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孙佳山：粉丝文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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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WENYIPIPING
近些年，随着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如火如荼，青少年粉丝群体网络话语暴力现象层出不穷，接连出现全民性舆情事件，关于粉丝应援、粉丝群体的价值观等诸多乱象与争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自今年6月15日起，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期解决“饭圈”乱象问题。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孙佳山老师《粉丝文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一文，孙佳山老师首先对当前互联网时代的“粉丝经济”进行了基本概述，粉丝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每一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2005年前后随着韩国文娱公司进驻中国市场，日韩粉丝文化在我国逐渐普及，粉丝群体和明星二者正日益成为利益、情感联合体，其影响力、辐射范围和监管难度远非传统模式可以比拟。孙佳山老师进一步指出粉丝文化带来的问题，并建议政府机构在监管和执法上精准施政，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向受害粉丝特别是未成年粉丝提供举报等维权渠道和法律援助，以规范“粉丝经济”带来的文娱消费现象。此外，更需警惕资本对粉丝群体的控制，整顿不应仅仅局限在“饭圈”内部，要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和文化经验的结构性变化，掌握网络传播规律，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秩序，引导广大青少年建构起健康的价值观，更进一步优化我国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报》2021年06月08期，转载自公众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特此感谢！
粉丝文化的
现状、问题与对策
前有粉丝“为爱发电”，后有商家和节目组推波助澜，选秀节目的“倒奶”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后，《青春有你 3》被叫停，由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的 2021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也将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等列入治理重点。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近些年，随着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如火如荼，从“娘炮”现象，到选秀节目的“倒奶”事件，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过度“泛娱乐化”，接连出现全民性舆情事件，青少年粉丝群体网络话语暴力现象层出不穷，关于粉丝应援、粉丝群体的价值观等诸多乱象与争议相继浮出水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新兴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
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不断变迁、新媒介文化渗透等原因，青少年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前，对于明星的容貌、演技、品德等方面都有着较高要求。如今，明星与受众之间呈垂直式关系的传统明星文化，向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跃迁。在以互联网为表征的媒介快速融合、迭代下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中，青少年粉丝群体注重艺人与个体成长的参与性、伴生性，而对于明星的演技、品德等方面没有了严格要求。在新的明星文化下，海量粉丝参与到艺人公共形象的运营活动中，艺人和粉丝正日益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情感联合体，前者需要流量的支撑形成影响力，后者则使尽浑身解数为其提供足够的消费保障。粉丝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左右艺人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这在以前的明星文化中是不可想象的。
粉丝应援是产生于粉丝经济的偶像文娱工业的新生事物，其大规模出现始于 2005 年由《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节目引发的全民追星热潮。为了支持喜爱的选手，“超女”粉丝们以集资等方式筹集巨款，大量购入投票名额，帮助艺人不断晋级。
2005年超级女声
2005 年前后，几大韩国文娱公司撤出日本，转而将我国视为重要的海外市场开发培育。韩国文娱公司将成熟的粉丝管理经验引入我国，粉丝集资购买专辑、电影票，向艺人赠送礼物等流行于韩国、日本的粉丝应援式追星惯例，在我国逐渐普及开来。粉丝经济的发展与互联网平台联系 紧密，粉丝应援借助网络社区展开，通过百度贴吧、微博社区、微信群、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等 互联网平台发起的粉丝应援，其影响力、辐射范围和监管难度，绝非传统明星歌迷会、影迷会可比拟的。
粉丝文化带来的问题
经过10余年发展，我国粉丝经济逐渐壮大，形形色色的粉丝应援遍布各大粉丝群体的活动中。
粉丝应援集资分为 3 类：第一类包含实物回报，如出售专辑、电影票、手机壳、相片册等，将所得利润用于支持艺人活动；第二类将募得资金用于支持艺人活动，如选秀投票等；第三类是 以支持艺人名义筹集资金，承诺提供实物或非实物回报却并未兑现的行为。
粉丝应援现场
前两类集资，只是代为消费、捐赠，并不涉及投资获益或获益有限，一般不涉及法律问题，但第三类，则需要在法理 层面重新界定和明确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的法律边界。
粉丝经济是有别于传统明星制度的全新明星制度，粉丝以众筹资金、财物方式，参与到艺人公共形象这一文娱产品的运营活动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因存在太多漏洞屡屡被犯罪分子利用，造成大量经济损失。之所以陷入监管和维权的困境，一方面因为粉丝应援依托互联网平台，组织 者具匿名性，追查其真实身份需借助公检法机构和主管单位介入；另一方面，受害者中有相当比例是未成年粉丝，他们受骗后不愿声张，更不了解举报、维权的渠道。
治理乱象刻不容缓
针对这种现状，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粉丝应援中可能存在的诈骗行为给予具体的惩治依据和条例，并向受害粉丝特别是未成年粉丝，提供举报等维权渠道和法律援助。对于主动公开应援账目、明确资金流向和具体使用情况并积极纳税、主动接受工商监管的粉丝团体、艺人，通过颁发行业性荣誉奖励等措施，予以肯定，形成良好的正面示范引领作用。
专为粉丝应援提供中介的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看似能监管，但实际上并不能遏制相关诈骗行为，反而可能大开方便之门。
这些网站援引“避风港”原则，声称只提供网络服务，一方面不承担任何监管责任，将风险完全推给参与应援的粉丝；另一方面却从中大肆牟利，这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职能监管层面予以明确约束。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应该完善审核机制，对应援活动发起方的真实身份、资质、征信记录、活动可行度等予以全面评估，提高准入门槛；对未成年粉丝，应设置更多付费验证步骤和监护人知情渠道；对已筹款结束的应援活动，要核查资金流向和票据等， 对存在异常的应援项目，通过延长支付周期等管理方式予以冻结，并采取报案等措施挽回粉丝的经济损失。
《创造101 》选秀节目，图为出道选手
如今的粉丝经济早已超越传统明星的演艺活动范畴，粉丝应援等新型文娱消费行为，使遵循传统分业管理原则的政府机构在监管和执法上难以有的放矢，对当下演艺行业治理、互联网治理、 文化治理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警惕资本对粉丝群体的操纵
偶像文娱工业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刻意宣扬文娱潮流，青少年粉丝群体极易被资本力量所绑架，其中还涉及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价值观的引导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不断加快、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我国传统家庭结构发生变化。“90 后”“00 后”青少年粉丝群体，是在互联网新媒介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网生代”，人际关系的 疏离及新媒介时代数字化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粉丝文化恰恰在于参与感、伴生感，通过与艺人互动所形成的陪伴、共情、保护等情感策略，寻求建构以互联网为表征的新媒介时代的新型青少年社交关系。只有充分理解这种深层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才能深入到当前粉丝群体价值观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正确引导粉丝群体的价值观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微博超话打榜
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监督、规范作用，从乱象所涉及的全产业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入手，实现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督和规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追星，最多就是倒卖演唱会门票、明星签名等；而如今偶像文娱工业，已发展到粉丝群体集资应援的新阶段。这种饱受争议的粉丝应援行为，正是文娱经纪公司、平台方和粉丝群体联合商家，以打榜排名为由，行商业销售之实，对粉丝而言，销售的商品不重要，购买商品所承载的打榜排名助力值才是重要的，这也是“倒奶”事件的根源。
《青春有你3》“倒奶事件”
在粉丝应援集资中，显然明星、文娱经纪公司和平台方等合谋了一场场针对粉丝群体定向收割的“套路”，并豢养着这一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一个网络选秀综艺通常至少有 5 至 7 名受关注的艺人，每个艺人背后的粉丝应援集资规模大多以千万计。这样一来，一个类似选秀综艺就会涉及上亿规模的密集市场交易行为，却大多没有受到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有效监管。
在传统明星文化、明星制度下，对艺人的经营活动有着明确的要求和约束，然而，如今的偶像文娱工业，却尚没有能够起到有效监督和规范作用的相应法律法规。一些文娱经纪公司为了经济利益，在艺人选择等关键问题上不作为，在源头就出现原则性问题。播出综艺的平台方，一方面逃避审核、监管责任，另一方面却从中大肆牟利，这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职能监管层面予以明确约束。
中纪委网站《斩断娱乐圈乱象背后的资本链》
综上所述，治理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诸多乱象已刻不容缓。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早已超越传统明星文化、明星制度下演艺活动的范畴，出现了粉丝应援等新型文娱消费现象，政府机构在监管和执法上需精准施政。
粉丝群体的价值观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广大青少年应端正追星心态，真正 追求精神的成长、独立，避免被资本力量所裹挟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所绑架；另一方面，家庭、学校、社会，应为青少年提供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切实发挥引导作用。
在社会调整、明星文化变迁、新媒介文化日益主流化的语境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已渗透到从粉丝群体的情感投射、诉求表达，到线上线下大规模有组织活动等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所有环节中，如若听之任之，则存在失衡失控的风险。因此，管理部门要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的简单局限， 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限制、杜绝资本力量对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过度投机、利用和操纵，掌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治网水平，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秩序，引导广大青少年建构起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进而实现我国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报》2021年06月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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