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洪子诚：“透明的还是污浊的？”——当代中国与南斯拉夫的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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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南斯拉夫的关系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间接表征为两国文学交往中的特殊现象，如1957年前后出现的南斯拉夫文学译本、两国文学评论界直接或间接的争论辩诘等几个关键性事件。除了从中窥见现象背后的时代印痕，我们还得以重新关照彼时那些有思考价值的文学问题，譬如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场域中，文学与政治如何互动且保有自我张力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南斯拉夫文学家之间的争论，重要的不在于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而是他们基于不同处境、立场和视角所发出的打开和追问难题的力量。

本文原刊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感谢洪子诚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透明的还是污浊的？”

——当代中国与南斯拉夫的文学关系

文/洪子诚

在“当代”（指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学关系中，南斯拉夫的地位自然无法和苏联相比，在文化交流和作品译介上，也远不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南斯拉夫看起来虽然是很次要的“配角”，却有它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中、南两国的文学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也提出一些独特的问题。本文将提取几个关键性事件，来观察这一过程，并讨论这一过程中提出的文学问题。

一、1957 年前后出版的几个译本

1949到1977的三十年，中国出版的南斯拉夫文学译本（不包括内部发行供批判的出版物）只有寥寥几种，它们是：

《普列舍伦诗选》，人民文学出社1956年12月版；

参卡尔《老管家耶尔奈》（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4月版；

《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5月版；

塞多米尔 ·敏笛罗维奇《云层笼罩着塔拉》（小说），作家出版社1957年10月版； 

依沃 ·沃伊诺维奇《暴风雨》（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版；

纽西奇《大臣夫人》（剧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2月版。

从这个书单可以看到，相对东欧其他国家，除数量少之外，出版时间也集中在1957年前后的一年多里。这并不纯然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质量方面的考虑，这一情况还要从中国和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关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上寻找解释。二战后，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成立了联邦共和国，在冷战格局下虽然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铁托不愿受到斯大林的控制，内部实行“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对外逐渐采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导致194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1949年4月，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宣称，南斯拉夫已经转入“帝国主义阵营”，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已被宣判为“帝国主义的别动队”（《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的用语）。尽管南斯拉夫在1949年10月5日就宣布承认刚成立几天的中国政府，并多次提议建立外交关系，鉴于铁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处境，中国一直没有给予响应。由于两党、两国的这一关系，在文学严格从属于政治的环境下，两国的文化交往自然不可能有正常的开展。

《普列舍伦诗选》，人民文学出社1956年12月版

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南关系发生变化。基于“非斯大林化”策略的需要，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对苏南此前的交恶“表示诚挚的遗憾”。铁托也为了证明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合谋、推动了两党、两国的妥协、和解。在这样的氛围下，1955年中国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苏共20大后情报局解散，铁托访问苏联，签订的“莫斯科宣言”称，“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丰富多样有助于它自身的强大”，承认南斯拉夫选择自己道路的合法性。

但是这个并非蜜月的“蜜月期”十分短暂。1956年下半年发生了波兰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军事干涉。南斯拉夫在这些事件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苏联的关系转趋紧张。1957年11月，苏联邀请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齐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南斯拉夫拒绝在 12个执 政党的特别宣言上签字——该宣言宣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强调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1958年4月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南共新纲领草案，全面阐述了带有“异端”性质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南斯拉夫与苏联，与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关系再度破裂。

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

上面说了这么多不关文学的“政治”，也是迫不得已。正如曾任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的维德马尔 （下面还要提到他）说的，在南斯拉夫（同样，在中国、苏联），谈文学无法离开政治。文学就是一种“政治事业”。他说，不论我们的文学工作同政治工作有多么不同，“闭目不见政治事实的重要性就会太局限和舒服了”。他还援引克罗地亚作家，1958年接任他担任南斯拉夫作协主席的米洛斯拉夫 ·克尔累日的话：“人，新时代的人的命运是政治，由于命运在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因而政治显然也属于文学所关心的问题”[2] 。上面这些有关“政治”背景的文字，目的只是简单的一个：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南斯拉夫文学译本这么少、而甚少的译本又为何集中出版在1957年前后的一年多里。

二、刘白羽的批判和维德马尔的回应

1958年，中苏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全面展开。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称莫斯科通过的两个宣言 “得到了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的欢迎和拥护”， 只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但对宣言表示反对，“而且在它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来同莫斯科会 议的宣言对抗”，指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一个重要任务[3]。5月到6月的《人民日报》为此连续刊登两篇社论和两篇评论员文章，《红旗》杂志等报 刊也发表了陈伯达、康生、王稼祥等人的批判文章[4]。

文艺方面最早撰写批判文章是刘白羽，他的《透明的还是污浊的？——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刊登于6月出版的《文艺报》上 [5] 。文章除总括性分析外，指名批判的具体对象有南共领导人、 理论家卡德尔[6] ，和上面提到的斯洛文尼亚作家维德马尔。刘白羽当时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维德马尔则是南斯拉夫作家联合会主席，他们之间的争论，其意义就不限于个人的观点。刘白羽引了卡德尔 1954年一次讲话说到的南共文艺政策，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断地为争取无剥削的社会，创造 社会主义的人而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规定文艺创作中的内容、主题或者形式，即或我们想要这样做，也不会得到任何效果的。斯大林曾企图借助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达到这个目的，事实证明那只能造成现实的颓废。

关于维德马尔，刘白羽的文章称他是“老修正主义者”——这里的“老”，不大清楚是指他的年纪，还 是他作为“修正主义者”的资历—— 当时中国文学界虽然把他作为批判靶子，他的生平资料却罕有认真介绍；他的年龄，发表过什么作品至今也难以查实[7] 。维德马尔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思想来自他的《日记片断》[8] ，这篇文章通过对列宁托尔斯泰论的重释，来谈他对“党的文学”、文学倾向性等的理解。维德马尔说，“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以主题思想为转移，因为观念的东西按其内容来说在艺术中只居次要的地位”“世界观对于艺术是不重要的，艺术也不取决于通过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图”“这个主题思想的正确与否，它是唯物主义的抑或是唯心主义的，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它是进步的抑或是反动的，作品中 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就不取决于这种主题思想”。魏德马尔认为，对于文学来说，重要的是艺术魅力，是作家的禀赋、才智，对生活整体的艺术把握能力。他在说了“艺术家越伟大，那他所表现出来的该时代的本质特征就越是鲜明”之后，特别强调反对将这句话反过来说。持这一观点的维德马尔，自然要怀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说他的出发点就是要质疑它。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概念的奠基者高尔基的阐述也不能说服他，而将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汇合成新的“综合”，导致了 “现实主义失掉了批判方面的概念”，这种“新风格”也就“使人想起赞美诗”。

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中译文刊于《译文》1958 年第 1 期，后被作为批判材料收入《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二辑），译文社编，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辩论和文学界反右派运动，稳固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信念的中国作家、批评家，都会毫不费力地看出维德马尔的荒谬，认可刘白羽对他的观点修正主义本质的指认：“在文学艺术这个思想领域内，放弃党的思想领导，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就是为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开辟道路”。对于出现在南斯拉夫的“明目张胆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情况，刘白羽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期待：

……相信有一天塞尔维亚的每一块石雕和杜布罗尼克的每一个城堡都将站起来愤怒地指斥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劳动人民利益的投降美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的领导集团。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将不会允许用沾染着血渍的美元、可口可乐、大腿美等美国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堕落的 文学艺术来长期地玷污他们自己。

当时，批判维德马尔《日记片断》的，还有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文艺理论家，如苏联著名学者里夫希茨和奥泽洛夫。对于这些批判，维德马尔在南斯拉夫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给予回应。报告没有在中国报刊公开披露，中译本只刊于内部发行的《世界文学参考资料》[9] 。他的回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道主义问题。针对批判者指责南共纲领提倡的人道主义是抽象、超阶级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而不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并没有从理论上进行反驳，而选择回到现实情境和问题，而认为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是“有生命力的、独立的、批判性的、并且以文化世界最优秀的传统为依据的人道主义”。

《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1959年 第1期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另一问题是有关“创作自由”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政策。他为“创作自由”的口号辩护：有生命力的人道主义“确信科学和艺术创作的充分自由的利益”，实践中“首先摆脱政权机关对文化生活的干涉，摆脱使文学成为日常政治利益的手段的一切要求，同时抛弃那些对各种流派、学派和风格的教条主义的裁判”——

显然，就是因为纲领的这些立场，我们被称为修正主义者。东欧国家几乎所有的刊物几个月来都猛烈地攻击我们和它们国内文化方面、文学方面的修正主义。他们之所以攻击我们自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懂得对文化方面的命令主义，不懂得党中央委员会对于所有可能的艺术问题的“决议”[10] ，我们没有指令式的和唯一拯救艺术的在他们那里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任何人也不能说明这种风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既不懂得指令式的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也不懂得对悲观主义眼光狭小的迫害；对于我们是没有个人主义责难的威胁，也没有因为形式主义而受到指责，这种形式主义的帽子在他们那里是很容易给任何一个艺术家戴上的，只要他是热情奔放的艺术探求者和创造者……

然后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中国的文学政策和文学家：

当然我们这里更没有可能像毛泽东发给文学家们的那种指示：“为工农兵写作”——这已是一个任何公开的文学讨论会上和不论哪一个文学家的发言中一般称为必然的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我们也就不知道那些对文学家们说采取的令人作呕的肉体上的迫害措施了。这种迫害（指的是我们的劳动锻炼——译者）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是常在议事日程上呢！[11]

在这个报告中，最让中国作家难以容忍的可能是维德马尔在谈到刘白羽的文章的时候所表现了不加遮掩的轻蔑：

当然，这里也只能限于苏联的言论，因为同那些实际上只不过是苏联传声筒的人争辩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我也完全不可能来对属于这一类的中国作家们进行答辩，比如他们作协书记处的书记、文学家刘白羽，他在他们组织的杂志《文艺报》上发表了攻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我们作家，特别是攻击我本人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破口谩骂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们——他的同行。

刘白羽

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对此的回应是，这显示了“南斯拉夫理论家的破产”：刘白羽文章“正确地批判了铁托集团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的虚伪性和极端反动性, 同时揭露了当时作为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的维德马尔的反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必定是这篇文章打中了叛徒们的烂处和疼处 , 因此维德马尔在第五次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 , 提起了中国文学家刘白羽, …… 流露出深切的仇恨”[12] 。

三、郭小川《望星空》事件

与南斯拉夫发生直接关联的文学事件，还有1959年郭小川诗《望星空》受到的批评。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政治诗人郭小川很用心（1959年4月初稿，8月修改，10月完成），也倾注满腔热情写了这首长诗，发表于《人民文学》11月号。它继续了50年代中期郭小川一系列诗作的主题，即以社会集体的视角和伦理尺度，来观察、剖析个体生活道路、精神世界的缺陷。这首歌颂性基调的诗，由于引入“永恒”的、 非历史性的参照物（星空）而发现历史性存在的短暂而受到严厉批评。12月出版的第23期《文艺报》迅速刊登了署名华夫的《评郭小川的〈望星空〉》的批评文章，认为诗的前两章表现了“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感情而“令人无法容忍”[13]。针对这一批评，1959年12月27日南斯拉夫的《解放报》《消息报》[14]发表了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专稿报道了这一情况。因为该报道没有在中国报刊披露，我们无法了解其全貌，仅能从郭小川的回应文章《不值一驳》[15]中了解到一鳞半爪：

在 1959年11月号《人民文学》上，我发表了一篇有严重错误的诗——《望星空》。不久，同年 12 月 23 期《文艺报》刊载了华夫同志的《评〈望星空〉》[16]一文，对我这首诗的错误作了正确的批评。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正常现象。但是过了不几天，一件可耻的事情发生了。1959年12月27 日，南斯拉夫的《解放报》《消息报》发表了南通社驻北京的记者的专稿，歪曲地报道了我的诗和华夫同志的批评。他们把这种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说成是对于我的“攻击”，并且还装腔作势地为我表示“惋惜”，说我“已经遭到不幸了”。

郭小川说，这种“谰言”“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但因为攻击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向着中国的文学界，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必须予以反击。郭小川这一时间受到的批评（对《望星空》的公开批评，对叙事诗《一个和八个》的不公开批评，和对他在中国作协工作中的“个人主义”的同样的内部批评）是否“正确”，是否是“很平常的事情”，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拒绝“修正主义者”的“惋惜”， 他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情感、态度，没有疑问是真诚、发自内心的。《不值一驳》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提倡的“创作自由”，是服从帝国主义和铁托反动集团的利益，“不受现存的任何 （革命的）政治集团的限制”“‘ 自由’地唱出反苏、反华、反社会主义的谰调，在现代修正主义的悬崖上‘ 自由’地‘向前迈进’！”

郭小川

在中、南两国文学家的争论中，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与“没落”的“颓废派”文艺的关系，是另一中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波兰、南斯拉夫对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派”文艺采取有限开放政策——评论者使用了“温和（或克制）的现代主义”来命名南斯拉夫这一类型的文艺—— 引发苏联、中国的激烈批判，被看作是在意识形态上向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投降的证据。法国一位作家对这一情境有这样的描述：“对于苏联的文化政策来说，贝尔格莱德和华沙一样，乃是一个失守的城池。莫斯科时常把波南两国作家合在一起来咒骂。”由于当时中国作家对南斯拉夫文艺现状缺乏了解，他们的批判经常引用西方记者、作家的实地考察撰写的报道。今天重读双方论争驳诘的文字，理论的分析固然重要，但材料引用呈现的情境似乎更吸引人。如上述法国作家阿芒·加斯巴发表在法国《论证》杂志的《南斯拉夫文艺思想》[17] ：

唐老鸭和笨猫（两种连环画的名字）每天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推销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报纸。

连环图画、侦探小说、时装页、烹饪法、每天刊登的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以及逐 日的关于笨猫历险的记载都帮助了《战斗报》[18]成为东欧的最生动、最有趣味的共产党报纸。

在1948年南斯拉夫人同莫斯科决裂以后，他们的报纸开始抛弃苏联集团（西方眼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内的多数共产党日报仍然赞成的老一套的版面和沉闷的、严肃的内容。现在，贝尔格莱德报纸的独特性有时连南斯拉夫的强调独特性的共产主义者也感到吃惊。

报纸是由半官方的出版企业办的，并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但在一切政治问题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政府的话就是法律。在大部分其他问题上，编辑是有广泛的选择自由的，只是可能会受到出版委员会的“事后”埋怨。各报社和杂志社是在大约一年前设立这种出版委员会的。

出版委员会有时的确做到了对编辑施加压力，但是这通常是在事后。无论如何，编辑和大部分记者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大略知道他们究竟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多远。从政治上来说，各报都遵循着共产主义的笔直的、狭窄的道路。

又如路透社记者撰写的《南斯拉夫报纸是怎样的》[19]的文章，该文的中译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其中的材料也为中国的多位批判者所援引：

南斯拉夫文化自由是非常广泛的，尽管受到某些限制。早在“解冻”以前，贝尔格莱德书店中就出售许多被莫斯科集团指为是“萎靡颓废”的书籍。……乔姆斯 ·乔伊斯、卡夫卡、T ·S ·艾略  特、萨特、加缪、在南斯拉夫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得到南斯拉夫文学界的好评，而所有这些作家都是受莫斯科的指责的。近数月来，先锋派剧院“第212工作室”上演了伊奥内斯戈（现通译  为尤内斯库——引者）的《秘密审讯》《椅子》，亨利 ·詹姆斯的《继承人》，安努伊尔的《安蒂格尼》（现通译为阿努伊的《安提戈涅》—— 引者）。进步是显著的，因为在1953年，当局曾下令禁演《窃贼舞会》。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小说大受欢迎……

一般说来，批评界在评价苏联作品时是有保留的……苏联的书籍、戏剧和电影很少受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是杜金采夫的著名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却获得了好评。赫鲁晓夫先生贬谪这部作品，南斯拉夫批评界却仍然认为，原作者重新发现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理想。另外，贝尔格莱德一家周刊还摘要登载了鲍里斯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发生在南斯拉夫的这一切文化现象，并没有随着苏联、中国的批判而销声匿迹，相反，这一“剧本” （当然经过改编）后来在批判这一现象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继续上演。

四、“黄皮书”《娜嘉》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1960年达到高潮。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周扬、邵荃麟的报告都阐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并用很大篇幅来揭露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危害[20] 。他们的批判的理据和逻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对秦兆阳、 钱谷融、巴人等人的连篇累牍的讨伐中读者已耳熟能详，但周扬报告中一处“新颖”的地方还需要提及，这就是他将若干有某些共同点、其实差异极大的人物，派别，在修正主义“人性论”的名目下串联在一起，他们是：“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我国最早贩卖卢卡奇这一套理论”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还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集团”。

南斯拉夫这个“集团”在中国的批判，几年中“身份”不断发生变化。1958到1959年，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受到中国、苏联等的声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矛盾未公开化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则暗含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指代。待到1963年“苏修”成为中国批判重点时，南斯拉夫地位就边缘化了。而到了60年代末，中国和南斯拉夫走到一起，“苏修”成为共同的“敌人”。

尽管变化莫测，在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文艺很少再被中国文学界提起却是事实。极少的例外是作家出版社 1964年内部出版社的小说《娜嘉》。作者叫姆拉登 ·奥利亚查。据这部作品“译后记”[21]介绍，奥利亚查生于 1926年，1941年参加过南斯拉夫抵抗德国纳粹的战争。《娜嘉》属于著名的“黄皮书”系列，但后来众多谈及“黄皮书”的文章中很少提到它[22] 。和“黄皮书”其他作品（如爱伦堡的《解冻》、索尔仁尼津的《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不同，《娜嘉》也可以说是“有问题” 的、“修正主义”的作品，但出版它有另外的考虑，即它在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社会真相”上的意义。“译后记”对此的说明是：

铁托集团经常吹嘘南斯拉夫的“成就”，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也硬说那里在建设着社会主义，而且硬把南斯拉夫叫作社会主义国家；而这本书却正好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轻轻地揭了一下南斯拉夫社会的脓疮，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南斯拉夫新型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 腐化堕落、精神空虚的丑相，暴露了南斯拉夫文艺界的混乱和黑暗，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对南斯拉夫的腐蚀等等。这当然不能不使铁托集团恼怒。因此，本书出版后不久，铁托集团就开动宣传 机器，对作者进行攻击。《政治报》（1963年5月6 日）、《战斗报》（1963年5月26日）和《共产主 义者周报》（1963年6月6日），都先后发表书评，说这本书“不是文学作品”， 而是一本“诽谤书”，是一本“论争性的小册子”……

对《娜嘉》的性质，它的好坏不在这里讨论，值得关注的是“译后记”无意间提供的有关南斯拉夫文化政策的一些细节。显然，《娜嘉》不为南斯拉夫“当局”（“译后记”所称的“铁托集团”）认可，甚且对其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面”“恼怒”， 受到批判，“开动宣传机器，对作者进行攻击”。但作品好像没有被列为禁书，作者也似乎没有受到迫害。“译后记”说：

《战斗报》的记者还特地到出版社去了解出版这本书的意图。当时，出版社经理向记者说明，此书出版前曾经该企业工人委员会审阅，由于审阅结论好，特别是考虑到作者“参加过解放战争”，又是一位“名作家”，所以就接受出版了。但这位记者不满意，进一步要求拿到工人委员会的审阅材料。结果被该企业经理以“内部参考”为借口予以拒绝了。

这里提到基层（出版社）的“工人委员会”组织，它的职责和权限。这些零星的记述，透露南斯拉夫实行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点滴。“南共纲领”第九章关于南斯拉夫文化、教育政策规定，在教育、科学和其他文化机关、研究机构中组织和发展社会自治制度，使教育、科学、艺术等一切文化生活摆脱国家的行政压力和对于文化生活、文化创作国家极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念。南斯拉夫约万 ·乔治耶维奇在《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南斯拉夫》[23]一书的“社会管理和劳动人民的自由结社”部分，认为在教育和文化机构实行 “自治管理”可以消除两种危险：一是“对教育、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机构的专断和官僚主义的领导”；二是避免“国家对科学思想，一般说来，对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垄断”[24]。

约万 ·乔治耶维奇：《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南斯拉夫》，沈达明等译，法律出版社 1963 年版（内部发行）

自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明白，这不意味着是绝对的、抽象的“自由”和“自治”。且不说“自治”只是在基层实行，“创作自由”也不可能绝对。维德马尔的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在强调南共联盟“努力使科学和艺术有真正的创作自由”之后，特别补充说，“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也反对这样的‘理论’：即以抽象的自由观念为名在实际上取消科学艺术创作的真正自由，使它从属于反动的政治倾向”。

但无论如何，南斯拉夫的文化政策在处理作家、艺术家与“当局”之间的矛盾上，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更大的弹性和更多的妥协的空间。南斯拉夫哲学家米哈伊尔 ·马尔科维奇[25]针对南斯拉夫“实践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遭遇有这样的描述：

“实践派”的命运并非绝无仅有。大家知道，在堪称本世纪最有创见的那些哲学家中，有许多人受到了自己的党的警告，乃至迫害，……党的官僚机构或者迫使不甘驯服的理论家（卢卡奇、沙夫）进行自我批评，或者使他们在党内彻底孤立（科拉科夫斯基、列斐伏尔、加罗蒂），或者长期不让他们讲话（科尔施、科西克、伊里因科夫）[26]。由于存在一系列有利的因素……类似情况在南斯拉夫没有发生。“实践派”的哲学家们仍在大学任教，尽管当局自1968年以来已多次要求把其中的某些人开除出去。他们照旧公开发表他们的著作，虽然大多数出版社给他们吃了闭 门羹。他们用很少的经费和巨大的热情继续出版《实践》和《哲学》杂志。当局竭力要把他们孤立在知识“界”的狭小天地里，但他们却同国内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整个社会的全力支持。为了切断他们同外国哲学家的联系，当局吊销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出国护照。然而，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不需要通常的运载工具。[27]

左：卢卡奇（1885-1971）

右：列斐伏尔（1901-1991）

南斯拉夫较为“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有国内国际的诸多原因促成，也就是马尔科维奇所说的“存 在一系列有利的因素”。他列举的有利因素是：自1948年以来，民主化、自治（即使只限于企业和大学科 系等基层组织）的存在产生的成果；南斯拉夫当局对意识形态平衡的考虑（也需要对保守势力和亲斯大 林主义者的抑制）；外交、国际关系的不结盟政策，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性；“实践派”内部的团结和大学学生的支持；等等。这里还有某些“心理”上的因素。马尔科维奇说：

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的一般老百姓也容易相信，他们受到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威胁。但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是，南斯拉夫的老百姓不是那么轻易就相信， 有些社会主义者会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或者实际上从来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此，给哲学家加上的诸如“无政府自由主义者”“反对派”“极端主义者”“自治的敌人”等形容词，实际上只是恼怒的表现，而不是事实。

在这里，“抽象”的人道主义产生了它的积极的效应，一种重要的心理要素：拒绝被某些“形容词”轻易支配，不会轻易相信有些社会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

五、瓦尔特同志来到中国

由于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以及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坚持走独立路线的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关系逐渐缓和，两党、两国自1958到1968年的关系得到改善。1969年恢复互派大使。1977年铁托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受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这一变化在文艺上出现的征象，是1977年两部南斯拉夫影片在中国的热映：波斯纳电影制片厂1969和1972年出品的《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的台词，和《啊，朋友再见》的歌曲，仿照当年的流行语是“传遍大江南北”。一个时间，英雄主义的，但不再是概念符号、有人情味的瓦尔特同志，为许多中国人所亲近。

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导演，1972年

曲折、颇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最终以喜剧作结，终归让人高兴，也切合人们“团圆”的审美期待。十多年互相敌视的一页、也很轻易地就翻过去。不过，如果能透过那些带有时代荒谬印痕的表面，捕捉到一些于今仍有思考价值的问题，也才能挣脱历史的虚无感吧。

举例来说，维德马尔当年在检讨现实主义存在的问题时，认为现实主义遇到危机，“文学艺术似乎被现实生活的真实图画所过分填塞”“一直是沉重而不透明的”。他主张引入“一切奇想色彩”的“人格化”的因素；他提到神话、寓言、梦境和幻境，提到尼采说的“超物质化”的“物质”，提到“现代派”文艺[28] 。刘白羽对此责问：

这到底是透明的还是污浊的呢？鼓吹走向反动的，崇拜“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道路，除了污秽不堪的神秘主义，除了反动的精神堕落之外，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的事物吗？[29]

回过头看，刘白羽的指责显然过于简单化，讨论从尼采、从“现代派 ”文艺得到启发的可能，在今天似乎不再成为禁忌和罪过。但“现代派”就意味着处于文艺“进步”阶梯的高层吗？就一定会让沉重的，被生活过分填塞的艺术透明起来吗？前面提到的法国作家在他的文章里讲到这样一件事：

……萨格勒布一位著名批评家在评论1957年在当地举行的年轻的波兰绘画展览时写道：“波兰人的大胆使我们感到震惊。然而，值得惋惜的是波兰人以一种同样可怕的公式主义代替了日丹诺夫式的公式主义，那就是‘抽象派’。”[30]

那么，究竟是透明的还是污浊？中国、南斯拉夫文学家的这些争论的意义，也许重要的不在于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而是各自从不同处境、立场、视角出发的提问，发出的那种打开有意义问题的力量。

本文原刊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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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 9 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 1947 年 9 月 22—27 日在波兰举行情报局成立会议，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机关刊物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1948 年 6 月 20—28 日，总部迁往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并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指责南共“在内政、外交的基本问题上，推行了一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将南斯拉夫统一工人党开除。苏共 20 大后，情报局 1956 年 4 月宣布结束活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也停止出版。

[2] 米洛斯拉夫 ·克尔累日：《维德马尔在南斯拉夫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译文刊于《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1959 年 第 1 期 。

[3]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集》（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 页。

[4] 《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到 6 月，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到底》的社论，和两篇署“本报评论员”的批判文章。其他的批判文章有：陈伯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红旗》1958 年第 1 期；《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红旗》1958 年第 2 期；康生：《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14 日；王稼祥：《驳斥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国家论》，《红旗》1958 年第 2 期。

[5] 刊于《文艺报》1958 年第 12 期。收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集》（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 文集》（第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对《日记片断》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还有：罗荪：《把凯撒的还给凯撒——评维德马尔的〈 日记片断〉》，《文学研究》1958 年第 4 期；吕元明：《特洛伊木马计的文学——评南斯拉夫 修正主义的文学》，《吉林师大学报》1959 年第 4 期等。苏联学者的批判文章有里夫希茨：《谈维德马尔的〈 日记片断〉》，见译文社编：《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 2 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

[6] 爱德华 ·卡德尔（1910—1979），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 治管理经济模式的先行者、铁托主义的主要理论家。

[7] 仅在北京大学内部编印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观点选编》（北京大学政治系 1962 年编印，“讨论稿定期收回”）中有简略介绍：“爱德华 ·维德马尔：1957 年 5 月— 1958 年 12 月任南斯拉夫作家联合会主席，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院院长。1957 年 6 月来我国签订 文化合作协定和我 1957 年执行计划的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团长。”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中谈及南斯拉夫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时，误将他的名字写为“维德 ·马尔”，见黎之：《文坛风云录》（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9 页。黎之（李曙光）作为当代 文艺重要亲历者，提供了当代文艺运动的丰富、第一手有价值资料。但全书大量引文都没有注明出处，准确性和可信度受到影响。

[8] 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中译文刊于《译文》1958 年第 1 期。后被作为批判材料收入里夫希茨《谈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二辑）。

[9] 《维德马尔在南斯拉夫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刊于南斯拉夫《解放报》1958 年 11 月 26 日，中译文刊于内部刊物《世界文学》编辑部编：《世界文学参考资料》1959 年第 1 期，石继成，郭玉琨译。

[10] 这里暗指苏共 1946 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和 1948 年联共中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歌剧《伟大的友情》的决议。参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1957 年苏联文学界发生对这些决议的争论。1958 年 5 月，苏联决定取消 1948 年的这些决议。

[11] 对维德马尔的这一指责，张光年在《南斯拉夫理论家的破产——驳斥维德马尔最近的反共言论》中的反驳是，“正因为这样，维德马尔 就加入了杜勒斯的合唱 , 诬蔑我国作家参加劳动锻炼是‘对于文学家们采取的令人作呕的肉体迫害的措施’。他以南斯拉夫知识分子不知体力劳动为何物而深感庆幸”。杜勒斯是当年美国国务卿。

[12] 张光年：《南斯拉夫理论家的破产——驳斥维德马尔最近的反共言论》，《世界文学》1959 年第 1 期。

[13] 批评郭小川《望星空》的文章，还有萧三：《谈〈望星空〉》，刊于《人民文学》1960 年第 1 期。

[14] 《解放报》为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消息报》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劳动人民社会主义 联盟机关报。

[15] 郭小川：《不值一驳》，《文艺报》1960 年第 7 期。

[16] 这里有误，华夫文章题目应为《评郭小川的〈望星空〉》。

[17] 阿芒 ·加斯巴：《南斯拉夫的文艺思想》，原刊法国《论证》杂志 1958 年 6 月号，中译文刊于内部刊物《世界文学参考资料》1959 年第 1期，题名改为《南斯拉夫文艺思想真象》。

[18] 南斯拉夫政府的机关报。

[19] 路透社记者悉尼 ·韦兰德于 1958 年 ５ 月 ２ 日发自贝尔格莱德的电讯，中译文刊于《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11 日。 

[20]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邵荃麟：《在战斗中继续跃进》，均刊于《文艺报》1960 年第 12，14 期合刊。

[21] 《娜嘉》译者为杨元恪，巢容芬，金谷。

[22] 1982 年到 1992 年，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世界中篇名作选》（ 1-6 集），第四集收入这部小说。

[23] 约万 ·乔治耶维奇：《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南斯拉夫》，沈达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63 年版（内部发行）。约万 ·乔治耶维奇为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斯拉夫法律委员会主席。

[24] 约万 ·乔治耶维奇：《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南斯拉夫》，沈达明等译，第 57 页。

[25] 米哈伊尔 ·马尔科维奇（1923—2010），南斯拉夫哲学家，实践派代表人物之一。1941— 1945 年参加南斯拉夫解放战争。1950—1975 年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讲授哲学。马尔科维奇为《实践》杂志作出开创性贡献，是《实践-国际》杂志的两名主编之一。

[26] 亚当 ·沙夫，波兰哲学家，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波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莱谢克 ·科拉科夫斯基，波兰哲学家，波兰统一工人党理论家，后移居西方。盖伊 ·列斐伏尔，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兰 ·加洛蒂，理论家，曾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 年被开除出党。卡尔 ·科尔施，哲学家，曾参加法共，曾任法共理论刊物《国际》主编。科西克，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捷克作家 协会主席，南斯拉夫《实践》杂志国际版编委。伊里因可夫，苏联哲学家，1970 年自杀身亡。

[27] 米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原刊法国《人与社会》杂志，中译文见《哲学译丛》1981 年第 1，2 期。

[28] 维德马尔这些主张，体现在他的《 日记片断》和《现实主义与奇想》的文章中。《现实主义与奇想》不见有全文的中译文，仅在刘白羽的批判文章中得知部分观点。

[29] 刘白羽：《透明的还是污浊的？——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见米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原刊法国《人与社会》杂志，中译文见《哲学译丛》1981 年第 1，2 期。

[30]  阿芒 ·加斯巴：《南斯拉夫的文艺思想》，原刊法国《论证》杂志 1958 年 6 月号，中译文刊于内部刊物《世界文学参考资料》1959 年第 1 期，题名改为《南斯拉夫文艺思想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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