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教师节特稿 | 刘擎X许纪霖：社会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反智主义

编者按

#2021.9.10#

今日是教师节，文艺批评公号特别推送两条与当下大学人文学科状况、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相关的推文，一条是推荐当下热播的美剧《英文系主任》（请移步公众号查看第二条），一条就是本文，译林出版社最近组织的一次对谈活动，邀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和自由撰稿人陶小路，围绕《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以“智识是一种特权吗？——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时代”为主题展开对谈。最终整理的文稿《社会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反智主义》由《燕京书评》发布。

对谈伊始，刘擎教授便提出，反智主义有其内在的历史性和现代性。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下，反智主义的传统自建国开始便有显现；反智主义的现代性则体现在这种现象或趋势可能存在于所有的大众民主社会，是现代民主社会话语权和政治权力下放的结果。刘擎还指出，理论脱离实际、理性不顾情感、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可疑”和“败坏”这三重张力构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反复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随后，许纪霖教授则从中国历史出发，认为反智主义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产物，而是伴随着知识同时产生，只是在当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近代以来的知识专业化和规范性话语权丢失的情形下，知识界内部的变化同样促成了反智主义。而且反智不仅是现代性的现象，也是网络社会一种被强化的特殊现象，要警惕愈演愈烈的“网络反智主义”。刘擎回应称，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正在各自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知识话语。如果知识人不只是迎合期待，而是通过专业和表达邀请大众一起思考和讨论，则可能帮助大众更好地开展公共言说。

本文原载于“燕京书评”公众号，特此感谢!“文艺批评”祝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社会媒体时代的

知识分子与反智主义

文 | 刘擎X许纪霖

近些年来，社交媒体经常能够看到反智主义的指责话语。为什么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反智主义及其现象？在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真的越来越多余了吗？大众真的在反叛知识吗？近日，刘擎和许纪霖就此展开了讨论。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刘擎、许纪霖和主持人。

反智主义将人群分为两部分：知识分子的和非知识分子的；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大众的和非大众的。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平等、民主等思潮，将知识分子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使得大众走上舞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对立？是渊源已久的精英视角而导致的大众反叛，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而与大众疏离？

近日，译林出版社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以及自由撰稿人陶小路，围绕《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以“智识是一种特权吗？——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时代”为主题展开对谈。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何博超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刘擎认为，反智主义有其内在的历史性和现代性。在美国的语境下，历史性在于反智主义的传统，自建国开始便有显现；现代性，则是话语权和政治权力下放的结果。知识分子自身的专业性、疏离性和反思性，必然导致大众对其不满进而抵触。

许纪霖则从中国历史出发，认为反智主义并不是现代的东西，而是伴随着知识同时产生，只是在当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近代以来的知识专业化和规范性话语权丢失的情形下，知识界内部的变化同样促成了反智主义。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现象是，有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大众媒介环境下不仅没有受到排挤，反而受到追捧。许纪霖认为，这是“卡里斯马式”的现象，某些知识人在价值真空的时期提供了规范性的价值。刘擎则回应称，大众的价值和想法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只是多样和分化了，所以不同的人各自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知识话语。如果知识人不只是迎合期待，而是通过专业和表达邀请大众一起思考和讨论，可能帮助大众更好开展公共言说。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20世纪中期知名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少数最早注意到美国文化中的反智现象的学者之一。

刘擎在沙龙的最后引用霍夫施塔特的学生艾瑞克·方纳（Eric Foner）的观点，后者认为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对当下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介入性的脱离”（engageddetachment）这一说法，这不仅对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对当代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权力与市场这么强大的冲击下，一定要有介入性的脱离，要既能够进入也能够退出。否则完全淹没在无论是权力的还是商业的游戏里面，终究是不能过一种智识生活的。”

经刘擎、许纪霖教授审定，译林出版社授权，《燕京书评》发布此次活动的讲稿。

1.反智主义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

陶小路：首先，我想问一下刘擎老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于1963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以你的阅读体验来看，大家为什么还在读这本书？

刘擎：《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时间特别早，它在1963年出版，跟我年纪一样大，有58年的历史。我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关心后现代和政治现象，曾经在硕士论文中引用过这本书。这本书在当年就非常火，但出版时间又比较久远，可在美国的知识界也出现过多次重复谈论这本书的现象。

△刘擎

上一次有人在谈到这本书，大概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也就是2001年后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美国图书馆要出霍夫施塔特四卷本著作。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时序上不是第一卷，但他们先出了这本书。

从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又回到了霍夫施塔特的主题。因为他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提到了“大众民主跟反智主义的关系”，以及“民粹跟反智主义的关系”等议题，这是一些反复出现的议题。去年美国有一个学者论坛，要出四卷的编辑解释了为什么会把这一本先出版出来，当时这位编辑就解释道：《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与当下这个时代有特别大的相关性。

这本书其实有两个论题，一个叫美国史的论题，或者历史的论题。跟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有一个蛮强的反智主义传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政治家不太容易成功。霍夫施塔特在1952年积极支持阿德莱·斯蒂文森竞选总统，他是个学者型的政治家，但他败给了艾森豪威尔。更早的时候，1948年哲学家杜威也竞选总统，当时很多民调预测杜威会获胜，但他败给了杜鲁门。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状况，也构成了霍夫施塔特问题意识的背景。

美国人喜欢那种特别亲民的、说话不那么书生气的、不讲术语的政客：小布什是一个，说大白话的特朗普更明显。霍夫施塔特发现，在美国历史上，从建国到大觉醒、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大众对知识分子和智识生活抱有一种鄙夷和怨恨，或至少是怀疑。这是一个美国历史的现象。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于1963年，这一时期美国民权运动高涨，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工作与自由游行”期间，美国著名民谣组合彼得保罗和玛丽进行表演。（图源：视觉中国）

另外一个主题是现代性的问题。反智主义的现象或趋势，可能存在于所有的大众民主社会，这是一个现代问题。

这两条线都值得深思，霍夫施塔特这本书在1963年刚刚出版的时候，读者只是关注它对于美国历史的论述；但后来发现，这本书有更丰富的意义，有其时代性和历史性，但又超越时代和历史。

2.反智主义是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

陶小路：请许老师谈一下霍夫施塔特的思想在中国语境下的回应，尤其是余英时先生对它的介绍。

许纪霖：刘老师说反智主义是个现代性的现象，我同意。但我想补充一句，反智主义不仅是现代性现象，也是个古老的思想现象。中国算轴心文明，其他轴心文明我不敢说，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印度教这都不是我的专长，我想说说中国。

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倾向的话，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古已有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几千年前的精神外貌的一个延续而已。如果从春秋战国说起，最大的反智主义者是谁？是老子。老子是中国反智主义的鼻祖，他提出了最早的愚民政策：“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所以，从中国轴心文明一开始，反智主义就开始了。反智主义一定是伴随着知识的开始而开始，且同时并存的。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也是传统的现象。

△许纪霖

到了战国，法家也是反智的。法家韩非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背后是以君权为核心，读书人在法家里是没有地位的。法家尊重的“君”当然是核心，最尊重的是“以吏为师”，真正的老师是那些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的小吏。法家还强调“以法为教”，法家的法条在法家看来是老百姓必须遵守的“教”。

到了明代，朱熹是比较注重知识的，所以要格物，要考察各种各样小的“理”，来了解至上的“天理”。所以，朱熹是个知识主义者，知识是很渊博的。但是，王阳明跟着朱熹去格物，格了三个月看竹子怎么长，差点格出神经病来。后来，终于到了龙场大悟时发现：何必有这么多知识呢？

理学认为，最后要能够有获得自己良知的醒悟，而良知不是知识，最重要的是要致良，要指向实践，这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阳明学的后人特别注重实践，不能说他们完全反智，但知识在阳明学里不是第一等重要。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所以，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宋明理学明清只有两条脉络：一条是“道问学”，朱熹讲的知识；还有一条是王阳明的“遵德性”，道德的实践最重要，而不是知识，所以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反智。到了清代，颜李学派问：孔子之前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孔子之前的学问是实践来的，所以在颜元看来，实践最重要。

所以，反智主义不仅是一个现代的现象，而且是和轴心文明伴随而来，源远流长，现代性依然在轴心文明传统的延长线上发展。

3.大众为什么会反知识分子？

陶小路：我想再请刘擎老师对于大家可能会比较困惑的一个概念——智识（intellect），以及所谓反智主义与反理性主义这几个概念做一个区分。

刘擎：许纪霖老师刚刚讲老子、王阳明，都是在知识传统内。但他所说的反智话语，我认为应该叫反理主义、反唯理论。他们反对极端崇尚理性的知识，反对形而上的知识。在西方思想中也有这种分歧，当过大学教授的尼采就是代表人物之一。我仍然认为，反智主义是个特定的现代现象。我们要澄清知识传统内部的分歧：有一派比较强调知识的、理性的、理智的生活，另一派则强调实践智慧。这是知识界内部的争论，这与霍夫施塔特讲的反智主义有区别。

霍夫施塔特对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做出了区别。intelligence是指智力、智商，一般性的一个人的活动能力，通俗话来讲就是聪明，做什么事情聪明，判断、分析、证据、推论等；你是一个聪明人，就是在描述intelligence。intellect是一种特定的智性活动，特别强调批判性、创造性、想象力和沉思，这种方式也未必是“唯理主义”的。实践智识的这些人，好像在过双重生活：他生活在我们时代的洪流中，同时有能够抽身而出，保持反思性，反思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一种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哲学气质。这种特定类型的精神生活形态，以及承担这种精神生活的人的形态，使他们和大众区分开来。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刘擎著

一頁丨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子可以说是狭义上反唯理主义者，他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因为他对自己生活实在的表象具有一种怀疑的、反思的、沉思的气质和态度。拥有智识的那些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但他们又不是我们的同道，他们有另一个自己和心思，似乎是普通人琢磨不透的。

为什么它是个现代性现象呢？在古代，只有官和学两个阶层是有话语权的，老百姓的智慧只有被这群人发现才能够被留下来。但在民主化的大众化时代，老百姓有更多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大众的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这当然不是说大众的想法和意见就是反智的，而是说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张力，在古代不是问题，因为大众的声音不那么重要，而在现代就不可忽视了。所以，反智主义是特定的现代现象，并且在今天更加显著。在互联网出现以前，所有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是有门槛的，要先看学历，进而经过层层审查才能发表。在现在的网络时代，门槛很低，仅仅需要一个互联网账号。

知识分子跟大众的关系是复杂的：首先，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不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未必采取形而上学的方式。知识分子们会说，生活的现象背后有一些其他的动力，或者更底层的、让大多数人看不见的逻辑，但未必是哲学的本质主义。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眼光跟大众是不同的，有时候大众会产生抵触，大概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大众觉得知识分子的说法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知识分子们有一套自己的思维，包括在宗教中，天主教或者是美国的长老会的牧师相当有学识，他们能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宗教里有“神正论”的问题：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人却会遇到非常悲惨且不可逆的事情。比如说，在瑞典导演伯格曼的《处女泉》中，女孩在夜晚独自出行，被三个男人奸杀。深爱着女儿的父亲就会在震惊中疑惑，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对于这类问题，基督教发展出“神正论”的解释，论证上帝仍然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这需要非常深奥的知识，通过复杂的推理告诉众人。比如，上帝要给人类自由意志，所以不得不允许罪恶发生。这些神职人员有特定的知识，看待世界的眼光比大众深刻，这就有可能造成了大众认为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是高高在上的。这是第一重跟大众之间的紧张。

△《处女泉》电影海报

第二种是大众认为知识分子只讲道理，不注重情感。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人们的情感体验都是个别的、暂时的和偶然的，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深层的理性结构，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特别是强调理性作用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认知差异。

第三种是许多时候知识分子被认为脱离群众，对共同体不够忠诚，特别是在政治极化的时代。比如，霍夫施塔特在书中提到，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秘密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美国民众已经有非常强的反苏倾向。但美国仍然有400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 The Nation 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这跟美国公众的感知相当抵触。后来，麦卡锡主义者将这类证据断言，自由派和左派的知识分子不忠于美国，甚至是叛国的。

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对城邦主流的意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有时会特别奇怪地赢得民心；有时和大众主导意识有分歧，甚至相悖，遭到打压。同样，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对许多知识分子，比如作家、演员进行清算，很多人其实并不是苏联的同盟，也被看做不爱国，不忠诚于美国。

总结起来说，理论脱离实际、理性不顾情感、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可疑”和“败坏”，三种情况构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反复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4.学术黑话诱发了大众的反智主义？

陶小路：在霍夫施塔特的这本书里面，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有两个传统。我想问一下许纪霖老师，你常年做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既然谈到智识的话，怎么来定义知识分子？

许纪霖：我虽然是研究知识分子，但我现在暂时不谈知识分子。因为今天主题是反智，我还是想多谈点反智。

我开头讲在中国思想史内部和脉络内部就有一种反智主义，刘老师试图把话题引到思想界外部。当刘老师说反智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现象的时候，隐含了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假设。

当然，这个“民主”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社会可以自由地上下流动，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空间和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就社会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和过去等级化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因此，知识分子和精英不再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者，因此出现了另一种反智主义。

反智是大众的行为，但反智主义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一旦反智被主义化了，一定是知识分子在做这件事，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发明主义。到了五四的时候，中国的反智主义已经开始流行了。

过去中国是一个士农工商社会，农、工、商是平民，士是拥有知识的唯一特权阶层。但到了五四以后，“士民皆士”，农、工、商也有自己的知识，他们也有独特的专业知识，都是有知识的。后来又演化成“士民皆工”，就是说连读书人也不过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而已，“工”的地位上升了，“知”的地位下降了。

王汎森教授做过一个专门的研究，他的老师余英时先生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但王教授论证的结论是：读书人不是被别人打倒的，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读书人自己发明了“反智主义”这个词，把反智这件事主义化与意识形态化了，出现了这样一个潮流。这才使得社会上那些不自觉的、盲目的反智具有了在价值上和知识上的正当性。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王汎森著

启微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反智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大箩筐，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据我观察，知识人自己打倒自己，可以称之为“反智的知识主义”，或者“知识的反智主义”。

因为过去的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博雅之学”，是没有用的知识。到了近代以后，西方传来的大部分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是自然的知识替代了规范的知识，由工具理性主宰的科学知识成为主流，而古典人文价值性的知识被边缘化了。五四以后所出现的“反智的知识主义”，一部分表现是用一套自然的知识、客观的知识来试图反对过去人文的、规范的知识。

到了民国以后，知识越来越学科化与规范化，此后知识越来越宽泛化：作为一个专家必须用严谨、精准的表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随着学科化越来越深入，学术语言就成为了行业黑话。不要说一般人，哪怕对专家来说，要听懂别的领域的行业黑话也很难。

因为行业黑话的出现，专家所拥有的知识越来越不接地气，与日常生活越来越遥远。当面对一些日常生活问题时，专家只会用学术黑话进行表达，民众因为听不懂而出现反弹，觉得专家们不接地气，不说人话，知识高高在上，孤芳自赏，这也诱发了大众的反智主义。

大众需要的是常识，用常识思考行不行？用常识来说话行不行？用今天的话说：“你说人话行不行？”不要说黑话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进而助长了反智主义，大家相信常识是可以“明辨是非”的。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欧洲一个父亲让儿子出去学知识，儿子学了两年以后回来了，父亲问他学的什么知识？儿子说：“我学会了一种明辨是非的知识。”父亲非常生气，因为他非常清楚，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偏偏没有一种知识是专门用来明辨是非的。

王小波通过好多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比起做一个道德精英，做一个思维精英更重要！“明辨是非”，是自以为拥有了道德的制高点和上帝的眼睛。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有知识，用知识来评判，这些知识是真实的。

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儒家过去的确讲“博雅之学”，当然里面也具有知识性，但是更多指向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些简单的案例可以用常识判断，但今天这个社会太复杂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具有某种专业性，仅仅用常识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在权力的背后，一定有一套知识的合法性在论证，而想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必须要有专业知识。福柯是不承认有普遍知识分子存在的，这里指的是掌握了明辨是非能力、代表普遍正义的知识分子；他更愿意承认特殊的知识分子，即具有专业能力、能够洞晓知识与权力隐秘关系的专家。

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如何面对知识专业主义和反智主义这两种潮流？我的看法是：知识分子需要从特殊走向普遍。从自己的专业立场出发，上升到普遍的维度来思考和回应复杂的现实世界。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作为依托，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发言和评论，那只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只有从特殊到普遍，才能走出知识专业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悖论。

5.知识分子的焦虑：为什么总处于尴尬的

命运？

陶小路：刘老师对我来讲一直还存在于他的文本里面，还是比较经典的知识分子形象，所以我不了解你的大众参与。近年来，你做了很多与更多意义上的大众群体沟通、交流的工作，你觉得你在跟他们讲授知识，还是在跟他们讲授一种智识生活呢？在这个时代，智识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刘擎：霍夫施塔特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他最深刻的洞见，也对当代的处境具有启发，就是他在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疏离与顺从（Alienation and Conformity）》中表达的洞见，看到了知识分子同时面对着两种现代趋势的压力：一是大众民主与平等主义的压力，一是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压力。他发现，知识人在应对这两种压力时，身陷难以抉择的困境和矛盾，以及分裂。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原版封面。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了，所以他们被拒斥、被公众嘲笑，然后就习惯了。他们变得孤芳自赏和冷漠、孤立，习惯于自己被抛弃，形成了一种疏离（alienation）的应对策略。最终，他们相信，疏离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合适而又高贵的立场，这是自己应有的命运。知识分子的疏离态度，是一种久远的传统。

但有些时期，会有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是更年轻的一代，在大众文化中被承认、被吸收或被利用，总之，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比如，在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新政时期、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知识分子突然觉得国家改变了，对国家也更认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国家主流之间发生了妥协，这时候公众就比较接受知识分子。比如，二战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有一种对于美国的自豪感。这里可能两个因素：第一，在二战之后，是美国拯救了欧洲；第二，美国扭转了文化上的自卑感——欧洲文化是高雅的，美国文化是粗鄙的。从海明威那一代开始，他们去过欧洲又回来，欧洲最先进文化已经被美国吸收，因此在精神上、在文化学识的意义上，美国与欧洲似乎有同等高度了。那时候，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对民族和国家的自豪感，这一点跟大众是契合的，进而受到了欢迎。这让我想起，在19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也有类似的状况，许多学者是聚光灯下的明星。那时候，不只是科学家，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也受到大众的尊重和推崇。

但霍夫施塔特指出，这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也会有一种焦虑，他们担心自己变得太过顺从了（就是他说的conformity），因此不再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惶恐感，好像我们知识分子是应该被孤立的，这是高贵的使命，太受欢迎反而产生了惶恐。

用他在书里的话说，这造成立场上的基本悖论：“一方面，他们的确怨恨反智主义现象，视其为我们社会之严重缺陷的标志；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认可，以更深重的方式困扰着他们，并将之分化。也许，在今日知识分子界，所出现的、最能造成分裂的争议，就围绕着分别确立在旧的疏离和新的认可之上的价值。”这可能不只是两种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知识人自身内部的矛盾：如果说高冷的疏离是自己的命运，这有点悲情；那么被认可是否就意味着顺从，屈服于大众标准呢？

我特别关注霍夫施塔特说的“命运的尴尬”。你选择孤芳自赏，其实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但如果你被抛在大众欢迎的环境中，你可能丧失了挑战性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作用。这是知识分子永恒的困境，需要去处理。

反省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开始变得顺从了。我的专业是治哲学，现在谈的更多的是人生哲学问题，这当然有许多原因。另外一方面，我坚持不用迎合的态度去做公共讨论。我必须坚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哪怕不成熟的思考。谦逊和真诚是值得追求的品格，但迎合或取悦不是，无论对象是谁。

然后，回应一下许老师刚才的话：知识分子内部的反唯理主义的传统和知识分子之间不是不相关的。在狭义的意义上，霍夫施塔特往往使用intellectual的概念。他说的知识分子或智识生活，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社会角色，一种精神气质。神职人员，学者，作家和记者，都会可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但他相信，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气质，就不是他定义的intellectual。

的确，在许多情况下，表面上反智主义的想法也必须是由某种知识来表达的话语。比如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其实是一种论述，或者说话语（discourse）。反智主义者如果要展开论述，如果使用论证和逻辑，在宽泛意义上也是一种智识活动。但在霍夫施塔特的狭隘意义上，它们依旧缺乏足够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沉思，因而没有达到intellectual的品质。

为什么反智主义是现代的现象呢？因为，如果存在以平民大众的名义发言的“反智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前现代社会他们的话语是无足轻重的；在现代性之前，所有政治论述和文化论述，都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但现代不同了，在现代的大众民主与大众文化的时代，反智主义的声音具有重要性，因为他们声称代表大众，你需要重视，需要认真对待。

如果你不重视的话，你是政治家可能就会在竞选中落败，你是作家就可能没有市场。于是，当一个人以反知识分子的名义、以大众的名义发言，这种声音就不容忽视。因为大众的感受、看法和意愿在现代社会足具份量，迫使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认真对待。虽然许多声称反知识分子的发言者，仍然在用智识化的论述来表达，因此也仍然属于宽泛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

在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的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讨厌专业都在说术语黑话，但依旧逃不掉科学和专业术语。比如医生昨天跟我说：“你的甘油三酯太高了”，我如果反驳说：“这是你的看法，我认为不是”，这是不行的；医务检测人员对你说：“核酸检查是阳性”，你说：“我觉得我不是阳性”，这也是不行的。这时候，专业知识仍然具有权威，大众对一般的医学和科学的权威是信奉的。但也有例外，比如在美国，有一些民众就不相信气候变暖，也不相信疫苗的作用，其中就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但是，事关道德、价值方面，由于现代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分裂，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分裂，应然和实然的分裂，很多人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绝对未必有比我高的见解。而且知识分子有堕落的嫌疑，因为他们读书太多了，“读书读傻了”。

知识分子对公众常常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绪，而公众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美国的反智主义比较强，但大多数父母还是希望孩子去好的学校读书，要去常春藤或其他名牌大学。父母希望孩子变得更聪明、更有能力，但美国许多大学注重学生的通识教育和批判性思考，读完回来，家长可能会觉得好像孩子“读书读傻了”。

这里面有蛮复杂的问题，公众对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一方面是相信的，对他们提供的科学实证和技术常常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对霍夫施塔特所界定的intellectual，又常常是有所怀疑的，不够信任的。这个张力一直存在。

6.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人人希望有导师

和上帝？

许纪霖：过去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是带有某种神谕和启示性的，西方来说是这样，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当然中国没有上帝，儒家士大夫也不是用神谕的方式，但他们自以为代表天命。天命的解释权在士大夫和读书人手里，民众是他们教化的对象，将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

现代的知识分子脱胎于过去的教士和“教化者”，内在有一种我称之为知识和心灵的“等级结构”，一种上和下的区别、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现代知识分子毕竟在欧洲脱胎于教士，在中国脱胎于传统士大夫，这种心智等级的残余到今天还存在。

《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许纪霖著

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3月版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可以启蒙民众，因为多读了点书，多掌握了点真理，所以有使命和担当。今天还有不少知识分子说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和第二次启蒙，幻想回到上个世纪末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黄金年代。

比较接近真理的理是公众讨论的结果，而非单向的等级性教化或者神谕。但，理是一种专门的技艺和能力，对大部分人来说，想获得这种能力比较有难度。很多年轻人处于这样一个焦虑和困惑的时代，特别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希望有导师作为心灵的上帝为自己指明方向。在以前的讲座里，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希望的是听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作为具有反思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传教士不同，他的专长并非是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通过说理，告诉你问题的复杂性、各种可能性的选项，他自己也是矛盾的、游移在多种合理性的冲突之间，因为他对各种现成的方案都保持警惕的距离，以怀疑的、反思的姿态去打量它们。这便与大众渴望真理、渴望确定性的需求产生了疏离.

△杜亚泉

五四的时候，有一场发生在《东方杂志》的杜亚泉和《新青年》的陈独秀之间的著名争论。在那场争论里面，杜亚泉是说理的、intellect的，但陈独秀是一种传教士的姿态，以一种非常决断的、不容置疑的态度，宣示自己的态度与立场。结果，年轻人没有跟着杜亚泉，都随陈独秀去了。这不一定是因为陈独秀的知识新，从对新知识的了解程度而言，杜亚泉完全不在陈独秀之下，他们两人的区别，只是话语方式的不同。

当时，杜亚泉办《东方杂志》、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办《学灯》、《改造》，介绍公众各种各样西方的新思潮，但并没有特意指出孰是孰非，只是提供给公众，让他们自己在各种新思潮当中，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自由选择。但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新思潮杀人”，所谓杀人，是指年轻人迷惑于各种思潮，无从选择，最终更加苦闷，甚至有为之而自杀的。因此，陈独秀在公众面前要扮演的，是一个传教士的角色，告诉你何为新时代的福音、何为救国救民的真理。

今天的思想市场，大致也是这个状况。许多有内在精神焦虑的年轻人，有很高的智力（intelligence），但缺乏智识（intellect），他们渴望心灵的导师，渴望能够指点迷津的“卡里斯马式”神魅人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思想市场也会出现明星和网红。

今天这个市场，是流量为王的时代。什么样的人有流量？不一定是媚俗的、取悦于市场的人，因为在市场上最有流量的，是产品的稀缺性，是独一无二的声音。有时候，反市场的声音反而会拥有更多的流量。当市场的主流是尊重知识的时候，反智主义会拥有与众不同的吸引力；当市场风向转为反智的时候，相反的声音反而会赢取更多的流量。

反潮流，则是市场的另类取胜之道。一个崇尚流量的市场，在价值观上是中性的、虚无主义的，它信奉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稀缺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是一个反体制的人，结果他在美国的媒体是永远的宠儿，哪怕他的声音再极端。市场也需要反体制的声音。他的存在，既能证明民主政治的包容性，也能适合市场的另类需求。

于是，思想市场的吊诡性由此而生：越是想迎合市场的，反而在大众面前失去了陌生感，失去了产品的稀缺性，而以反潮流、反市场姿态出现的声音，倒拥有了更多的市场流量。在这个多元化、异质化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内涵都有其小众。坚守自我，反而成为了知识分子获得公共性的独门法道。

7.流量时代：“双向异化的伪公共领域”？

刘擎：我并不认为大家都在很惶恐，都在等着一个先知指导自己。其实，我们担心出现一种“双向异化的伪公共领域”。身在其中的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被动地等待观点的灌输。他们并不愿意直接接受任何冒充为偶像、导师的人。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倾向和情绪，主动寻找那些吻合自己的倾向和情绪的言说者，你迎合我，说得比我凝练、比我漂亮，我就喜欢你、跟随你，但如果你和我原来的倾向和期待不一致，我就不会理你。于是，在网络时代，我们可以观察到观念市场供应侧和需求侧的合谋：所谓的网红或意见领袖，他们明白市场上存在的大量需求，不断迎合这些需求，而这可能会导致了一种伪公共领域。为什么这是个“伪公共领域”？因为它没有真正的讨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对话和反思，是相互迎合而造成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许多人有自己的想法，但保持开放性，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指南意见，更期待好的论述和证据。马克斯·韦伯在他生活的年代告诫德国年轻人，要警惕“假先知”。“假先知”就是以一种狂热的、好像振振有词的方式对公众发言的人，但没有真正的洞见与深刻的思想，特别是缺乏复杂性，但因为言论明确而极端，可以俘获年轻人，因为许多年轻人需要确定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

但是，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对于许多复杂问题给出简单明确的正确答案，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我看来，现在作为知识人的责任，就是发出一份邀请：让我们共同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让大家一起来认真面对、思考和讨论这些困难的、复杂的问题。一个大国，至少需要有一部分公众来一起认真对待这些问题。霍夫施塔特提醒我们，知识人的伦理底线，是不去迎合那个盲从的世界。

8.互联网是反智主义的新温床？

许纪霖：今天已经处于一个网络时代，越来越感觉到强大的反智主义在吞噬和包围着我们。为什么这样说？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太复杂了，有些问题很专业，仅仅凭靠心智结构中的常识是无法判断的。所以，这个时候公众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心灵导师，或者是某一个领域专家出现，只要信任他、跟着他走就OK了。

所以，今天又出现了一批网络时代的神魅人物，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智。服从真理，变成了信任某个具有神魅性的先知，将自己的思考权利托付给他，以他大脑、知识和心灵来替代自己。

网络的变化日新月异，从最初的BBS、到后来的微博、微信，直到今天最红的短视频，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随之引起思想样式的革命。反智主义，也因而具有了网络时代的特征，这是霍夫施塔特所无法想象的。

最好的时代是BBS时代，那时候公众在世纪沙龙、关天茶舍上，还能自由的、平等地讨论问题，尽管立场是冲突的，但彼此是说理的。在新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享受到了新的社交媒体提供的知性快乐。

△在bilibili入驻的许纪霖

到微博时代，就变得不一样了：微博最开始时只能写140个字，是不可能说清楚道理的。即使你发一条链接，但微博没人看链接的，只看140个字。网友还嫌140个字也太多了，最好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金句，就会大量吸粉。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微博就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天下，这些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头部的那些，不是娱乐界明星，就是商界大佬，他们不需要说理，只需要立场坚定、态度明确。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

知识分子的说理，是要将论证的过程展示出来，不仅告诉你结论，而且让你检阅和反思结论得以成立的理性论证过程。但是，140个字是不具备反思的技术和空间条件的，微博滋养了更多的反智者：我拒绝思考，跟对人就行，即使之后微博扩展了空间，但网友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越来越对长文字不耐烦，思考、注意力的时间，像小孩子那样，越来越短。

如今，在年轻人之中，文字都变得累赘，最直接的就是图像。于是，短视频成为了最流行的媒介。在短视频时代，说理变得日益的不可能。文字毕竟还有一种间离效果，还需要通过你的大脑转化为想象和理解，而图像是直接的，且会形成一个气场，就像牧师的布道，直接镇住观看者。我们的大脑不再运作，不再思考，只是任人摆布。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在技术上为反智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条件和空间条件，乃至心智结构。

在大数据出现以后，更可怕的是，无论你今天在今日头条、抖音、快手或者B站、小红书，当你喜欢上某一类信息的时候，大数据就不断推送给你同类信息。我很喜欢梅西，但后来被每天蜂拥而至的推送，看到梅西都快要吐了！算法的推荐，让每个受众变成了成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不自觉地直接落入单向的信息之中，从而形成单向的思维，单向的人格和单向的立场，一旦进入到施展所说的“信息茧房”，那么，你就是一个被大数据所操控的井底之蛙。

今天对现代人最大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资讯进行的。你要控制一个人是很难的，但要控制一群人极容易。微信上大部分的群聊圈，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接受的信息都是单一的，有异类的声音、异类的人出现，触犯众怒，往往会被踢出群，于是剩下的人越来越同质化，变为一个没有差异的“我们”。没有不同声音的对话，只是相互激化。无须用脑，只须自以为是的意志力，形成鲁迅所说的“合群的自大”，相信自己这个群就是代表民意，代表真理，代表潮流。只要氛围形成了，这群人不用外在的力量，就自我控制住了。操控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信息的单向输送，达到一定阶段，不用外在输送，群的内部就会自动过滤异质信息，自我封闭，自我净化。

信息时代是反智主义的新温床。“知识”与“信息”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得到的大部分实际都是信息，甚至很多知识都是以碎片化的信息方式传输的。信息通常是碎片化的，知识是有一定体系的，这是知识和信息的区别。

但我们今天接受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以信息的方式传递的；最后如何理解，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心智结构。心智结构是一套语法，一个人的语法结构差不多在20岁左右大学时代就被奠定了，以后读再多的书，恐怕只是一些信息化的知识而已，只能放到特点的心智结构和语法关系里来理解。不要迷信一个书读得多的人，核心是要看他的心智结构中的语法。

从这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所谓反智，有时候是以知识的方式出现，更多是以信息方式出现，再加上心智结构背后潜伏的意识形态，恰恰剥夺了知识本身的反思性。

当公共领域平等讨论的技术条件、空间条件和体制条件都丧失以后，就会陷入网络时代形形色色的反智主义。说实话，这是今天网络时代令人悲哀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智不仅是现代性的现象，也是网络社会一种被强化的特殊现象。当我们为网络所提供的民主时代（托克维尔的意义上）欢呼时，同时所要警惕的，正是这种愈演愈烈的“网络反智主义”。

本文原载于“燕京书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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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导 论

第一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第二章 论智识的不受欢迎

第二部分：内心的宗教

第三章 福音派精神

第四章 福音主义和信仰复兴派

第五章 反抗现代性

第三部分：民主政治

第六章 绅士的衰落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运

第八章 专家的兴起

第四部分：实干文化

第九章 商业与智识

第十章 自立和信仰科技

第十一章 主题的变奏

第五部分：民主制的教育

第十二章 学校和教师

第十三章 适应生活之路

第十四章 儿童与世界

第六部分：结 论

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疏离与顺从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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