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和改革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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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革命》选摘之三
摘要
在所有的改教家里，加尔文对“宗教改革”之世界观所作的贡献，无论是就范围上的广度还是就内容上的深度而言，都是无出其右的。作为一种圣经世界观，加尔文的贡献深植于圣经（这本书是他倾毕生之力研究解读的）；他并以圣经见证为基，不懈主张：上帝的主权当及于生命的全部而不只是神学与教会。
约翰•加尔文（１５０９—１５６４）是改教家里的第二代人，在前辈的成就上推进工作。就此而言，和第一代改教家如路德比起来，加尔文与中世纪综合的决裂显得不是那么有革命意义；他更多地是巩固提升已有成就。不过，加尔文有他自己的显著贡献，最明显的就是打造了一个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
加尔文虽然在神学上继承路德，但他的教义形成路线和路德不同，这是因为他更彻底地贯彻了“唯独圣经”的宗教改革原则。加尔文不是改革宗的发起人，该宗亦有许多其他重要奠基者如乌尔里希•茨温利（１４８４—１５３１）、马丁•布塞（１４９１—１５５１）、海因里希•布林格（１５０４—１５７５）、西奥多•贝扎（１５１９—１６０５）等等，但他对改革宗影响之深刻透彻，令学者将该宗称为加尔文宗。加尔文的教导决定性地造就了改革宗的教义与世界观。特别是在早期，改革宗和信义宗之间有一些不和，并且加尔文与好些路德门徒也有争辩，但加尔文对路德是深为尊重的。
加尔文的早期教育是为了日后在教界谋职准备的，并且他受的是律师训练，但在爱好上他是个有志向的人文主义学者，这从他的第一部著述，对塞涅卡《论仁慈》（De Clementia）所作的评注（１５３２）就可看出。加尔文将精致的辩论技巧和高超的文学与文本分析能力带入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也由此成为圣经最伟大的解释者评注者之一。加尔文集中精力研经，圣经在他那里不只是历史文学著作，而首先是上帝的真实话语，用来教导读经者如何认识上帝，如何有生命。加尔文的声名主要体现在他的《基督教要义》，这本基督教教义手册因其明晰性和系统性而著名。加尔文在１５３６年首次出版该书时，希望它能成为愿意研究圣经的人的工具。故此，它对所有有志神学家的主要目的———研究圣经和运用圣经而言，都是一种帮助。这部书几年之内数次再版，最终在１５６９年时以拉丁文定型，但加尔文始终在前言中保留第一版的声明，就是这本书旨在有助圣经研究。加尔文无意让《基督教要义》仅凭自身就成为被研究对象，无意让它独立于圣经。
在《基督教要义》开头，加尔文问什么构成真智慧。这是一个认识论和神学问题。这样，加尔文一开始就为全书以及他自己的世界观定下了基调：以上帝为中心。这一点足可显明他和中世纪综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之不同。加尔文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像路德那般充满辩论味，他并不将矛头指向亚里士多德，也并不特别强调拒绝把理性当作神学权威的出处。
加尔文在著述的开始，就以上帝的自我启示为认识上帝的关键所在。加尔文的讨论开端，并不是追问或证明上帝的存在（就像阿奎那的归纳经验法那般），而是考察我们如何能认识上帝，认识我们自身（再扩展而言：认识周围世界），而就是这些个“认识”，构成了真智慧。
我们拥有的几乎全部智慧，也就是说真实可靠的智慧，都有两个部分：对上帝的知识以及对我们自身的知识。但在有许多束缚时，何者居先并产生出另一者，却不易分清。首先，若不立即将自己的思想转向默想人“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的上帝，则没有人能判断他自己……实在地，我们的存在本身就不是别的，而只是在独一上帝里面的持存……其次，显然地，人除非首先仰望上帝，然后从默想上帝下降到审察他自己，否则，他绝不会对自己有清楚认识。
加尔文并不证明上帝存在，他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接受上帝的存在。对上帝的知识是直觉性的：我们都有一种“对神性的意识”（sensus divinitatis）［８１］，在我们里面都内在地植入了“宗教的种子”（semenriligionis），它构成了我们知识的主观性方面。实际上，所有被造物都在传扬上帝的知识，因为上帝所造的就将上帝显明出来，使这种知识成为客观知识。因此，上帝为他自己所作的见证包围且渗透了我们，让我们无可推诿。但是，加尔文指出，我们压抑了自己直观地和客观地认识的真理；我们扭曲这真理，拒绝承认上帝，拒绝给他作为创造之主当有的敬拜。这种对真理的压抑，来自原罪与本罪；因着罪，我们无法靠着独立的自然理性认识上帝。
就此而言，圣经对于认识上帝和我们自身，极为重要，因为只有以圣经为基础，我们才能对上帝对自己真有所知，特别是当我们由着圣灵的工作而信赖上帝的见证时。这样，实际说来，我们的知识要得完全就要以圣经为基础。
加尔文把罪的效果比成视力的减退，又把圣经比成眼镜，可以克服我们观察周围世界时的那种模糊不清。
即便你将最美的书卷置于老者、两眼昏花者、低视力者面前，他们虽能认出那是写着字的书，却很难认出哪怕两三个字，而一旦有了眼镜的帮助，他们就立刻能清楚阅读；同样，圣经将我们头脑中原本模糊混乱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收集起来，驱散迟钝，向我们明白地显示真上帝。
针对那些反对太过依赖圣经来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的意见，加尔文如是回答：
圣灵的见证超乎所有理性。正如在上帝的话语中只有上帝才是他自己的合适见证人，同样，除非圣灵的内在见证已经医治了人心，否则它不会接受上帝的话语。这同一个灵，他既已藉着先知的口说话，就必刺入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确然相信：这些忠心先知所讲说的正是上帝的旨意。
这样，加尔文的重点在于上帝的主权，他对理性在信仰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的见解与路德正相呼应。无论是加尔文还是路德都不排斥理性，但他们都明确地让理性顺服上帝对自己的见证。加尔文责难一些人以外在证据来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他的责难让我们更显然地见到理性在信仰之事上如何短见：“有人试图向不信者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但这不过是愚妄的徒劳，因为只有信心才能知道这一点。”
总结起来，我们之所以得到关于上帝的真知识，不是凭着自主的人类理性，因为罪已经夺去了理性达到这种知识的能力。只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和圣经的见证，我们才能得着这样的知识，而只有虔信的人才能这样得着。
此外，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我们通过创造和圣经客观地知道上帝。因着“对神性的意识”，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同时也是主观的、个人性的；我们认识到他是创造者、救赎者，是主。我们所具有的关乎上帝的知识，是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活生生的互动，这一互动向我们发出回应邀请———过敬虔与敬拜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加尔文那里就是对上帝的爱与敬畏之结合，并且我们若想知道上帝，这种结合就不可或缺。
如果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加尔文的世界观的话，那就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在讨论加尔文的认识论时已经见过这一点；它是贯穿加尔文思想与教训的特征所在。因着这一强调，加尔文的教训乃至改革宗传统有了最为彻底的圣经世界观。
因着对上帝之主权的强调，加尔文坚持：我们所当关注的，不是在自身中独立的上帝，而是有着某种属性的、和我们处在某种关系之中的上帝。
上帝是什么？提这个问题的人，只是在玩弄空疏的思辨。真正重要的是上帝的本性为何，由这一本性发出的东西为何。
这样，加尔文与中世纪综合的决裂，和路德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且最好可以概括为：从希腊的、认识论范畴的上帝理解，回返到圣经式的上帝理解。上帝是有位格的，他是作为一个位格而不是作为第一推动者或第一因为我们所知。
作为位格性的上帝，上帝以创造者和维护者的身份运行于他所造的一切被造物里。上帝人格性地、不断地、主动地参与到他的造物之中，以维护它、治理它、引导它，这是加尔文上帝护理说的部分内容。当上帝在他所造的世界中行护理之工时，他的主权就有了具体表达。从上帝的主权来看，被造物是不能分为属世领域与属灵领域，世俗的国度与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他的护理惠及所造的一切。虽然上帝从不离开自己的造物，但加尔文绝不将创造者与被造物混在一起。上帝参与而不是等同于他的被造物。
这样，加尔文的上帝主权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奠定了加尔文对世界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上帝的主权由此于基督徒的世界观和实践而言都有了巨大意义。正是因着上帝在护理中掌控万有，基督徒可以满有信心地活着，并且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参与日常活动。
因此，基督徒的心既已全然确信一切都照上帝的安排发生，确信没有什么事情是出于偶然，就永远都会以上帝为万物的首要因。……基督徒的心不会怀疑，正是上帝的护理在警醒地保守它，并且上帝的护理允准任何事件之发生，都是为着这颗心的美善与救赎。但既然上帝首先关心的是人，其次是其他被造物，则基督徒的心会确信上帝的护理在这两者中都掌权。
加尔文以上帝的旨意来抵挡那种见解：上帝是和被造物无关的抽象遥远存在。上帝是我们在旧约新约中认识的上帝，不是我们在希腊哲学中学到的上帝。加尔文的这种立场反映了宗教改革的总体特征：神学与世界观上的圣经革命。
圣经范畴与奥古斯丁范畴同样统治着加尔文的人学，而正是人学使他拥有展开这一教导的平台：上帝在救赎中掌主权。加尔文对由原罪而来的堕落之强调，呼应着路德，呼应着奥古斯丁，并最终呼应着使徒保罗。
我们都在本性的每一面这般地受损、悖逆，以至于因着这一次的大堕落，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被公正地咒诅和判为有罪，而上帝只接受公义、无罪与清白。
原罪的果子在我们存在的每一处结出来，而且每天如此。
这一悖逆在我们里面没有止息，总是不断结出新果———就是我们说过的种种肉体发动———就像火炉喷着火苗火星，又像泉源不断涌流。……因为我们的本性不单是缺乏善，而且还如此地富余各样恶，以至于不能无所事事地停歇。……人本性内的每一样东西，无论是理智、意志、灵魂、肉体，都满了污秽。
原罪在关乎上帝的知识方面所结的果子，我们已经见到了。加尔文在此指出，堕落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若非凭恩典，我们在意愿和行为上都不能取悦上帝。事实上，唯一的救治就是一个新心，而这要由圣灵掌管的再造产生出来。
加尔文救赎观的独到之处，是明白地强调人的无能，强调救赎全凭上帝的工作和拣选之恩。加尔文的救赎论以拣选说为中心，因为它强调的是上帝的施恩之选：上帝救赎他召的属己之民，让他们与自己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联合，赐他们圣灵。在整个工作中，拣选是出自三一的。加尔文对拣选（及预定）的强调，不只是出于强调上帝主权而引出的逻辑结果。事实上，这首要地是因为他运用圣经教训。加尔文前后一致地将自己所教导的一切都建立在他从圣经学到的教训根基上。加尔文和路德一样，主张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主张救我们的信是上帝的恩赐。要说两人还有不同的话，就是加尔文更热切地强调上帝的拣选之恩和上帝的主权，同时又强调，在为自己的救赎作出什么贡献或努力上，人是完全无能的。
就像讨论路德时一样，我们现在转而考察加尔文圣经世界观的两种特殊运用，即考察他的教会观以及教会与国家之关系观。在某些重要方面，加尔文对教会的理解和路德一样。加尔文主张真教会是无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是一个混合体，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有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加尔文和路德一样主张信徒皆祭司，反对天主教以祭司为自我独立的阶层，但加尔文不是太常地使用这种表述，并且将这一观点更多地建立于基督的祭司身份上。
加尔文的有形教会观较之路德更成熟，尤其是论到它的特点与结构，它与无形教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它和假教会区分开。照加尔文看来，圣经所教导的真教会的特征就是：传讲上帝的道和举行合宜圣礼（圣餐与洗礼）。加尔文几近以纪律为教会的第三特征，虽然他从未真的如此行，而是把纪律比作身体（也就是教会）上的肌腱。
加尔文研究了教会的治理，试图找出其正确的圣经形式。在这一问题上他并没有什么教条，但他相信合乎圣经的形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长老制；他根据圣经分出四种职分：教师、牧师、长老、执事。加尔文主张，掌管教会事务的不是权势官长，而是教会成员，包括选出来的牧师长老执事，他们一当被选，就应决定敬拜形式，执行纪律，监督教会事工。加尔文相信教会的基本单元是地方性聚会。由这一点，以及对教会纪律的强调，可看出马丁•布塞对加尔文的影响，并且由他而溯源，还可看出重洗派对加尔文的影响。
不过，加尔文和布塞都反对重洗派的分离主义，反对他们拒绝参与社会。加尔文对教会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解，可从他的教会与国家之关系观上看得最清楚。和所有宪制改教家一样，加尔文是在《 基督教著作全集》（Corpus Christianorum）的框架内工作，这一框架预设教会与社会之间有着必然性的紧密联系，它作为来自中世纪的遗产，影响了许多改教家的思想。加尔文的思想框架不像路德那样是一系列的二元论：精神的与世俗的，上帝之国与今世之国的二元论。因为加尔文肯定上帝是万有的主，肯定社会或生活的无论哪个部分都不能脱离上帝的治权。
加尔文不像路德和重洗派那样肯定教会与国家基本而言是分离的，而是试图在秩序的原则下让两者互相协调。加尔文以“约”的概念解释神人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加尔文相信政治以及建立公民秩序的冲动都发自人的本质属性：“在人内心都有某种政治秩序的种子，这就有力证明：关乎今生的治理之事上，人都有理性之光。”加尔文教导说，上帝给公民政府命定的目标就是“尊重并护卫对上帝的外在性崇拜，捍卫引人虔敬的可靠教义，捍卫教会的地位，使个人生活和公众社会相一致，使人的社会行为和公民正义相一致，使人与人之间彼此和好，促进普遍的和平与安宁”。这样，公民政府乃是为着实施上帝刻在“两块法版”上的法律而存在：处理我们与上帝的纵向关系的法律，以及处理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的法律。
虽然加尔文和路德一样教导国家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但加尔文的叙述丝毫没有同时代的人对国家抱有的悲观态度；加尔文将世俗政府与宗教性的社会结合起来。加尔文相信国家和教会一样是上帝的创造。虽然它们互相独立，但都有一个共同活动：护卫秩序。正如路德所说，国家的功能是实施秩序，惩戒恶行，但于加尔文而言，国家还有一个正面功能：提供各种手段，“以使人被教化，知道什么是作为人的责任，作为公民的责任，而这些责任正是人必须持守的。”加尔文无疑认为，在上帝所定的秩序里公民政府有很高位置。他认为国家是上帝教化人的工具，是在今生提升人让人得到进步的工具。
加尔文的教会与国家之关系观里，有一个无论是路德还是重洗派都没有的独特观念：基督徒地方官员。在《基督教要义》第四章，加尔文把公民政府和教会一样看成“恩典的手段”，并在这一背景下讨论基督徒地方官员。加尔文对地方官员表现出极大尊敬，认为所有的领袖包括国王都是上帝的牧者与仆人。掌管权力是来自上帝的呼召，“是最神圣最尊荣的”，它直接来自上帝；地方官员当行为合宜，对得起这一崇高职位。
这样，加尔文实际上缔造了和牧师相对应的政治或行政对等物。地方官员“当倾尽全力，捍卫自由（这一捍卫的职分就是交托给了他们的），使之不在任何方面被削减，更不用说被冒犯”。加尔文甚至说，在这一职分上的疏忽，无论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都会使他们成为“叛国者”。地方官员所承担的乃是“施行审判与正义”，是“保护与接纳清白无辜者，使他们得辩护得自由”。故此，地方官员“当抵挡不虔不敬者的胆大妄为，压制其暴虐，惩罚其恶行”。在实施正义时，地方官员当在审慎中或严厉或宽仁，“免得因着过分的严厉，他倒成了祸害，而非救治”，或者，“因着对宽仁的迷信式情感，堕入最残酷的柔和，因为他以这软弱无羁的温和，听任多人毁灭。”最终而言，地方官员当向上帝、向人交账，这一点可见于加尔文对《罗马书》１３：４所作的评注。
既然他们（地方官员）是上帝选出来为上帝做工的人，他们就要向他负责。但上帝托付给他们的这一职责是和他们治理的民众相关的，所以他们也当对这些人尽义务。
上帝与人之间的协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定，都是借着约（在此即是经上所记的约），这样，上帝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地方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借着约。
在所有的改教家里，加尔文对“宗教改革”之世界观所作的贡献，无论是就范围上的广度还是就内容上的深度而言，都是无出其右的。作为一种圣经世界观，加尔文的贡献深植于圣经（这本书是他倾毕生之力研究解读的）；他并以圣经见证为基，不懈主张：上帝的主权当及于生命的全部而不只是神学与教会。在我们所论到的宗教改革各派里头，改革宗在其导师加尔文的带领下，深刻地意识到上帝的主权和统治遍及我们存在的每一面。改革宗神学因此给出了一个最为一致的选择，来取代中世纪综合世界观或现代世俗世界观。
选自《世界观的革命》第七章“宗教改革：世界观的革命”
惠苇文编 Mary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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