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 | 白军芳：送给乞丐的钱
白军芳
我在美国是大方的，但是，我在中国很不大方。我在美国的时候，每一星期都会施舍给乞丐们一些钱，但是，在中国，从来不。
我在中国变得很坏。
我在美国的时候，练习口语，经常在一家咖啡厅学习。我有的时候，要一杯咖啡，有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一坐一整天，没有人陪我聊天的时候，我就看书，如果有人愿意，我就和他们说话。经常陪我的有6位老人。四位男士两位女士。他们年龄都很大。汤尼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里，思巴塞安还在经营一个运输小公司，希恩和女朋友同居，靠她养活，安德烈是一位接受家族遗产的艺术家，每天的工作是画画和雕塑。
在美国，如果你想找一位正常的家教，很贵，每一个小时80-100刀不等。我没有钱，但是又需要训练口语，就在咖啡厅等，希望有人可以陪我练习口语。我几乎每天都去，因为那里有免费的网络，免费的座椅，还有免费的白开水。渐渐地，咖啡厅的服务员都认识我。如果我偶尔要一杯咖啡，不用像其他人那样，被吆喝着，自己去吧台前端取，有专人会给我送过来，轻轻放在我旁边：“your coffee ,please.”
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我在那里几乎没有碰到过我的同学，只有一次碰到我的老师，他看见我很惊讶，对我说：“这家法国咖啡厅是很贵的，你可以到隔10米外的星巴克。”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个价格贵的咖啡厅，只有有闲人才来泡。可是，这家的环境非常好，有我喜欢的深色的沙发，也有高背椅，桌子的颜色是木头的本色，深浅不一，但是，很高贵的样子。我拒绝离开。
从此后，我很少再买咖啡。
我在那里先认识了汤尼。他一脸的皱纹折叠着，皮肤是脸的两倍，但是，眼睛很明亮，眸子澄澈，褐色，晶莹，充满了火热的苗儿，他有一次过来，给我一杯咖啡，说想和我聊聊天，因为我愿意和人聊天，而且被人拒绝。
我被我的窘态被发现更窘。就放下书，开始聊。
他是意大利人，二战时期来到美国，参加过朝鲜战争，拿过奖章，现在靠政府的补贴养老。他的口音，有淡淡的意大利口音。
我相信，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帅小伙儿。他没有结婚。至少，那个时候单身。
后来就是思巴塞安，他每周二和周五都会到这家咖啡厅。自从认识我，他总会给我带一家披萨店的披萨。——他大概觉看得出我很穷。
我曾经拒绝。但是，不久，我儿子从中国来，他就每一周给他带冰淇淋，巴斯罗宾的牌子。
他是一个很高大的老人。两颊的多余的皮肤耷拉下来，鼻子出奇地高，西班牙人的脸庞，前额和鬓角仍然是俊朗的线条。他有家庭。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但是，他们都结婚了，我一个人过。”他说这话的时候，会把手向外面推，似乎是在赶他们离开。
他已经72岁，仍然在经营一家运输公司，有5个工人。人手不够的时候，他自己仍然会驾着车送货。“你知道，”他挥着手说：“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跑，跑，跑，多自由。”
我能想象他自由奔跑的样子。
那个艺术家，安德烈，喜欢把自己做的作品给我看，还送给我几个小雕塑，他会很诚恳地叫我谈看法，然后，恭恭敬敬叫我“professor”.他知道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也知道我英语不行听不懂教授的课在加速练习英语。就带了一本翻译的《老子》，一句一句教我念，然后跟我谈感想，问我理解的对不对。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老头念《老子》真是太合适了，那些“静”“无用”“博大”非常适合做口语练习消磨一个下午的光景。我费很大劲，要解释“超越”“升华”这些中国哲学的概念，非常艰难，可是，他仍然听不懂，仍然问。看见我急得红赤白赖的脸，他就突然纵声大笑，特别特别开心，我能够感觉到，能够逗一个哈佛大学“professor”捉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从心里来说，他的雕塑并不好。多是宗教题材，耶和华的面庞勾勒的也并不成比例，可是，我总是好心地夸奖他。是呀，对免费陪你学英语的雕塑家，你还不感激涕零？
有一天，我们谈起林肯，我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只是短短的几个句子，一下子吓坏了他。他激动的叫起来，兴奋地把咖啡厅老板叫来，然后，叫我背诵给他们听。我流畅地背诵，他们鼓起掌来。咖啡厅经理叫服务员端来一块蛋糕，还和我握手，欢迎我来他的咖啡厅喝咖啡，每一周可以送给我一杯。
他们觉得一个中国人，能够背诵美国总统的演讲，很，很了不起。
我并不喜欢咖啡。我拒绝了。
后来，我去他们咖啡厅的时候，服务员们都朝我微笑。
每一个周二、周五，离开了咖啡厅，我就坐地铁回住处，总会给站在地铁口的乞丐一块钱，因为，那一天，思宾塞安会给我带披萨，我觉得，接受别人的恩施，最好也给别人（比我更穷的人）一些恩施才好。
有一天，汤尼告诉我，看见我给乞丐的钱，“你是这样善良，白，你还给乞丐钱。他们都是懒虫啊。”他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可是，我接受你们的帮助，我想给别人以帮助啊。”我说。
简尼是汤尼的情人。她有一双碧绿色的眼眸，白皙的皮肤，高鼻子，典型的欧罗巴人。她和汤尼同居的时候，有了另外的男朋友，和他怀孕了，就离开汤尼，和那个人结婚。但是，孩子生下来是个有残疾的，左手五个手指头连在一起。于是，那个男人离开了她。她为儿子做手术。手，好了，可是，他又患上精神病，现在22岁的他应该被送到医院去，可是她不愿意，害怕他遭受虐待，所以，还是她在照顾他。
前几天，她儿子打伤了她额头，仍然能够看到斑斑伤痕。
她每周三到咖啡厅来。她找了一个护工，每周三到家里照顾儿子，她就趁机到咖啡厅放松放松。汤尼说，她两年前得到父母亲的遗产，她有钱了，才过来喝咖啡的。
“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当汤尼讲她的时候，我唐突地问。
汤尼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她只爱她儿子，哪怕他打她，她也不送他去医院，她是一个疯婆子！”
“疯婆子”见了我，总唠叨她儿子的病情。去了哪些医院，吃了那些药，病症如何控制，儿子如何打她……我很听不懂，因为她说话声音很小，而且有意大利音，都是些医学名字。她大约也不指望我听得懂，只自顾自说。
我发现，她说的时候，汤尼从来不答话，只静静听。
我也只静静听。
她说完三个小时，喝完咖啡，就赶紧离去，因为护工的时间也结束了。
“她就是个话篓子。”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汤尼轻轻说，一边摇头。
这个时候，他显得有点老态，有点难过。
我就要离开美国的时候，最后一周的周二，我到咖啡厅和老朋友告别。这个时候我的英语已经很不错了，先后到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做过学术交流，也翻译了一篇英文论文。那一天，思巴塞安来了，听说我要离开，有些难过，说：“白，我要送你一件礼品。你说说，你还缺什么？”我说我不要。
“白，你叫一个老头子送你一件礼物吧。我毕竟比你有钱。”他说。
——我并没有觉得，他爱上我了，或者另有企图。汤尼也说，你要求吧，一个老人的愿望。
我说，我需要一个行李箱。我回中国有一些书要带回去。
思巴塞安很快出去了。一会儿，他就用车拉过来一个行李箱。
咖啡店老板也出来了，他亲手给我端来了一杯咖啡，说是专门为我送行。
我喝完咖啡，和他们一一作别，思巴塞安开车送我回家。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美国。
回到中国的一段时间，我保留了给乞丐钱的习惯。因为我的收入高了，我的社会地位也高了，我觉得关心周围的穷人，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有一天，我给了一对夫妇20元，希望他们能买一顿饭赶走饥饿的时候，被我们的领导看见了。“啊哈，我可逮住了！我才知道都是那些傻瓜在给这些骗子钱了！白教授，你不知道吗？这些人是骗子！他们家里面，都是三层高楼，他们还不满足，他们专门在咱学校门口讨钱，果然有你这样的傻瓜蛋给他们钱。哈哈，你这里，”他指指自己的脑子，“有问题。”
我立刻有一种衣服被扒下来的感觉。
甚至，有一次，在学校教师开会的时候，他调侃我：“你们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白教授，居然被校门口的两个乞丐，就是穿着很干净的那对夫妇，给骗了，她还给他们钱！你说说，一个教授，上这些骗子的当，是不是智商堪忧啊。”众位在场的老师们都哄堂大笑。
我又有一种当众被扒光衣服的羞耻感。
从此以后，我轻易不给乞丐钱。
后来，我儿子告诉我，思巴塞安赠给我的行李箱是路易威登的。“名牌啊，值人民币8000多呢！”
我突然被这句话打伤了，一种疼痛戳在心脏上。不是，不是的，不是这8000块的赠与，是我送给乞丐的20块钱，以及遭受的耻笑。
我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