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马正锋：视野、理论与史料——张松建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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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
张松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1
《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张松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8
● 编者按
“中国现代诗学”、“抒情传统”作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热点，其命题的复杂程度，相较于其重要性，可谓未遑多让。当前关于“中国现代诗学”及“抒情传统”的研究，众声喧哗，渐成显学。在此学术背景下，张松建的两本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从文献史料做起，从具体问题入手，既卓有成效地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内容，又为这个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方法论。尤为重要者，二书关于“现代主义”、“抒情主义”等概念的辨析，针对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等元素的探究，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文艺批评今日推送马正锋对张松建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学术评述，既从“现代诗学”、“抒情传统”两个方面系统阐述张松建对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也阐发其基于史料文献的发掘与整理而推陈出新的研究方法，可谓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本文原刊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南京）2021年第1期，感谢马正锋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马正锋
视野、理论与史料
——张松建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评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抒情传统”可谓近年来的两个学术热点。前者既包括对诗的情感、感觉、想象、经验、语言等审美要素的把握，也包含对审美要素所蕴含的文化政治之探勘，其核心则是应该以何者作为批评尺度来对诗歌进行定位，而“现代性”是衡量现代诗是否“现代”的惟一标准，尽管这个标准本身具有多元化特征和内在悖论。“抒情传统”论不但独尊抒情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而且认为它对陷入“革命”与“启蒙”之两难困境的现代文学具有“破局”之功效，甚或翻空出奇，拯救中国文学现代性。上述命题的复杂程度，相较于其重要性，可谓未遑多让。当前关于“中国现代诗学”及“抒情传统”的研究，众声喧哗，渐成显学。
在此学术背景下，张松建推出的两本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从文献史料做起，从具体问题入手，既卓有成效地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内容，又为这个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方法论。尤为重要者，二书关于“现代主义”、“抒情主义”等概念的辨析，针对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等元素的探究，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1]本文试图从“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再议、“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入手，阐述张著对中国现代诗和诗学研究的贡献，也对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
//一．“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诗学”，从广义角度讲，即文艺理论或文艺学，关注各种类型文艺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狭义则专指以诗（歌）为对象的研究。循此思路，所谓“中国现代诗学”，广义指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狭义指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就字面意思而言，这些概念被广为接受，并无异议。不过，当学者置身于复杂纷繁的文学场域，由于诸多文艺/诗歌理论的存在，要对“中国现代诗学”之内涵与外延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解志熙对“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理论”的关系作了认真的辨析。他认为，“中国新诗理论”指有关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批评，而“中国现代诗学”则包含所有发生在现代中国的、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理论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前者从属于后者，是其核心，但不代表整体。较之“中国新诗理论”这个分析范畴，“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视野显著扩大，包括一切从现代诗学观念出发，对诗词曲等体式所进行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研讨和批评。[2]准此，则俞平伯、顾随、浦江清、闻一多、缪钺、钱钟书、傅庚生、程千帆等人对古典诗歌与诗学的研究，冯至、叶公超、罗大冈、杨周翰、王佐良等人对外国诗歌与诗学的研究，就可顺理成章地放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名下。平心而论，当前中国的大量研究仍集中于“中国新诗理论”、“中国新诗批评”或者“中国现代诗论”上，即便论述者使用“中国现代诗学”一词，然而没有视野的拓展。毫无疑问，解氏不把“中国现代诗学”等同于“中国新诗理论”或“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中国现代诗论）”，这种辨析，意义重大，这也是中国诗歌和中国诗学研究之日渐科学化的一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起步较晚、但潜力巨大的领域，大量诗学文献还处于尘封乃至湮没的状态，许多重要的诗学问题有待发现及解决。《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一书，贯穿和涵盖了在现代中国出现的具有“现代性”意蕴的新诗理论、古典诗歌与诗论、西方诗歌与诗论，因其对同一性和多样性的追求探求，而具有“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完整面貌。其中对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案的辨析，堪称具有范式意义的个案研究，有力地呈现了“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所能达到的精深程度。解序称《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是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并非客套之辞，而是中肯之论。下面，我以张著对袁可嘉诗学的分析为例证，讨论其开创性和贡献的所在。
张松建
张松建对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方案的一系列问题——产生背景、本体论性质、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感伤主义的辩驳、“戏剧化”原则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令人信服地呈现了袁可嘉关于中国诗歌向何处去的思考。大而言之，“如果没有他对穆旦们的创作实践加以自觉的理论介入，那么，这场新诗运动的实质和意义就无法清晰地凸显出来”[3]；细处来说，则有“他调和审美自主论与文学社会学，持论公允，不走极端，在40年代诗坛上，差不多是空谷足音”[4]，以及“真正意识到诗歌文本是一个复杂的分层结构、其间的构件处于密切互动的关联”[5]，“‘现实、象征与玄学的原则不只是对穆旦们诗风的概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新诗指示出一条新的路径’”[6]，“为当下新诗的健康成长计，他对流行已久的抒情主义及其感伤倾向进行了学理上的辩驳”[7]，“是把‘感伤主义’划入美学范畴而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分析的第一人”[8]，“真正把‘戏剧化’原则发展为一个批评范畴”[9]。袁氏基于英美谱系的诗人及诗论家的理解，提出“文本的有机性”、“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想象的逻辑”等术语，这虽然不是从中国新诗的的内在需要出发，但仍可视为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补益，而他对于“晦涩”的解读，却能“联系西方诗歌史的实际情况，透过经典文本的解读，对晦涩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予以辨析，宽容地给这些现象以同情的理解，并赋以独特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10]，凡此种种，均为洞见。
袁氏论断的得失正误，自应付诸公论。张著不是一味肯定或否定，而是细查其渊源与流变，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能立论精当，令人信服。之所以如此，端赖他超越了“中国新诗理论”或“中国新诗诗学”的藩篱，而从“中国现代诗学”的视野出发，尽其所能地将具有“现代性”意蕴的新诗理论、古典诗歌与诗论、西方诗歌与诗论纳入一己之研究范围，高屋建瓴，见其大者，而又鞭辟入里，深切著明。众所周知，袁可嘉的诗学一方面倡导回归诗本体，另一方面调和“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论及这个话题，张著敏锐地指出其西方来源（勃克、布拉克墨尔、布鲁克斯和瑞恰慈等）[11]，同时指出，袁可嘉未能考虑上述诗学的历史性差异与冲突性因素，而径直以连贯流畅的叙述方式将其组织进自己的方案当中，这恰恰是袁氏诗学的谬见所在。另外，当谈论“现实、象征和玄学的综合”这一知名命题时，张著明确指出，“象征”是英美谱系诗人与德法谱系诗人的共同追求，但“现实”和“玄学”却不适用于德法谱系的诗人，而在袁可嘉的同代人当中，师法德法诗歌谱系、追求另类现代化的诗人，也并不少见。这后一个方面的存在，反证了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在1940年代中后期的诗学语境中，并非一枝独秀，而是众声之一。如此一来，当前的研究者就应该返回一九四零年代，打开批评视野，重估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实际上，张著在开篇即指出，“它似乎充满了理论创新和异议，但是，如果挖掘一下它的知识来源，那么，‘互文性’的现实就击破了‘原创性’的神话，所谓的‘异议’其实毫无异议可言，无非是对西方理论的跨文化运用而已。”[12]晓然可见，若无对西方现代诗歌和诗学的精深把握，张著对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方案，难以做出如此精辟的论断。
进而言之，张著辩难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论述，断定其盲点有三：即，理论与历史的脱节，诗学与文化的剥离，审美与政治的分裂。袁的方案，以中国现代诗创作和中国现代诗学为依归。张著则明确指出，这项方案无法实现袁氏的预期目标，何以故？因为后者无力通过运用西方现代文论、重估中国古典诗学，来完成中国诗学的“现代化工程”。张松建认为，1940年代的袁可嘉年纪尚轻，知识结构和文学趣味偏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面对浩瀚的中国古典学术，“他缺乏前辈学者的审美判断与理论鉴知——譬如，朱自清与闻一多对《诗经》、《楚辞》以及唐宋诗文的精湛研究；钱锺书的《谈艺录》对于中西诗学的纵横比较；梁宗岱广泛参照古典诗文而阐发的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朱光潜基于古典诗学的深厚素养而撰写的《诗论》；吴兴华对《唐诗别裁》、《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与《资治通鉴》的精深识见”。那么可以想见，那些具有“现代性”意蕴的古典诗与古典诗学，很难进入袁可嘉的法眼。显然，彼时的袁可嘉无力重估传统的生机与危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年以后的他，即使有此雄心，也不被时代所允许了。综上所述，张氏不但发现了袁可嘉诗学方案之背后的西方元素，而且在其不足之处发现了古典诗的重要性，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秉持了“中国现代诗学”的批评尺度。毫不夸张地说，在张著之前，学者们的专著固然有不少，但是没有人能够将袁的论述进行如此深刻透彻的分析。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陈利弊，论其得失，博览周瞻，环环相扣，足见其学术功力之深厚。
左：钱钟书
右：《谈艺录》/ 钱钟书 著 / 商务印书馆2011年
如果说在谈袁可嘉诗学时，张对富有“现代性”意蕴的古典诗（学）的关注，乃由袁氏的学养不足而触发，那么，当他讨论《文学杂志》对“现代诗学”的关注时，就是游刃有余、自由出入于“中国现代诗学”的场域了，此一场域涵容了所有发生在现代中国的、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理论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张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对象有清楚自觉的认识，例如他说过：“《文学杂志》登载了不少诗论，涉及旧诗、新诗与外国诗的评论与研究，还有一般意义上关于诗本体的理论思考，这些诗论已超出了‘新诗理论’的范畴，应该置于‘现代诗学’的名下。”[13]惟其如此，在辨析“格律”、“读诗”、“晦涩”等现象时，张著注意到那些在中国新诗理论之外的、关于旧体诗和外国诗的研究以及关于诗本体的理论思考，发掘其间所蕴涵的现代经验，合而观之，深入研讨。所以，以往未被新诗研究者所关注的一系列文本被发现了，一些原本习焉不察的论述被凸显了，一批在现代诗学建设中作出贡献的评论家被肯认了。比如，通过对朱光潜之诗学论述的辨析，张著提出，在新诗理论和批评中存在着两种话语：第一种话语出于整体主义思路，将新诗视作中国诗发展链条上的必然构成，所以在评论它的时候，会采取超越时空的审美主义标准，强调普遍主义、同一性和连续性，第二种话语强调新诗处在特殊社会历史阶段，新旧诗歌在各层次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不宜被旧的理论资源所规划，它强调特殊主义、差异性和断裂。张著认为，对于中国现代诗之“格律”的所有探讨，均起源上述话语的分歧。又比如，张著发现，朱光潜在论“晦涩”现象时，举例多为西方近代诗歌与中国古诗；罗大冈在对法国现代诗之兴衰的思考中着重论述的“晦涩”现象，虽不是关于中国新诗的批评研究，但其结论裨益于中国新诗的写作，亦是对中国诗学的补充。
读者看到，张著对“形象”、“格律”、“感伤”、“现代化”、“古典”等诗学命题的把握，贯穿于《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的整体框架中，且被放置于“中国现代诗学”的广阔视野中展开讨论，新见迭出，令人称赏。譬如，在考辨发生于1940年代诗坛的“形象之争”时，张著发现，该词实际上与“黑格尔、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保持着密切的互文关系”，而远离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意象”、“兴象”或“意境”等诗歌话语，而且它与西方诗学的“Image/Imagery”理论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此番新论大大深化了中国学术界对于1940年代的新诗“形象化”问题的理解。又如，论及卞之琳的“形式诗学”，张松建认为，卞氏受英诗“说话的节奏”与“歌唱的节奏”之启发，揭示了中国新诗与旧诗在格律上的主要分歧——新诗是用来念或诵的，旧诗是用来哼或者吟唱的——此为其“洞见”，但卞之琳“严诗、画之防，排斥其他形式的实验，恐怕已有了‘独断论’的嫌疑”，对图像诗的排斥，实为卞之琳的“偏见”。凡此种种见解，都令人耳目一新。
//二．探勘“抒情主义”：中国抒情传统的新突破
中国抒情传统已成为迩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自1972年陈世骧首倡以来，相关论说层出不穷。大致有三类，略说如下。一是认为中国文学有一强大的抒情传统，且这个传统非常重要。代表学人很多，例如陈世骧、高友工、唐君毅、蔡英俊、吕正惠和王德威等等。二是否认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存在，认为尽管“抒情”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但构不成所谓“传统”，代表人物有台湾学者龚鹏程等。上述结论截然相反，都来自海外学者。大陆学者对中国抒情传统大致持折中观点。李春青的《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算是一个集中回应。
应当承认，假如中国文学研究囿于“抒情传统”说，则易流于僵化，成为“研究装置”上的流水线产品。但是，说“抒情”可为中国文学传统或者至少可作为中国诗歌的传统，应该是成立的。《诗经》的“无邪”情感和言志宗旨，“诗缘情而绮靡”之说等，构成了中国诗学之赓续不断的抒情传统。确如陈世骧等所论，存在这样的现象：在“诗”这一中国主流文学形式的创作中，“抒情”确为大宗，这与西方的史诗及戏剧传统明显不同。需要承认的是，抒情也渗透到散文、小说等文类中，无处无之，非常明显。明清的小品文和白话小说，诸如《儒林外史》开头部分对王冕的有情叙说，沈复的《浮生六记》乃至于刘鹗的《老残游记》，都不乏明显的抒情因子。“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虽然竖起反传统的大旗，在实际创作中却发扬了“抒情”传统，不仅认为抒情诗是天经地义的体彩，更将抒情散文和抒情小说确立起来。需要注意的是，和抒情一样，叙事和议论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并且处于发展和丰富之中。需要指出，“传统”是一个复数名词，我们不能只强调一个传统而忽略另一个传统，也就是说，要注意到中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可只论其一，不计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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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讳言，“抒情传统”说有其局限。较明显的一点在于，无论是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还是现代文学所发扬的新的抒情传统，在诸多文本中，都倾向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个人情趣，且常常满足于此，这就导致老调重弹，胜义无多。事实上，中国文学之复杂且感人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它所表现的深切的人生经验和深广的人文关怀，这经验和关怀带有情感但又不止于情感，需有人性底蕴和内涵才算得上伟大。若仅沉溺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忽视人生关怀的广度和人性思考的深度，容易走向偏执之途。海外学者例如王德威及国内部分学者，近年来大力倡导抒情传统，且不讳言其对“启蒙”、“革命”话语的政治美学之动机，虽有其合理性，但显然有狭窄与单一的局限，我们应该对此有所警惕。概言之，不论对古典的抒情传统还是现代的抒情传统，都要具体分析其得失利弊，不宜不加分析地全然肯定，更不能武断地认为，只要发挥这个传统就能既美且善。
回到张松建对现代文学/诗歌之抒情性的研究。他说：“五四以迄，作为单元观念的‘抒情’纵贯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在革命与启蒙之外，抒情其实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另一面向。”[14]张著所谓“有学者”就是指王德威。不过，张著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王氏“抒情传统”之论调，更无意将“抒情主义”视为与“革命”与“启蒙”并行不悖的新话语，而是仔细考量其复杂而缠绕的生发、生长过程。张著第一章即对“抒情传统”和“抒情主义”进行区分，认为后者“走向大众，拥抱国族的蓬勃激情”为前者所不见，因为前者只是属于精英文人，后者则为左翼文人、自由主义作家甚而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所共享，而这也是中国现代诗学（现代文学）之“中国性”、“历史性”和“现代性”的重要体现，或曰“抒情主义”是“抒情传统”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呈现。即，在现代文学尤其是在现代诗中，“抒情”获得统摄性的“主义”的地位，因为“无论新诗运动的参与者还是旧诗体的捍卫者，无论浪漫主义还是写实主义，无论‘纯粹诗歌’的鼓吹者还是‘大众化’诗歌的倡言者，压倒一切以‘抒情’为金科玉律，即使现代主义新生代崛起之后，也未能撼动这个‘霸权结构’，至此，抒情主义已经塑造了中国现代诗与诗学的基本面向”[15]。
王德威
张著使人相信，“抒情传统”化身在中国现代诗（学）中最能呈现其意义，而且此项研究也没有李春青所担心的“抒情传统”的研究由于“以西律中”或“以西释中”而带来“照搬和套用”。对于抒情主义，张著概述如下：“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抒情主义，其实是中国抒情传统的延异、西方抒情诗学的跨文化渗透、中国现代政治经验的塑造、文艺大众化的冲击、物质文化和市场消费的刺激等多重因素之交织影响下的产物，它不但塑造了新诗之成立的前提和预设，深化了现代诗学的深度质量，而且把人们从纯粹主观性的正统叙事之中解放出来，介入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和政治变革。”[16]没有人会认为，这一概述是一元论的、反历史的、或者封闭性的，也不会有人否定这一概述的开放性与启发性。何以如此？因为这些论断乃是基于开阔的研究视野以及深厚的学术积累，故能在面对“抒情”命题时，从容出于古今中西之间，探颐索隐，钩深致远。此书之第一章《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抒情主义》解析“抒情阐释学”，内容包括对“抒情主义”的概念探源与重新定义、多重维度的考察和知识根源之发掘，古代中国的抒情传统与现代西方诗学的纵横对比。应该说，每一观点的获得，都离不开历时性的承前启后之考察与共时性的辨异求同之研讨，而张氏的论述，左右逢源，毫无左支右绌之感。例如，在“概念探源与重新定义”这一部分中，著者辩难中国抒情主义与西方现代诗学的差异，认定在于“情感”与“经验”的对立，指出作为对应词的“Lyricism”含义清晰、单一而稳定，并不同于中国的“抒情主义”。在考证中西文论中的抒情本体论的历史流变时，张著指出，东西方均有深厚的传统，现代主义在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后成为主流，而抒情主义却变为现代中国诗学的“霸权结构”。可以看出，张著所述种种，虽出入古今中西之间，却始终紧扣“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这一中心命题。
再举一例。在“抒情主义的历史透视”这一部分中，张松建指出，抒情主义在作为批评尺度时，体现出“真诚性”与“真实性”、“现代性”与“时代性”、“感觉”与“崇高”的纠结和变迁。张氏所论，均为现代诗学的重要命题，他基于历史流变，依据诗论文本，结合中西理论资源，作出中肯得当的判断。仅以“真诚性”与“真实性”尺度为例。张松建在一系列辨析后说“以真诚性作为诗歌伦理和批评尺度，有时忽略了读者的知识构造、接受能力和价值取向对抒情功能的制约，而把真诚性的缺席完全归咎于诗人的语言能力的失败，这放过了读者的责任，对于作者是不公平的”[17]。他又指出，“真诚性指向的写作动机的严肃性以及对表达效果的某种期待，但我们亦须承认，仅此一项不足以判定诗歌的价值的高下，因为真挚的情感无法脱离技术、语言与形式经营，而且真与美、善的关系如何，也有待商榷”[18]，此可谓“持重之论”也。
张氏坦言：“在本书中，抒情主义的历史性、现代性和中国性是我的中心关怀。”[19]所谓历史性，是指抒情主义从1917到1949年的起伏流变的踪迹和轮廓；所谓中国性，是指它与西方抒情诗学相比所具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所谓现代性，是指它与中国抒情传统相比所具有的现代素质，即，摆脱了“道”、“理”、“气”、“神”、“性灵”、“风骨”等抽象范畴，不再强调中和之美和精英色彩，深刻介入市场、政治、技术纬度、大众化等，两者共享的一点是普遍主义的抒情观念，即，诗是一种抒情的艺术。读罢全书，我们都相信张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说他的抒情主义研究乃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再推进，应不为过。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诗学”而非“中国现代诗歌”，这需要应对来自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张著处理策略以诗论/诗学为准，但在中国现代诗歌/诗论的实际发展中，理论与创造之间脱节的情况，显而易见，无法回避，现代诗创作之实存是否等同于现代诗学之实存，这是可以存疑的。当然，现代诗歌数量庞大，亦不乏佳作，在诗文本上完成这样一条线索（抒情-反抒情-深度抒情），或许比理论之梳理与提炼更为容易？解序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以往的现代诗歌理论研究）很少看到从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换这个角度进行纵深开掘的……真正纵观中国现代诗学全局而能纵深开展专精研究者，自松建此书始。”[20]诚哉斯言，深获我心。
//三．方法的综合：史料与文献的运用
对治史者来说，资料功夫是基础，文学史研究亦不例外。新世纪以来，作为史料或文献载体的图书、期刊和报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那里得到超乎以往的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文献学”这类概念的确认与使用，可为史料文献之重要性的明证。[21]2003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与座谈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与会者围绕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意义和方法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后达成八项共识，指明以下问题：（1）独立的史料文献准备，往往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取得学术创见的基础；（2）史料文献的发掘要深入，掌握要充分，运用要严肃；（3）作为一个学科，现代文学尚缺乏训练有素的文献研究者。
张松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切实的作答。所以毫不奇怪，几乎所有关于张松建著述的评论，都众口一词地肯定他的史料与文献工作，例如，“以最传统但最辛苦的工作开始：考掘原始史料，以客观的史实重绘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版图”[22]；“持之以恒的文献工夫……在发掘原始文献方面，松建委实付出了惊人的功夫和难得的诚意”[23]；“史料钩沉之细心……常让我赞叹”[24]；“他的史料考证……都令人深有所获”[25]；“他安定沉实，一头扎进故纸堆，最大限度地占有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书籍、资料，发现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文献，因而立论扎实、新见迭出”[26]。张氏对史料文献的重视，源自多个层面，既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影响，又有西方语文学的启悟，还有当代学人的文献学经验。他在一次访谈中曾和盘托出——
我对史料的热爱和对文献学的敬意，最初起因于解志熙教授的启发和影响……结合古代学者之博雅传统与现代学术的理论方法，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是心血凝聚的结果，读者拜读之后，每每有史料丰赡、胜义纷披的印象。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经常向解老师请教。我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是合作导师。这种文献学是中国古代的正宗学术。笺注、勘误、缉佚、编校等等，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涌现出郑玄、马融等汉代经学家，以及阎若醵、钱大昕、王氏父子、段玉裁等清代考据学家。这种考据学在西方被称为“语文学”(philology)，起初是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之文化的研究，所谓“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27]
仅以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其间所产生的图书、期刊和报纸，真可谓汗牛充栋，数量浩瀚，即便只算那些有影响的史料，也堪称海量。近十年来，电子科技突飞猛进，学科建制的完善带来新的推动力，再加上商业利益的驱使，晚清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等大规模影印出版，各大图书馆与图书公司通力合作，互联网检索与阅读旧报刊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工作常态，史料文献的获取难度日渐降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史料与文献的获取不再成为障碍时，对于个体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诚然可以践行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另一方面则如陈平原所说，相关研究仍旧“处处是陷阱，做好其实很不容易。除了‘资料功夫’，更重要的，很可能是研究者的眼光、趣味和学养”[28]。洪子诚曾说：“文学史既是文学史，又是文学史；既然是‘历史’，史学研究上的‘版本、目录、校勘、考证、辨伪、辑佚之学’，自然也是重要工作，是它的基础，也需要有操作上的规范。”[29]
洪子诚
张的史料文献工作，至少在以下方面有过人之处：发现新史料，以新思路阐释常见文献，始终贯穿整体性和历史感。例如，张著《现代诗的再出发》第一章，对作为背景知识的“现代”、“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之梳理，显示出著者对西方文学和相关学术研究的知根究底，其文风简洁、清晰和明了，这在当前的国内学界，并不多见。如所周知，上述三个概念的复杂性为学界所公认，历来众说纷纭。张松建清楚意识到这些概念不是先验的价值实体或者语言标签，而自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惟有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网络中，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重建其所属语境，在中西历史情境中观察同一性，辨析差异性，方能展示其全貌。再如，本书第二章，是对艾略特、奥登、里尔克、波德莱尔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之呈现，是以上述四诗人为中心的翻译研究史，其基础文本主要在诗文翻译、文艺随笔翻译、论文的点滴涉猎，兼及关于欧美文学的介绍文章中谈及诗人诗艺的部分，范围极广，难以下手。张松建在卞之琳、穆旦、徐迟、赵萝蕤、叶公超、袁可嘉等人之外，发现杨周翰、钱学熙、王佐良等人在四十年代译介艾略特的特出之处，这就提升了学界对艾略特在中国传播历程的认识。张松建还发掘和评析了刘广京、孙晋三等对奥登的译介，以及王兰馥、王了一（王力）、林文铮等人在四十年代对波德莱尔的译介，充实了学术界对于这几位现代主义诗人之中国接受史的认识。除了视野开阔、文献扎实、考证精审之外，张松建还始终注意到，上述译介活动是在历时与共时两种维度下展开的，这就使得微观、点状的史实线索，得以成线、成面，勾勒起一副清晰繁复的传播路线图。举例来说，在介绍里尔克的中国传播一节中，随着著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对里尔克的兴趣，始于1920年代初茅盾接管《小说月报》前后的德语文学介绍，稍后，郑振铎、刘大杰、佘祥森等人所译介的德国文学史，已对里尔克核心诗艺之一的“表象主义”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冯至、吴兴华则是三、四十年代译介里尔克诗文最勤奋的两位，他们也是最理解里尔克诗之深意的中国诗人，前者积极阐发里氏“自我担当”的生命伦理，后者关注到里氏微观诗学的技术创新。袁可嘉、陈敬容、唐湜等“现代主义新生代”诗人，也据个人兴趣翻译过里尔克的短诗。张松建亦指出，三十年代的梁宗岱和四十年代的徐迟对里尔克给予了严肃关切，虽然显示出一定的审美敏感，但两人对里尔克的理解却谈不上有多深刻，因前者始终不愿抛弃浪漫情怀与神秘趣味，后者则从未进入里尔克的生命哲学，而此前的研究者，多顾及梁宗岱、徐迟之盛名，泛泛称是。不难发现，张松建绘制的这幅里尔克的跨国传播路线图，不但有纵向的事实描述，也有横向的译介评价，这就使得里尔克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影响之踪迹，历历可见，非常清晰。发现新材料固然令人欣喜，而阐释新材料则更为学界所需要，因为后者能够提升对于特定作家、作品的理解。
左图：《小说月报》封面
下图：茅盾先生
基于新材料的发掘和旧材料的把握，《现代诗的再出发》一书多有“首发之论”，对鸥外鸥、罗寄一、叶汝琏、沈宝基、罗大冈、王道乾的发现，显著扩大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地理版图，因此，所谓“再出发”者，名副其实。再比如，张松建对鸥外鸥的发掘与阐释，使得彭燕郊的说法——“他确实是一个很现代主义的诗人”——真正落到了实处。通过分析鸥外鸥关于上海、香港和桂林的都市诗写作，张著一方面指出其诗歌艺术的独特性——全球空间视野、图像诗形式以及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盛赞其坚定的知识左翼立场和对地缘政治的强烈关心，赞扬鸥外鸥是“中国新诗史上难得一见的人物”[30]。张氏还发现罗大冈、沈宝基诗歌创作中的另类现代性，他将前者的故国想象与乡土修辞置于现代文化变迁的大视野中来观察，发现世界文学中的、由母国文化与异邦文化的“错置与震荡”[31]所带来的“认同危机”。他指出，沈宝基将个体经验扩大为宇宙意识，而又能呼应道家美学的“天人合一”，在“反现代”的外衣下构建出另类现代性。以上诸论，鞭辟入里，且均道前人所未道。
需要指出，著者通晓英文，能够充分运用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广征博引英文原著，分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这既是一种学术能力，也是一种研究意识，它使读者相信，张松建对所论命题始终抱有最大的诚意和敏感，他的研究不仅仅是文学史/诗歌史和流派史的研究，而且涉及翻译研究、印刷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
史实的挖掘是问题的基础。在《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后记中，张松建写到：“我越来越感到，抒情主义其实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构造，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幽灵，大量的诗学争议都是在这个结构中出现和展开的，它不但塑造了新诗之成立的前提和预设，而且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和政治变革。所以，有必要回到现场，透过原始史料的梳理，重建抒情诗学的‘问题史’。”[32]正是由于对史料的诚意和耐心，张著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沉着稳健，一往情深。《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对诸多复杂的问题有着从容明了的辨析，这与其发掘史料之能力有密切关系。例如，第四章论及新诗理论中的“形象之争”，进入著者之视野的史料散布于1940年代的桂林、重庆、香港、上海等多地，论家既有茅盾、冯雪峰、穆木天、胡风、艾青、阿垅、黄药眠、徐迟、袁水拍、端木蕻良、钟敬文、锡金等资深作家，也有胡明树、伍禾、周钢鸣、劳辛、臧云远、胡危舟等新进作者，较之同类研究，其辐射面可谓最广。在此基础上，著者跳出以往研究者论述“情感与形象之争”时谈论的诗之功能与价值、诗与读者、诗与社会、诗的传达等问题的窠臼，着力分析诗歌与小说的文类疆界、新诗作为宣传工具的正当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冲突、纯诗与大众化的抵牾、民族主义诉求与新诗现代性的张力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张松建对各家观点之异同进行了精细而周详的探讨，时时紧扣“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主题。于此可见，张氏在其学术工作之初始，即已意识到文献学的重要性，而其学术成就之取得，端赖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他的研究工作之目的和最终的落脚点，则是提出问题、描述问题、解决问题，上述两本杰作就是雄辩的例证。
本文原刊于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1年第1期
THE END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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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编辑：景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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