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主教律法主义到新教加尔文主义（上）
【笔者按】
王约翰（1964.5.11）老师的'基本救恩神学'其实是对罗马书5－8章的生命体悟，是对他在天主教苦修数十年'功力'与'功德'的扬弃。听他娓娓道来自己重生的经历，听他恳切分析自己多年修道的偏失，听他借着天主教对基督教新教的批评等等，都让人有如沐春风、登山吟啸之感。他说：'任何宗派和组织都不能使人得救，惟有神的恩典才能救我们。'他是这样认为，但同时他又非凡强调改革宗长老制家庭教会的建制使命，并为之奔波、呼吁和践行。笔者（小约翰）于2001年9月15日对他采访，特以他自述形式发表于下。
✑ 八岁立志当神父
我从小就算是个基督徒，因为出生在天主教的家庭里。还记得1970年，我七岁时，还在'文革'期间，我们村里有1000多人，100％都是天主教徒。那时，我第一次正式接触了宗教信仰问题，是我父亲的姥姥在单独照顾我时对我讲主祷文。我对信仰很感爱好。第二年我上学了，当时我们村子里有一位没有封为修女的'姑娘'，大家都称呼她'仙女姑姑'，50来岁，非常虔诚、热心，她教我怎样向玛利亚祷告求加力量。她那里有一本经书--《通工经》，还有一本带有插图的《新约大略》，我对此书爱好不大，于是她就把《通工经》借给我，我就开始很有系统地按着次序来抄，不熟悉的字就用拼音写，慢慢对经义也越来越熟。后来学习歌颂玛利亚的《玫瑰经》时，我需要念珠，'仙女姑姑'就把我介绍给村里一位姓郑的神父。他看到我这么小就念经，非凡兴奋，对我很有期望，希望我长大后能够象我母亲的叔叔一样做神父，就很兴奋地帮我做了一串念珠，我也就越发虔诚追求。
九岁时，我和姥爷住在一起，秘密举行弥撒时，我在旁边帮助作辅祭，同时继续学习经书、要理问答……，想长大真能作神父。那时候我熟悉的字并不多，是一边学字一边学经。这样有三年之久，另外一些孩子也开始学习，但有些孩子还不能抄经书。我就跟'仙女姑姑'说，我想帮他们用复写纸复写。她独身一个人，靠养鸡维持生活，很兴奋我能有这样的热心，就帮助我买复写纸和纸张。我小学五年级时，在学校里看见有油印机，刻蜡版，一印就是一百多份，我在一边看得很是羡慕。它的原理很简单，我想自己做一个，去问了一下，买来三块钱不带木架的钢版，一支笔八毛钱，蜡纸两块八一桶，找来圆木给它套上自行车内带当滚筒；结果失败了，因为滚子不圆，但一个滚子又要七、八块，买不起。后来学校因滚筒中间有一道槽，买了新的滚筒，就把旧的给我了，因滚筒有槽就横推竖推，虽然有的地方重叠，但还是可以看清楚。我就开始'印刷'。郑神父胆子小，多次制止我，但都没有影响我和仙女姑姑的信心，就这样做了两年多。
初中时刚好赶巧教育体制改革，本来我坚定不移地想要考大学，但当我进入高中时一开始上历史课，老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甚至说解放前天主教经常杀小孩、挖心脏。这让我很迷惑，对我的信仰有很大冲击。回来后我跟郑神父说，神父说假如怕动摇信仰就不要读了。我还是犹豫再三。就在还没有决定时，我患了病，头昏、失眠，多梦，到医院去也查不出什么病来，但我感觉越来病越严重了。我的一个亲戚是大学教授，他说这种病在'文革'前有很多，是神经衰弱。就这样两方面的原因我就退学了。当然我还很愿意能有机会继续读书，后来看到新华书店有了许多复习资料书藉很是羡慕，希望能再上学，可是神一直都没有再给机会。
那年我已十六岁。退学后，我就一边医病，一边集中开始学习神学。那时刚好是政策开放了，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公开念经了，教会有了一系列活动，我就开始参加。郑神父对我很关心，要练习我作神父。作神父，对我来说第一个难关是拉丁文，我既无课本，又没有好老师，就跟我的姥爷暂时学一点。姥爷不愿意我作神父，所以教得也不积极。他希望我作一个好的信徒，反正和神父一样都是进天堂；母亲因为看到'文革'中神父们的悲惨经历，所以对此忽冷忽热，父亲不知为何却果断反对。
我读了一些灵修书，也看了一些圣人传记，自己很想象方济各?沙勿略一样成为一个圣人。理想越高，但挣扎越大，面临着很多问题。天主教的要理教导说信而受洗的人就都得救了，但若犯了大罪马上被判死刑下地狱，只有经过告解才能免除下地狱的死罪，但死后仍要下炼狱炼净暂罪才能进天国，暂罪想得赦免只有守律法立功补罪。所以在信仰生活中，遵守律法对付罪很重要。罪分为大罪和小罪，即在大事情上犯的罪叫大罪，在小事情上犯的罪叫小罪；小罪要下炼狱，大罪要下地狱，除非凡情形外只有告解才可以解除下地狱的大罪。告解分为五步：省察、痛悔、定改、告明和补赎。除了这基本的功课外，天天还要继续研读奥托的'信理神学'和张希贤翻译的'伦理神学'。其实'伦理神学'就是天主教对十诫、七罪宗和圣教四规的解释。这科也是作神父的必修课，因为神父听告解时的主要分析依据和判罪标准乃是此科。
但我对'伦理神学'理解得越多，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也就越大，犯罪也就越多！有时不懂还不知道是犯了罪，懂了之后就知道怎么犯罪了，犯罪真是人的天性。十六岁时，我对罪就非凡敏感，尤其是情欲的诱惑。我整天都是活在与罪的挣扎中，正如保罗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参罗7：18-24）那时，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几节经文，但却实有这样深深的经历。我从十六岁到三十岁总是在守律法不要犯罪这方面深深的挣扎。总是想：如何从罪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从而不再犯罪呢？一方面挣扎，一方面还要学习，我也希望将来能作一个好神父。'伦理神学'还是继续在抄在学。其前题是'不知不造罪'，明知故犯才是罪。有些神父也是经常这样教导说：'懂得越多，犯罪越多。'犯罪既然是由于'知'，那我干嘛还要学习而知道呢？然而，不学还不行，要想当神父听告解，就不得不学。这其间，碰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又不好意思问神父，自己一些犯罪习惯也很难改掉。
有一件事至今难忘。由于我对印刷从小就有浓厚爱好，发展到后来就油印神学书供修道士看，文字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时非凡需要一台油印机。'文革'时我们村里被公社拿走的一台油印机后来还回来了，负责此事的是我的当会计的姨父，他就让我拿回家，反正大家都不知道。拿回来后，我内心不安：这算不算是偷呢？告解时念念不忘这件事。在告解中神父姥爷说一切东西只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荣耀天主就没罪，但我还是有深深的负疚感。
告解时因为要清楚想起自己的罪，所以我就常预备一个笔记本随身携带，专门记罪。我就这样继续着我的'修道'生活。神父姥爷、父母都反对我去修道。郑神父说：'因为父母双方都反对，而圣经说坏树不能结出好果子'，所以就不想那么快收留我。但我还是不动摇，坚持要修道做神父。
再后来我干脆到离教堂一百多米远的土山山洞去潜心苦修起来！因为家人反对，教会不敢收留，我又只是一心想修道，吃饭和学习费用自然就成了大问题。假如有人料理，让我专心修道，那该有多好啊！但我连基本的学习用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吃饭还是我妹妹间或从家里偷一个馒头给我，有时候一整天什么吃的都没有。我用开水就着偶然得到的馒头，整日就是抄写神学书藉、默想、祷告，还有读些苦修方面的书藉，在这方面给我最大帮助的是《崇修引》，这本书约有一千页，具体介绍了克制各种诱惑的方法，但只能克制外面却不能克制内心。就这样生活了一年多。
这期间舅舅给我一些帮助，我就花八元钱买了一台中波收音机，晚上居然收听到基督教良友台的节目，一个洪亮的声音说：'本台免费赠予圣经，欢迎来信索取……'我很是激动，这是一位叫周光亮主持的声音。若是有一本圣经用来帮助修道、学神学多好啊！于是，我就给他写信，但连写几封却没有回应。我一位朋友在邮局工作，他告诉我要用国际信封。就这样，我用国际信封写了信，三个月后就有一本小册子寄给我。那时候坚持听良友台的农村圣经学院课程，觉得基督教和天主教差不了多少，以为他们只不过不拜教皇和圣母玛利亚而已。
我十九岁了，伦理神学的学习也基本结束了，舅舅很关心我常给些生活上的帮助。他的一位朋友也做电器开关的生意，我帮他推销一些。卖了九百多块钱，就借给别人做生意，想藉此可以从中取一些利来维持学习费用。没想到拿去的钱一去不回。于是我就放下修道的事情，到甘肃、四川和广州等地，辗转找那人要钱，就这样流浪了一年多。
回来后郑神父犹豫不决并没有立即为我安排。他要我作九日静默，并写出志愿书。我总没有因许多困难和拦阻而放弃。这时候形势又有了变化，北京的神学院招生，我因为外出耽误了报名，他们又是四年一招，于是只好等下一次。
天主教改革，开始脱离拉丁语，过渡到中文，文字工作更多了。至于我自己将怎样继续修道，郑神父仍没有给我安排，而家里依旧是反对。我就开始做小生意卖卖菜之类，等候能再有机会进神学院。这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有时想：教会既无条件安排，干脆找个对象结婚算了。那时侯福音广播也不听了，这样反复不定一直到了二十四岁，我还是没有着落，郑神父还是没有决定收留我，因为怕不是天主的圣召，而且也的确有些拦阻，主要是因我在外边跑了一年多，有一、二个是非信徒常在郑神父面前说我的坏话，为此神父就一拖再拖不知如何是好。
十字路口，我未来的岳父动员我结婚，并给我三天时间考虑，我最后决定结婚。主持婚配礼的郑神父虽因种种原因未敢收留我，但此时仍是舍不得丢弃我，他在教堂主持婚配时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摇头说：'我愿意娶她为我的妻子'。
编辑：小小
附：
2016.2.14 主日讲道-宋牧
《诗3：在受苦与冲突中争战与得胜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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