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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李敬泽:为小说申辩

李敬泽 文艺批评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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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一切深奥的、复杂的、微妙的、看上去无用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静、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于是“文学已死”的宣告不绝于耳。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李敬泽老师2007年发表于《天涯》杂志的《为小说辩护》。虽为旧文,但所谈论的有关文学、小说的命运及意义的问题在当下仍具启发意义。没有文学和小说,日常生活不会改变,但作为人类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必须在怀疑和责难中追问阅读小说的理由、文学存在的意义,推动小说重新回到它的基本价值上去,让它重获生机——保卫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丰富性。


本文原载于《天涯》2007年第01期,转载于“天涯杂志”公众号,特此感谢!




李敬泽






必须为小说申辩,正如我们不得不为诗申辩。问题不在这个时代的小说或诗写得好不好,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一切深奥的、复杂的、微妙的、看上去“无用”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静、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在这个世纪之初,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宣布他们的文学死了,小说死了,诗死了,他们是在欣快地宣布,文学包括小说和诗的基本价值正在毁坏和将被遗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就在不断退却,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小说的编辑者们,他们知道小说正在遭遇危机,他们以为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该办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悦于人,为此他们强调两点,第一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要讲故事;第二,为了好看,小说要写实,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写实,更要在世界观上“写实”——小说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它对世界的看法要和我们想象中的多数人一致起来,必须合于他们的经验尺度,让大家觉得世界正如所料。


十几年过去了,小说没有得救,小说正在沉沦。为什么?在我们如此讨好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是我们的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之后,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喜欢?


很多人开出了灵丹妙药,他们告诉我们:还不够,这说明小说还不够好看,小说还不够“现实”——在媒体上、在各种场合我经常看到和听到这种高论,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像是落到了一个发疯的大夫手里,他认为治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药,他的药是不可能不灵的。


我丝毫不怀疑小说有一个取悦大众的问题,我绝对无意吁请小说回到已被全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象牙之塔,我相信,即使谁想这么干,以中国之大,也已经放不下任何一座象牙塔了。我更不想否认小说与这个时代的经验有着血肉联系,小说必须正视它和表现它。但是,我认为,小说的颓败主要不是由于它还不够好看和不够“现实”——让我们有点现实感吧,我们得承认,小说无法和“超女”竞争,无法和《新闻联播》竞争。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明天小说在这世界上消失,小说家们都改行去做公务员或开杂货店,那么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不会失去故事,我们仍将浸泡在无穷无尽的故事之中,我们也不会失去“现实”,大众传媒已经海量地满足我们对“现实”的消费。


那么,我们将失去什么?这个问题关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这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理由:为什么读小说?


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读小说,因为人是会死的。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平日喜读《圣经》。我很尊敬他,在我们中间,一个人耐心地读《圣经》,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维持着一个精神向度,他意识到生活和生命有终极意义问题。而这种意识,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心中已经失去,或者未曾有过。大家刚才都谈了自己喜欢的书,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励志,告诉你必须努力,必须打起精神奋斗,否则你以后后悔都来不及;第二种则是告诉你有了志向该怎么办,如何忙活以便走向成功。都很好,都能让我们心慌,坐不住,闻鸡起舞。这两种书都是关于“现在”的,它们告诉你现在最重要,抓不住现在你就失去了一切。这无疑是真理,而且是人与动物共享的真理,一只狗或猫或一只螃蟹,它的生命也只有“现在”,它对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现在”,而人与狗或猫或螃蟹的一个小小的、但决定性的区别是,人知道自己会死,知道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他就不得不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


这和读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任何一部小说——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认为好的小说——无论它写的是什么,不管主人公在最后一页里是否活着,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它是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看人、看事,也许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断,但是,作者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断终成虚妄,这就如同一趟列车,车上很热闹,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终点在哪儿,那就是死亡——小说是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

  

这听上去似乎悲观,会让一些老实的好心人受不了,但这绝非虚无。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经济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我们努力忘掉自己的死,好像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传统乡村,一个人正当壮年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一个人的死是一个公众事件,需要举行盛大仪式,死亡充分地进入日常经验和公共意识。但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死几乎是一桩隐私,同时,死又在电视上、报纸上被不厌其烦地展示,它被展示为战争、灾难和事故的后果,那是人类生活中的偶然,是不该发生的事,特别倒霉的人才会死,死亡不再作为生命中的必然进入我们的意识。

  

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沉溺于一地鸡毛的重大意义,升官发财包二奶有意义,瘦了三公斤有意义,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有意义,全部生活、你周围的一切都告诉你这个,我们日日夜夜为此奔忙。

  

我们拒绝思考这忙碌本身,回避列车的终点问题,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现在。我们倒真是贴着地面行走,但别忘了,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梦想着飞,飞是对生命的最大肯定,把人固定在地面上,只看见眼前三尺,那是对生命的贬损,是最彻底的虚无。

  

而小说,它是反抗虚无的堡垒——而且,我相信,就我们的文化的具体状况而言,它可能是最后的、最英勇的堡垒。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小说是知死所以知生,小说相信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反对将人简化为零散的碎片,小说看到“有”,看到我们的欲望、看到围困着我们的物质,小说也看到“无”,看到在欲望的尽头和物质的尽头横亘着的死亡,看到人的精神力量,在“有”和“无”之间,我们的生活成为探索“存在”的英勇斗争。

  

至少自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成为完全的个人创作之后,这个“有”与“无”的问题就是它的根本动力。兰陵笑笑生一开始就知道,西门庆将死于他的欲望;曹雪芹看到了“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他同时穿越这一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即使在民间叙事传统中,这也是一个基本调子,《三国演义》开卷就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看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


小说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生活所见证和维护的东西就在于此。小说之所以反抗虚无,就是因为它在死亡在场的情况下检视和求证人生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人如何选择、行动、死亡而依然自有其意思,人如何向死而生。 

  

——我知道,我可能把小说这件事说得太重了,小说不是宗教,它不能解答终极意义问题,这也并非它的职志。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状况,考虑到我们面对着人心和世道的大变并无多少可用的精神资源,考虑到小说自现代以来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小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将要衰亡,它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点上去,勇敢地面对和处理我们的精神困境,勘破重重幻觉,让我们穿过那些名牌、成功、减肥和口舌之辩的喧闹,直接触摸我们的存在。


与此相联系,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二个理由:小说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


这是小说的现代功能,古代的小说不是这样,或者说,小说的原初形态——比如故事、说书不是这样。在故事和说书中,讲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看法,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但是,当小说演变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红楼梦》了不起?就因为曹雪芹说,不对,世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现在我说说我看到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你们认定的那一种,现在我来探索另一种可能。曹雪芹的这种个别看法至今也还挑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好孩子应该读书上进做官,贾宝玉说,那有什么意思?人生的意义就是和几个冰清玉洁的姐姐妹妹相守着,赏花吟诗喝酒。


——这很没出息啊。现在差不多识字的中国人都是红学家,但我不知道中国人从《红楼梦》里除了学到一点姑嫂勃蹊、宫闱谣言之外还学到了什么,他家里要是出个贾宝玉他会愁死,参加高考,一路考上去,做官发财,然后死掉,有意思吗?大家都说有意思,我对此也不想提出异议,但是,如果没有曹雪芹之类的人独持异议,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恐怕早就僵硬而死。

  

几乎所有的小说衰亡论者都立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在现代中国曾经占据着那么重要的地位,现在这个地位已经失去。但他们忘了,小说在现代史背景下承担的基本使命是,告诉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的、正确的或者说已经或即将被广泛认可的认识和想象。而在这个时代,小说已经失去这个功能,年轻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想象肯定不是从小说得来的,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得以发展它的特殊价值——小说不是“大”说,它真正回到“小”说,它所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这就好比我们去王府井,大家都知道大路怎么走,但小说家一定要找自己的路——他像一个探险家,他对认识人类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设法绘制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我们熟悉的变得陌生,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事物模棱两可,我们遭到挑战和冒犯,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感受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想,凡拒绝承认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条路、一种表达的人,凡不愿让精神僵硬的人们,他们就是小说天然的读者。

  

但现在的小说是否做到了“小”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小说家相当一部分失去了这种勇气和想象力,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基本看法大概都跟《红楼梦》里的贾政一样,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贾政写的小说,给贾政们看。贾政们脾气很大,对生命中任何一种陌生的、被打开的可能性都会很生气。


所以,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三个理由:理解他人的真理。


昆德拉自卖自夸,对小说有一句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小说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就是说真正的公民道德要从理解他人的真理开始,没有这个,就没有公民、没有民主、没有什么公共空间。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谈的是那些民间科学家们,水变油,炸喜玛拉雅山之类,这文章到最后说,总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安知人家没理?所以要宽容——我认为这不是宽容,这叫价值休克,人类事务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科学就是有一个求真问题,讨论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最终我们还是得问:到底谁有理?

  

现在的问题是,在必须寻求正解的地方,我们都是好脾气,在不必寻求正解,应该宽容的地方,我们都是偏执狂,网上有那么多道德狂热、明辨是非之辈,但同时,伪科学也大行其道。

  

小说所处理的对象是人类对自身生活和生命的认识、想象和选择,小说家在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真理,鉴赏人性的丰富和有趣。今天来了很多从事心理咨询的朋友,以我的理解,心理咨询的前提与小说不一样,对咨询师来说,有些东西是对的,你搞拧了不对了所以你出问题了,那么现在你来咨询,我给你理顺、解开。小说家的关切不在于此,而在于追寻和展现你的真理,小说承认人的无限可能性,人的选择、行动和精神取向如此繁杂,如此差异多姿,小说家的根本热情就是探索你何以如此,求证你的那一套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经受考验如何成立或破产;我们说小说要真实,要有说服力,其实就是小说家进入和领会他人的真理的能力问题。

  

正因如此,伟大的小说家对人一视同仁,他公正地对待人、对待生活。现在很多评论家把“悲悯”啊什么的挂在嘴边上,好像小说家都该变成圣徒或慈善家,这听上去肯定没错,但却是对小说精神的曲解。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因为你年薪百万他是个民工就鄙视你同情他,或者反过来,谄媚你鄙视他,不是的,他只是公正,他不是势利眼,他不会看不起民工,也不会看不起你,在他眼里,你们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体的人,他在“存在”的尺度上同样对你们满怀好奇之心。

  

当然,我承认,小说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但小说家的价值判断不能先于他对人、对生活的忠直。现在很多批评家直接把文学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在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之中应该有一套普遍真理,这套真理必被遵从,必须体现——主要是在小说中和人们的口头上。我理解他们的关切,我一开始即已申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必须面对终极意义的焦虑。但小说处理终极意义的方式恐怕并非如道德批评家们所想。小说中的人独自面对上帝,不需要中介,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自以为掌握着道德的道德家——新教的兴起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兴起差不多是同一时段。这并非偶然,小说承认他人的真理,就是首先承认每个人有独自面对上帝的权利,就是承认,在“有”与“无”之间,生与死之间,人有无限的想象和认识、选择的可能,在我看来,承认这种可能才是“大德”,才是对上帝的敬畏。

  

公正、忠直地对待人,理解他人的真理,这是我们文化中近于枯竭的品质。现在我们号称是一个网络时代,中国人天天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是,以我有限的网络经验,我们谁也不想公正地对待别人,谁也不想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想的就是自己手里拿着“真理”,借此向他人行使暴力——哪怕是语言的和虚拟的暴力。

  

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不会衰亡,小说必会坚持下去,保卫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丰富性。

  

——如果小说衰亡,我们可能还会失去许多其它的东西,比如记忆,比如沉默,等等。但是时间到了,而且我认为我已经充分阐述了小说必将存在,必将流传的理由。

  

现在,我们的很多评论家、很多小说家都像中产阶级庸人一样看待文学的命运,天天对我们念顺口溜:现在的人很忙,生活节奏很快,所以他们不爱看小说了,所以小说必将衰亡。

  

好吧,我现在说出我的看法,在某种世界观里,小说确实并非必不可少,这与人们是否比一百年前更忙无关。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个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大胆的预言家们宣称要消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哲学可以没有,历史可以只剩下电视剧和《百家讲坛》——很好,我相信,如果这套假设全面实现,丝毫不影响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不会影响GDP的增长。

  

但是,前些天当诗歌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对记者说:问题的核心是,公众面临着选择。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语言?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只需要作报告的语言、讨价还价的语言、骂大街的语言,而决心抛弃诗的语言?如果我们认为诗的语言在这个时代纯属多余,我们可以把诗这个字从字典中抠掉,这不难,但如果相反,那么我们与其以如此高涨的热情去发现坏诗,不如好好想一想,诗的基本价值何在?它在这个时代如何坚守和传承。

  

——当然,记者没有把我的话发出去。但这种选择并非什么新鲜事,它一直是任何文明和文化必须面对的基本选择。两千年多前的孔子在当时的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合时宜的怪物,他顽固地代表一切在新世界里应该消亡的东西,但是,文明和文化的生命就系于这种选择中的勇气和信念。

  

问题是,小说家们自己是否还对小说怀有信念,他们是不是自己已经不相信小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还相信小说、对小说的基本价值仍然抱有信念的小说家为数不多。小说的危机其实是小说的基本价值的危机,小说正在并将继续承受怀疑、责难,并且会反复地被宣布死亡——小说死亡的预言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人以时代的名义大声说出,但是,我相信,这种怀疑和责难会不断地推动小说重新回到它的基本价值上去,让它重获生机。



本文原刊于《天涯》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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