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敬泽：为小说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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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一切深奥的、复杂的、微妙的、看上去无用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静、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于是“文学已死”的宣告不绝于耳。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李敬泽老师2007年发表于《天涯》杂志的《为小说辩护》。虽为旧文，但所谈论的有关文学、小说的命运及意义的问题在当下仍具启发意义。没有文学和小说，日常生活不会改变，但作为人类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必须在怀疑和责难中追问阅读小说的理由、文学存在的意义，推动小说重新回到它的基本价值上去，让它重获生机——保卫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丰富性。

本文原载于《天涯》2007年第01期，转载于“天涯杂志”公众号，特此感谢！

李敬泽

必须为小说申辩，正如我们不得不为诗申辩。问题不在这个时代的小说或诗写得好不好，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一切深奥的、复杂的、微妙的、看上去“无用”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静、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在这个世纪之初，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宣布他们的文学死了，小说死了，诗死了，他们是在欣快地宣布，文学包括小说和诗的基本价值正在毁坏和将被遗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就在不断退却，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小说的编辑者们，他们知道小说正在遭遇危机，他们以为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该办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悦于人，为此他们强调两点，第一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要讲故事；第二，为了好看，小说要写实，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写实，更要在世界观上“写实”——小说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它对世界的看法要和我们想象中的多数人一致起来，必须合于他们的经验尺度，让大家觉得世界正如所料。

十几年过去了，小说没有得救，小说正在沉沦。为什么？在我们如此讨好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是我们的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之后，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喜欢？

很多人开出了灵丹妙药，他们告诉我们：还不够，这说明小说还不够好看，小说还不够“现实”——在媒体上、在各种场合我经常看到和听到这种高论，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像是落到了一个发疯的大夫手里，他认为治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药，他的药是不可能不灵的。

我丝毫不怀疑小说有一个取悦大众的问题，我绝对无意吁请小说回到已被全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象牙之塔，我相信，即使谁想这么干，以中国之大，也已经放不下任何一座象牙塔了。我更不想否认小说与这个时代的经验有着血肉联系，小说必须正视它和表现它。但是，我认为，小说的颓败主要不是由于它还不够好看和不够“现实”——让我们有点现实感吧，我们得承认，小说无法和“超女”竞争，无法和《新闻联播》竞争。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明天小说在这世界上消失，小说家们都改行去做公务员或开杂货店，那么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不会失去故事，我们仍将浸泡在无穷无尽的故事之中，我们也不会失去“现实”，大众传媒已经海量地满足我们对“现实”的消费。

那么，我们将失去什么？这个问题关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这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理由：为什么读小说？

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读小说，因为人是会死的。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平日喜读《圣经》。我很尊敬他，在我们中间，一个人耐心地读《圣经》，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维持着一个精神向度，他意识到生活和生命有终极意义问题。而这种意识，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心中已经失去，或者未曾有过。大家刚才都谈了自己喜欢的书，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励志，告诉你必须努力，必须打起精神奋斗，否则你以后后悔都来不及；第二种则是告诉你有了志向该怎么办，如何忙活以便走向成功。都很好，都能让我们心慌，坐不住，闻鸡起舞。这两种书都是关于“现在”的，它们告诉你现在最重要，抓不住现在你就失去了一切。这无疑是真理，而且是人与动物共享的真理，一只狗或猫或一只螃蟹，它的生命也只有“现在”，它对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现在”，而人与狗或猫或螃蟹的一个小小的、但决定性的区别是，人知道自己会死，知道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他就不得不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

这和读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任何一部小说——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认为好的小说——无论它写的是什么，不管主人公在最后一页里是否活着，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它是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看人、看事，也许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断，但是，作者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断终成虚妄，这就如同一趟列车，车上很热闹，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终点在哪儿，那就是死亡——小说是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

这听上去似乎悲观，会让一些老实的好心人受不了，但这绝非虚无。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经济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我们努力忘掉自己的死，好像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传统乡村，一个人正当壮年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一个人的死是一个公众事件，需要举行盛大仪式，死亡充分地进入日常经验和公共意识。但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死几乎是一桩隐私，同时，死又在电视上、报纸上被不厌其烦地展示，它被展示为战争、灾难和事故的后果，那是人类生活中的偶然，是不该发生的事，特别倒霉的人才会死，死亡不再作为生命中的必然进入我们的意识。

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沉溺于一地鸡毛的重大意义，升官发财包二奶有意义，瘦了三公斤有意义，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有意义，全部生活、你周围的一切都告诉你这个，我们日日夜夜为此奔忙。

我们拒绝思考这忙碌本身，回避列车的终点问题，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现在。我们倒真是贴着地面行走，但别忘了，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梦想着飞，飞是对生命的最大肯定，把人固定在地面上，只看见眼前三尺，那是对生命的贬损，是最彻底的虚无。

而小说，它是反抗虚无的堡垒——而且，我相信，就我们的文化的具体状况而言，它可能是最后的、最英勇的堡垒。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小说是知死所以知生，小说相信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反对将人简化为零散的碎片，小说看到“有”，看到我们的欲望、看到围困着我们的物质，小说也看到“无”，看到在欲望的尽头和物质的尽头横亘着的死亡，看到人的精神力量，在“有”和“无”之间，我们的生活成为探索“存在”的英勇斗争。

至少自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成为完全的个人创作之后，这个“有”与“无”的问题就是它的根本动力。兰陵笑笑生一开始就知道，西门庆将死于他的欲望；曹雪芹看到了“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他同时穿越这一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即使在民间叙事传统中，这也是一个基本调子，《三国演义》开卷就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看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

小说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生活所见证和维护的东西就在于此。小说之所以反抗虚无，就是因为它在死亡在场的情况下检视和求证人生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人如何选择、行动、死亡而依然自有其意思，人如何向死而生。 

——我知道，我可能把小说这件事说得太重了，小说不是宗教，它不能解答终极意义问题，这也并非它的职志。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状况，考虑到我们面对着人心和世道的大变并无多少可用的精神资源，考虑到小说自现代以来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小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将要衰亡，它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点上去，勇敢地面对和处理我们的精神困境，勘破重重幻觉，让我们穿过那些名牌、成功、减肥和口舌之辩的喧闹，直接触摸我们的存在。

与此相联系，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二个理由：小说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

这是小说的现代功能，古代的小说不是这样，或者说，小说的原初形态——比如故事、说书不是这样。在故事和说书中，讲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看法，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但是，当小说演变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红楼梦》了不起？就因为曹雪芹说，不对，世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现在我说说我看到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你们认定的那一种，现在我来探索另一种可能。曹雪芹的这种个别看法至今也还挑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好孩子应该读书上进做官，贾宝玉说，那有什么意思？人生的意义就是和几个冰清玉洁的姐姐妹妹相守着，赏花吟诗喝酒。

——这很没出息啊。现在差不多识字的中国人都是红学家，但我不知道中国人从《红楼梦》里除了学到一点姑嫂勃蹊、宫闱谣言之外还学到了什么，他家里要是出个贾宝玉他会愁死，参加高考，一路考上去，做官发财，然后死掉，有意思吗？大家都说有意思，我对此也不想提出异议，但是，如果没有曹雪芹之类的人独持异议，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恐怕早就僵硬而死。

几乎所有的小说衰亡论者都立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在现代中国曾经占据着那么重要的地位，现在这个地位已经失去。但他们忘了，小说在现代史背景下承担的基本使命是，告诉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的、正确的或者说已经或即将被广泛认可的认识和想象。而在这个时代，小说已经失去这个功能，年轻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想象肯定不是从小说得来的，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得以发展它的特殊价值——小说不是“大”说，它真正回到“小”说，它所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这就好比我们去王府井，大家都知道大路怎么走，但小说家一定要找自己的路——他像一个探险家，他对认识人类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设法绘制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我们熟悉的变得陌生，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事物模棱两可，我们遭到挑战和冒犯，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感受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想，凡拒绝承认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条路、一种表达的人，凡不愿让精神僵硬的人们，他们就是小说天然的读者。

但现在的小说是否做到了“小”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小说家相当一部分失去了这种勇气和想象力，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基本看法大概都跟《红楼梦》里的贾政一样，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贾政写的小说，给贾政们看。贾政们脾气很大，对生命中任何一种陌生的、被打开的可能性都会很生气。

所以，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三个理由：理解他人的真理。

昆德拉自卖自夸，对小说有一句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小说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就是说真正的公民道德要从理解他人的真理开始，没有这个，就没有公民、没有民主、没有什么公共空间。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谈的是那些民间科学家们，水变油，炸喜玛拉雅山之类，这文章到最后说，总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安知人家没理？所以要宽容——我认为这不是宽容，这叫价值休克，人类事务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科学就是有一个求真问题，讨论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最终我们还是得问：到底谁有理？

现在的问题是，在必须寻求正解的地方，我们都是好脾气，在不必寻求正解，应该宽容的地方，我们都是偏执狂，网上有那么多道德狂热、明辨是非之辈，但同时，伪科学也大行其道。

小说所处理的对象是人类对自身生活和生命的认识、想象和选择，小说家在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真理，鉴赏人性的丰富和有趣。今天来了很多从事心理咨询的朋友，以我的理解，心理咨询的前提与小说不一样，对咨询师来说，有些东西是对的，你搞拧了不对了所以你出问题了，那么现在你来咨询，我给你理顺、解开。小说家的关切不在于此，而在于追寻和展现你的真理，小说承认人的无限可能性，人的选择、行动和精神取向如此繁杂，如此差异多姿，小说家的根本热情就是探索你何以如此，求证你的那一套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经受考验如何成立或破产；我们说小说要真实，要有说服力，其实就是小说家进入和领会他人的真理的能力问题。

正因如此，伟大的小说家对人一视同仁，他公正地对待人、对待生活。现在很多评论家把“悲悯”啊什么的挂在嘴边上，好像小说家都该变成圣徒或慈善家，这听上去肯定没错，但却是对小说精神的曲解。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因为你年薪百万他是个民工就鄙视你同情他，或者反过来，谄媚你鄙视他，不是的，他只是公正，他不是势利眼，他不会看不起民工，也不会看不起你，在他眼里，你们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体的人，他在“存在”的尺度上同样对你们满怀好奇之心。

当然，我承认，小说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但小说家的价值判断不能先于他对人、对生活的忠直。现在很多批评家直接把文学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在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之中应该有一套普遍真理，这套真理必被遵从，必须体现——主要是在小说中和人们的口头上。我理解他们的关切，我一开始即已申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必须面对终极意义的焦虑。但小说处理终极意义的方式恐怕并非如道德批评家们所想。小说中的人独自面对上帝，不需要中介，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自以为掌握着道德的道德家——新教的兴起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兴起差不多是同一时段。这并非偶然，小说承认他人的真理，就是首先承认每个人有独自面对上帝的权利，就是承认，在“有”与“无”之间，生与死之间，人有无限的想象和认识、选择的可能，在我看来，承认这种可能才是“大德”，才是对上帝的敬畏。

公正、忠直地对待人，理解他人的真理，这是我们文化中近于枯竭的品质。现在我们号称是一个网络时代，中国人天天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是，以我有限的网络经验，我们谁也不想公正地对待别人，谁也不想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想的就是自己手里拿着“真理”，借此向他人行使暴力——哪怕是语言的和虚拟的暴力。

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不会衰亡，小说必会坚持下去，保卫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丰富性。

——如果小说衰亡，我们可能还会失去许多其它的东西，比如记忆，比如沉默，等等。但是时间到了，而且我认为我已经充分阐述了小说必将存在，必将流传的理由。

现在，我们的很多评论家、很多小说家都像中产阶级庸人一样看待文学的命运，天天对我们念顺口溜：现在的人很忙，生活节奏很快，所以他们不爱看小说了，所以小说必将衰亡。

好吧，我现在说出我的看法，在某种世界观里，小说确实并非必不可少，这与人们是否比一百年前更忙无关。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个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大胆的预言家们宣称要消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哲学可以没有，历史可以只剩下电视剧和《百家讲坛》——很好，我相信，如果这套假设全面实现，丝毫不影响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不会影响GDP的增长。

但是，前些天当诗歌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对记者说：问题的核心是，公众面临着选择。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语言？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只需要作报告的语言、讨价还价的语言、骂大街的语言，而决心抛弃诗的语言？如果我们认为诗的语言在这个时代纯属多余，我们可以把诗这个字从字典中抠掉，这不难，但如果相反，那么我们与其以如此高涨的热情去发现坏诗，不如好好想一想，诗的基本价值何在？它在这个时代如何坚守和传承。

——当然，记者没有把我的话发出去。但这种选择并非什么新鲜事，它一直是任何文明和文化必须面对的基本选择。两千年多前的孔子在当时的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合时宜的怪物，他顽固地代表一切在新世界里应该消亡的东西，但是，文明和文化的生命就系于这种选择中的勇气和信念。

问题是，小说家们自己是否还对小说怀有信念，他们是不是自己已经不相信小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还相信小说、对小说的基本价值仍然抱有信念的小说家为数不多。小说的危机其实是小说的基本价值的危机，小说正在并将继续承受怀疑、责难，并且会反复地被宣布死亡——小说死亡的预言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人以时代的名义大声说出，但是，我相信，这种怀疑和责难会不断地推动小说重新回到它的基本价值上去，让它重获生机。

本文原刊于《天涯》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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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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