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贺桂梅：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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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

贺桂梅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9

编

者

按

20世纪中期，中国经历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新社会及其话语的强大感召力来自何处？为了思索这个问题，贺桂梅老师的新著《时间的叠印》选取了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五位作家，探讨在时间的叠印之处，他们在人生际遇、精神世界和文学体认方面遭遇的困境。贺老师通过对个人的小环境与时代的大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握，来讨论支配他们做出选择的思想和文化逻辑，勾画出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思想史图景。《时间的叠印》采用以个案带问题、以作家论带思想史命题的研究方式，试图寻找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交错与融合，呈现出历史的大视野和新高度。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时间的叠印》的绪论“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图景”，从中可一窥贺老师写作该书时的布局构思和理论源流。

本文为贺桂梅著作《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9月）的绪论。感谢贺桂梅老师和三联书店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贺桂梅

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图景

《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

的现当代作家》绪论

1947 年 12 月 25 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份报告以宏大的气魄宣告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1〕

”

这篇文章于 1948 年元旦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的《人民日报》上，被作为中国共产党“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同时，也以各种渠道传播至国统区及香港等地，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五十年后，一位研究者写道：

“

毛泽东的文章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与转折（由此引发的将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文学艺术的巨变与转折）”推到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个人面前，逼迫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选择承担当时是难以预计的后果。〔2〕

”

▲ CHINA. Jiangsu. Nankin. April 1949

拍摄者：布列松

事实上，回过头来重新考察这段历史，那一大时代的人们并不是在单方面作用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甄别时事而做出历史性选择，而是多种合力造就的客观情势使得整个社会的心态在发生转变。1948 年的5 月，在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期，自称“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做毫无偏袒的评论”的《观察》杂志，描绘了一种在人们心目中发生的“无声的变化”：

“

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地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地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决不是基于任何个人的利害而发生的，这是一种客观的环境所促成的。而且，我们还应该说，这种变化正在“时间”的推进中加速其程度。〔3〕

”

正是这种加速推进的变化，造成 1948—1949 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大转变。这不仅是政权更替，同时也是一次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更迭。毛泽东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之交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的历史图景和文化（文学）观念，从 40 年代初期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工农兵文艺”，到 1949 年 7 月北平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终于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体制化的文学规范力量，事实上也是“唯一”的规范力量。中国文学由此进入了“当代文学”时期，而中国作家也因此遭遇一次巨大的历史选择和整体性的文化更迭。

▲ 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在这一大转折的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遭遇了怎样的问题？他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并表现出了怎样的回应历史变化的方式？支配他们做出选择的思想、文化逻辑是什么？从中显露出了怎样的复杂精神史内涵？这是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试图对40—50 年代的转折过程从思想、文化、文学等不同层次做一立体的勾勒和描述。

一

外因与内因、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在尝试从具体作家角度对 20 世纪 40—50 年代转折做出描述时，本书一个基本的设想是不希望从纯粹的外部因素来解释作家们的选择或变化，而试图尽可能多层次地、立体地呈现作家的思想、精神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在兼顾社会、政治变化造成的巨大影响的同时，更为关注作家内在的思想与精神脉络，他们基于自身的认知方式、情感结构和微观判断而做出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与外界碰撞所产生的后果。这不仅涉及所谓的外因与内因之间的辩证关系，摆脱那种压迫与反抗或强制与屈服（或投机）的二元对立思考模式，更深层的因素则涉及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复杂考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以两种方式评价 20 世纪 40-50 年代转型期的作家选择：一种是强调 40 年代后期作家（也包括整个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左倾，把 40 年代后期作家的选择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从而说明他们为何主动而真诚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一点看不出被迫的、应景式的心态，而是心悦诚服似的”〔4〕。如储安平的文章所揭示的，这种因素确实存在。尤其对于解放区的作家而言，革命是他们极为真诚的信仰，革命的自发性在他们那里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对于国统区的作家和知识群体，促成这一选择的因素要复杂得多。固然有像冯至那样的作家在歧路彷徨中做出向左转的“决断”，但也有萧乾这样的“1949 年我选择回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认识，决定是在疑惧重重下做出的”〔5〕。后者大约是当时对共产党知之不多的知识群体更为典型的态度。冯友兰在 80 年代的文章中回忆 1949 年的去留选择时这样写道：

“

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6〕

”

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选择留在大陆或回到中国在 1949 年前后或许是个人选择，有着一定的选择余地，但到 50 年代后，他们逐渐意识到无法保持原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必须经历思想改造成为脱胎换骨的新人，才能成为新社会的合格成员。冯友兰曾写道：

“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为新社会服务。这是因为我们所经过的革命，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变到另一种社会制度，这和以前中国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的变革是根本不同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其阶级立场也就是剥削阶级的立场。如果不把这些立场转变为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就不能为劳动人民服务。他可能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愿望，这种愿望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事情并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7〕

”

50 年代后，知识群体对思想改造的态度，不仅仅牵涉个人的政治立场或主观愿望，而且涉及他们对于“时代”“历史潮流”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新判断。而这种判断尽管有着颇多类似的表象，诸如虔诚地参与“洗澡”“割尾巴”运动，真诚地反省或否定自己的过去，但在步入新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的遭际和精神状况并非完全相同。有冯至的“歌颂时代”，有萧乾的“良民”心态，有沈从文的“转业”，亦有冯友兰的“诚伪”之辨。即使是丁玲、赵树理那种由解放区进入新中国的作家，他们的左翼立场也并非可以一概而论。因而，试图对 20 世纪 40—50 年代转折过程中作家（知识分子）的遭际做单一的整体评判，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的。

▲ CHINA. Shanghai. 1949

拍摄者：布列松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则把 40 年代后期作家（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和新话语秩序的态度，看成一种由社会与政治外力造成的被动反应，因而是一种缺乏“独立品格”的表现，有论者进而讨论中国现代作家为何缺乏像俄罗斯作家那样的独立的精神传统。在这样的理解中，能够顺利地融进新话语秩序的作家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贬低，而沈从文这种遭排斥的作家则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这一评判不仅涉及对现代中国作家的一种道德性评判，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对现代文学的性质的判断。也就是，40 年代后期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折是否包含了现代文学基于自我蜕变而完成的变化，还是完全由于外力的强制所造成的被迫中断？后一种看法是自 80 年代“新时期”以来文学（文化）界的主导看法。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五四”文学的“复归”，是这种看法最为典型的表达方式。也正是在这种颇为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中，“五四”传统、现代文学本身被理想化了，其中的矛盾和悖论性因素并未得到有效讨论。90 年代以来，对80 年代“新启蒙”话语意识形态特性的反省，使得反思现代性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因而有必要把讨论引申到关于现代文学自身的悖论和困境，以及 20 世纪 50—70 年代当代文学独特性的分析上来。

关于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的创作为何在 40—50 年代转折时期中断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角度之一，也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考虑方式，是强调左翼文学体制化过程中的暴力性因素，即从 1942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到 40 年代后期左翼文学规范的体制化过程中，政治批判方式、一元化历史价值观所造成的对“异己”力量和因素的排斥。这可以说是造成现代文学传统中断的重要原因。从 40 年代后期现代作家的遭际、强调文学独立性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群体遭到的压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种思考方式不能解释的问题是，当代文学并非凭空产生，不是在历史空白地带形成，它必然与现代文学形成一种关联性。即便当代文学具有某种全新的品质，现代文学的中断也不能仅仅从这种外因得到全部的解释。始终被忽略的一个思考维度是，当 50 年代的现代作家真诚地反省或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其中是否显现了现代文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现代作家因为适应不了新社会的环境而或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或停笔或转行时，为什么没有现代作家哪怕是以“藏之名山，流传后世”的态度延续现代文学的创作？用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的“一体化”能够完全解释这个问题吗？

一位当代作家在 2000 年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钱锺书、沈从文、巴金等人在 1949 年后创作或衰退或中断，主要原因不在于“身心遭受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是他们的创作高潮在 40年代后期已经耗尽，是“被自己剥夺了写作的机会”。这种说法听起来颇为“耸人听闻”，作者举出的例证却并非毫无道理：

“

如果说钱锺书放弃小说创作，和 1949 年的变化有关，那么沈从文早在此之前，差不多已经处于停顿状态。好在这两人后半生都在创作之外找到别的替代品。……巴金和师陀没有放弃写作，他们所做的努力，似乎更多的是和过去告别，想成为自己并不熟悉的新型作家。为什么巴金不沿着《第四病室》和《寒夜》的路子继续写下去，为什么师陀不再写《果园城记》和《无望村馆主》这类作品，简单的解释是环境不让他们这么写，可是张爱玲跑出去了，有着太多可以自由写作的时间，也仍然没写出什么像样的巨著。在漫长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位作家能仿效曹雪芹，含辛茹苦披阅十载，为一部传世之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

”

他的结论是：“说白了一句话，中国作家既是被外在环境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同时也是被自己剥夺了写作的机会。如果写作真成为中国作家生理上的一部分，不写就手痒，就仿佛性的欲望，仿佛饥饿感，仿佛人的正常排泄，结局或许不会这样。”类似的指责与其说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对历史的轻率态度，不如说是现代文学“缺乏独立精神传统”这一说法的极端推演。如果创作真的完全是作家个人的事情，所谓独立品格便是使得创作“真成为中国作家生理上的一部分”，那么确实有理由做出这样的质疑。

事实上，即使在谈现代文学传统时，人们所谓的独立品格或独立精神传统并非简单地指作家的个人选择，而是指一种能够与当代文学相抗衡的文学观念或精神品质。那么，对这一问题相对复杂化的思考，是追问所谓的现代文学传统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果不满足于仅仅用“当代文学依靠政治方式消灭了现代文学”这样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由现代文学转换至当代文学某种程度上是当代文学克服了现代文学的悖论困境，或提供了比现代文学更能为当时作家（知识分子）接受的现代性想象方式？

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线索的研究资料（当代文学的主流论述除外）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评论。在 1944 年的《鲁迅传》中，竹内好提出，鲁迅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代文学的完成或终结。他写道：“鲁迅度过的文坛生活的十八年，在时间上并不长。不过，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那是现代文学的全部历史。作为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至今经历了三大时期，即‘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运动。……从‘文学革命’以前一直到结束，幸存者只有鲁迅一个。”在解释为什么只有鲁迅保持了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时，他认为鲁迅是启蒙者和文学家“这种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一个矛盾统一”，并且，“鲁迅的这个矛盾在鲁迅自身所表达的意义上，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矛盾。为什么这样呢？那是因为他通过论争把自己从中国文学中推举出来，他自己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鲁迅的意义在于，“鲁迅和中国文学既站在相互对立的两极，同时又通过‘挣扎’作为媒介而融为一体”。〔9〕

▲ 鲁迅与竹内好

竹内好并没有对现代文学传统做单一的本质化描述，而是通过对鲁迅的分析，认为现代文学的真正传统在于“启蒙者和文学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统一。事实上，到 40 年代后期，这种痛苦的“挣扎”状态不仅被左翼文学家所放弃（信奉“文艺为政治服务”），同时也被非左翼的作家所否定，无论是冯至、沈从文等追求象征化的超越性本体的创作趋向，还是朱光潜、萧乾等发出的文学独立、文艺民主的宣言，都是在从胶着状态中脱离出来，而获得某种相对明朗和单纯的精神体验。如果说现代文学本身有一个完成或终结的过程，那么当代文学的产生就不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的后果。

竹内好另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是写于 50 年代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这篇文章提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10〕 竹内好所说的“人民文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当代文学”，他认为这两种文学形态之间可以找到一种过渡性的媒介，赵树理文学就是表现这种媒介关系的文学形态之一。在竹内好看来，现代文学本身存在悖论或困境，而造成这种悖论或困境的原因在于一种“西欧的现代性”，以及由此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要求上形成的固定的坐标。这固定的坐标指的是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种“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它之所以成为无形的约束，是因为人们将其作为作品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如果这个坐标中途移动的话，作品就被认为是不成功或不现代的。现代文学的另一困境在于个人与整体的二元对立式现代主体的想象方式，表现在小说中则是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由于“现代的个体正进入崩溃的过程”，因此现代文学“对人物已不能再作为普遍的典型来进行描写”。赵树理文学的媒介品质表现在，他借助中国“中世纪文学”的某些经验或因素超越了现代文学的形式局限（即“固定坐标”），并且通过“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的方法创造了一种人物与环境之间的新型关系。因此，他既超越了“现代文学”，又不同于“人民文学”。

如何重新看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是本书后面章节将会详细讨论的问题。这里征引竹内好的观点，侧重的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竹内好从现代文学本身的悖论和困境出发来谈如何“超越”现代文学。他提出的现代个体的困境，以及源自西欧的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对现代文学的限制，在 80年代的“新时期”文坛或许会被视为反现代化的“奇谈怪论”，但在经历对 80 年代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反省，现代性困境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问题意识之后，这样的观点显然不无启发意义。因此，思考现代文学本身的悖论，就不能再仅仅局限于 80 年代“大写的人”“回到文学自身”等意识形态论述，而有了更多讨论的空间。从这样的角度，20 世纪 40、50 年代之交现代文学的中断不能简单地在“高起点—降落—回升”〔11〕的圆圈式论述模式之中被讨论，而有了更多思考的维度和可能性。

当然，从现代文学本身的悖论或困境角度来思考 20 世纪 40-50 年代现代文学的转折，主要是为了呈现 40—50 年代历史转型过程中作家精神状况的复杂性。更具体地说，40 年代现代作家的转向或停顿，不能仅仅以当代文学与新话语规范的暴力控制作为唯一解释，而必须意识到现代作家在 40 年代的创作状况，他们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创造者自身遭遇的困境，以及在转向或停顿过程中的内在逻辑。

如若把思考推向更深的层次，在考虑现代文学或现代作家遭遇的困境之外，还必须解释的是：当代文学的革命话语为何能够造成如此广泛的“统识”？也就是，这一话语本身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 40年代作家（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现代性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回到葛兰西的“霸权统识”（hegemony）一词的原义，而非“霸权”一词在汉语中的字面含义，所谓“霸权统识”，事实上是一种同意机制或领导权机制：

“

霸权的概念，对于特定阶级的价值观如何塑造其主控地位，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葛兰西认为这个主控地位的发生，并非简单地透过意识形态灌输优势阶级的意欲，而是透过它将自己再现为：它是最能实现其他阶级，甚至暗示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与欲望的族群。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主控阶级的统治被说是透过共识 / 同意（consent），而非压迫（coercion）达成的。〔12〕

”

参照这种同意 / 压制统一的意识形态运作形式，当代革命话语的普泛化，也必然由此两面构成，而非仅仅依靠“灌输”能形成。也就是说，40—50 年代转型过程中，作家（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能够接受思想改造，并相当有效地造成了话语“一体化”状态，除了强制性之外，也因为这一话语本身具有突出的说服力。

较早明确提出当代文学及其革命话语现代性问题的文章，是李陀在 1993 年发表的《丁玲不简单》一文。文中这样写道：

“

且不说延安整风所凭借的政治文化机制是多么复杂，问题是：仅仅依靠政治压力是否能使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蒋介石当年施加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压迫并不小，其特务统治形成的恐怖一直延续到台湾，可三民主义话语为什么没有取得绝对霸权，反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更加倾向革命，倾向马克思主义？问题显然不那么简单。……我以为毛文体较之其他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研究者绝不能忽视的，这一优势是：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13〕

”

考虑毛泽东文学思想（也包括 50—70 年代的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双重性”时，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把现代中国的历史放置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同时也是“落后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展开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历史情境之中。一方面，中国必须完成现代化，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毛泽东所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4〕；另一方面，“以‘现代性’做轴心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与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文化霸权的进程同步的”，也就是说，“落后国家”/（半）殖民地 / 中国 / 第三世界据以现代化的思想前提，来自帝国 / 殖民者 / 西方 / 第一世界，因而也就必然存在一种反抗西方现代性 / 启蒙主义的驱动和要求。〔15〕毛泽东将“反帝”和“反封建”并列，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具有现代性的双重内涵。80 年代的知识界以“启蒙”和“救亡（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对立性主题，认为 20 世纪40—70 年代是“革命（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将“启蒙”作为新时期现代化的唯一主题〔16〕。确如李陀所说，这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方与中国、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

意识到毛泽东文学思想（或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这一双重特性，有助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 40—50 年代转折过程中新社会及其话语的强大感召力来自何处。当然，提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忽略当代（文学、作家）与现代（文学、作家）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造成的历史性压抑，而是将更多的因素纳入思考视野之中，以期对 40—50 年代转折过程中作家所遭遇的文学史、思想史内涵及其问题序列，做出更丰富、更复杂的立体性阐释。

二

大环境与小环境、问题序列与作家个案

在处理 20 世纪 40—50 年代转折过程中作家所遭遇的问题及其选择时，本书采取的是以“个案”带“问题”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说，本书试图通过对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作家个案的描述和分析，来呈现这一历史转型期的精神（文学）史图景，从而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达成一定的平衡关系。

处理 20 世纪 40—50 年代社会、文化、文学转折时可能采取的一种有效研究方式是提炼出一些表现“历史同一性”的主题或概念，逐一进行论证和分析。这事实上是一种思想史的处理方法。但这一方法有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会把某一思想或概念过分逻辑化，从而忽略了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偶然、非观念的因素，变成某种观念史或文本史的阐述。为克服这一方法论带来的问题，本书采取的做法是，将思想史问题降落到具体作家个案的描述和分析之中。一方面，提炼出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性的思想 / 文学命题，对转折时期作家遭遇的核心问题有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和判断；另一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分析对象，来看这一作家个案呈现典型思想与文学命题的具体方式，他（或她）做出某一选择的内在逻辑，以及由于个人的偶然遭际而造成的影响。因而，本书的整体面貌呈现出以作家论带思想史命题的方法论格局。

这既是试图寻找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交错与融合，同时也是对时代语境的大环境与作家个体的小环境间的辩证关系做出新的研究尝试。日本学者丸山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了本书很大的启发。他在《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文中写道：

“

除了大环境外，人还有无数小环境，小至个人的日常生活。把在小环境下的一次次选择累积起来，就会具有从某方面来决定大环境的选择的力量。最低限度也需用小环境下的选择来充分铺垫大环境；倘若单是论述大环境，而忽视小环境，作为文学，就会变得粗糙。这一点，我自然晓得。但是另一方面，在大环境下所做的选择，有时可以使作家的气质和性格特征越发鲜明地彰显出来。而在小环境的选择方面，这种气质和性格特征很容易悄然地隐蔽到琐事里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一向动辄就把作家在大环境下所做的选择密封在“历史的必然”中，而不大谈论个人内心中所做的选择的契机及其情况。如果能够更深更广地予以阐明，将有助于弄清小环境所具有的意义。把这些累积起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恐怕才会明确地呈现出立体的构造；而不再是中国革命史的文学版，或者反过来，不再是仅只作为现象的作品和流派的罗列。〔17〕

”

丸山昇所说的大环境 / 小环境，事实上可以对应思想史意义上的思想命题与作家个人思想、生活的内在脉络，及文学相对于思想的独特性和暧昧性等之间的差异和辩证互补关系；也可对应于“历史同一性”“时代趋势”或“历史的必然”与独特个体、创作风格、作家的人际关系、人生遭际等“历史差异性”因素之间的辩证对位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选择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大环境中引起普遍关注的命题作为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序列，而对每一问题的讨论则从作家个案入手，描述他们的思想、创作、生活经历，分析影响作家做出选择的精神构成、时代因素、偶然遭际。由此，一方面对大环境的精神 / 文学命题做出概括；另一方面，通过作家个案分析来描述、解析这些命题的特殊展开方式。论述的重点则尝试在对具体作家的描述中提炼出问题，以使思想命题具体化和复杂化，或采用丸山昇的说法，获得一种“多层次地、立体地重新评价中国近、现代精神史的线索”。

方法论的确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以作家论带精神史与文学史命题的方法仅仅是研究 40—50 年代转折期文学史图景的开端。更为关键和重要的研究步骤是选择哪些代表性作家，处理怎样的问题序列。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合二而一的问题：选择哪些作家作为分析对象，是基于对 40—50 年代基本问题序列的判断；而对基本问题的判断，反过来也决定着什么样的作家成为典型。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如何理解 40—50 年代的转折？或者说，把这一转折放到怎样的层面上来加以考察？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40—50 年代的转折既是一种社会、政治层面的转折，也是思想、文化、文学上的转折。而主导这一转折的因素，则是左翼力量的壮大和全面获胜。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相对于国民党的绝对胜利，从而完成政权的更替；另一方面是以延安文学为核心，确立新的文学规范，并逐步建立一套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到生产、传播体制的高度规范化的话语形态。本书对作家在面对这一彻底的历史巨变时所遭遇的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提升，并选择典型作家来做出描述和分析：

40—50 年代转折最关键的时段是 1948—1949 年政权更替的前夕，作家们做出或去（离开中国大陆去港台，或直接去海外）或留（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到大陆）的选择，其间浮现的问题，既有“故土难离”“新中国意识”层面上的民族情感，也有左 / 中 / 右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歧。本书在这一问题序列上，选择的是萧乾这一作家个案。一方面是因为在去 / 留问题上，萧乾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1949年 8 月，萧乾携家眷回到北平时，他可以做出多种选择：一是接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二是留在香港观望新政权，三是回到北平，即进入新政权秩序之中。即使回到内地，他也有多种选择：一则是到上海继续从事《大公报》的改版工作，一则是到北平从事新闻工作，还有一则是放弃新闻工作而选择相对安全的《中国文摘》的对外宣传和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萧乾政治立场上的代表性和复杂度。1946 年从欧洲回到中国之后，萧乾一度以《大公报》为阵地，成为最活跃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但与一般“不问党派政治”的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同，萧乾有着以英国工党政治为榜样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哲学构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39—1946 年的欧洲经验、作为“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战地记者，与纯粹在中国本土脉络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其他知识分子不同，萧乾对于“二战”前后国际共运历史的了解相对深入一些，而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情感也更为复杂一些。有着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经验和思想脉络的萧乾，在 40 年代后期怎样活动在中国知识界，如何回应郭沫若等左翼文化界的重炮轰击，1949 年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包括他在 80 年代如何反思和叙述 40—70年代这段历史，就成为讨论 40—50 年代转折时一个无法避开的分析对象。

▲ 1945 年，萧乾在南德采访。他身穿战地记者服，在阿尔卑斯山上享受一杯德国黑啤

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中国政局不明朗，大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作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及其走向采取怎样的态度，也是考察 40—50 年代转折期的重要议题。这其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是个人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对待社会主义话语新秩序的态度问题。本书选择了两个作家来讨论国统区持“中间立场”作家的选择和应对时局变化的方式，一是冯至，一是沈从文。

冯至是现代文学史上与存在主义思想或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型作家，他一贯专注于个人精神品格的培养，并且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思想风格。1940 年，大后方昆明空袭最为频繁的时期，冯至迁入昆明郊外一个人迹罕至的林场茅屋中居住，在那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和历史小说《伍子胥》。这些作品与当时的时代氛围保持着鲜明的距离，并具有与战争氛围不相融洽的沉思品质。1943 年之后，冯至的写作内容和风格发生转变，他开始大量写作批评社会现象的杂文，仍旧采取一种个人本位的姿态，自称“个人主义者”。但是，冯至在 40 年代后期却异常热情地投入新社会的生活秩序之中，成为 50—60 年代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主流作家，并且对自己 40 年代的创作和思想做出了毫不留情的自我否定和批判。如果从“独立精神品格”的角度而言，冯至应该算得上是 40 年代最具个体生存意识的作家，他的《十四行集》甚至被研究者称为“一个几乎不容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的“奇迹”。〔18〕但有意味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位个体风格最明显的作家却在 40、50 年代之交毫无保留地投入时代洪流之中。因而，冯至成为讨论最为 40 年代作家（知识分子）关注的个人与社会、个体生存与社会承担这一精神命题的恰当人选。

▲ 1928 年初，冯至摄于哈尔滨，照片下方是冯至手书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句的原文：没有人能够从我的额上取去悲哀的梦吗?

沈从文是 40 年代另一位有意识地与社会主流文学保持距离的代表性作家，而他关注的时代核心问题则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进而保有文学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他在 40 年代后期受到左翼文学界的激烈排斥而陷于焦虑，最终选择放弃文学而转行研究文物，被视为作家保持精神独立的极端个案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在 40 年代后期，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不仅相对政治，而且相对商业炒作）成为一批作家的追求。这种态度集中表现在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47 年的“卷首语”和1947 年“五四”文艺节《大公报》上由萧乾执笔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两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从 40 年代开始，直到 80 年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是知识界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命题。因此，本书选择沈从文这一作家个案来讨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并试图对两者之间几成惯例的二元对立式理解方式做出新的阐释。另外，就 1949 年后现代作家接受思想改造的态度和结果来看，沈从文未能成功地适应新的话语秩序而停止创作，也使他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典型个案。

▲ 1959 年 10 月 17 日，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当解说员。(日本记者内山嘉吉摄影)

国共两党近二十年的相持，造成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两个政治色彩不同的政治地理空间，即“国统区”与“边区”（或“根据地”“解放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种空间的区隔。40 年代后期，作家因其所生活的区域被区分为“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事实上，这不仅是作家所处地理空间的差别，同时也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以及两种不同的作家精神脉络。20 世纪 40—50 年代的转型，不仅对于国统区作家是一个巨变，对于解放区作家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思想改造的起点是 1942年的延安整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布。即使同为解放区作家，由于作家的不同经历，其创作与精神状态也各不相同。

▲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对于像丁玲这样的在 1936 年就投奔到陕北根据地保安的“五四”作家而言（她也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共产党边区的作家），他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革命对他们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自发的要求。那么需要考察的是，促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历史动因是什么，他们的革命想象为何，以及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 40—50 年代转折过程中，如果说存在一种知识界的思想主流的话，那么核心的问题应当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想象与革命现实的碰撞，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体制中的功能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丁玲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她由“五四”时期的都市“摩登”女作家，转而为左联代表作家，最后成为在延安且具有全国影响的明星作家，在人们讨论现代中国文学转折时被屡屡提及。而丁玲身上暧昧的个人主义色彩，则使她即使在革命阵营中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对象。她与革命体制之间的磨合，尤其是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后，如何从“五四”文学传统转向“工农兵文艺”要求的磨合过程，相对于 1949 年后进入新中国的国统区作家，要来得更为漫长一些，对革命话语的接受更为内在化，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弥合的缝隙。这种“裂隙”显示出一个作家漫长又艰难的自我改造过程，其中呈现的历史矛盾和精神内涵，不能仅仅解释为压抑与反压抑的二元对立，而更可以看作是一个生长中的革命主体创造新的自我的过程。通过对丁玲这一作家个案的描述，本书试图处理“知识分子与革命”这一问题的两个层面：其一是知识分子自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想象，其二是知识分子与革命体制（包括政权秩序和话语秩序）之间的冲突与磨合，从而把讨论引向 20 世纪40—50 年代转折期更为内在的思想层面。

▲ 1938 年，丁玲在延安，由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 • 汉森拍摄

解放区作家的另一个案，本书选择的是赵树理。他的典型之处表现在他与新话语秩序之间并不表现为或适应或拒斥的关系，而是共生共长的关系，是被新话语秩序托举而出的“方向性”作家，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不被纳入“现代作家”的行列，而被称为“当代作家”或“人民作家”。1947 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提出的“赵树理方向”表明了赵树理与从 40 年代初期开始构想的“当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通过对这一作家的分析来讨论当代文学规范本身的建构过程及其具体内涵的变迁。本书从两个层面进入对这一作家的讨论：一是从“赵树理评价史”来看左翼文学界在确立当代文学规范时的具体操作方式，并且经由不同时期对赵树理评价的变化来分析当代文学规范内涵本身的变化，即从 40 年代后期的“赵树理方向”到 50 年代对赵树理创作“缺陷”的批评，分析当代文学规范从《讲话》的“工农兵文艺”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之间的微妙差异。这事实上是当代文学自身的转折。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发展了《讲话》“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19〕的趋向，并引导当代文学越来越追求纯粹本质的激进实验。这不仅造成了赵树理的悲剧命运，事实上也是 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体制性自我异化的过程。由赵树理讨论的另一问题，则是从他的创作实践来分析 40—70 年代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在 80 年代的研究中，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被描述为“以中国下层农民传统战胜和压倒了西来文化”“整个文艺的古典之风的空前吹起”〔20〕。赵树理无疑是这种文学的典范作家。在引入更为复杂的历史视野，并对 80 年代“现代性”内涵本身的意识形态特性提出质疑的前提下，本书尝试通过对赵树理文学的分析来重新审视 40—60 年代当代文学的现代特性。讨论的起点，则是 1939—1942 年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讲话》一直被视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而创制比“五四”新文学更具包容性和民族特色的“民族形式”这场重要论争，与当代文学的重要关系似乎一直受到忽视。尽管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1〕到“工农兵文艺”，前者强调的是民族性，后者突出的是阶级性，但在“民族形式”论争中被作为有效资源引入的“民间形式”（也包括“旧形式”“地方形式”“方言土语”等）却成为“工农兵文艺”和“当代文学”的内在构成因素。对“民间形式”的重视，打破了“五四”新文艺在中 / 西脉络上思考传统 / 现代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对传统本身进行了辨析。这事实上可以视为左翼文化界自 30 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整合传统与现代文化资源的努力的起点。赵树理的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而成，并将他个人的创造性思考实践在文学作品之中。

▲ 1949 年 7 月，赵树理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

概括而言，本书选择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这五位作家个案来讨论 40—50 年代的历史与文学转折。当然，这五位作家尽管有相当的典型性，但还是可能遗漏了另外一些也许具有同样典型性的作家及其揭示的问题脉络，比如茅盾、郭沫若这样的 40 年代后期的国统区作家，比如路翎、穆旦、汪曾祺这样的在 40 年代初登文坛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年轻作家，也包括张爱玲、钱锺书这样的在“沦陷区”成名的现代作家。如果能将他们纳入本书的讨论，将会对 40—50 年代转折期的文化内涵有更为丰富的理解。这一工作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推进和补足。为弥补类似的缺陷，本书在就具体作家的典型性来提出并分析问题时，也努力把属于同一问题序列的其他作家引入讨论之中，或在比较、参照的意义上提及不同问题序列的作家。

本书从五位典型作家提出的核心问题序列包括民族情感与政治立场、个体与时代（社会）、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革命、作家和文学体制、当代文学规范中的《讲话》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当代文学的传统与现代等。在提炼问题时，有意识地采取了多组两两相抗的矛盾对立项，以显示转折时代的激烈冲突内涵；但同时，并不把这些二项对立式绝对化或本质化，而是试图厘清作家在面对这些矛盾做出选择时的内在思路，以及站在 90 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中重新清理历史时可能发现的新的考察角度。在问题序列的层次和本书的整体结构安排方面，则力图做到由外至内，由政治、思想至文化、文学，从作家们或主动或被动地纳入当代文学规范到当代文学规范自身的内在裂隙和矛盾性呈现，从而整体地勾勒出 40—50 年代由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序列，尝试对这一历史转折的展开过程做出多层次的线索性描述。

40—50 年代社会与文化转折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转折至今仍在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中产生着深远影响。如戴锦华所说，这段历史确乎是当下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遗产与债务”〔22〕。重新回顾这一转折过程，清理出其中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线索，使其呈现较为立体的面貌，参照对象不仅针对 50—70 年代的主流表述，也针对 80 年代“新启蒙”式的另一主流表述，以及在 90年代以来复杂思想文化论争过程中呈现的别一历史视野。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多重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中，才有可能摆脱那种或肯定或否定的表态式研究，而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讨论构成一定的互动关系。

本文选自《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一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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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244 页。

〔2〕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4 页。

〔3〕 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第 4 卷第 10 期，1948 年 5 月 1日。收入《储安平文集》（下），张新颖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第 241 页。

〔4〕 应红、邵燕祥：《精神与人格的重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轨迹》，收入《世纪之

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李辉、应红编著，河南：大象出版社，1999 年，第 40 页。

〔5〕 萧乾：《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原载《当代》1982 年第 6 期。收入《萧乾文集》第7 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154 页。

〔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20 页。

〔7〕 同上书，第 152 页。

〔8〕 叶兆言：《围城里的笑声》，《收获》2000 年第 4 期。

〔9〕 ［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 7—12 页。

〔10〕 日本《文学》杂志第 21 卷第 9 期，岩波书店，1953 年。中译文收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乙种，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 年）和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的《赵

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98 年）。

〔11〕 参阅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年；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

〔12〕 丽萨·泰勒、安德鲁·威利利：《大众传播媒体新论》，简妙如等译，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 年，第 43 页。

〔13〕〔 15〕 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收入

《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48—149、151 页。

〔14〕 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45 页。

〔16〕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 7—49 页。

〔17〕 ［日］丸山昇：《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原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40 集，

1988 年。李黎译，收入王嘉良、周健男著《萧乾评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 年第 3 期。后由文洁若重译收入《微笑着离

去——忆萧乾》，吴小如、文洁若编，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年。

〔18〕 王家新：《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原载《诗双月刊》（香港）1991 年 7 月《诗双月

刊·冯至专号》（香港）；《读书》1993 年第 6 期。收入《冯至与他的世界》，冯姚平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95 页。

〔19〕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2 页。

〔20〕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 246、254 页。

〔2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4 页。

〔22〕 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第 33 页。

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

贺桂梅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9
定价: 65.00元

目录

从“当代”看“现代”的精神史探索 钱理群 1

绪论：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图景1
一、 外因与内因、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5
二、 大环境与小环境、问题序列与作家个案13

第一章 萧乾：大十字路口的选择23
小引：1949 年的选择 25
一、民族主义情感27
二、自由主义者的碰壁41
三、“服水土” 55

第二章 沈从文：文学与政治73
一、时代巨变中的游离分子76
二、文学的位置：第二个十年的思想探求94
三、烛虚或梦魇：40 年代的创作转型 108
结语：“抽象的抒情” 117

第三章 冯至：个体生存和社会承担123
一、“思想活跃、精神旺盛”的写作者 125
二、一个“人”的长成 131
三、沉思者的大宇宙142
四、“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 156
五、步入“集体的时代” 170

第四章 丁玲（上）：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
一、从晚年丁玲说起 192
二、追求革命204

第五章 丁玲（下）：超越裂缝的主体革命223
一、整风前后225
二、女性与革命242
三、《在医院中》：象征性的心路历程250
四、理论与情感的距离260
五、社会身份与自我意识的矛盾271

结语：“有机知识分子”的难题 281

第六章 赵树理（上）：评价史与当代文学的生成291
引论：当代文坛格局中的赵树理293
一、《小二黑结婚》发表前后296
二、“赵树理方向” 300
三、赵树理创作的“缺陷” 311
结语：规范内外的赵树理文学324

第七章 赵树理（下）：传统与现代331
一、“民族形式”的创制 335
二、现代还是传统：赵树理文学的性质346
三、“反现代的现代性” 353
四、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内涵359
结语：赵树理文学的命运374

后 记381
参考文献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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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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