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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多湾》:撕裂的历史与弥合的可能

2016-03-02 郑润良 原鄉書院

郑润良:撕裂的历史与弥合的可能


春节期间,广东金融学院黄灯教授的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络、微信圈广泛流传,再度点燃了人们对当下城乡差别的热烈关注与讨论。在她后续的一篇文章《谈论凤凰男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中,她指出,“说到底,农村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和令人揪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承受不起城乡撕裂的代价,也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后果。但愿更多的人将注意力对准‘凤凰男’后,能够留意到,农村孩子变为这一身份的可能已经越来越小。我们现在所要做的 ,不论是既得利益群体,还是国家政策,甚至是个体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立足现实,从件件具体而微的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弥合社会的裂缝,为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提供成长的通道。”


之所以在探讨70后女作家周瑄璞的长篇新作《多湾》之前要引用黄灯的文章,是因为这段文字的关键词语无疑是撕裂与弥合,而这两个词正是我在阅读《多湾》过程中脑海时时闪现的关键词。《多湾》出版以来,佳评如潮。从前一辈作家贾平凹的评价“一个柔弱的女子写出了一部大书”、陈忠实的高度肯定“周瑄璞的语言有一种迷人的色彩和丰沛的密度”,到同代优秀作家徐则臣的褒扬,“70后一直所谓的默默无闻,或者没有什么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像样的长篇。看到这部长篇的我非常高兴,又多了一本需要让文学界和读者慎重对待70后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季瓷、章西芳两位女性为中心人物贯穿全篇,串联起民国三十年代到新世纪、河南颍多湾县的乡村到城市西安、北京的巨大时空,叙述了近百年来以章家为代表的普通中国底层百姓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的命运浮沉、身份变化与泪笑歌哭。区别于普通的以家族故事为架构叙述中国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的一点是,这部作品带有作者自身浓浓的自叙传的色彩,在章西芳身上似乎映射了作者的身影。作者坦言,多年前读到《百年孤独》中乌苏娜的形象时联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了创作的冲动,感觉自己“应该用我的笔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出来。多年来,我在内心不断构思,到处收集素材,甚至觉得我来世上的使命就是写出我家族的故事。我相信它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出普通中国人走过的路。”《多湾》的成功,除了70后作家不多见的恢宏的历史视野、扎实的写实功夫,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其整体思想意蕴的统一,借助人物命运写出了百年来乡土中国所经历的诸种撕裂的历史,也暗示了弥合的艰难与可能。


如果说黄灯的文章揭示了当下城乡撕裂的图景,那么《多湾》则是以文学的方式展示城乡、传统、身份撕裂图景的前世今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规定,承受了迥然不同的命运。由于特殊历史时期僵硬的阶级论与二元对立思维,颍多湾的人们被粗率地划分为各种阵营,罗掌柜因为儿子的提示提前卖地进入贫农阶层,季瓷一家因为浪荡子败家、牲口连续意外死亡因祸得福成了中农。季瓷的前夫家小姑子于枝兰因为嫁得好成了富农,由此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命运走向。罗掌柜一辈子顺风顺水,于枝兰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儿子郭秉义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家庭成份问题去不成、绝望而死。季瓷在经历了饥荒、丈夫患病、子女夭折等不幸后,凭借勤劳与坚韧、自立与精明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城市,逐渐改变了家族命运的轨迹。章柿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得妻子和两个女儿得到了城市户口,但儿子西平却因超龄被卡,“从此后,她是西安人,哥还是农村人”,一家人被活生生地撕裂为两种身份,导致西平一家在生活上经历了更多的艰难坎坷。章西芳继承了奶奶季瓷的自立与精明,在城市中得以立足,却也因为“凤凰女”的身份在婚恋方面饱经挫折。为了使侄女获得城市户口,能够有相对体面的生活,她甚至想出了以身体贿赂权要的办法。可以说,撕裂的历史痕迹在小说中无处不在,这种撕裂的伤痕直至今日依然醒目,《多湾》以一个家族的历史生动地演绎了这种撕裂的残酷。和相邻相比,季瓷一家承受的撕裂的苦痛相对较轻,季瓷的坚韧、勤劳与精明应该说发挥了很大作用,她懂得在关键时刻利用罗掌柜对自己的好感与他家联姻,使儿子章楝被顺利推荐上大学,从而改变了家族在乡村中的处境。


当然,这种弥合并不具普遍性,却也反证了弥合的艰难。不管是黄灯的文章还是周瑄璞的《多湾》,都在提示我们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长久地关注。

郑润良


1976年生,福建福安人,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贵州民族报》、《神剑》、《人民文学》醒客APP专栏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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