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慧瑜：以写作为媒介——基层传播与群众写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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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群众写作运动是根据地时期常见的一种群众教育和文化动员模式。写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高度理性化、知识分子化的行为，在根据地的文化实践中被转换为一种群众化和大众化的教育方式。本文作者张慧瑜老师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李文波营长写作”为切入点，分析群众写作运动的传播机制和组织方式。主要处理三个问题：一是写作对主体的改造，涉及写作主体、写作规范和写作塑造群众主体的文化功能；二是群众写作对新闻生产的改造，以群众写稿为基础的基层通讯员制度让报纸成为参与式和互动性的平台化媒体；三是写作对基层社会的改造，写作承担着基层传播的职能，是对基层社会进行动员和宣传的媒介，这是一种社会改造与媒介改造的双向互动。张慧瑜老师认为这种在基层广泛开展的群众写作运动，需要借助大量“逆向流动”的在地化知识分子和高度基层化的媒介等组织传播的制度才能实现，而基层传播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不断地赋予社会行动以意义，不断地动员群众参与到社会行动中，就像回音壁一样，不仅“‘做什么’，就‘写什么’”，还要通过阅读媒介再反思自身行为的正当性。
本文原刊于《新闻春秋》2022年第3期，感谢张慧瑜老师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张慧瑜
以写作为媒介：基层传播与群众写作运动
——以晋冀鲁豫根据地李文波营长写作为例
在根据地时期的群众教育和文化动员中，写作/写作行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体现为鼓励群众从事写作活动，而且这种群众写作活动参与到基层传播和基层治理中，以至于征文、征稿成为一种延续至今的群众宣传活动。这种在战争背景下、在农村地区开展的群众写作活动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传统中国的文人写作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精英写作的传统。根据地时期的群众写作是一种把现代启蒙文化扩散到更普遍的大众和群体的中介，这种文化活动产生了三重社会效应，一是写作改造了主体，让落后的、愚昧的群众变成能够言说/书写的现代主体；二是写作改造了大众媒介，使得单向传播的报纸变成具有参与感和互动性的双向媒体；三是写作改造了基层社会，以写作为媒介的基层传播塑造了基层组织内部的社会性和有机性。本文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李文波营长写作”为切入点，分析群众写作运动的传播机制和组织方式。李文波营长是一位指挥员，也是基层通讯员，因为写稿多次受到表扬，如他发表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的作品《袄袖上的血》，获得1947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发的“第一次文教作品征奖”新闻通讯类战斗通讯乙等[1]，在1948年8月华北文艺工作会议上也把这篇稿子作为小说、通讯、报导领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与土地改革和抗战史实的比较成功的作品”[2]。李文波营长的写作带动更多的普通战士从事写稿，以写作为媒介可以反思党报党刊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新闻生产形态和新闻参与基层传播的社会效应，这也有助于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放在具体的历史经验中来理解。
一、“‘做什么’就‘写什么’”：李文波营长写作的故事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3月4日第4版刊登了一篇九二部队三营营长李文波的稿子《王楼战斗中的第三营》，这篇报道是一篇战场通讯报道，讲述了三营攻占王楼的战斗故事，提到了张丙勋、王希琴、郝光禄、李永文、史德明、邢步成等战斗英雄，这些人都是班长、连政治指导员、连支书、司号兵、普通战士、卫生员等参加战斗的基层官兵。这篇报道的作者不是《人民日报》的专职记者，而是三营营长李文波，也就是亲自指挥王楼战斗的指战员。这篇报道前面有一段编者按语“这篇战斗通讯，是九二部队三营营长李文波的作品，写得朴素而生动，既写出了战斗的全过程，又描绘了战斗中的生动场面与突出人物。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李文波同志是王楼战斗的参与者之故。我们希望军事人员多写战斗通讯，我们提倡‘做什么’就‘写什么。’”[3]。这篇按语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写作理念和新闻生产的逻辑，下面结合李文波营长写作的典型报道，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讨论，一是谁来写，也就是写作主体的问题；二是写什么，也就是写作内容的问题；三是如何写，也就是学习写作的方式。
首先，谁来写？书写、写作本身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意味着一种政治和文化“特权”，尽管在现代社会写作变成了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但能够掌握、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的人依然是专业化的记者、作家等知识分子。因此，李文波营长是一种新的写作主体，他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而是指挥战斗的基层指战员，他以“业余”的身份把战斗的经过写成了通讯报道。在这里，李文波拥有了双重主体身份，一是参与王楼战斗的、指挥战斗的营长，二是把王楼战斗写成新闻报道的基层通讯员。也就是说，李文波是实践者与书写者“合二为一”的双重主体。李文波不光自己写，也带动其他战士写，“不到两个月，发展了十四个通讯员，有战士，有军政干部，也有事务人员。他们由不会写到会写，由写不好到写好”[4]。在根据地时期，主要有两类这种“业余”写作者，一类是像李文波营长这样的基层干部，二类是普通战士。写作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李文波这种个人写作，第二种是集体写作，如“在写稿当中，又出现了像王天德组的集体写作的方式。王天德本人并不会写，但他口编的才能很高，他和一个司号员，一个叫陈贤模的战士，三个人合作写稿，由司号员先去搜集材料，陈再去调查，然后三个人共同讨论，提意见，王天德口编，司号员执笔纪录。他们编的快板如‘歌唱英雄张发珍’等，已是很流行的作品了。”[5]这种非职业化的群众写作，通过从事新闻生产的方式掌握写作能力，借助写稿来塑造群众主体性，这与基层通讯员的培养和“群众办报”的党报属性有关。
其次，怎么写？写作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和文化训练，是公民教育的必修课，也是理性化的现代主体自我表达和反思的中介。上文的“编者按语”中提到“我们提倡‘做什么’就‘写什么’”，这成为群众写作的对象和写作内容。对于专业作家、专职记者来说，写作主要是写社会、写别人和写他者，如果写自己的话，就是自传或者自叙传。对于群众写作来说，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成为写作的首要题材，这不只是初学者解决写作题材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对象化、并赋予意义的过程。也就是说，“‘做什么’就‘写什么’”本来是一种带有个人自传、自述和日记性质的书写类型，群众写作因其写作主体的特殊性使这种“自叙”式的写作转变一种公共写作和公共表达。在1946年5月17日第2版发表的《<新大众>发行增至八千余份》的报道中提到“华北新华书店编印的通俗大众刊物——《新大众》，是本区读者最多、销路最广的一个杂志。这杂志去年六月创刊，现在已出到十九期，起初是月刊，后应读者要求，改为半月刊。现在每期发行数量增至八千五百份，尚有不敷之感。其最大特点是‘读者就是作者’、‘做什么写什么’。给杂志写稿的人，有小学教员、区村干部、农村剧团团员、战斗员、勤务员、交通员、理发匠等。现在经常写稿的通讯员有五百多人，每天平均能收到二十件稿子。许多读者给《新大众》写信说：‘新大众很好懂，内容又切合实际，对我的帮助很大。’”[6]这篇报道说“读者就是作者”、“做什么写什么”，与“用户生产内容”的互联网思维有点类似，只是与互联网平台借助用户的免费劳动力来生产新闻内容不同，《新大众》等党报党刊通过群众写稿来实现群众的主体性。这种“‘做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规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象化，写作的过程也是意义生成的过程，这是一种对生活的符号化；二是写自己也就意味着把写作这种媒介方式变成写作者的“自媒体”，是从被动的读者/受众变成主动的作者的过程；三是“先做后写”意味着写作在行动之后，先有行动，后有写作，写作是行动意义的赋予，正如对李文波营长写作的评价是“没有他自己和三营战士们的战斗业迹，就没有他这些作品”[7]。
《新大众》杂志
第三，如何写？对于李文波来说，是如何学会写作的？如何从不会写、不敢写到成为优秀的基层通讯员？在李文波给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一篇“来信”中叙述了自己学习写作的经历，“我是一个工农出身的大兵，过去只上过一年小学，不过我还好，有这样一些长处，就是爱看，看过爱读给旁人听，同时胆子还不小，决不怕丢脸，敢写，还爱向人学习。举个例子说罢， 一九四一——四二年，我不断和王春同志通信，他在信上教我标点符号，写稿格式，以及文法等，那时我是个半文盲，可是王春同志就是那样耐心教导我(不知他是否忘了这个不见面的老学生)。今天又有曾克等同志仍是那么耐心帮助我，我将更加努力学习了。”[8]李文波学习写作途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自己爱读、爱看、敢写，写作需要自己训练；其次，受到王春、曾克等专业作家的指导。王春是作家赵树理的启蒙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是著名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和新闻出版家，担任过《华北文化》总编辑（1942）、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主任（1943）、《新大众》的创办人和社长（1945）和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1946）等职务，曾克是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女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写过《在汤阴火线上》《在战斗中》《新人》《光荣的人们》《挺进大别山》等作品。李文波学会写作与王春、曾克这些专业作家、新闻工作者的耐心指导、培养和鼓励是分不开的；第三，李文波营长学习写作，与他从事宣传工作有关。在一篇关于《李文波营长的写作》的典型报道中，介绍了李文波“参加革命以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宣传队工作，编戏、演戏、编歌、唱歌，曾经对写作热心过，······他究竟干宣教工作多年，写作上虽然没有奠下基础，弄出个名堂，描述事件和刻画人物的口才却有了一套，听他谈起话来，真是津津有味，部队的生活又是丰富而生动的，许多搞宣教工作的同志去他那里搜集访问材料的时候，简直都被他的叙述迷住了。宣教科长王若同志，组织干事张法生同志，一营指导员李双全同志等就时常怂恿他自己动手来写”[9]。宣传工作使得李文波了解战士和连队的情况，积累写作素材；第四，文章发表也鼓励了李文波营长写作。“经过几次督促，在鄄南战役以后，他鼓起勇气投出了第一篇表扬战场纪律的小稿子，《八路军人强心好》。仅仅四五十个字，但在团的《战地》报，旅的《立功》报上登出来以后，起的作用却很大，很多同志看到以后，都说‘王土棠有这一点好处，营长就给他写稿上报，咱们也多多注意战场纪律，立个功好上报呀！’后来战友报又转载了这篇稿子，并来信鼓励他继续写作。特别是这篇稿子在部队里面起的影响，使得他重视了这一工作，决心要抽空来写了。”[10]这使得李文波充分意识到写作工作不只是个人发表，更重要的是可以鼓舞士气、提升战斗力，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
可见，李文波从学习写作到主动写作有两个环节比较重要，一是专业记者、作家对基层作者、群众作者的指导和鼓励；二是报纸发表基层作者的文章所带来的示范效应。这既联系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提倡，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11]，也联系着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党报党刊用“群众办报”和基层通讯员的方式鼓励普通群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李文波营长写作的典型意味着双重改造，一是对专业知识分子的改造，使其下基层、为群众服务；二是对报纸、刊物这种现代大众媒介的改造，使其多发基层通讯员的文章，把报纸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平台。
二、“人民的报纸”：群众写作对大众媒体的改造
从李文波营长的故事中能够看出报纸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编辑不仅鼓励像李文波营长这样的基层通讯员给报纸写稿，而且把群众写稿当成体现党报这一“人民的报纸”的工作方法。
1947年5月15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副司令员滕代远在“纪念人民日报一周年”的社论中，从报纸的发行、阅读和内容生产等三个方面提出《人民日报》需要改进的措施。首先，是报纸的发行问题，“如何让我们的人民日报普遍深入各个区域，深入村庄和连队，由于交通困难，报纸及时传递至各个辽远的地区是困难的，唯一的办法是有效的将人民日报的稿件组织到各地方报纸上去”，在“交通困难”的条件下，增加发行量的方式不是邮递和送达，而是借助地方报纸的“转载”和“转发”，这就要求地方要有自己的基层化媒体；其次，是报纸的阅读问题，“组织人民，特别是干部普遍阅读和学习人民日报，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阅读和学习党的机关报，并将报纸向群众宣传乃是无条件应该作到的。各级领导干部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这是领导者本身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农村地区的群众来说既没有阅读报纸的“读报”习惯，也没有识字能力来“阅读”报纸，这就需要干部、指战员来组织群众“读报”；第三，是报纸的内容生产问题，“组织广大群众为人民日报写稿，经常反映人民当前斗争中的业迹和典型。也要有系统的暴露反动敌人的罪恶。这也要求领导者及领导机关，首先动手和亲自动手，我们应该表扬和学习营长李文波同志写作的精神”[12]，李文波营长被作为人民群众为报纸写稿的典范。只有把报纸发行到基层、群众能够学会“阅读”报纸、并能为报纸写稿，才能保证“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
李文波营长写稿的行为带有双重身份，一是身为基层干部积极写稿，反映基层连队战斗情况；二是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写稿，带动更多战士参与写稿工作，干部写稿和群众写稿也成为基层通讯员的两种来源。
首先，积极动员干部写稿。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多篇提倡干部要写稿的报道，尤其是政工干部要写稿。在1947年4月22日第2版的《军供政治部组织政工人员写稿》中指出“军区供给部政工会议由八日开始，经七天的讨论，已于十四日胜利闭幕。该会议除检讨过去工作和今后如何开展立功运动外，政治部郑主任在其报告与总结中曾再三提及组织与发动大家给党报写稿为政治工作任务之一，政工人员应亲自动手等。与会干部均一致表示：今后不但自己给党报写稿，而且要组织大家给党报写稿。在会议期间，每个干部都拿起笔来，回忆自己所作过的工作，写成稿件。郑主任及政治部的同志们均在耐心的帮助大家一一删改。今后报导工作将会更加活跃。”[13]这篇报道要求政工干部把写稿作为政治工作任务，而且不光要自己写稿，还要组织大家给党报写稿。写作内容是“回忆自己所作过的工作，写成稿件”，也就是说写稿本身是政工干部反思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对象化、理性化的过程。这些干部所呈现地方治理经验会以工作典型的方式，成为其他基层单位学习的榜样。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大量对基层工作经验的报道，涉及到工作的方方面面。
*《军供政治部组织政工人员写稿》刊登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4月22日第2版
如1947年5月9日，南飞发表《对新战士的思想领导》，详细记述了某补充团第六连对刚入伍的新战士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这篇报道一开始就指出“对新战士的思想领导，是一个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成为“思想工作”的核心。这篇报道详细展示了对新战士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步骤，其细致性体现在，面对刚入伍的新战士缺乏纪律性、擅自拿老百姓的慰劳品以及行军路上擅自离队等现象，并没有“严格制止”，因为“他们认为新战士没有脱出散漫的农村生活习惯，不能像对待老部队一样，纪律是逐步提高的。”[14]第一步，连指导员关心战士。先制定“全班遵守的联合公约”，“到部队驻地，次日即编队，建立组织，规定生活制度，指导员以身作则，晚上与战士盖被子，替病号打水端尿。八班战士朱庆月、苏运之落后想家，开了小差，行到半路，因指导员爱护战士，关心战士，受了感动，认为自己走了对不起指导员，又自动返回来了”；第二步，诉苦运动。“先找积极分子，用说家常的形式，把有苦战士的苦指引出来，个别访苦，个别调查，在班里就有哭的。然后，召开连的军人大会，进行动员”；第三步，搞坦白运动。“发现问题，为新战士解开思想圪瘩，劝说会动员：说知心话，心事话，谁把心里话说出，谁最愉快，谁说得彻底，谁最坦白，谁说是坦白英雄，有问题说出来大家解决，解决了问题，才能练好武，才能报仇雪恨”；第四步，是总结。“把历次选拔出来的坦白英雄、反省英雄、劝说英雄都集拢来，济济一堂，每班选出一名英雄，共选十二人，再从十二人中选出三人，这三个人代表着三种类型”[15]。这四步就体现了一种“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是怎么实现的。针对这种地方工作经验总结，被认为是一种好通讯报道，能起到正面指导作用，“报上的好通讯，可以影响几十万人的行动，让他们读了能够跳起来。如《对新战士的思想领导》那篇通讯，是个彻头彻尾的群众路线，他不打击一个人，把各样的战士都领导起来，个个劲头儿很大。这个典型的领导方法，对我们带新兵有多么大的指导作用啊！”[16]
其次，动员群众写稿。有一位基层通讯员宋琦，1947年5月10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遗作《为啥要投稿》，“我的投稿有两种原因，一是看到大家同志们也是个兵，他们去前线上打击敌人，首长叫我在后边看守行李，我感到非常惭愧，另外客观上大家同志为群众服了务，出了力，自己就想把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告给大家。”[17]他还谈了自己的“投稿的经验”：“采访稿子，应从排班长汇报中，及其他本人和群众三方面材料而编成，报登出来一定要适合群众的口味，另外还可以引诱收集稿子，这个最好在行军路中一面谈故事，一面拉笑话，有意识的从侧面谈别团的英雄模范事迹，这样一谈他可以采取人家经验提高自己。另外他也可能谈说像这样的事情咱组里有的是。其次还要照顾大家，如写信，教他认生字，(如生字片，生字牌)，生字一定要联系他生活，做啥学啥，生字片的应用每人要有一个，一天轮流换一次。交换时，班排长要检查，看是否认会、写会、讲会。”[18]在这篇“遗作”中，宋琦显然是一位基层通讯员，他谈了投稿的经验和目的，是为了报道英雄、为群众服务，也是为了干部了解下层。从这里可以看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内容生产特别重视基层通讯员的稿件，这是一种去专业化的、非新闻专业记者的内容生产方式。从宋琦的例子中，他从旁观者变成了新闻生产的参与者，这是靠他写稿、发表来完成的。“因为投稿，使自己揣摸了一些经验，并且帮助了干部，容易了解下层，提高自己的文化。”[19]
*《为啥要投稿》刊登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5月10日第4版
报道、通讯是现代大众报纸中常见的新闻类型，从新闻采编到发表往往由专业化的记者来完成，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很多稿件来自于群众通讯员。不是市场化的线人提供新闻线索，而是生活在基层的群众通讯员承担着报道基层、反映基层生产的任务。不仅如此，领导干部也要写新闻稿，这些非专业记者的稿子改变了新闻媒体的生产逻辑，使得新闻媒体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中，这也是落实“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制度。这些读者来信或带有业余记者性质的稿件使得《人民日报》这种传统媒体变成互动性、参与性的媒介平台，并非要用互联网时代的UGC式的新闻生产模式来类比根据地时期的新闻生产，而是需要把这种传统媒体的“平台化”实践放在历史中来理解。
这种通过群众写作来培养基层通讯员的方式发挥着双重社会职能，一是利用群众熟悉对地方经验的熟悉，可以把基层工作反映出来，既借助写作塑造了普通群众的主体性，又节约了专业记者下基层、写稿的成本；二是这对群众来说也是关注基层事务、介入基层治理的契机，这种把党的政策与基层实践进行对比、参照和总结的过程正是实现以群众为主体参与基层工作的手段。培养基层通讯员和建立基层通讯网，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日报》改版后文艺和新闻领域的群众路线有关。文艺工作者通过从作家变成新闻记者来深入生活和下基层，他们除了书写工农兵的故事之外，还重视培养基层通讯员，就像王春、曾克等专业作家给李文波改稿一样，“尤其是经过土地改革，广大群众翻身后展开自唱自乐的文艺运动大踏步地走进文艺领域来，带来了一片新气象！而前线战斗中也还有自士兵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象李文波营长那样优秀的通讯员”[20]。可以说，通过写作、写稿使得普通群众以更大的热情参与到基层活动中，从而实现参与社会实践的、把社会实践写出来的和从报纸上读到自己写的新闻报道的多重主体的确认，在“社会行动-写稿赋权-阅读报纸”的文化实践中反复确认行动的意义，这就实现了行动者与书写者的统一，“有许多通讯员同志，直接参加了这个丰富的斗争，从而反映了实际运动的经验，发扬了群众中的典型创造，因之也更好的指导了实际运动”[21]。因此，通过写稿和报纸媒体参与政治和社会实践。
三、“善于利用报纸工作”：写作参与基层传播
李文波营长的写稿行为与他作为宣传员和政治工作者的身份有着密切关系，自己写稿和动员群众写稿是他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的手段。在1947年5月15日《介绍李文波营长的上报立功运动》中提到“营长李文波同志，过去曾当过宣传员、指导员，他不仅是个好的军事指挥员，而且也是个很好的政治工作者，特别是善于利用报纸工作。因此报纸帮他们活跃了部队，提高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和上进心，提高了部队文化程度，指导了工作。”[22]“善于利用报纸工作”说明李文波自觉地用报纸参与到基层连队的管理中，也就是说，报纸不只是自上而下传递党的政策的信息载体，也是可以进行政治宣传的媒介工具。李文波的《王楼战斗中的第三营》这篇报道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战斗英雄的名字，是因为“好多同志在战场上向他报功，并要求上报，他把战斗中的材料收集在一块写了‘王楼战斗中的第三营’。······打王楼的时候，他的指挥所在村边，当时这个人去，说我捉了俘虏给我登报；那个人送去了几枝枪要求登报。要求上报的人挤了满院子”[23]，“努力上报”是对战士立功的精神奖励。
立功上报、立功运动本身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基层发明出来的一种提高战斗积极性的经验。1946年，华东军区的新四军宣传干部赖少其下基层工作期间，了解到从国军解放过来的战士有立功的要求，就写了一篇《立功作为政治工作》的报告，受到上级的重视，于是，立功运动、功劳簿成为解放战争使其提高战士战斗力的方法。赖少其本人是30年代受鲁迅影响的青年木刻家，他在30年代后期参加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的美术家和画报主编，用木刻服务于战时的画报创作。后来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成功逃跑后，又回到新四军。赖少其因为积极总结和参与领导“立功运动”而被评为解放战争的“一等功臣”。这种用立功、功劳来激励战士作战的方法是一种量化管理的治理模式，把战士在战斗中的表现变成不同等级的功劳，按照功劳进行不同级别的奖励，这就要求基层干部要及时确认和记录战士的功劳。这种记功、报功工作是一种数字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让基层战士找到认同感、意义感和价值感。李文波营长通过写稿来记录战士的功劳，“上报”成为对立功战士的表扬，起到鼓舞和鼓励战士英勇战斗的功能。
赖少其
在《通讯报导工作改造了人》的报道中呈现了一位解放战士通过“上了报”而完成思想转变的例子，“姜浦成刚从邵耳砦解放过来，总想偷跑回家，还秘密活动和他一同过来的六个解放战士，一块开小差。后来见到自己连队的英雄里也有解放战士，也上了报，他在诉苦运动中说了一句真心话：‘中央军那边是官富民穷兵该死！’这段话在战地报上登出来。他说：‘我在中央军干了七年没有见一个当兵的上过报，八路军真不埋没人材，一有好处就上报啦！上级还说我进步了’。他把这张报纸拿到班里到处念。接着又提拔他当了互助组长，更加起劲干。打金乡两枪毙两敌，战王楼活捉七个俘虏，这又上了报并提成班长。”这种“八路军真不埋没人材，一有好处就上报啦”的宣传方式通过对普通战士的尊重和精神鼓励使其获得主体认同感。
群众写稿不只是改变大众媒介新闻生产，还带来新的问题，既然发动群众写稿，就会产生大量稿件，这些稿件如何发表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问题。由于要求立功上报的战士非常多，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李文波营”采用了三种媒介手段来满足战士立功上报的要求。一是扩大写作渠道，培养更多的通讯员，让“大家动手写”、“不到两个月，发展了十四个通讯员，有战士，有军政干部，也有事务人员”，还在连队成立写稿采访小组；二是增加发表渠道，创作自己的报纸，李文波营办了《播功报》，“通讯员增加多了，他们自己又办了个《播功报》以便培养和提高战士们的文化，并及时推动本营工作，这个小报是在干部领导由战士任编辑的”[24]，《播功报》是李文波营的“自媒体”，专门播报战士们的功劳，而《播功报》的编辑和写稿者都是普通战士，这是一种典型的服务于基层的基层媒体；三是传播渠道，七连成立了“读报委员会”，“每当报纸一来，大家就乱抢，特别是营部人常围起李营长叫读报，号目、卫生长、通讯员秀龄等，都成了有名的‘听报迷’”[25]，“读报委员会”解决了基层战士读不懂报纸的问题。这篇《介绍李文波营的上报立功运动》的典型报道最后指出“通讯读报工作，使李文波营的工作有生气的开展起来”[26]。通讯读报工作是用现代媒介手段来重新组织基层连队，从写稿、发表到读稿，借助“基层报纸”这一宣传媒介，实现连队内部的互动和鼓励。可见，李文波营长不仅善于写稿子，更善于用基层传播的方法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战友报》
在根据地时期，尽管物质贫乏、农村文化弱势，但是却出现了大量的基层化媒体，也就是说基层媒介反而非常丰裕。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除了作为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还存在着大量的基层媒介形式，一是黑板报、宣传栏、“门板报”，二是广播站，三是地方报纸，如《战友报》、《播功报》等。这些基层化的报纸，除了转载《人民日报》的消息之外，大量的版面依靠群众自己写稿，这就使得黑板报、门板报带有“电子BBS”的属性，由基层群众/用户自己来生产，生产的新闻内容也大多是与基层相关的内容。基层传播和基层工作正是借助这些丰裕的基层媒介来实现的。
四、从群众写作看基层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在党报党刊的传统中，一般会用“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来作为党报党刊的典型特征，这充分说明创办“报纸”这种大众媒介是政治宣传工作的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报纸参与政治实践。通过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关于李文波营长写作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全党办报”体现为两点，一是各级行政机关有自己的机关报，二是党员干部要通过写稿来参与新闻生产，用报纸来完成工作总结和地方经验分享；“群众办报”也体现为两点，一是在基层单位有服务于基层的报纸或类似报纸的媒介，如大众黑板报、“门板报”、《播功报》等，二是群众以写稿的方式参与报纸的新闻生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全党”和“群众”正是依靠报纸这一现代媒介来组织的，报纸充当平台化媒体的功能。
李文波营长从事写作的故事是晋冀鲁豫根据地政工干部和群众写稿的代表，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探究写作这一既日常又特殊的文化行为，在战争年代变成群众教育和政治动员的媒介。以写作为基层媒介是基层传播的典型形态，基层传播对基层社会完成三重改造：一是改造了写作主体，通过把群众培养为基层通讯员，塑造了群众的社会参与感和主体性，写作成为主体现代化和理性化规训的手段，干部和群众对基层发生的事情非常了解，他们通过“‘做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及时总结地方工作经验和政策落实情况，如群众运动的方法、复查运动、擦黑洗脸运动等，这使得报纸本身成为党的政策与地方实践互动的产物，报纸成为共产党进行基层治理的媒介平台；二是改造了现代媒体，把单向度的、专业主义媒体变成参与式的平台化媒体，而“上报”、“登报”本身是一种奖励和鼓励，“已登出来的英雄模范，感觉到上级有眼力不埋没功劳，大家都很羡慕，无意中向英雄们看齐”[27]，这有利于培养群众参与生产、战斗的积极性；三是改造了基层社会，借助新闻写作，提升了普通群众/战士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再加上基层的“读报”阅读活动，就形成了“新闻生产-党的政策-群众读者”之间的以报纸为中介的媒介平台，从群众写作到发表、再到群众阅读的流程中，新闻媒体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基层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实现“信息传输的最后一公里”，更重要的是把传媒媒介化，变成把基层社会组织化的中介。这是一种社会改造与媒介改造的双向互动，既借助社会（群众运动）来改造媒介，如基层通讯员制度改变媒介的新闻生产；也借助媒介改造社会关系，用媒介赋予群众社会参与感。
从这种双向互动中可以理解基层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基层传播依赖于高度基层化的媒体，不仅要求报纸尽量发行到基层，而且把基层媒体化/媒介化，用黑板、门板、广播、报纸等在地化的媒体在基层形成丰富的媒介化空间；二是，基层传播的新闻生产者不是专业化知识分子，而是群众自身，群众用写稿的方式参与到基层传播活动；三是，基层传播积极参与基层社会和基层连队的实际工作，也就是宣传介入社会实践，这就形成了社会实践的媒介镜像效应，不断地赋予社会行动以意义，不断地动员群众参与到社会行动中，就像回音壁一样，不仅“‘做什么’，就‘写什么’”，通过阅读媒介再反思自身行为的正当性。
本文原刊于《新闻春秋》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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