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孟登迎：在时代隔膜中走进柳青的精神世界——从电影《柳青》的观众接受谈起

点击上方蓝字 · 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柳青》在院线上映时遭到普通观众的冷遇，与主流评论界对于该片的普遍赞誉和热情推介构成了巨大反差。孟登迎老师就这一现象从观众接受的角度谈论电影《柳青》，试图在时代隔膜中走进我们这个时代难以领略的柳青的精神世界，去发掘其中丰富的、幽深的历史情感、生存依赖和信念认同。孟登迎老师指出当今许多文艺作品，包括一些被冠之为“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也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不少涉及普通群众的文艺创作，都有意或无意将普通群众处理成了景观化、背景化、边缘化甚至娱乐化的对象，无法体现出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性特质。

电影《柳青》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着力表现的是一名知识分子党员的高风亮节和斗争精神，但对柳青与普通民众水乳交融般的交往所带来的相互进步那一面，表现得很不够。柳青是饱含着热情和诗情来写创业过程的，但同时又是把每个普通人放在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结构线索当中去细心揣摩和体谅的，所以他写出了一代新农民的精神世界，开创了革命乡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他的精神世界带着特有的炽热、真诚而坦荡。该片虽然继承柳青开创的革命乡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获得的一些突破，但这些最能体现柳青创作特质的内容，在电影《柳青》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呈现。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5期，感谢孟登迎老师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孟登迎

在时代隔膜中走进柳青的精神世界

——从电影《柳青》的观众接受谈起

1

听说传记片《柳青》要上映，我这个多年来很少进影院的人，也充满了期待。尽管该片在院线的排片很少，我在一个月内还是找到了两家影院，并且看了三遍。前两次去的时候就发现观众较少，没想到第三次看的时候，黑魆魆冷飕飕的影厅里只有我一个人。从“灯塔专业版”2021年8月14日显示的数据看，该片近两个月来观众量不足11万人次，票房不足356万。

《柳青》在院线上映时遭到普通观众的冷遇，与主流评论界对于该片的普遍赞誉和热情推介构成了巨大反差。【1】这仅仅是因为普通观众不再青睐此类电影的主题或表现形式，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对柳青这位伟大的作家产生了深深的隔膜？一个多月前还充满热情期待的该片编剧兼导演田波，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的《柳青》在京城沦陷了。六年的心血和泪水无法换得普通观众的心，我们其实不属于当下的这个时代，属于未来，未来人民会想起这部电影曾经来过，只是国人并没有珍惜它。”【2】事实也许没有田波导演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翻阅了猫眼、支付宝、豆瓣、灯塔专业版等网络平台上可见的上千条观众留言和评语，发现90%以上的留言都给了正面的甚至“深受感动的”评价。另外，从网上传播的一些有关该片的观影座谈会或路演的现场视频当中，也能看到多位青少年情绪激动，中年作家、评论家和中学教师语声哽咽、潸然落泪的真实场景。应该说，大凡认真看过电影《柳青》的观众，基本上都认可影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而不选择观看该片的更多的观众，或许依然与它处在绝缘和隔膜的状态。抛开这种因未知、忽略或无视所导致的隔膜不论，我们似乎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深受感动”的观众的思想反馈和情感反应。我们要看看他们究竟是被哪些东西所“感动”？他们对于影片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柳青的政治理想和艺术追求的理解，会不会因囿于各种历史的、现实的、艺术趣味的限制，依然存在某种更隐秘、更幽深的“隔膜”？另外也要注意，编导人员、评论家、媒体工作者是不是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各种“深受感动”与各种隔膜可能混杂、交错、并存于普通观众、编导人员和评论者的各种观影体验当中。毋庸讳言，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结构，每个人或被动或主动形成的各种社会观念、利益观念、理想期待甚至人际伦理关系，与柳青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了。这注定在我们与他、他的作品以及反映他的人生追求的电影之间，必然横亘着某些难以克服的思想距离和情感隔膜。

《柳青》电影海报

今天的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柳青的文学创作道路所聚集的社会政治理想、创作经验（教训）和人格境界？影片对于柳青人生的形象展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走入柳青的精神世界？它会不会又带来了某些新的遮蔽？这些都是与本片相关，同时又涉及如何充分理解共和国社会主义文艺传统、如何回应当下文艺创作的复杂问题。

2

电影《柳青》是六年前开拍的，但编导田波早在十年前就有了这个宏愿。田波是1981年生人，他是在2008—10年间拍摄八集纪录片《路遥》的时候才发现柳青的。因此，要讨论这部电影对柳青形象的塑造和思想的理解，有必要回顾一下柳青及其《创业史》，以及路遥这个中介在田波这代人的思想成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柳青无疑是共和国文坛前三十年成就最高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但对于当今的亿万普通观众，甚至对于近三十年来在文学系或艺术学院读书和教学的很多大学师生来说，柳青和他的作品基本上已经成了一种相当隔膜的存在。当柳青抱着未能完成《创业史》四部长篇的满腔遗憾于1978年6月13日与世长辞之后，他大半生殚精竭虑积极推动、热情参与和倾情书写的农业合作化事业也很快发生了重大转折。四十多年来，尤其是文学界和思想界经历了1980年代新启蒙、纯文学、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等思潮的激烈冲刷、过滤甚至隔离之后，柳青已经淡出了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核心关注，他的创作方式和作品甚至还时不时地被某些学者和教材当成某种应当接受“纯正”文学趣味审判的负面范例。与此相应，从《创业史》当中所节选的那篇自1961年来一直在中学语文课堂上被精心讲授的《梁生宝买稻种》，1993年以后也从中学语文教材中悄然消失。【3】这意味着，柳青的作品连同他要表达的那种期待建设农业合作化的热情，自1990年代中期起在国民公共教育场域也被日渐淡忘了。柳青作品重回中学语文教材的课外阅读推荐名录，已经是2016年以后的事情了。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编导田波成长的年代，正在这一时期。他坦言2008年之前自己对柳青的事迹了解很少，也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他的同代人和后来的90后和00后也很少有人知道作家柳青。年轻一代之所以会通过阅读路遥才知道柳青，是因为作品广受青年人阅读的路遥公开宣称柳青是自己的“文学教父和精神导师”【4】，而且在《人生》的“题记”中直接引用了《创业史》里的名句。路遥的确继承了柳青的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比如要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和工作热情，保持对祖国、土地、人民和劳动的热爱，要全身心甚至以生命去献身文学事业，要坚持深入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当中去寻找创作素材——路遥甚至为写作下到煤井深处去亲身体验矿工的真实生活。但他与柳青毕竟属于不同的时代，二人经历的工作、社会运动、政治经验和承担的角色也有很大差别。路遥的写作尽管也很劳累（像牛一样工作），但他基本上只需要担负专业作家的角色，而且单位和亲朋都在为他的文学创作尽力创造便利条件。而柳青还要担当基层党员干部的角色，要帮助开始时一盘散沙的众多农民兄弟去解决具体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必须在众多日常工作、思考和生活中把自己充分融化到农民当中去。更重要的是，路遥可能很难完全体会柳青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种融入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写作所焕发的那种特殊的诗情和诗兴。【5】柳青在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时，对于劳动人民和基层党员干部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成长有切身的体察和热烈的赞美，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共和国初期特有的那种炽热的激情。而这是一直想从贫困而饥饿的乡村摆脱并走向城市以获得个人发展的路遥不会有也很难充分体会，但对柳青却是至关重要的经验。包括田波导演在内的许多青年一代，理解路遥也许相对容易，而要深入理解柳青，就要面临更多的隔膜甚至障碍。

3

由于柳青的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但和我们今天的时代看起来很有距离的思想内涵、巨大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即使柳青研究近三十年来在主流学术界已被边缘化，但一直都有一部分热爱柳青及其作品的研究者和基层文学爱好者还在默默无闻地潜心学习、研究和继承着柳青的精神遗产。【6】尤其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三农问题”日益突显，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和普通作者开始不断发出“寻找梁生宝”和继承柳青创作精神的呼声。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自2014年起数次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倡导文艺界和党政干部要学习柳青那种深入基层、融入群众的创作精神和工作作风，使柳青进一步为人所熟知。

随着纪念柳青百年诞辰和逝世40周年等活动的到来，柳青长女刘可风撰写的《柳青传》（2016）、邢小利整理的《柳青年谱》（2016）、西安市长安区政协和文联等单位编辑的几部历史当事人回忆柳青的文集，也都陆续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和西安高校的多位学者，也发表了一批富有新意和深度的柳青研究文章。我们普通人以前所知道的柳青，主要是一个扎根乡土写出《创业史》的作家，而《柳青传》《柳青年谱》等著作细致地揭示了柳青创作的具体过程，提供了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基层如何与农民相处并帮助农民进步的具体实例，尤其提供了他在“文革”期间如何坚持真理、捍卫原则、忧国忧民、勤于钻研、积极提合理化建议的各种行动和思考。这些宝贵的纪实性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为田波的电影创作和其他舞台艺术形式的创造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话剧版和秦腔版的《柳青》2018年已经上演，反响不错。电影《柳青》的创作基本上在同步进行，也是在这种既充满隔膜但又充满期待的历史情境中诞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部影片的诞生和完成过程视为新一代青年艺术家试图排除时代隔膜、走进柳青精神世界的可贵探索。十年前，田波立志要在40岁之前完成一部表现柳青人生追求的电影作品，现在终于完成了。专业人士认为作家传记片是难度最高的一种电影类型，而田波只是个刚开始拍摄院线电影的新人。在目前这样一种电影市场环境之下，在大多数人对柳青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价值观甚至生活方式都不再认真关注的现实条件下，只有富有强烈社会使命感、不畏打击和不怕失败的人，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仅此一点，也应该对这部影片的创作团队献上一份敬意。

4

在观众的反馈当中，提及最多的是一些最触动他们心弦的情节和场景。比如，王家斌母亲给柳青诉说自己当年遭饥荒带着孩子逃难、受冻挨饿被王三老汉收留、柳青边听边记不禁落泪以至手指颤抖的情景，柳青与妻子马葳忧心忡忡于时局、二人被迫分离最终生死永别的片断，柳青得知妻子自杀之后拖着病体在雨中独行、用手杖把造反派给他遮雨的雨伞猛击在地的场景，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稿费16065元全部捐给公社又预支5500元为皇甫村拉电线而一家人甘愿过清贫生活的情节，柳青探望因坚持实事求是而遭羞辱受委屈的王家斌并劝说他的情景，王家斌父亲临死咽气前殷切嘱托柳青照顾和指导王家斌的话——“人活一世不容易，人皮难披。柳书记，你是个好人，我把娃交给你了”，王家斌背着柳青跑向医院抢救并说乡亲们都盼他回来的场景……都令许多观众禁不住潸然泪下。细加体味，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情节和场景虽然展现的多是柳青与普通农民真实交往的一些日常琐事，但体现的是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彼此信任甚至亲人般的情谊，是他在隐忍中捍卫党性和自身尊严的坚韧不屈和刚正不阿。这些带有深刻历史印记的场景和情节，让观众看到了在《创业史》里无法看到的作家柳青的鲜活生命形态，相对容易拉近观众与柳青的距离，便于观众理解柳青的思想情感。当然，影片的这些处理，有时太过于集中在弘扬主人公柳青的个人品质上，相对忽视了柳青把自己认同为一名皇甫公社普通成员的真诚表白（捐款缘由），也忽视了与他朝夕相处的妻子和乡亲们在他的帮助下在政治觉悟方面的思想成长，以及这些人对于柳青本人带来的精神鼓舞和情感支撑。

不少观众对影片开头和结尾所选用的场景和台词也很欣赏。电影开头，迎着早晨的太阳，柳青微笑着递给女儿一块铁片（从斯大林格勒战场遗址带回来的弹片），语重心长地说：“女儿，爸爸把这个留给你。人这一辈子，不经过千锤百炼，就是一堆废铜烂铁！”这句话是他对自己孩子、也是对所有青年人的忠告和鼓励，更是他本人一生成长道路的写照。当然也是影片编导对柳青一生多次主动放弃舒适生活条件、追求真理、热爱人民、不断锤炼自己的成长道路的某种判断。电影结尾，远处的秦岭山脉依稀可见，壮志难酬、手扶拐杖的老年柳青，站在乡村厚重的土地上，看着朝阳升起，直抒胸臆：“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对于这位经历了超常磨难和生死考验、努力阅读了大量历史和政治史书籍、对农村和农民保持着切肤关切、心存伟大革命理想的作家，影片充分展现了他特有的坦荡的胸襟、高远的志向、力求真知的勇气和扎根于人民和河山的深邃历史情怀。这的确是中国作家当中比较缺少的某种近乎神圣感的精神气质。有位观众直接喊出“我心光明”，大概感应到了某些温暖而笃定的东西。本片开头和结尾相互呼应，生动展现了柳青这位关爱青年成长的思想型作家的特质，也体现出本片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入探索。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少数观众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有的缘于年轻观众对柳青所处年代人际交往和精神追求的时代隔膜，有的缘于观众与编导团队在如何认知柳青的政治身份方面存在的差异，有的则是影片在表现方式上因忽略观众基本接受习惯而带来的问题。同时也存在这三重原因彼此叠加和相互强化的情况。

《柳青》电影海报

5

在批评声音当中，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讨论影片本身的表现方式和柳青形象塑造问题的意见。一些非专业的评论者和西安当地的柳青研究者对影片不足之处所提的一些看法，也应予以注意。【7】这些批评者认为，影片对柳青作为一名坚定无畏的革命干部的成长过程缺乏必要的回顾，没有平衡好柳青作为托尔斯泰倾慕者和人民（革命）作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于《创业史》所要表现的新型政治理想和新人形象缺乏足够的呼应。

的确，影片对柳青前三十六年的生活和成长道路，一概舍弃，而且在他后面遭遇数次重大人生变故时，在他与女儿的多次谈话中，也只字未提。笔者注意到该片的编剧指导芦苇在一个访谈视频中提道，田波最初设计了不少倒叙和闪回镜头，他让删掉了。【8】他没有说删掉的内容是哪些，也许那些闪回镜头是想展现一些柳青在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如果是这样，现在看来还是保留一些为好。对于不太了解柳青生平的普通观众来说，介绍一下他之前的人生阅历是很有必要的。何况他前三十六年的人生道路，对于他的政治立场、人民立场和写作态度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他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很多具体的斗争，尤其是1943年在米脂乡村的三年艰苦卓绝的文书工作，对他理解和践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写作《种谷记》非常关键。他后来又放弃在大连的优越生活、经历重重困难重返陕北写革命题材作品《铜墙铁壁》，也都是抱定了革命理想和献身志向的。如果没有这些做支撑，我们很难理解他会在1952年做出扎根农村完整记述中国农业建设的崭新征程这一重要而坚决的选择，也很难理解他在“文革”中虽被迫害但依然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的原由。电影应该让普通观众明白柳青的成长过程，明白柳青首先是一个从烽火岁月里锤炼出来的有着社会变革热情的革命作家和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不畏艰苦扎根农村立志写新中国农村建设的人民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基层建设、与群众有真诚互动和生动交往的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党员干部。这样，观众才不至于在观看影片时感觉很突兀，尤其是在看后半部分时才不会只感到充满压抑感和无力感。如果再深入分析，会发现电影《柳青》对柳青形象的塑造的确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编导自身所表达的拍摄动机当中。导演田波在多个场合的发言都相当有感染力，基本上都把柳青置于民族精神、民族脊梁、知识分子良心（偶尔也提“模范党员”）的高度来加以赞扬，并试图激发青年观众对于柳青精神的敬仰、认同和学习，激发观众对于生命意义和艺术创作的思考。这些高度的称赞和称谓对于柳青来说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但这种不无教化感召色彩的提法，这些不断推崇和扩张的语词定位和表达方式，以及数次呈现柳青书桌上摆放的托尔斯泰照片的场景，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把柳青的形象朝向一个追求文学梦的、精神纯粹的伟大作家（知识分子）的形象上聚集。这颇有点像那种流行的“士与中国文化”模式的观念思维，后者自1980年代以来已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群体自我表述的主要话语选择方式。这种表述方式似乎要着力表现的是一名知识分子党员的高风亮节和斗争精神，但对他与普通民众水乳交融般的交往所带来的相互进步那一面，表现得很不够。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柳青，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热情、智慧和财产都完全投入到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合作化建设事业当中，他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还是创造者和参与者。他可以放下手头的创作，急群众之所急编写《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即使在受尽折磨之时还坚持写《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这才是柳青有别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作家的根本特征，也是他创作的热情之源和幸福之本，是他作品富有独特诗性品质之本。柳青认为“农村社会主义运动是小说的历史背景，但给历史背景作结论，不是作家的责任。作家的责任是写出这个背景下，人们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变化”【9】。柳青本人把这种热情完全投射到了他所写的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身上了，而影片似乎并没有真切体会到《创业史》中所写的普通人物的政治热情。《创业史》对于每一个普通农民、农民家庭与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村支书、村里的党员和农民代表之间的有机联动性，有非常细致而明确的描写。梁三老汉在群众对梁生宝的赞扬声中逐渐昂首自信起来，梁生宝的妹妹秀兰在志愿军未婚夫在战场受伤时把自己的热情、责任与国家的命运直接关联起来。梁生宝、梁三老汉、梁生宝的母亲和妹妹，似乎都能从自身经历的日常小事中，直接感受到自己在新社会里所获得的某种可以落地的政治尊严和归属感。显然柳青是饱含着热情和诗情来写创业过程的，但同时又是把每个普通人放在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结构线索当中去细心揣摩和体谅的，所以他写出了一代新农民的精神世界。而这些最能体现柳青创作特质的内容，在电影《柳青》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呈现。

《柳青》电影海报

6

我们注意到，电影《柳青》的编导和一些专业评论者的发言都强调该片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强调要“竭尽全力还原”柳青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和厚重性，要给后人留下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交待。【10】这种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矫正以上所说的在柳青身份定位和形象塑造上可能出现的某些失衡状态，比如影片本身没有套用大词去刻意拔高柳青的形象，前半部分也有较多场景展现柳青与乡亲们的日常交往和自己的身心调适（尤其如剃发和换装的情节），遵循了具体生活细节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为了真实复现1950年代秦岭北麓关中乡村的场景，剧组精心布置了独轮车、石磨、古钟、破庙、村舍、散落的石人石马、苞谷地、老槐树等道具，构造出一幅幅宏阔、厚朴而又优美的乡村景观。剧组甚至专门种植了几亩水稻，邀请当年参加过集体劳动的老年农民担当群众演员来表现劳动的场景。这群身穿粗布衣服、头顶头巾的农民演员，在表现劳动和聊天的生活场景时从容不迫，收放自如，达到了一般影片中群众演员很难达到的水准。【11】这也许可以被视为该片继承柳青开创的革命乡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获得的一些突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群众演员的精彩演出，这些精美如画的场景，由于缺少了那种对于新一代农民的被激发起来的创新活力的展现，让人感觉最终还依然是一种背景化或景观化的存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甚至连那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梁生宝原型王家斌，多是以消极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来找柳青，基本都是来寻求物质、政策或精神方面的帮助，似乎都缺乏真正的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尤其缺乏柳青所期待和热情讴歌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情感活力和精神境界。这些缺憾应该不是电影《柳青》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当今许多文艺作品，包括一些被冠之为“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也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不少涉及普通群众的文艺创作，都有意或无意将普通群众处理成了景观化、背景化、边缘化甚至娱乐化的对象，这样如何能体现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性特质？2017年秋，笔者回陕西调研当代先进青年的公益创业实践，抽空到皇甫村拜谒了柳青墓园，与村里两位不相识的老人进行了一些思想交流。走在皇甫的村道、村口和田间地头，坐在柳青当年邻居的小院里，从老人们看似平静却又内藏热情地对于柳青往事的怀念和叙述里，从他们对于本村目前留守人群的生存和生产困境看似淡然却又无法掩饰忧虑的表情当中，甚至从其中一位老人对某位曾陪同各界名流来他家谈论柳青的知名作家的鄙夷不屑的语气里（这位大爷说：“现在这些所谓的名作家，写的东西简直就是在糟蹋农民嘛！我敢说，他肯定是整天猫在家里，半夜睡不着觉才起来随便敲敲键盘的。”），我分明还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柳青的那种特有的炽热、真诚而坦荡的亲近感。可以想见，在他们每日可见的这座矗立在高丘之上的柳青墓园里，埋葬着我们这些外人和后来者可能永远难以领略的某种丰富的、幽深的历史情感、生存依赖和信念认同。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5期

注 释

向上滑动阅览

[1]影片得到了中央党校、中影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相关单位的推荐支持，编创团队还去往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十多所高校进行了针对性的放映和交流，电影频道、央视频、学习强国、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电影报》等数十家主流媒体都给予宣传报道，入围了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多位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电影研究和文学的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写出了肯定导演创作风格和影片艺术水准的文章或访谈，例如：裴亚莉：《为何从艺为谁歌？——人物传记故事片〈柳青〉导演笔谈》，《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5月21日、《〈柳青〉告诉我们，要像柳青一样“生活”在创作的对象中》，《文汇报》2021年5月27日；李道新：《〈柳青〉：文学寂寥处，电影孤单时》，《中国艺术报》2021年6月16日；刘润坤、张慧瑜：《柳青的“换装”：久违的现实主义和动人的创业史诗——评电影〈柳青〉》，《中国艺术报》2021年6月2日；左衡：《“镜”与“灯”的辩证——观电影〈柳青〉有感》，《中国电影报》2021年6月30日。

[2] 未查找到这段话的原始出处，能查到的源头只有郭松民5月30日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上发表的文章《电影〈柳青〉：何以沦陷？》。

[3]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晓帆老师提供相关信息。

[4] 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页。

[5] 参见郭春林：《路遥：柳青的继承人？》，《长安学术》第9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0页。

[6] 郭春林的《我们如何面对柳青的遗产——从柳青“随笔录”说起》一文对此有细致梳理和分析，载《长安学术》第12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7] 比如王峰2021年6月19日在百度个人空间“四本看长安”发表的《矮化了柳青的电影〈柳青〉——在省柳研会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保马公众号编辑部2021年5月23日发表的《如何制造作家的平庸形象——评电影〈柳青〉》；微信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2021年5月30日、6月2日分别发表的《电影〈柳青〉：何以沦陷？》和《再评〈柳青〉：谁误解了柳青？》；等等。

[8]《著名编剧指导芦苇：这是一部最难拍的类型电影》，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21日。

[9]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页。

[10] 参见裴亚莉：《为何从艺为谁歌？——人物传记故事片〈柳青〉导演笔谈》；《电影〈柳青〉田波导演的自白》，1905电影网2021年6月13日；曾世湘：《电影〈柳青〉定档5月21日全国上映》，《西安日报》2021年5月12日；曾洁：《传记电影〈柳青〉5月21日上映》，封面新闻2021年5月18日。

[11] 参见裴亚莉：《〈柳青〉告诉我们，要像柳青一样“生活”在创作的对象中》。

或许你想看

● 文艺批评 | 孟登迎：“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探析

● 文艺批评 | 孟登迎：试论当今中国“新型”青年文化生成的可能性

●文艺批评 | 张慧瑜：逆向流动的主体、社会治理与发展传播学 ——从《山海情》看现实主义影视剧的社会功能

● 文艺批评 | 邱雪松：论《创业史》“叙述”的意义与突破

●文艺批评 | 王鹏程：论《创业史》的艺术谱系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长按二维码      关注“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