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 | 杨建英：姓甚名谁
杨建英
一
这几年我一直咬牙切齿地想改名，因为，我认为我这些年诸事不顺，一个劲儿地头朝下“走背字儿”是完全与我这名字没起好有关。
我极为羡慕那些把自己的姓名与人们耳熟能祥的俗语名词联系起来的人，如：姓时的叫时间，姓毕的叫毕然；姓吴的叫吴所谓，姓李的叫李拜天。您看这些名子多有趣，多响亮，多招人喜欢。您再看我这名字——杨建英！男人女名，很是晦气。雌雄不分，是我恨这名字的第一点；二是谐音不好。——“羊见鹰”、“阳见阴”，这羊羔见了老鹰能有个好？白天进入黑夜能说很妙？......
我曾在网上搜索过这个名字，想找一些同名同姓的“战友”壮壮声势，结果搜出一堆老太太。
在我们老家有这样的习俗，男孩一出生就起一个“贱”一点的名字，好养活。于是我的伙伴中就有了王狗剩儿、张狗蛋儿、许三丫儿、赵胖妞儿等等，不过人家那些都是乳名。随着年龄增长，除了一些长辈有时开玩笑喊那么一两嗓子，到如今，一个个成家立业，有儿有女了，谁还敢叫。我这名子就不行了，正尔八经的“注册商标”，写进户口本的，撕都撕不掉。
《金瓶梅》中潘金莲有言：“南京的沈万山，北京的大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人活一世，草活一秋，没个响亮的名字这一生是很窝囊的。我并非宿命之人，可人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举。我浑噩多年，一事无成，难道与这个不成气候的破名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总之，“难言之隐，一改了之！”
二
我记得前总理温家宝访美，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谈时说，中国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十三亿人口。“十三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多么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小。”我虽没有经天纬地之才，治国安邦之志，但也经常为这十三亿人的名字问题发愁。就凭这一百多个姓氏，三千七百多个常用汉字，要为十三亿人都按上一个得体响亮的名字，又不重复，何其之难！是的，重名问题是中国姓名最为突出的大问题。据说，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名子的字数。如今在我们这座城市新生儿起两个字的名字，派出所好象都不给上户口了。而内地一些大城市三个字都不行了。如此看来，今后这名字真得向日本人学习，弄成四个字、五个字的。可这就解决问题了吗？我看未必。
我们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名字是音译，字数多，可重名问题依然存在。不信，您站在新疆城市的繁华路口大叫一声：买买提，可能有不下二十个人回应您。
记得多年以前，我在矿山工作时，车间里有三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小伙子叫革命别克,都是先进工作者。依照传统，一个单位里有人重名重姓，那就参照买鞋的规矩，分出个大小号来。就象体育届的大小王涛；演艺届的大小陶红那样。我们对这三个“巴郎子”也分了号：大的叫大革命别克，小的叫小革命别克，还剩一个不大不小的不知该咋叫，大伙一合计，干脆！就叫“干革命别克”吧。车间主任也这么叫，早上开晨会主任分配任务：“大革命别克把井下四中段的配电盘检修一下；小革命别克一会儿和我一起去拉机油；车间里的雷管和炸药不多了，那个啥......干革命别克！你带几个人去炸药库拉一些回来......”
香港回归那阵子，国人除了兴奋之外，也看到了一些“古怪”的名字：陈方安生、范徐立泰、吕秋露微......天下还有这样的复姓？于是，很多人以为是报纸出了错误。后来弄清楚了，这是人家“女同志”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了夫姓。其实这也不新鲜，这种作法古已有之。象我奶奶那辈人都这样，如：我奶奶姓董嫁到我们杨家就叫杨董氏，依次类推诸如：张李氏、方王氏、赵陈氏等等，但如果姓马的嫁给姓齐的那就成了“齐马氏”（还“蹲裆式”呢！）；姓洪的嫁给姓奚的就更麻烦了——“奚洪氏！”。
扯远了，不过，这到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别致的，避免和他人重名的好办法。看来，前人比我们聪明多了。
三
我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我的父辈们所起名子的成败与得失，研究成果表明：他们的人生之路与他们所起的名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按家谱上排，我的上一辈是“得”字辈。因此，我父亲老大叫杨得海；小叔叫杨得山；堂叔叫杨得水。如今，这老哥仨都已过花甲之年。而纵观他们这大半生，我发现他们也真应验了“叫什么就得什么”的说法。
先说小叔杨得山，他这名字多棒！——“羊得山”有山就有草，靠山就吃山。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
我小叔是位艺术家。早年间，毕业于戏曲学校，学的是板胡。毕业后，分配到梆子剧团任琴师，傍的全是名角儿。起初日子过的还可以，后来，各种外来艺术冲击国内艺术市场，造成古老的戏剧艺术走了下坡路。国粹京剧都没了市场，戏曲梆子更是混得快和“白菜帮子”一个价儿啦，那就干脆退下来，不干了！之后，他专心画国画儿。拜在京城许多名师门下，其中就有国画大师吴冠中。现在他早已齐身著名国画家行列，先后赴二十多个国家办过画展，作品被中南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处收藏。总之，杨得山真就得益于他的山水画了。
再说堂叔杨得水，他这名字也不错，有水有草，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他十六岁进了城里的建筑队当了一名建筑工人，我们老家称这个行当为“泥水匠”。六十岁退而不休。老爷子手艺精湛，绝活很多，被公司反聘当技术监工。 每日下班，半斤猪头肉，二两老白干儿，一碗炸酱面。吃完，泡一壶“好叶子”，一边喝西湖龙井；一边听“二黄流水”，因此，杨得水也算得着水了。
最后，再说说我这苦命的老爹杨得海了。
我不知我那大字不识一筐的爷爷，咋会给我爸起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大海波澜壮阔，海水又苦又涩，有羊的活路吗？
我爸高小毕业后在天津参加工作，搞商业，就在海河边离海很近。如果不出意外，干到现在也将会弄个一官半职的，因为当年他的同事都发达了。不想，六二年支边的号召一提出，我爸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行之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新疆！他走时没和家里打招呼，等过了嘉峪关，才写了封家书。
起初，我奶奶不知道新疆在哪，还以为离石家庄不远呢。后来，问了村里一个“明白人”才弄清了这是咋回事儿。明白人说：新疆那地界儿八成儿和孙猴子取经去的那个西天是一个公社的。老太太一听，当时就背过气去了。
是呀！对于我们那个“离家五里就要写家书”，贪家恋土的故乡来说，我爸的做法着实是惊天动地......
这一晃都快半个世纪了，父亲是否找到了他生命中的那个“海”？答案是肯定的。几十年中，他穿越过沙漠之海、戈壁翰海、草原绿海、苍茫雪海、茫茫人海、艰难苦海。当然，对于我来说，父亲这大半生何尝不是一个深邃的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我父亲在家乡找到接收单位，流着泪打来电话说：哥，你回来吧！我爸也流着泪说：我离不开新疆了......
年前，我陪父亲回乡探亲，在与叔父们的欢聚宴会上，我发表了关于他们的人生与姓名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老哥儿仨听完哈哈大笑，异口同声地夸赞我说——胡说八道！
杨建英，男、北京人。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文联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散文百家》、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老山城》、随笔集《山城密码》、报告文学集《新疆脊梁》。自治区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新疆三史》解说词总撰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成就展（含北京展）解说词总撰稿。自治区“访惠聚”系列丛书《铿锵的脚步》（第一、第二部）总编辑。湖南毛泽东文学院第三期新疆作家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