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 | 辛波斯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
诗人与世界——辛波斯卡斯德哥尔摩演讲
[波兰] 辛波斯卡 ； 陈黎，张芬龄 / 译
据说任何演说的第一句话一向是最困难的，现在这对我已不成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句——对我都是一样困难的，因为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理当谈诗。我很少谈及这个话题——事实上，比任何话题都少。每次谈及，总暗地里觉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讲将会十分简短。上桌的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较容易受到包容。
当代诗人对任何诗人皆是怀疑论者，甚至——或者该说尤其——对自己。他们公然坦然走上写诗一途情非得已，仿佛对自己的身份有几分羞愧。然而，在我们这个喧哗的时代，承认自己的缺点——至少在它们经过精美的包装之后——比认清自己自己的优点容易得多，因为优点藏得较为隐秘，而你自己也从未真正相信它们的价值……在填写问卷或与陌生人聊天时——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职业不得不曝光的时候——诗人较喜欢使用笼统的名称“作家”，或者以写作之外所从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称来代替“诗人”。办事官员或公交车乘客发现和自己打交道的乘客是一位诗人的时候，会流露出些许怀疑和惊惶的神色。我想哲学家也许会碰到类似的反应，不过他们的处境要好些，因为他们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职业冠上学术性的头衔。哲学教授——这样听起来体面多了。
但没有诗教授这样的头衔。这毕竟意味着诗歌不是一个需要专业研究、定期考试、附有书目和批注的理论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场合授予文凭的行业。这也意味着光看些书——即便是最精致的诗——并不足以成为诗人。其关键因素在于某张盖有官印的纸。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俄国诗坛的骄傲、诺贝尔桂冠诗人布罗茨基就曾经因为这类理由而被判流放。他们称它为“寄生虫”，因为他从未获得官方授予当诗人的权力。
数年前，我有幸会见布罗茨基本人。我发现在我认识的诗人当中，他是唯一乐于以诗人自居的。他说出那两个字，不但毫不勉强，相反地，还带有几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为他忆起了年轻时所经历的不为人道的耻辱。
在人性尊严未如此轻易遭受蹂躏的较为幸运地国家，诗人当然渴望被出版，被阅读，被了解，但他们绝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众和单调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世纪的前几十年，诗人还竭尽心力以其奢华的衣着和怪异的行径让我们震惊不已，但这一切只是为了对外炫耀。诗人总有关起门来，脱下斗篷、廉价饰品以及其他诗的装备，去面对——安静又耐心地守候他们的自我——那白皙依旧大的纸张的时候，因为到头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伟大科学家的电影版传记相继问世，并非偶然。越来越多野心勃勃的导演企图忠实地再现重重要的科学发现或杰作诞生的重要过程，而且也的确能有几分成功地刻画出投注于科学上的心血。实验室，各式各样的仪器，精密的科学装置重现眼前：这类场景或许能让观众的兴趣持续一阵子；充满变数的时刻——这个经过上千次修正的实验究竟会不会有预期的结果？——是相当戏剧化的。讲述画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颇具可看性，因为影片再现一幅名作形成的每个阶段，从第一笔画下的铅笔线条，到最后的一笔涂上的油彩。音乐则弥漫于讲诉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的音乐家耳边响起的几个小节的旋律，最后悔演变成交响曲形式的成熟作品。当然，这一切都流于天真烂漫，对奇妙的心态——一般称之为灵感——并未加以诠释，但起码观众有东西可看，有东西可听。
而诗人最糟糕的，他们的作品完全不适合以影像呈现。某个人端坐桌前或躺靠在沙发上，静止不动地盯着墙壁或天花板看；这个人偶尔提笔写个七行，却又在十五分钟之后删掉其中的一行；然后另一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谁会有耐心观赏这样的影片？
我刚才提到了灵感。被问及何谓灵感或是否真的有灵感的时候，当代诗人总会含糊其辞。这并非他们未曾感受过此一内在激力之喜悦，而是你很难向别人解释说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几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也躲闪规避。不过我的答复是：大体而言，灵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专属特权；现在、过去和以后，灵感总会去造访某一群人——那些自觉性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用爱和想象力去经营工作的人。这或许包括医生、老师、园丁——还可以列举上百项行业。只要他们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挑战，他们的工作便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困难和挫败绝压不扁他们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生。不论灵感是什么，它衍生自连接不断的“我不知道”。
这样的人并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们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不是出于激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可厌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他们而受到重视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这对人类是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而就目前形势看来，未来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因此，虽然我不认为灵感是诗人的专利，但我将他们归类为受幸运之神眷顾的精英团体。
尽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许存有些疑惑。各类的拷问者、专制者、狂热分子，以一些大声疾呼的口号争权夺势的群众煽动者——他们也喜爱他们的工作，也富有创意的热忱去履行他们的职责。的确如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们不想知道其他任何的事情，因为那或许会减弱他们的主张的说服力。任何知识若无法引发新的疑问，便会快速灭绝：它无法维持赖以存货所需要的温度。以古今历史为借镜，此一情况发展到极端时，会对社会产生致命的威胁。
这便是我如此重视“我不知道”这短短数字的原因了。这词汇虽小，却张着强有力的翅膀飞翔。它扩大我们的生活领域，使之涵盖我们内心的心灵空间，也涵盖我们渺小地球悬浮其间的广袤宇宙。如果牛顿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园地面上的那些苹果或许只像冰雹一般；他顶多弯下身子捡取，然后大快朵颐一番。我的同胞居里夫人倘若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或许到头来只不过在一所私立中学当化学老师，教导那些家世良好地年轻女士，以这一份也称得上尊贵的职业终老。但是她不断地说“我不知道”，这几个字将她——不只一次，而是两度——带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这儿，不断追寻的不安灵魂不时获颁诺贝尔奖。
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便开始犹豫，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案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摈弃的纯代用品。于是诗人继续尝试，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命名为他们的“作品全集”。
有些时候我会梦想自己置身于不可能实现的处境，譬如说我会厚颜地想象自己有幸与那位对人类徒然的努力发出动人噫叹的《旧约 传道书》的作者谈天。我会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躬，因为他毕竟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至少对我而言。然后我会抓住他的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是这么写的，传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诞生于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物，你所创作的诗也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因为在你之前无人写过。你所有的读者也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因为在你之前的人无法阅读到你的诗。你现在坐在丝柏树下，而这丝柏自开天辟地以来并无成长，它是藉由和你的丝柏类似但非一模一样的丝柏而成形的。传道者，我还想问你目前打算从事哪些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将你表达过的思想做进一步的补充？还是驳斥其中的一些论点？你曾在早期的作品里提到‘喜悦’的观点——它稍纵即逝怎么办？说不定你会写有关喜悦的‘太阳底下的新鲜’诗？你做笔记吗？你打草稿吗？我不相信你会说：‘我已写下一切，再也没有任何需要补充的了。’这样的话世上没有一个诗人说得出口，像你这样伟大的诗人更是绝不会如此说的。”
世界——无论我们怎么想，当我们被它的浩瀚和我们自己的无能所惊吓，或者被它对个体——人类、动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难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所激愤（我们何以确定植物不觉得疼痛）；无论我们怎么看待为行星所环绕的星光所穿透的苍穹（我们刚刚着手探测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旧死寂？我们不得而知）；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座我们拥有预售票的无限宽广的剧院（寿命短得可笑的门票，以两个武断的日期为界限）；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它是令人惊异的。
但“令人惊异”是一个暗藏逻辑陷阱的性质形容词。毕竟，令我们惊异的事物背离了某些众所皆知且举世公认的模式，背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明显事理。而问题是：此列显而易见的世界并不存在。我们的讶异不假外求，并非建立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上。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列的词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接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看来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译者
信息
陈黎，本名陈膺文，一九五四年生，台湾花莲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著有诗集，散文集等十余种。曾获国家文艺奖，时报文学奖推荐奖、叙事诗首奖、新诗首奖，联合报文学奖新诗首奖，梁实秋文学奖诗翻译奖等。
张芬龄，广东梅县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著有《现代诗启示录》，译有《亲密书：英译陈黎诗选1974-1995》，与陈黎合作著译有《立立狂想曲》、《神圣的咏叹：但丁导读》、《拉丁美洲现代诗选》、《聂鲁达诗精选集》等。曾多次获梁实秋文学奖诗翻译奖及散文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