”的仇猫索性就更加“辣手”了。殊不知，人与猫斗，反而引火上身，“我”的仇猫招来了人间的“憎恶”。对于猫的造孽，“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这就不仅是空虚和失败了，几乎就沦为社会公敌了。无异于先驱者、牺牲者的被弃和受害的命运写照了。猫集可恶可怜于一身，只有人事人心最难料。无奈之际，不能不透露出些许的颓丧和失落。说到底，“我”的仇猫也是一种“绝望的抗战”啊。

结尾略显幽默的冷嘲，给了这篇作品一种叙事上的张力。所有的回忆和故事，都落在了现实的情感温度上，说不上冷峻，但绝非舒缓的平和。气有淤积，难有一泻而出的畅快。整体文气的沉郁仍是相当明显的，行文过程也可谓曲径见幽微吧。这正是此时此刻鲁迅心态的一种写实反映。看透了一切，终究无可奈何。

二

《阿长与〈山海经〉》：

白描清淡叙事 记人深情抒怀

《阿长与〈山海经〉》是一篇温情、甚至可说是深情之作，但表面写得并不十分浓烈，反显出一点含蓄和节制，有时是调侃、揶揄或反语，特别是在故事及情感的各种表达方式上，绝非一览无余。其中仍有孩童察看社会人事的特定眼光，行文视角维持了更多鲜明的统一性，体现出鲁迅深谙掌控叙事效果的写作技巧。

说它是一篇温情、深情之作，首先从题目、人物名称就能体会到了。家里的女佣保姆，传统上就是“下人”。“下人”是服侍主人和干粗活的，在大户人家里的地位是很卑微的。如何称呼她呢？似乎并无所谓。鲁迅是这样写的：“只有祖母叫她阿长。”紧跟着后一句连读，感情色彩立刻不同：“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开头写的交代是，家里别的人都叫她“长妈妈”——这叫法“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比较一下这些不同的称呼叫法，鲁迅的“阿妈”不只是一个小孩对于年长者的尊称，从文学表达而言，显然注入了作者的一种温情记忆。多少年后，我们回忆幼时的“阿妈”，心里已经动容了。连同祖母的叫法“阿长”，这是年长者对于后辈的称呼吧，但是家人般的亲切感就在这“阿长”“阿妈”的称呼中弥漫开来。这确定了这篇回忆散文的情感基调。某种程度上与《阿Q正传》里讨论阿Q的姓名一样，意在言外，异曲同工，但都启人之思，不是无意闲笔。只是这一篇的手法更加含蓄自如，情动其中而无丝毫显形。

*《阿Q正传》木刻画     赵延年

但鲁迅的笔锋却是陡然、也是自然地一转，不愧大家笔法，作品即将到来的戏剧性就出现了预示。“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这孩子气的口吻很有现场的情景感，也就带出了后面的故事，并且为后叙的情感过程增添了一种曲折波澜。

关于阿长的姓名来历叙述还没完，接着的追溯缘由更有了深意，不止于情感的层面了。原来这位阿长的姓名却是无人知晓、也无人记得的，只不过是在主人家沿用了前一个女佣的称谓罢了。而且，先前的女工也是无名无姓，“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真阿长走了，新来的这位“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呜呼！“下等人”的姓名，也是可以随意分配或沿袭的了。尤其是，底层劳苦女性的卑微不配、也不足以使她们有自己的姓名。某种程度上，作品的这一段也像是在纪实，这是千数百年中国社会生活经验可以印证的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的传统地位实况——她们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尤其是人格权利，首先就在姓名权上有了准确的反映。鲁迅对此落笔成文显然也不是无心无意之举，或只在通常的经验纪实，而是在题旨指向表达上用一种节制无痕的方式自然而然地收紧、暗示和提升了。可以在此中深入体会出，鲁迅的伦理批判和思想启蒙的用意渗透在了故事叙述的笔调中。思想的润泽入微却又不会打断作品叙述的阅读语感和发展流程，作者的主观倾向色彩可谓隐藏得不露痕迹。加之孩童视角的“掩护”更使技巧和思想的手法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意趣宛转。不知不觉中这一切的内在涵义，又都无声无形地落进了我们的心里。

接着便是渐入了正题内容的叙述。一般看来，鲁迅也是用了先抑后扬的行文策略，在孩童视角的褒贬中见出情感和亲情的流露。作品先是写了一连串的事例，表明“我实在不大佩服她”。原因是长妈妈喜欢搬弄口舌，甚而引发家庭风波。又对“我”约束拘紧，还威胁告状。特别是夏天睡觉她只顾自己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只能缩在床角。如此睡相，“实在是无法可想了”。这就是“我”一个孩童的“控诉”。

但粗放的长妈妈也有她对“我”的特别好处。笔锋稍作回旋，是长妈妈在除夕春节教给“我”的规矩，还有她的奖励，一个福橘。“我”的表现，新年的吉利口彩，在她眼里有了巨大的意义。这一段鲁迅写得非常地细致而生动，对话中把两人的神情心理描摹得栩栩如生，使人如临其境。这不由使得我们把长妈妈的形象联想到了祥林嫂，那种基于民俗文化的个人命运期待令人黯然动容。这对于底层苦难者是一种怎样的慰籍啊。只不过在这篇作品里，这个情节有点喜剧性，符合孩童的观察体会特点，而《祝福》中的祥林嫂就纯粹沦为悲剧人物了。

*《祝福》木刻画     赵延年

对于长妈妈教给“我”的许多道理，小孩是不耐烦的，“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对我们读者看来，作者用笔已经有了反面的衬托效果，不由产生出对于长妈妈的如许好感来。她的朴实、可爱和善良跃然纸上。

果然，下文接着就写到了“我”对她的“空前的敬意”。其中当然不乏孩童眼界的夸张。在“长毛”的故事中，“我”对长妈妈有了“惊异”之感，“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语调夸张近乎反讽，长妈妈似乎是个被揶揄的对象，但这个人物形象也因此更加生动而丰满起来了。作品的直接引语使我们如闻其声，如临其地。听过了故事，略一琢磨，作者对于历史、对于女性的观念，也就在这戏虐的叙述中尖锐地凸显了出来。这对成年后的“我”，也是一种如何褒贬历史和道德的启迪。朴素的生命经历蕴含有正义感的价值观塑造和熏陶。

此后，在铺陈续转欲达高潮前，作品再度衔接了上篇（《狗·猫·鼠》），深表了对于阿长谋害了“我”的隐鼠的痛恨。大有对她的敬意一笔勾销了的意思。但是，阿长终于还是“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原来就是长妈妈给“我”买到了朝思暮想的《山海经》。这里注意，这篇作品的题目就叫《阿长与〈山海经〉》。当她把这部“三哼经”买来时，作者说：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我”的迫切和惊喜之心真是溢于言表，无以复加了。仅此一书一事的震撼性，长妈妈就永久留在了“我”的生命中——而不仅是记忆中。“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最为心爱的宝书”一句，下文又有重复。这一语气和表达方式也是一个孩童渲染感情的特点，更是作者终于要强调再三的不再压制的情感直白。连同对于《山海经》图文内容的重复，也是同样的修辞动机和效果。这种行文方式在鲁迅作品中极为罕见。

此文感情的流露随着叙事的节奏而层层递进，在结尾时达到了高潮。早期的情感阅历是如此难忘，“我”的人间体验又是如此深刻，“我”就在这种阅历和体验中越过了生活的山川河流、曲折坎坷。回首往事，终难释然。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我们终于也知道了是这样一位苦难命运的女性，伴随和帮助“我”开启了有意义的人生。但她从没有表现出——或者说作者从没写出过她的丝毫苦痛的言语和行动。然而我们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几欲泪下。

鲁迅是难得在作品中不加修饰地直露抒情的。但这篇结尾，他还是忍不住了：“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是多么强烈的抒情之笔，表露的是内心难抑的激情。从作品的审美形式上看，本篇以白描叙事为主，笔触清淡，却沉郁其中；铺垫转折，渐入高潮，怀人深情见于文末，溢于纸上。本篇应该最明显可与《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两相呼应，都是作者内心深处的泣泪之作。

等我们年长时，也许都会有至少这样一篇在心里想要写出来的纪念之作吧。我们也有自己的“长妈妈”。我们的生命和情感就是在其中生长了。

三

《二十四孝图》：

悲哀的吊唁 激愤的抨击

《二十四孝图》也是一篇杂文笔法鲜明的作品，不仅议论多，而且多有针对性的驳论指向；既是谈历史谈文化，也有明显的时论讽世主旨。作品的旨趣、感情倾向及表达方式，相比上一篇（《阿长与〈山海经〉》）显然就大异其趣了。甚至就可以把这一篇读成杂文的，具体的回忆叙事实在并不多见，看出来最醒目的是一个满怀宿怨、愤世嫉俗、咬牙切齿、张扬讽刺的杂文家鲁迅的性格面目。

作品一开始就极为激烈，无以复加的激烈，声称哪怕灵魂堕入地狱、也要用最黑暗的诅咒来反对一切妨害白话者。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绝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开场就“开骂”，总要有理由。为什么呢？主旨衷曲落在了孩子的遭遇和命运身上。如果说从新文化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基本立场与价值观来说，白话代表了中国文学、文化发展进步的标志，孩子、儿童更是中国人和民族的未来希望。白话和孩子两者的生存、发展及地位，在文明进化的阶梯方向上呈正相关关系。谋害白话和戕害孩子就是一回事；反对白话其实就在戕害孩子，是从文化上对孩子的扼杀。这也就是在扼杀中国和民族的未来。所以鲁迅反复说：“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联系《狂人日记》的主题，不仅有对传统伦理的批判，还有对未来的希望，通往希望的途经就在孩子、新一代的新生——所谓“救救孩子”，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换言之就是用白话开启了矇昧黑暗紧闭的闸门，引入和照到思想启蒙之光的目的，中国的下一代才能成为真正的新人——鲁迅所说的“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人”，才能成长为“精神界的战士”和“真的猛士”。《二十四孝图》和《狂人日记》有着相同的思想题旨及表达构成。最核心者是对传统伦常价值观的彻底否定和无情批判。至于前者对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之辈的反击或攻击，则同时显出了作品的当下性关怀及时论讽世色彩。

*孝感动天   亲尝汤药   啮指痛心

  百里负米   芦衣顺母   鹿乳奉亲

本篇口吻的激烈，某种程度上还是与其个人回忆的切身性有关。切肤之痛增添了作者情感力量的表达程度。其中说这是一篇对于自己及同辈人的“吊唁”之作。

 ……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

“我”的童年不仅文化荒芜，而且天性禁锢，管制严厉，思想、兴趣很难越出雷池一步。束缚人性的伦常灌输之恐怖，使人了无生趣，以至于“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结合鲁迅的现实批判动机，我们可以认为他向有将历史批判指向当下黑暗的用意，所以行文中常常杂入论人讽世的修辞手法，起到了纵横交织的表达效果。接着上句，鲁迅马上就说：“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说到底，还是“阴间”颇值得“颂扬”，倒是人间最阴暗、最可怕呀。无怪乎鲁迅要如此激烈猛怼。但这篇作品最集中的焦点还是在《二十四孝图》。

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

这段话很值得玩味。“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叙实中有隐喻，传统的黑暗力量就在家庭人伦的血缘关系中，并且必然会将“我”也网罗在内。“我”最先得到的画图本《二十四孝图》，“是一位长辈的赠品”。这一句的暗含之意更深一层，行文方式上看应该是鲁迅的有意设计。“长辈的赠品”也就成为“历史的枷锁”的隐喻。这《二十四孝图》也将成为“家藏的老书”，并且属于“我所专有”了。“我”在此象征性地被拉进了传统和历史的伦理黑暗中。只是年少单纯，未解深意。看着“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鲁迅后来为什么要如此愤怒激烈地反传统反伦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有过切身创伤的感受经验，明白“软刀子杀人”的阴险和残酷的真相。反之，这也就是他一生坚持思想启蒙立场、矢志不改的根源。

果然，“使我高兴极了”后不久，“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这是童年经验中获得的思想觉悟和人生判断，或许会比理论观念的力量更加强大而持久地影响人的一生吧。

*戏彩娱亲   卖身葬父   刻木事亲

  行佣供母   怀橘遗亲   埋儿奉母

鲁迅的写作策略不在一开始就直接批判愚孝伦常的可恶、虚伪、非人道、反人性，而是从一个小孩的天性好恶上来直观直觉地否定所谓孝道。孝道的愚妄和反常，只能是常态人性的反面和反动。某种程度上，愚孝就是愚民的产物，开启民智才能终结愚孝。这就是思想启蒙、文化开放的宗旨和价值目标了。

下面鲁迅就以两则故事来做典型分析和批判。他说：“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这两件事也构成了鲁迅这篇作品后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在鲁迅看来，“老莱娱亲”之孝，实乃人性之伪饰、装佯；成人做伪形同于“侮辱了孩子”。鲁迅说得很分明：

 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愚孝伪孝的伦理不仅违反天伦常情，而且直接就是对于人性的扼杀。因为愚孝伪孝借着宗法社会的纲常规范，对于人性言行产生着强制压迫作用，只能如奴隶般地生活，要么参与吃人，要么甘心被吃。老莱子死了，死了的老莱子却有可能僵尸附体还魂，荼毒年少的孩子成为不断的受害者。精神上戕害如此，肉体上虐待也一样。看明白这一点，你才能明白鲁迅为什么这么愤激：“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稍豁温衾   拾葚异器   涌泉跃鲤

  乳姑不怠   闻雷泣墓   卧冰求鲤

“郭巨埋儿”同样是以伦常之名而行反家庭、反社会、反生命、反人类之罪恶之实。鲁迅的行文很坦白，这是一个孩子的本能心理：“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伦常本为维系亲情家庭，但孝道之愚之伪实际却在瓦解亲情家庭的天伦关系。而且，孝道上升为历史观念的程式化装饰后，除了思想禁锢、压迫他人、圈禁小孩之外，其实“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所谓孝道，无非也是自愚愚人的手段罢了。它使人不能不警惕者，即便是家人，“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纲常伦理终于成为人伦的反动颠覆，成为人性之恶的文化根源。如此，历史批判的深刻性和彻底性在鲁迅笔下才显出了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的尖锐程度。逻辑上看，这有点像是归谬法，将孝道演绎到一个反孝反伦常反人性的结果，也就是将孝道从根本上彻底瓦解了。简单的、粗线条的故事叙述，成就了一篇回忆文章如鲁迅风杂文的犀利风骨。从中当然也能体验到作者难以释怀的厚重郁积和愤激之气，他是在以自身童年的《二十四孝图》经验痛浇心中之块垒。这满腔的“恶气”终得一吐为快。也许，接着看了下篇《五猖会》，你能更明白鲁迅此文的隐衷缘由。

*恣蚊饱血   扼虎救父   哭竹生笋

  尝粪忧心   弃官寻母   涤亲溺器

四

《五猖会》：

父权伦常下的童年之殇

《五猖会》紧接着《二十四孝图》，在旨趣上是很有点承接连续性的。如果说父慈子孝吧，孝道无非愚孝伪孝罢了，父慈则更相反地显出了中国旧传统家长制的专横和暴戾。但《五猖会》的写法又有点不同，白描叙事加上穿插其间的简约叙述，故事单纯，却意味深长，终篇不能释然。并且题旨上这篇既和《二十四孝图》很相近，原则上也秉持了儿童本位的新伦理观立场，对于家族制度、尤其是父权制的控诉，同样难以遏制其中的沉痛感。只因为有血缘亲情直接在其中，这种控诉的力度才更显得悲愤而苍凉。

作品开场就将孩童对于赛会的期待心理凸显得格外分明，还引经据典地描摹、呈现赛会的盛况，这为后续的失落心理埋下了反衬之笔。在引用了《陶庵梦忆》的记叙之后，作品写到：“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这几句话有着多重含义，最明显的当然是渲染赛会过程的盛况，次则提示赛会的历史遗留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小孩。三是又在暗中寄托了作者的一点历史情结——明社即明朝的灭亡，暗指了汉族文化正统的衰落，作者年轻时代投身于“排满”革命的民族情怀借此有了一点宣泄，不过很难令人觉察，一般仅以为不过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吧。民俗文化往往也是时代和政治的一种或直接或曲折的反映，并非完全是历史演化的变相遗存。

可见赛会是如此地激动人心。可是，并非人人有份参与。“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但在小孩子眼里，能够参与赛会的“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以至于埋怨自己没有运气，“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也许可以使母亲有机会到庙里许愿，让自己争取到扮演赛会里的一个角色。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孩的生动期待心理活动。“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真是遗憾，成年后回忆起来也耿耿于怀。

既然从没有和赛会发生过关系，那为什么会写这篇作品呢？这就引出了五猖会和“我”的一场遭遇的来由。本来“我”也有过可以看赛会的幸运，可是结果很不幸，留在记忆里的是难言的苦痛。确实，看五猖会“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一天，“我”终于就要到东关去看全县最盛的五猖会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们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以上引文除了结尾，多数都近是白描叙事。读来的现场感，宛若目前。因其白描，不加刻意修辞的凸显，才使得文中之意隐含更深，需要细心体会咂摸。既同情于鲁迅作品的文意题旨，又揣摩他的修辞艺术。所谓言简意赅，意远言近；言不尽意，意在言外。

开船出发前，父亲的第一次出场是这样的：“忽然，工人们的脸色很谨肃了……父亲就站在我背后。”乍一看，这情形很突然，好像是因为父亲的突然出现与“我”的笑跳，形成对比反差才如此尴尬的。但从工人们发现了父亲到场的脸色谨肃情形看，其实是印证了父亲平日里一贯的威权难处的为人做派，否则现场气氛不会如此谨肃，像是一群小鼠儿猛然撞见了横行的大老猫一般。而且，这样一个威权父亲被发现时已经“站在我背后”了，好像是幽灵般一下子就到了眼前。这种不寒而栗之感与现场原本的欢乐气氛正相映衬对照，大家没有想到“父亲”会在这个场景里出现。父亲的到场一下子就改变了原来的心情和气氛。可以想见在鸦雀无声中接着的就是父亲说话了，他是“慢慢地”发声的。对一个七岁小孩子说出一句“去拿你的书来”。态度、语气和声调中该是含有多少威胁的惩诫暗示，居高临下压迫打击的含义犹似晴天霹雳啊。“慢慢地”发出这种威胁，他是在扩张行使父权的傲慢至上地位，甚至在享受其中的快感。他不会想到或顾忌到这其实是在无情地直接刑罚折磨自己的孩子。也许是他看不得、忍不下小孩子的欢闹吧。他的话对小孩来说，当然无异天昏地暗、山崩地裂。作者特意说明当时自己只有七岁。年龄不是闲笔，衬托出也坐实了这样一个父亲的严苛和阴戾。专和自己孩子做对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父爱。此情此景，不由想起了鲁迅早几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明白了其中是有他的锥心之痛、切肤之感的。我们无法反对、反抗“父亲”。故而在此段前文，鲁迅一再提到了“礼教”之妨，可见也非无意闲来之笔，更多是为后文的父权出场预留了褒贬态度，具有强烈暗讽性的修辞作用。

然后，父亲就定下了背书的规矩。小孩子只能是在恐惧中服从。“有什么法子呢？”只能是强背着。时间静默了，空气凝固了，所有的人都无可奈何，只有“我”的“声音发着抖”，“彷佛深秋的蟋蟀”。后一句再次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此情此景中的小孩子“垂死般”的感受。家长的淫威，父权的独裁，妇孺家人的无辜、无力、无奈，都在强化着伦常礼教的反人情、反亲情、反人性的霸权之恶。现在也再度深切理解了，鲁迅说“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为什么《狂人日记》的最后要呼喊“救救孩子”。因为他自己年少时有过了在黑暗中“垂死般”的被戕害体验和经历。

终于，“梦似的就背完了”书；终于，得到了父亲放行的大赦：“不错。去罢。”注意，作品中的行文格式接着是这样的：“父亲点着头，说。”标点符号的修辞功能，逗号的点缀，显出了父亲还是那种“慢慢地”说话的语调，还是那种一贯的冷峻和阴郁。他的认可和恩准并不是心里高兴的流露，不过是父权行使的程序效应和自我满足。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父亲的温情、亲情和人情，反是专制威权霸凌弱小的薄情寡义和自私跋扈。父权凌驾于一切之上，这种伦理秩序和文化观念的历史合法、合理、合情性，暴露的恰是其中的愚昧、残酷、反动性。女性和小孩无疑就在这种伦常压迫的最底层。这就是为什么在男权社会中，检验男性人道思想觉悟程度的试金石，就是看他对于女性和小孩的真实态度的主要原因。和许多现代启蒙文化先贤一样，鲁迅的新文化思想也表现在他的性别观、女性观和儿童观方面。只是这篇是创作文体，其他更多见的是杂文和随感文章。

父权的施虐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吧，家里所有人对此早就见惯不怪了。“我”背书完了，现在终于可以出发了，大家马上也就高兴起来了。但是，“我”却对一切都索然无味了。孩童的兴致已遭扼杀，孩童的心智已留下创伤。成年以后，记忆还是如此深刻惨痛。说是“诧异”父亲的行为，真的是“诧异”吗？看看鲁迅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礼教题旨作品，足以判断他完全能够充分、明确地回答这一“诧异”疑问。说到底，还是一种严肃、尖锐的思想文化和传统人格的批判。只不过这一次他是以切身经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父亲。身为人子，公然地“骂”父亲，恐怕是不妥的；那么强作“诧异”以为曲折的抨击，也许就是一种修辞手段的掩护吧。旧伦理的暴政暴戾，在一篇白描的小故事中，就这样简括、有力、艺术性地揭示无遗。尤其是其写作的艺术性，成就了作品的震撼性力量的强度。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鲁迅的一次自我观照和解剖。这个父亲不仅是作品中“我”的父亲，还是中国文化伦理中的“父亲”，那么，当然其中也或许有“我”的影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真是绝望中的希望啊，抑或绝望之至。

时过境迁，扪心自问：历史会重演吗？还在重演吗？这个时代还需要发出“救救孩子”的悲声疾呼吗？

五

《无常》：

鬼戏演人事 褒贬凭善恶

《无常》的行文写法，很有一种洒脱的趣味，简单说是写鬼事，讽时世，寓褒贬，张个性。写鬼事，如题无常即是。讽时世，借鬼事喻现世人事。本文借古喻今、谈鬼论人的特点非常鲜明。统观全篇，可谓有感于今人时事，托言于冥界鬼怪。文体虽属回忆少年童趣之作，抒怀任凭记叙议论两相方便。写来虚实相间，以虚写实，由实见虚；涉笔成趣，出入于虚实、古今、鬼界人间，既以鬼讽人而终归之于人情世道。在此过程中，自当寓有鲜明褒贬评价，价值立场的抒发也是一种个人情怀的表达。加之毕竟创作审美之文，总是贵在文气个性之张扬，于鬼于人于时于世，处处彰显出写作者的气象胸怀和精神心镜。哪管爱恨情仇，连鬼带人，皆无所羁所惧，总要给出个说法，这才是鲁迅落笔之文。

一般而言，借鬼事说时世、论人情也是此类文章的常规，多是作者写作路径或策略的一种文体选择罢了。由此不必意外作品行文中的诸多言外之意。毋宁说这是作者布了局，要读者来寻觅体会的。此意开篇便有，如“凡是神，在中国彷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这就不是在说鬼事，实多影射当世人间了。连类而下，就有了一点对于“以笔杀人”的讽喻。鲁迅说的该是很直露的了：

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我的故乡……后来到底免不了产生所谓“绍兴师爷”……别的“下等人”也不少。……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瑶瑶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

这整个一大段文字，都有缘由来头，几乎全是现实抨击，有着明确的针对性。鲁迅的论敌就是陈西滢等，后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反对校长杨荫榆女士的学潮中，选边站在了校方权力一边，还组织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俨然正人君子形象，自然就和鲁迅的立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双方的互攻连带到了各自的籍贯家乡，陈是无锡人，自谓无锡是模范县，就此被鲁迅所讥讽。鲁迅是绍兴人，陈氏谓之绍兴师爷，也是不好的名声。但在鲁迅，本意动机不在私怨的人身攻击，而在公仇的社会批判。出于本文的创作题旨，鲁迅无情揭穿了现实中的所谓公理及其名义上的维持会，不过是虚无缥缈的伪装假相而已。勿论自欺，欺人最可恶。人间社会公理之不得已是必然，如此反倒促使发生了“对于阴间的神往”。这是“下等人”的无奈和自慰，是现世的罪恶和残酷，是“正人君子”的虚伪和自私，同时也是民间情感和通俗艺术的滋生的生活土壤。目连戏和无常的艺术就此诞生而传播。因为“下等人”在这艺术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满足，那就是现实中得不到的“公正的裁判”。于是，紧跟着上段引文的便是下面这段文字：

 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这也是在回答文章里用不同方式再三提出的问题：普通民众为什么喜爱无常？为什么觉得无常可亲可爱？根本就在鬼怪无常能够给现世带来命运期待的“公正”。这是一种奢侈，但也是必须“创造”的人间希望。

这种在阴间实现的公正裁判的想象，升华成的就是首先萌芽、流行于底层社会的通俗戏曲表演艺术了。它成为社会“下等人”的苦中作乐，一种精神的安慰和痴迷，也成为一种民间文化的艺术性创造。而从某种阶级论倾向的深层意义上说，这也是“下等人”发起的文化权利和意识形态之战。

本来，“这些鬼物们，大概都是由粗人和乡下人扮演的。”“至于我们——我相信：我和许多人——所最愿意看的，却在活无常。”“人民之于鬼物，唯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隐隐约约地，“下等人”所喜欢的无常，竟像真是有了一点阶级性的共鸣。鲁迅并没有刻意彰显其中的政治色彩，但文化情感的揭示同样有着鲜明的阶级视野。作品的政治性含义和作者的政治倾向性，几乎就要呼之欲出了。

然后才是鲁迅的重重一问：“然而人们一见他，为什么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呢？”揣测起来，紧张缘于无常是鬼物，但在这紧张中暗含着一种期待，“愚民”不假思索地回答：“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这就是高兴——紧张期待而得以实现——的来由。无常不仅可亲可爱，而且还代表了公正和正义。这是与现世的“正人君子”的伪善欺世所格格不入的品质。因此，也才有了鲁迅后面的近于格言的两句话：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

相比之于自诩主持公理的伪君子，“我们的活无常先生便见得可亲爱了”。而且，无常的可爱，最能体现的就在目连戏里。鲁迅花了长篇大段笔墨，细致叙写了目连戏里的无常表演，人间的情感也在其中淋漓尽致、曲尽其微了。

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

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爱憎褒贬，遣词修辞，鲁迅的情感表达和文风个性，不加掩饰地直露出了鲜明的本真面目。如果说戏台上的无常演的是人间悲喜，看客和作者入戏的原因也是在人间生活的经验。人间有不平，才演成了舞台上的戏，才有了这活无常。所以不难理解观众入戏代入其中，必有其自家切肤动心的经验——并非全是无关痛痒或非功利的游戏娱乐。

一般迎神出演的无常，更有人间烟火气，甚至还有了“老婆儿女”，无常太太被称为“无常嫂”。鲁迅妙笔成趣：“这样看来，无常是和我们平辈的，无怪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顺手就又刺了论敌一笔。在写鬼事之间，无时不在举重若轻地讽喻当下，下文所谓“拿卢布”之类，都是对于论敌的揶揄和讥刺了。说到底，在可亲可爱、主持正义之外，无常还有着诚实厚道的品质。鲁迅这样说：

和无常开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作者就是在借题发挥，夫子自道自况了。人间朋友难寻，伤人暗箭还倒是大多来自所谓的朋友。读一读鲁迅同年创作的小说《奔月》，会理解他对“朋友”之义的态度，以及遭遇朋友背叛、暗害的创伤感。那么，“无常”就是我们的安慰了。

就要终篇了。鲁迅的曲笔显出了暗喻的效果。据说无常是活人而在梦中入冥当差，所以才有了人情味，活人则反而多鬼气。“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么？”反之也就可以设问，莫非现世之人，原来倒是冥界来的鬼物？否则何以如此多阴森之气而无人情温暖？人鬼之不同，根本还因人性人心之不同。鲁迅只能感叹：“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论了。”人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实则鬼神之事亦难说，人间奇文不世出。

《无常》貌似写鬼戏鬼事，实在议论人间世事。“无常”写出了人情道义，曲尽了人间善恶真伪。这是一篇有着多重题旨交集的作品，鲁迅的大手笔使短制也有了深广度的含义。一读再读，领悟其中的思想意义和审美趣味都会愈发显得丰满起来了。

本文原刊于《写作》杂志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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