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尘道心 | 阎连科：逃离土地去当兵，我对父亲充满愧疚
1975年，我17岁，有一天忽然在大姐的床头看到了张抗抗的一部小说《分界线》。书的内容提要里介绍张抗抗说，她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小说，从北大荒的农场里调到了大城市哈尔滨工作。我的脑子“轰”地响了一声，原来写文章也可以改变命运!
我开始了偷偷写作。白天上学，晚上点灯熬油，拼命地干。但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三百多页的时候就中断了。当时我在高二上了一个学期，父亲和姐姐的病越来越严重，家里需要人干活，也需要人挣钱买药，情况不允许我再继续读下去。我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出去打工。
亲戚介绍我来到河南新乡的一家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我和一个叔伯哥哥一起，每天从火车站往二十里外的水泥厂拉一千多斤重的煤车、运将近两千斤重的河沙；还一天干过16个小时，从山上往山下的水泥厂运石头。
我把挣到的钱留下来一点吃饭，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钱虽然不多，可是给父亲帮了大忙，成了家里一月一度的希望。
可是，不管是出去打临时工还是在农村干活，都太苦了。我不想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我希望能够走出去。20岁那一年，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念头——当兵去，逃离土地，逃离农村的苦难生活。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有一天夜里我站在父亲的床前说：“我要去当兵。”父亲的脸上非常平静，一点也没有我所设想的吃惊。他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又轻轻地却又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
我参军入伍，最终成功地跳出了农门。可是，我在心里一直认为，与其说自己是逃离了土地，不如说是背叛了家庭，放弃了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义务。当兵那年我已经20周岁，可以挑动180斤的担子，可以干下来绝大多数农活，更重要的是，可以分担父亲肩上的重担，让父亲不至于衰老得那么快。可是，我还是逃离了土地背叛了家庭，把沉重的担子完全搁在父亲的肩上。
我离开家时，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你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可是，我走后不久，一家人紧张的日子就开始了。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全国动员，有军人的家庭更是空前紧张，我家也是这样。那时候交通、通信都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家里人想知道我所在部队的情况，却也束手无策。战争爆发一个月后，我因为别的事情转道回到家里。那天，母亲正在房檐下搅面糊，我叫了一声妈，妈妈冷不丁儿一抬起头，看见了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间后，便咣的一声落在地上，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父亲看到我，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我回来了；惊的是，我的突然回来，是不是意味着马上要上前线，这是回家和亲人告别？
我明显地感觉到了父亲的担忧。两个来月里没见到父亲，他已经变老了。原先一头乌黑的头发，这时候却出现了一层雪白。他佝偻着身子，每走几步都要费力地站住，大口地喘几下气才能再接着走。到这时候，我才听家人说，战争爆发后的这一段时间，所有的亲戚男女老少，一共三十余口人，都到我家聚在一起。床不够，就睡在又冷又硬的地上，吃的是大锅蒸煮的粗茶淡饭。一大家人心事重重，一块儿收听广播里有关前线的消息；每天轮流到邮局看有没有我的来信；还跑到庙里烧香许愿，为我祈求平安。父亲这时候的身体状况更糟了，一方面是因为对我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家里人多事杂，心绪烦乱的他往往彻夜难眠。他经常半夜里起床，一个人到后院的空地上一圈一圈地踱着步。战争持续多少天，他就在那又冷又阴又黑的后院里踱了多少个夜晚。缠绕父亲多年、好不容易有些好转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两个月里再次复发，并且更加严重起来。
当兵之前，我没日没夜地写作。我幻想着将来让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部队，在老家时的练笔让我成了营里的文书。为了完成各连的宣传任务，我绞尽脑汁地写。春天来了，就写篇小草发芽的散文；八一到了，就写一首小诗；最可笑的是写封读者来信，反映一下营房厕所里的灯光不够亮，也算是完成了宣传任务。一年下来，竟然还立了个三等功。
几年很快过去，我该转业了。父亲听说我在部队入了党，很高兴。他觉得入了党就够了，回老家以后我就可以当村干部，不用担心受别人欺负。可是，命运偏偏让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那时候，我已经坐上了退伍的火车，准备回老家了，部队里传来了我写的剧本参加军区会演并获奖的消息，部队紧急决定将我破格提干。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部队派出来的人把我从火车上找回来，我最终才得以留在部队。
提干以后，我开始大量读书，拼命写东西，慢慢地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小说，开了作品研讨会，也开始有人约稿了。那几年，我写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把腰都写坏了。刚过四十岁，我眼已经花了，背开始驼了，干很多事都力不从心，确实辛苦，可是等我想起父亲，我就觉得，与父亲经历的事情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永远都会记得我们家盖正屋时的情景。那时候，父亲先是和母亲一起，走二百多里地，冒着被到处乱窜的野狼袭击的危险，到那儿的深山老林里去把一根根杂木椽子扛到路边再拉回来。盖东边那两间厢房时，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大冬天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返回家里时，架子车装得太满，分量太重，到了河中间，任凭父亲在前边使劲拉，我们姐弟几个在后边使劲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架子车也陷在了泥巴里。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三个小一点的孩子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时，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
这些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我写的东西受到不少批评引起不少争议，也招来一些麻烦。我的《为人民服务》、《坚硬如水》被批评，《丁庄梦》出版后有一场官司。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想起他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我觉得，我所经受的这些磨难，和父亲相比，算不了什么。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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