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如何不信祂
我很小的时候就在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满脑子在想的是“为什么”，我比较关心的不是具体的物理世界，而是抽象的形上世界。很多小孩有兴趣想知道“怎样”做一件事。他们甚至会缠着爸爸妈妈问“车怎么会跑？”、“钟怎么会走？”、“种子是怎么变成一朵花的？”这类问题。我有些儿时玩伴就是这样，一天到晚都在玩车子、除草机、骷髅头。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工程师，有的成为医生、有一个成为地质学家，一个成为物理学家。可是我对这些问题一点兴趣也没有。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我的心就是不在这些问题上。
我年轻时对两件事有极大的热情，也耗去我许多的精力。一是运动，一是追根究底的问“为什么？”。我那时看不出二者有任何的关连，但现在回想便知它们在我身上是怎么凑在一起的。
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是二次大战时出生的。最早困扰我的问题是战争，我要知道为什么有战争。战争在当时四岁的我眼中，是相当无聊的。我不懂为什么罗斯福和希特勒不坐下来解决他们的歧见，不要用坦克、炸弹、军舰。当然我是为了我的好处才这样想。二次大战对我个人而言，代表的是我父亲不在身边。我两岁到六岁时，只在一张身着戎装的相片里看到我的父亲。他是个只能写信给我们的父亲，他只是我母亲口中的父亲。母亲每天晚上写信给我父亲，每封信末了都让我打上X和O两个字母。奇怪的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他们的父亲都没去战场。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在家，只有我爸爸不在家？”
战争的问题终于结束，对我来说是以欢喜收场。那天我在芝加哥的街上玩球，忽然听到大家在敲锅打罐，高声尖叫。我看见他们彼此拥抱，行动怪异。我原本懊恼这些怪事干扰我们打球，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是那天就是1945年二次大战的胜利纪念日。
我原本体会不出他们庆祝与我有什么关系，直到隔几天，我来到火车站；那里好象挤满了上百万的军人，还有好多女人在哭。然后部队排列整齐走进来。一大堆穿著军服的人看起来都一样，不过我看到一个人离我们约五十英尺，他丢下帆布背包，跪下来张开双臂，露出闪亮的牙齿微笑。我脱开妈妈的手，飞快跑过这五十英尺，一路闪过军人、背包，冲到父亲怀里。从那天起，战争和我没关系了。
然后是上学。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上学，我那时是怎么捱到学期结束的，到今天我还觉得是个谜。倒是记得我礼拜一上学就巴不得礼拜五赶快来。那时困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得一个星期五天上学，只有两天可以玩？我觉得这根本没道理。我爸爸看起来更糟。他好象无时不刻不在工作。我不知道如果人得花那么多时间作他不喜欢的事，而只剩下那么少时间可以作他喜欢的事，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学校我是个好学生，但是我的心不在功课上，运动才是我的最爱；我觉得运动才有意思，运动给我带来感官上和心智上的快乐。我喜欢那种身体配合行动的反应，例如打橄榄球闪躲对方球员、打篮球篮下单手挑篮、打棒球先踩二垒垒包再传一垒双杀。我全身精力都耗在运动上。学校图书馆和镇上图书馆里关于运动的书，每本我都读遍了。有关运动的大大小小我都了若指掌，我是运动方面的活字典。我的英雄人物是契普．希尔顿（Chip Hilton）。他凡事都顶刮刮。他是公平竞赛的典范。他是一等一的运动员。
运动场上练球对我来说完全不是工作。我从来没有因为太累而想停止练球。我享受练球时的每一秒。练球有一个目的，为比赛，为赢球。比赛有起点、有目标、有终点。赢球是真实能到手的，输球我则压根没想过。当我们球队落后时，我从来不想“输了怎么办？”，只想“怎么才能赢？”。和伦巴第（Vince Lombardi）一样，我从来没输过球，只是偶尔时间不够，来不及把比数扳回来罢了。我的教练是我真实生活中的偶像，因为他总有办法指点一条赢球的路。在球场上我愿意为他们卖命，视此为理所当然。
平地起波澜
可是有件事改变了这一切，也改变了我；这变化如此剧烈，直到今天仍余波荡漾。那是在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我妈妈来向我说，“儿子，你父亲得了重病，医生说没有办法了。你还是可以打点球，可是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了；你得找个兼职的工作。爸爸快死了，你得当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了。”我听到这事，外表冷静的像个英雄，内心却是充满愤怒。我不能相信还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二次大战我们不是赢了吗？打球时我们总是有办法在球场上赢球。为什么这件事我们束手无策？一定有办法的。医生一定搞错了。可是确实是没办法了。医生没错。爸爸不是一下子死掉，而是每天死一点。每天晚上我都得像消防队员拖火场的伤患一样，把爸爸衰弱的身体拖到餐桌上。
我还是打了一阵子球，可是已经不一样了。那些人在我眼中都是笨蛋。教练说“史普罗，我要你拿好这个球，你到哪儿都要带着它。带着它吃饭，带着它睡觉；你要吃它、喝它、睡它”。
如果是两个礼拜前他对我讲这些话，我会很喜欢，但是现在我要高声对他说：“你这个白痴！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根本没意思吗？”练球对我是折磨。运动和生命一样，只是反复作些无益的动作。契普•希尔顿是个神话，生命则是苦涩的笑话。裁判吹哨子判我犯规，我就把哨子塞到裁判嘴巴里。裁判判我出场，我就当他的面大摇大摆的走出去。我心中充满苦毒、挫折、困惑，没一样事成功。现在无路可走了。我放弃了。
我父亲最后一次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把他扶起来，背他到床上，他已经没有知觉了。二十小时之后他过世了。我没有流眼泪、没有一点情绪起伏。我好象橄榄球的四分卫，全程安排指挥丧礼的进行。随着我父亲入土下葬，我的心也跟着下去了。之后的那年我无止境的堕落（愤怒能使一个年轻人作很多事）。我成了一个标准的火爆浪子。初中我凡事规规矩矩，第二名毕业，高中我用尽各种邪门歪道，毕业是第一百五十七名。
信仰带来转向
业余橄榄球使我得到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之后我有了极大的转变。有一天在校园里，我的生命整个被翻转过来了。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把我叫到一旁，向我讲耶稣。我无法相信这家伙。在我眼中牧师都是娘娘腔，基督徒则都是胆小鬼。我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却有了一股冲动要读新约圣经，发觉每一页都散发着真理，这是我第一次读圣经的经验。这是我属灵经验的革命。其实过去我一直知道有位上帝，但我恨祂。在这个礼拜里我的怨恨与苦毒化为悔改。结果我得到的是赦免与生命。
我的故事可能应该是从理智的探索来到耶稣面前比较合适，但事情却是这样演变的，后来才有一股动力驱使我在理智上探索信仰。有一整年的时间我热切地读圣经。我不懂为什么没有全世界每个人都信祂。我的教授大部分是怀疑论者，校园里没有什么宗教气氛。我很快就开始面对各种从理智角度反对基督教的说法，大概人想得到的反对理由，我都碰到了。特别在这点上我很容易被人攻击，因为我过去的经历会让别人说我是因为情感上受过创伤，又在心理上需要一个“父亲”，所以耶稣乘虚而入，让我在绝望与苦毒中有了一线希望，所以我才会信耶稣。
我成为基督徒不久，就得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我信主是有客观的依据呢，还是只因为我主观的需要所致？。我开始经验到奥古斯丁说的“信心寻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因此我转攻哲学作为我大学的主修。
第一代的保守派
读哲学历史使我接触到几乎所有的世人，殚精竭虑地要取代基督教的各种学说理论。我看见世俗世界观的破产。斯宾诺莎、康德、萨特等人的看法都甚有洞见，只是他们好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前后一致的生命观和世界观。这些哲学家不必等别人批判他们，他们彼此批判就够瞧了。休谟批判洛克、康德批判休谟、黑格 61 25625 61 15791 0 0 1365 0 0:00:18 0:00:11 0:00:07 2888尔批判康德，如此周而复始，从未间断。人类凭思索想出来的学理都得不到确定的结果。不过研读哲学确实仍是很重要的批判工具，这对我的信仰历程很有帮助。我愈读哲学，就愈觉得基督教在理智上是可信的。
大学毕业我就进了神学院。我天真的以为神学院是个护卫基督教信仰，用学术解释圣经的坚城，结果发觉它是怀疑不信者的壁垒。这里弥漫着对古典基督教的否定，让我看到当代各种排斥正统基督教的批判理论，也让我看到各种学术角度对圣经的批判。这迫使我去面对圣经可靠性的问题。幸运的是我有两方面在支持我。一方面是我受过足够的训练，可以用分析哲学的工具，点出这些否定批判所用的哲学性假设。借着这些哲学工具我可以或多或少反过来批判这些批判者。我的理智比较不会被所谓自由派学者所用的薄弱哲学假设吓到。另一方面我有幸在一位肯定古典基督教的教授门下受教。他是我们最严的一位教授，对我们的学科要求也最高。他缜密的推理能力使我印象深刻。他的知识与分析能力在各位教授中有如鹤立鸡群。
神学院毕业之后，我继续到欧洲攻取博士学位。这对我来说虽是很辛苦，却是很愉快。我几乎每样功课都得用外国语来写，这对我的悟性是新的操练。我是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n）就读，我的老师是G.C. Berkouwer。他让我接触所有近代的神学理论与圣经研究。欧洲的系统使我接触到一种治学方法，是把神学与圣经当成严谨的科学来研究。用荷兰文、德文、拉丁文研读原典也使我多了一个新的学术工具。
从欧洲回到美国，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我在大学与神学院任教，教的科目很特别。我在一所大学几乎专教哲学，在另一所大学则教神学与圣经研究。我第一次在神学院教的课是哲学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把哲学与神学合并讨论。怪的是我也受邀教一门新约神学。在这讲究专才的时代，我却是被迫成为通才，在几个相关的不同领域里工作。
最后，护教学成为我的“专长”。这门学问顾名思义是护卫基督教，提出思想上的辩护，证实基督教的可信。通常专才到最后都会走上这条路。
我的训练不是在温室中培养的。我碰过各式各样的自由派学说。我是第一代的保守派── 这是我自己经过一番探索后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上一代传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训练使然。
教书这充满挑战的环境也成为焠炼我思考的好地方。我愈研究，愈教书，愈和不信者、批判者对话，就愈有把握基督教在悟性上完整而真实。事实上我认为基督教博大精深，又很精巧的表现出内部的一致性，我对此深深慑服，我对圣经的威严光耀心生敬畏，至于圣经所带出的能力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们若弃掉圣经，就是弃绝基督；弃绝基督就是弃绝生命。我的信念和马丁路德一样：“圣灵不是怀疑论者”（Spiritus Sanctus non est scepticus ;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skeptic），圣灵给我们的话语是明确的，比感觉、比生命本身更有把握，更确定。
选自 R.C.史普罗《叫我如何不信祂》前言
惠苇 整理 Mary 微编
2015年8月9日 当以嘴亲子 从诗篇第二篇看我们的生存处境 请通过点击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