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大家说┃村上春树：成为作家那一刻
我起床、梳洗、穿衣、和我的妻子出门散步。就在我们经过当地的一所小学时，我留意到一只落在灌木丛里的旅鸽。我走进它，发现它折断了翅膀。我小心地将它捧在手里，把它护送到了最近的警察局。当我捧着这只受伤的旅鸽走在原宿街头时，小生命的热度传达到我的手中。我感到它在颤抖。那个周日是如此明媚晴朗，树、楼房和店铺的橱窗都折射着春日的光芒。
——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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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成为作家那一刻
文 村上春树
译 韩宏
8月4日诺夫出版社将推出村上春树两部早期短篇小说的英文版合集《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Wind/Pinball: Two Novels），村上春树最近也撰文自述了两本书的诞生过程。
绝大多数日本人终其一生过着相似的生活：大学毕业找工作，工作几年后结婚。我本也将毫无意外追随这种范式。或者说，我预想我的生活也最终将变成那样。事实上，我的人生轨迹完全颠倒了过来：先结婚再工作历经磨难才得以毕业。
我恨透了给人打工，因此我决定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经营一家小店，让人们可以来这里听听爵士乐、吃吃喝喝、有说有笑。这是多么小确幸的想法：经营这样的生意可以让我从早到晚以最舒服的姿态聆听最爱的音乐。问题就在于，我和妻子结婚了，却还只是两个穷学生。因此，在最开始的三年，我和妻子经常在同一时间接好几份工作，尽最大可能省钱，彼时的我们活像一双奴隶。自那以后，我还向朋友亲戚借了不少的钱。1974年，我们带着不多的积蓄在国分寺市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那里有不少大学生出没。
在那个年代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比现在要容易的多。那个地方集聚了很多同我们一样有志于摧毁“朝九晚五生活”的年轻人的小店。咖啡馆、饭店、各式各样的商店、书店：你能想得出的应有尽有。毗邻我们的一些小店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在经营。国分寺市在当时依然是反叛文化的重镇，在街巷上流窜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辍学的。那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大系统里找到价值归属的时代。
我从父母亲家里拿来了老旧的直立式钢琴，开始在小店里表演现场音乐。那个时候，在国分寺市活跃着不少爵士音乐家，只需支付他们少许酬劳，他们便愿意欣然演奏。后来，很多人都变成了知名的音乐家；直到今天，在东京的爵士乐俱乐部里，我还能时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尽管我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还债却也不断折磨着我们。有一回，我们实在没有钱向银行还贷，妻子和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夜色深处，直到我们在街边拾得了一些钱款。我不知道命运女神的眷顾还是祈祷神明产生了效果，我们拾得的钱正好够还银行的月贷。因为还贷的限期就是后一日，这样的幸运真是再及时不过了。（相似的奇妙经历在我的生活中并不在少数。）
尽管如此，生活依然充满了乐趣。我还年轻，拥有最好的韶华，能够终日听到心爱的音乐，在自己的领地上是最尊贵的国王。我不用挤地铁，不用参加耗人心神的各种会议，不用忍受不喜欢的上司。相反，我有大把的机会遇见各式各样有趣的人。
我的二十岁就在借钱还钱和做体力劳动中度过。几年后，因为地产商要升级楼盘，我们从国分寺市搬出，来到了千駄谷的一条更加宽敞的大道上。新店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一架大钢琴，但是我们变得更加入不敷出。
回首过去，我能够想起当时的我们是如何辛苦地工作。我想大多数人在二十岁多的时候都拥有惬意的生活，然而我们真的无福消受这种“无忧无虑的青春”。我们只能快步走过青春。不过，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就会选择读书。和音乐一样，书籍亦是我的挚爱。无论有多忙碌，多么贫穷，多么精疲力竭，没有人能够褫夺我的这两份快乐。
当我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我们的爵士乐馆终于有了起色。诚然，我们并不是高枕无忧——我们依然负债累累，乐馆的收入也时高时低——但是，事情总算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1978年，阳光明媚的四月，我去明治神宫棒球场看比赛。那是中央联盟赛季的第一场球，养乐多燕子队（the Yakult Swallows ）对阵广岛东洋鲤鱼（the Hiroshima Carp）。那个时候我是燕軍的铁杆粉丝，因此我三不五时会去球场看他们的比赛。
彼时的养乐多燕子队是一支实力较弱的球队（你可以从他的队名中略知一二），没有大的赞助商，也没有大名鼎鼎的球星。自然，他们不是很受人关注。因此，尽管是开赛第一场球，球场的观众零星可数。明治神宫棒球场当时还未装置看台座位，我手握着啤酒坐在绿草地上。天空有着耀目的蓝，啤酒的凉意从罐体喷入心底，棒球在绿色的场地上飞舞，这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见过最悦目的绿。燕子队的首位击球员是大卫·希尔顿（Dave Hilton），来自美国一文不名的新手，不过后来他成了闻名遐迩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the Cleveland Indians）和费城人（the Philadelphia Phillies）的经纪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广岛的开球人是外木場義郎（Yoshiro Sotokoba），养乐多燕子队则派出安田武（Takeshi Yasuda）。希尔顿将外木場的第一掷击飞到左侧球场赢得了一个二垒打。球拍和棒球碰撞出的清脆响声在神宫球场回荡。稀稀落落的掌声响了起来。就在那一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念头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我应该写一部小说。
我依然能够确切的回忆起那一瞬的感受。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某样东西施施然从天而降，然后被我丝毫不差地捧到手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生发出这个念头，我不知道是何时产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感受到了它。这仿佛是一场天启。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生活彻底地改变了——当大卫·希尔顿在神宫球场击出那一记漂亮的二垒打。
比赛结束后，我买了一沓稿纸和一杆墨水笔，坐火车前往新宿。电脑打字在那时还没有兴起，一切都需要用手写下来。写作的冲动让我血脉喷涌，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我是多么激动。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钢笔在纸上写过字了。
自那以后，每晚我下班回家就坐在餐桌上开始写作。黎明前的那几个小时是我在一天里仅有的一段空闲时光。六个月以后，我完成了《且听风吟》。巧的是，初稿结束的时候棒球赛季也正好结束。那一赛季的养乐多燕子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赢得了中央联盟的冠军，并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败了太平洋联盟冠军得主欧力士野牛（Hankyu Braves）。这个赛季对于所有养乐多燕子队的粉丝来说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且听风吟》是一件短小的作品，近乎于是一篇小小说。尽管如此，创作亦绵延数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写一部小说。说实话，尽管我读书从不忌口，但是对于日本当代小说我从没有深入的研究。19世纪俄罗斯的小说和美国冷酷的侦探小说是我的最爱。因此，当代日本社会正在阅读什么类型的小说，或者我该如何用日语进行写作，我完全没有概念。
在之后的数月时间里，我全凭感觉写作，采用或许恰当的风格，摸着石头过河。小说最终成型的那一刻，我至今难以释怀。它仿佛是照着一个小说基本框架填写出来的，显得十分无趣，也让我心灰意冷。我想，如果作者都这样看待自己的作品，那么读者的反应将更加负面。当时我十分沮丧，自认为没有丝毫写作的天分。正常情况下，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我可能放弃写作事业。然而，神宫球场的天启依然不断在脑海回响。
现在想来，当下的我写不出好作品是再自然不过的。假使像我这样的门外郎一上手便写出经典的作品，那才是真正的天方夜谭。我试着去完成不可能之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再执着于写世故的故事，忘记所有“小说”、“文学”的教条，直观地去呈现那些涌上心头的感觉和想法，以我喜欢的方式把它们表达出来。
然而，做远比说要困难。对于我这样半路出家的野狐禅更是难上加难。重新开始，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摆脱稿纸和钢笔。只要我还在使用它们，就给我一种感觉我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我从壁橱里翻出了老旧的Olivetti打字机。我开始了一场实验，用英语写作。我总是乐于尝试，我想，这又何尝不可呢？
毋庸赘言，我的英语水平与创作的要求并不十分匹配。我的词汇量很少，语法也不好。我只能写简单的短句。这也就意味着，尽管我脑海中的想法复杂而汹涌，我完全不可能将它们以文字的形式全部呈现出来。语言必须凝练，我的想法通过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行文少了描摹，多了留白，一切故事都被安排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最后呈现出来的文本像极了肆意汪洋且未经组织的散文。我挣扎着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自我，不过，渐渐地，一种属于我的故事节奏开始初露眉目。
由于我生长在日本，日语词汇和表达范式对我的影响与生俱来。用外语写作，尽管会受到各种限制，但是日语的影响却得到了消除。我还发现，我完全能够用有限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实现观点和情感的表达，只要我将它们有效的结合起来、让它们为写作服务。总的来说，我意识到写作完全没有必要动用一堆高级的词汇——我并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来震慑读者。
后来，我发现克里斯多夫·雅歌塔（ Kristóf Ágota）用这种极简的风格创作出不少经典的作品。克里斯多夫在1956年匈牙利反俄暴动中避难至瑞士。她不得不开始学习法语。也正是通过用外语写作她成功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独属于她的写作风格。基于短句，作品呈现出一种极强的韵律感。措辞从不迂回，简洁明确，描摹准确且规避了情感负累。她的小说因此被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也昭示着浅表之下的深层主题。我记得在初读她作品，我不知怎么就感受到一种触电般的感同身受。她的第一本小说《恶童笔记》（The Notebook）在1986年问世，正好是《且听风吟》出版的七年之后。
当用外语创作出一种独属于我的作品节奏之后，我将Olivetti又存放回壁橱里，再次取出了那一沓稿纸和钢笔。我坐下来开始逐章“翻译”，“翻译”应该更加忠实，因为这将不是简单的逐字翻译。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全新的日语表达风格。一种由我发明、独属于我的风格。现在我摸着门道了，我想，我就应该用这种方式进行创作。
有读者曾说：“你的作品有种翻译的味道。”我想这是一位眼尖的读者，他抓住了我的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却也完全错过了小说的另外一种意涵。因为这篇小说确实是“翻译”的，所以读者的看法并没有错；但是这只适用于写作过程。这种初用英语写作后“翻译”成日语的“中性”风格许以我更大的创作自由。我的兴趣不在于创造出一种淡化了的日语。我想要一种超脱文学标准的日语，从而有助于发表出我最自然的声音。这就需要采用极端手法。至于翻译出来的日语，在我眼中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达的工具。
一些批评家认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语言是一种极具威胁的讽刺。语言是十分稳定的，当然这种稳定需要经历很长一段历史。它的自主性不会因为人们如何使用它而消失或遭受到严重损害。用多种方式去探索语言的可能是所有作家的固有权利——没有创新精神，新事物就不可能诞生。我的日语作品与谷崎润一郎的定然不同，与川端康成也不尽然相同。这很正常。毕竟，我是另一个人，一个叫做村上春树的独立作家。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清晨，我接到文学期刊Gunzo主编的电话。他告诉我，《且听风吟》入选了杂志的新人奖。距离神宫球场的赛季首场比赛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我也已经步入而立之年。那时临近11点，在昨日工作至深夜后，我依然睡得很沉。我恍恍惚惚地提起电话听筒，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电话那头是谁，他想要告诉我什么。说实话，当下我已经忘了我曾将《且听风吟》投给了Gunzo杂志。当我完成小说手稿并将它投出去之后，我的写作热情也就平复下来了。其实我自认为那远算不上创作，我只是将涌上心头的感觉写成了文字，因此能够入选新人奖是我绝没有想过的。事实上，我寄给杂志之后，我没有留底。如果他们没有选出《且听风吟》，这篇小说将就此消失。也有很大的可能，我将不再些另外的小说。生活是如此奇妙莫言。
编辑告诉我，总共有五篇小说入选。我很惊讶，但是也很困，因此对这个消息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感觉。我起床、梳洗、穿衣、和我的妻子出门散步。就在我们经过当地的一所小学时，我留意到一只落在灌木丛里的旅鸽。我走进它，发现它折断了翅膀。我小心地将它捧在手里，把它护送到了最近的警察局。当我捧着这只受伤的旅鸽走在原宿街头时，小生命的热度传达到我的手中。我感到它在颤抖。那个周日是如此明媚晴朗，树、楼房和店铺的橱窗都折射着春日的光芒。
那一刻，时光震住我。我意识到我得奖了。我想要继续写作，想要成为一个闯出一片天地的小说家。这是一个大胆的设定，但是我坚信会有那样的时刻。
1973年，作为《且听风吟》的续集我创作出《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我仍然经营着爵士乐馆，也就是说《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也是在深夜的餐桌上诞生的。我把这两篇小说称为餐桌小说，实有点爱与尴尬夹杂的情感在里面。在创作完《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后不久，我决心要成为一位全职作家，随后我们卖掉了店铺，我开始投身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那也是我小说家旅程的真正开始。
无论如何，这两篇小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像老友一样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可能无缘再重聚，但是我永远不会忘却那份友谊。它们是我生命中弥足珍贵的存在。一路上，它们温暖了我的心，给与我力量。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30年前我坐在神宫球场，那份天启施施然落在我的掌心；我也同样清楚地记得，春日午后我漫步至千駄谷小学，那只受伤旅鸽的热度传到我的掌心。我总是能够铭记这些激发我创作的小细节。这些细微的记忆让我相信冥冥中有什么在与我同行，并给与我去梦想的可能。这些感动至今伴我身旁，是多么无与伦比的人生体验。
（来源：界面 译者：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