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眸：纸上老家 | 原乡文学奖征文（散文）
回老家做一栋房子吧！我和姐姐说。其实，多年不曾回故乡，我们也只是从故乡亲朋的微信圈里，隐隐感知了故乡的变化。在那些小小的图片里，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故乡的过去和现在一一对照，试图融合。恨不能望穿图片，恨不得立马回归故乡。
背靠着青山，怀抱着柔水，我们的老屋早已垮塌。我想象着，在小河边重新盖一栋房子。我们希望把即将被城市风尘淹没的身躯收回去。我们希望把思乡的小苗移植回去，让它们在那片亲切的土地上发芽生根，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重新在故乡扎下根，让父亲的王家，母亲的孙家继续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延续。
对于土地，大多数时候，只要人们长年累月地耕种，总会不知不觉地给它赐予姓氏。比如这块地是张家的，那块地是冯家的……再住上几十年后，他们家的院子，自然会变成张家院子、或者冯家寨子等等。
我父亲从两百里之外来到旬阳，为了让姓氏在土地上扎下根，几乎用尽了一生的力气。在父亲到来之前，母亲所居住的地方，已经被人们喊了近一百年的孙家院子。老屋那斑驳的墙壁，那老得不完全的雕花门窗，以及院子边上一两棵老树，无不标识着院子的历史，孙氏家族的兴盛。而事实上，到了母亲这代，孙家院子已经后继无人。为了延续孙家大房的香火，外祖父先是让二房的大儿子过继来。据说我那亲外婆脾气很暴躁，性格过于刚强，为了一点自留地，非得把大儿子要回去。外祖父不得已才抱养了我母亲。为了让母亲能像男孩子一样顶立门户，外祖父先是送母亲去读书，母亲读到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回家当了小学教师，然而为了照顾劳动时挖伤了脚的外祖父，母亲毅然退出了知识分子的行列。
母亲家的院子已经有上百年根基，那些房子时常给人感觉巍巍可及，但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坚毅。初来咋到的父亲一时间无力重建，更无力翻新。为了续上孙家香火，外祖父起初是想让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姓孙。然而父亲的王姓人却不答应，原因是，姐姐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怎么都得姓王。结果母亲接连生了三个女孩，生妹妹那年秋天，我外祖父过世了。又隔一年多，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在山区里全面展开，母亲东躲西藏，终于生下弟弟。外祖母说什么也要弟弟姓孙，理由很简单，让弟弟姓孙，那些窥探孙家产业的人就会失去欲望，孙家这一门从此在村里也有了底气。自己唯一的儿子不能姓王，我父亲是纠结的。接着远在安康的那些叔叔们来家里大闹了一场，他们觉得父亲吃亏。最后还是母亲那些能说会道的亲戚帮了忙，亲戚们把道理纷纷摆出来，说只有儿子姓了孙，父亲在村里真站住脚了。儿子姓孙了，儿子的家产，自然和父亲有关系。而随着父亲老家安康的状况有所发展。每次母亲和父亲回老家去，我那未曾见面的祖母就会使劲三寸不烂之舌劝说，希望父亲能带着妻儿搬回安康。她叹息，担心她那些可怜的孙子啊，只能一辈子生活在深山老林，只能长得像个马桑疙瘩了。
弟弟随母亲姓孙，我们三个随父亲姓王，我们一家子在旬阳的某个大山深处磕磕碰碰，却又亲亲热热地生活着。直至母亲早逝，孙家二房的大儿子，我的亲大舅再一次将姓氏的偏见摆上桌面。母亲收敛时用的是外祖母的棺材。亲大舅先从棺材说事，让外祖母将父亲和我们赶回老家。我们那里有个习惯，给上了年纪的老人提前打好棺材。而外祖母的棺材是柏木的，在乡间算是上好的了。这下子被母亲先用了，再重做会不会也是柏木的，很难说。父亲保证说，等母亲的事情一过，马上再做一口放着。亲大舅不得不直接给外祖母进言说：“大娘，你看我妹子一走，那姓王一定会对你忤逆不孝的。到时候一点点地将家产转回老家，再将您丢下不管，咋办？您还是趁着亲戚们都在，叫他带娃们回老家去！”聪明的外祖母一口回绝：“他再不济，我还有几个孙子呢，孙子是我一手带大的，孙子会对我好的！”为这事，亲大舅几年对外祖母都不理不睬的。而外祖母一提起这事就非常生气，外祖母说：“他是想我家产了，他对他自己的亲老子都不好，怎么会对我好呢？”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王姓开始在村庄里应用。父亲独门独户，常常疲于应付村里其他姓氏的纠缠和打压。我不得不承认，我父亲的王姓，在麻坪河流域的与众不同。父亲曾修建了麻坪河流域第一个水力发电站，因此也让生活再麻坪河流域的人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异乡人。而我们姊妹四个，个个身材高挑，完全不像我祖母担心的那样，像个马桑疙瘩，倒像公路边迎风而立的白杨。
姐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而随后我、妹妹、弟弟，在其他姓氏的打压中，用另一种方式，自觉地离开了麻坪河。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正慢慢地将孙家院子遗忘，取而代之的是长沟的王某某。
是的，回老家盖一栋房子，方便我们告老还乡。还能将母亲孙姓，父亲王姓所丢失的土地，全部收复回来。然而生活就是这样，当初，我们怎样艰难地离开，如今就得怎样艰难地回去。事实上，如今的故乡，已经没有一块土地可以供我们自由地栖息了。坡地大多数已经退耕还林，稀少的稻田，根本不允许你作为庄基地。高山移民搬迁后，村里对建房用地做了统一规划。这些都是我们从故乡的亲朋口中探听到的最新消息了。
时光悠悠，靠山吃山，记得土地分到户后，很多添丁的人家，为了一分土地而绞尽了脑汁。以至于，每到冬闲，就在山仡佬里，在沟坎边上，在一切可以开荒的地方开荒。而偏偏我们家分得就近坡地，东一块，西一块，凑在一起居然有了十几亩。
在母亲去世后，在上学的空隙里，我们跟着父亲夏种秋收，秋种夏收。耕种、施肥、收割，在忙不完的农活里，我只对一块又一块的庄稼地感到厌倦。因为那没完没了的农活，我们甚至边干活边咒骂、抱怨我们家土地太多。我们对父亲广种薄收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那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土地对农民的意义，只能无奈地知道土地对我们糊口的重要。其实，村里相当一部分人多么嫉妒我们啊！一个六口之家，有十几亩地是多么地富足。
多少年过去，我依然记得那些个暑假，父亲带着我们给玉米锄草。山梁重重叠叠一直绵延到天边，太阳白花花地照着玉米地，让锄草变得无边无际，而我们像五只垂死挣扎的知了。在群山包围中，对生活充满了无奈，对自然充满了怨气。我们在心里一遍遍呐喊：“走出去，走出去，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山道难行，生活艰辛，任何一件事足以难倒孤掌难鸣的父亲。每每父亲从山下磨米面回来，唉声叹气，大发脾气。
母亲去世后，孙家院子瞬间开始衰败。上房倾斜严重，耳房破烂。每到暴雨天，祖母在厨房放满盆盆罐罐，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夜晚担心堂屋后墙会倒塌，害怕得不敢睡觉。而生活重压下的父亲，对险情熟视无睹。很多个夜晚，我们守着豆大的油灯，在父亲那“没心没肺”的呼噜声里，担惊受怕。唯有外祖母，哀声叹气，眼见房子挡风的木板，一点点被父亲卸下，一棵棵老树被父亲卖掉。我们耳边时常响着父亲斩荆截铁的声音：“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读书出去。”我们把成绩下降，当成对父亲这句话的侮辱。
为了长出飞过大山的翅膀，我们拼命地努力，拼命地挣扎逃离土地。父亲到旬阳二十年后，姐姐上了大学。二十三年后，我离开了家。三十年后，弟弟妹妹来到了省城。对于我们的出息，我不知道外祖母在垂暮之年是如何看待？
当我在遥远的广东听到她喝药自杀的消息时，我没有过多地责怪自己，而是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父亲。怀抱着七个月大的女儿，我没有回家，而是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去讨伐父亲，恶狠狠地指责，是父亲的再婚造成了外祖母的过早离世。我那要强的外祖母，我母亲的大妈、养母，从她夭折的两个孩子开始，到她的养女，到她养大的外孙们，无一不选择早早离她而去，仅仅是离开的方式有所不同。她的内心应该一直是孤苦无依的。母亲去世后，她和父亲屡屡吵架。父亲骂起人来从来口无遮拦，对她吼叫着“孤老婆子”。她无数次流泪地诉说着后悔，猜测着所有的不幸是否与父亲的八字有关，是不是父亲出生的月份不吉利，才导致我母亲的离世、孙家的衰败等等。外祖母和父亲，他们表面上格格不入，内心依然履行着责任和义务。外祖母知道父亲爱吃面食，一边在厨房里数落着父亲的种种不是，一边给父亲擀面条。在外祖母过世多年后，父亲和我说起，感叹着：“你婆那人啊，一辈子太要强，也太可怜！”说到底，我的亲人们，都是善良而有个性的人。
不管怎样，我们跳出了祖母的预言，我们按着父亲的心愿，依着全村人的性子，果断地扔下那十几亩土地，扔下了孙家院子。而父亲一辈子也不曾离开麻坪河，再婚，住在了麻坪河下游的继母家，直至脑溢血离世。
能构成一个人故乡的要素，除了房屋、土地，更多是亲人、朋友。
人常说，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而故乡呢，诗人说，游子是故乡手里的风筝。无论走到哪儿，走的再远，也被故乡所牵制。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某一日会希望叶落归根。
在故乡做一栋房子，即使村里人勉强答应。我们会和谁成为邻居？多年的离家，让原本就不怎么亲热的亲戚关系随机走向淡漠。我们的那些亲戚中，是否还有希望和我们走动的可能？
最后不得不伤感地承认，在我们离开故乡的这些年里，那些留在故乡的亲人正在慢慢减少，我们对故乡的了解在逐渐变得轻薄，薄得如随风而逝的白纸。而故乡待我，已经是遗忘多于记得。
宁眸，本名王春芝 七十年代人。祖籍陕西旬阳麻坪 笔名嫣然鱼儿、宁眸 鱼溪。赣州市作协会员，安徽省网络作协会员。曾任风起中文网短篇部副主编，短篇小说编辑。有散文诗歌分别刊登《散文百家》《创作评谭》《博爱》《作家天地》《散文诗》《新诗刊》《今朝》《文化信丰》《南康文艺》赣南日报、赣州晚报、瑞金报等杂志报刊。散文《一个古代的税务官》获得市国税局有奖征文优秀奖、散文《泥土的呼唤》获得风起中文网苗夫杯绿色中国梦有奖征文三等奖、散文《我和长征第一渡》获得县旅游征文三等奖，诗歌《六月的渡口》获得第二届旅游征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