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静:谁在改变公众的“影视剧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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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个性化、高互动的网络时代取代了单向度、中心化的电视时代。面对海量的信息与影视资源,影视观众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利和观影自由,人们不仅可以自由的选择看与不看,还可以通过倍速等技术手段来实现如何观看,通过发弹幕等方式来时时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此来倒逼传媒集团提升影视质量。而另一方面,传媒集团也会根据观众的观影爱好通过算法推荐的方式来投观众之所好,进而塑造观众的观剧习惯。如何才能发挥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利好,使我们手中的观影权利和自由真正的为我所用而不是成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或许答案正如文中所说“动用肉身与真心,持存常识与理智,重构个人与万千叙事之间的关联,真的自由就存在于这样的观剧时光里。”
本文原刊于《文汇报》2021年9月3日“文艺评论”专栏,感谢作者李静和《文汇报》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李静
谁在改变公众的“影视剧观感”
文:李静
电视机曾是客厅的图腾,它以非凡的魅力召唤家人们围坐一起,收看定点播放的节目。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这样的场面似已成为泛黄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随时随地获取资源的分屏时代:不论是在人潮汹涌的通勤列车上,还是在独自一人的居家时光里,人们的身心总是不由得被眼前大大小小的屏幕吸引,滑翔于无穷无尽的云端资源。尤其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宅居生活倒逼线上娱乐方式的迅猛发展,比如追剧就成为更加普遍的休闲方式,而各大流媒体平台也随之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
较之电视时代,互联网时代的观剧习惯有了极大变化,尽管身为观众的我们往往习焉不察。比如随处可见的“刷剧”模式,从产生至今还不到十年时间。以出租DVD起家的Netflix发现用户习惯一次性看完全部内容,因此抓住契机,高价购买了英剧《纸牌屋》的改编权,并于2013年2月1日一次性推出第一季13集,由此也奠定了“线上刷剧”的新模式。刷剧(binge-watch)甚至成为《牛津词典》2013年的年度词汇。可以看出,技术媒介的更迭、内容生产平台的革新,都在不断重塑着我们的观剧习惯,而我们的观剧习惯反过来也深刻影响着影视剧的生产。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观剧习惯已融入生活本身。
倍速+弹幕:观众发挥自主性的基本选项
电视时代的传播特点是单向度、中心化,而智能电视、IPTV电视以及高清互动机顶盒的诞生,促使观众在内容选择上拥有了很大的主动性。而在线上视频网站,播放器的设置中包括倍速、弹幕等选择项。根据最近公布的《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近四成00后选择倍速观看网络视频节目,近三成观看节目时会配合弹幕,而且年轻、高学历人群对弹幕的接受度更高。尤其是随着互联网世代的入场,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观剧理念深入人心。
比如,倍速观剧就是观众发挥自主性的基本选项。长期以来,由于电视剧的购销模式以剧集为单位,集数越多,利润越大,因此动辄五六十集的注水剧层出不穷,也令观众无比厌烦。试想,在时间已成为稀缺资源,在高效娱乐已上升为刚需的前提下,冗长拖沓的电视剧制作模式必然会丧失市场 。2018年倍速观剧兴起,2019年已推广开来。观众可以选择0.5、1.0、1.25、1.5或2.0倍的观看速度,而倍速选择无形中构成了对剧作质量的评价标准,比如《隐秘的角落》《觉醒年代》等优质剧集,都令观众表示要原速追剧,舍不得任何一点快进。而这种观剧习惯的养成,也反过来推动了短剧的崛起。近年来,网络视频平台在短剧方面亮点频出。爱奇艺、优酷先后打造“迷雾剧场”和“悬疑剧场”,湖南卫视和芒果TV的“季风剧场”紧随其后,都将精力放在推出高口碑短剧 。其中,悬疑、刑侦、女性、甜宠等成为热门题材,各个剧场的内容生产也愈加垂直化、精细化。
弹幕则是年轻观众观剧的标配,开着弹幕,点评剧情,不亦乐乎。弹幕的出现,令分屏时代的个体观剧也能获得云端同好的陪伴,满足社交的需要。而视频中滑过的海量弹幕,犹如“集体大脑”的外显,总有一句话击中观众的内心,产生深深的共鸣。虽然仍有人认为弹幕是对原有画面的“污染”,但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甚至认为弹幕比原作还要精彩,已经不习惯没有弹幕的“洁版”观剧了。
观众的主动性远不止倍速和弹幕,他们更是从原先没有发言渠道的内容接收者,变成了积极的内容生产者,根据已有的剧情素材开展各种二次创作,比如重剪故事线、剪辑cut(精彩集锦)、嗑CP,等等。如此看来,套用时下“XX自由”的说法,观众貌似已经牢牢地将“观剧自由”攥在手中了。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算法推荐:“服务观众”还是“制造观众”
虽然在观剧方式上,观众看似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有相反的声音认为,观众被控制的程度反倒前所未有地加深了。“沙发土豆”“奶头乐”乃至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都早已指出过大众文化的致瘾机制、商业逻辑与政治意图,观众沉迷其中,满足于获取即时性的、不需加以思考的低级快乐。而在快节奏、高压的生活环境下,选择用观剧来“杀时间”的观众不在少数,许多人对此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而对于算法机制的讨论,也试图揭破对“选择自由”的美好幻想,因为对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习惯于跟随算法推荐不停地刷下去,逐渐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
再比如上文提及的短剧崛起,固然是对观众需求的回应,但这也是与短视频争夺注意力的商业选择。而精品短剧更是平台培养用户消费习惯的重要内容阵地。比如近来的热播剧《北辙南辕》《我在他乡挺好的》《扫黑风暴》等无一不是通过购买会员、超前点播、一次性解锁等方式来增加变现渠道。通过提升短剧品质,提供优质的观剧体验进而树立口碑,最终培养用户付费习惯,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商业路径。
此外,为了满足观众的快速消费需求,通过短视频(比如抖音、小红书)追剧、微博热搜追剧成为近年来的新鲜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三十而已》,播出期间竟有两百余次登上微博热搜,在抖音的相关阅读量过百亿次。观众仅靠话题碎片就可追剧,有人干脆将这种“短视频追剧”行为当成“倍速追剧”的升级版,借此可以更高的效率介入话题讨论中,加入炙热的情绪对撞之中。《三十而已》中的“撕小三”不就是这样发酵成全民狂欢了吗?这种短视频宣发、营销的方式塑造了观剧习惯,观众越来越习惯短平快、单刀直入的文化消费方式,期待“名场面”的高能与反转,经常处于情绪化的彼此煽动与传染之中。这表面上看是“服务观众”,但其实质是以迎合为表象的“制造观众”。时下风行的“她题材”剧集便是例证,虽然这些剧集中不乏优秀之作,推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却也夹杂着不少投机之作,试图利用性别话题取悦观众,赚取关注,但实际内容却空洞无比。观众被鼓噪一时的话题性所引导,却偏离了自己真正应当关心的问题。
电视剧《三十而已》剧照
评论反转:观剧行为里的社会镜像
盘点当下的观剧习惯时,除了有形的变化,更应该关注无形的、观念上的变迁。譬如对冯小刚执导的新剧《北辙南辕》的批评之声,反映出对于京圈文化评价的变化。国民度极高的冯氏喜剧曾塑造出生动的市民生活与鲜活的台词风格,可如今却与生活现实南辕北辙。那种以男性视角书写的女性故事、“大飒蜜”形象,并不符合年轻人理解中的“独立女性”,反倒引起反感。而对于老剧的新评,则更能彰显观念上的变化。比如在对曾经的都市言情剧、霸道总裁剧的重审之下,许多不尊重女性的行为、话术与观念,一一被指认出来,这无疑是观念进步的表现。
但吊诡的是,与观念进步纠缠在一起的,是某种严苛的道德主义的回归。对琼瑶剧的颠覆式评价,便是很好的例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歌颂爱情至上的琼瑶剧,曾令万人空巷,堪称几代人的爱情启蒙。而如今观众在重看时发现,其中有许多“三观不正”的桥段与台词,因而重新开展了“道德审判”,比方说《情深深雨濛濛》里的何书桓就从情圣崩塌为渣男,《一帘幽梦》中的紫菱从纯真少女沦落为绿茶,等等。当然,不只琼瑶剧有这般“待遇”。《中国青年报》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在追剧时会关注作品传达的价值观,将近80%的受访者表示拒绝观看“不道德”的影视剧作品。《看剧道德学》一文曾颇为形象地总结了四种“立场式评论”:男德女德审查委员会:遍地渣男贱女;教导主任附身:忽视角色处境,恨铁不成道德模范;时空穿越运动员:用当代的道德武器,讨伐过去价值观;饭圈坏习惯传染者:抵制人,就是抵制作品。难怪有人把这种保守的道德观比作“数码牌坊,赛博猪笼,电子裹脚布”,言辞激愤之余,却也道明了互联网上的“封建”道德的还魂。
确实,关于某部作品“三观不正”“立场有问题”的评价经常可见。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个人权利被高度张扬,但随着社会原子化程度加剧,私人生活的重要性压过公共生活,而且社会结构逐渐固化,使得家庭成为个人利益最重要的保护伞。这些都使得讲究责任和义务的传统道德变得重要起来。更何况,在一个充满偶然性与危机感的时代中,明确的道德界限是个体最容易依靠的,也是最被普遍捍卫的秩序感所在。互联网的匿名传播环境,又将这种本就严苛的道德主义极端化,运用到原本描摹人性百态的文艺作品上。如此下去,势必加重制作方的自我审查,将文艺表达压缩至更局促的范围内。
观剧行为是如此日常,使得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要去审视自己的观剧习惯。在海量的选择面前,我们体会到无比的自由。但面对各种力量的制约时,我们又容易慨叹一切不过是塑造出来的结果。在观剧习惯之上,承载着技术、资本、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重重烙印。重新思考和定义“观剧自由”,意味着要正视所有这些因素,凭借自身的主动性去寻找回应方式、共处之道。动用肉身与真心,持存常识与理智,重构个人与万千叙事之间的关联,真的自由就存在于这样的观剧时光里。
本文原刊于《文汇报》2021年9月3日“文艺评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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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掉了脑袋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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