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教修辞学，如何教修辞学
修辞学是清晰有力讲话的艺术，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修辞学是理解并用来说服人的有效手段。当然，在一个人能清晰有力地说话之前，他必须能清晰有力地思考。如果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那其他人也不大可能知道。如同加图（Cato）所说的：“抓住主题，话语随之而来。”[1]这就是为何在教导修辞学之前，掌握语法和辩证的教育必须先行的原因之所在。
这应当适合于每一个人，对吧？我们现代统计学的教育者无疑热衷于教导“批判性思维的技巧”。流行贴纸也嘱咐我们要“挑战权威”，即是此种思维广为普及的例证。这是质疑、区分、查究和反对的心态，但这么做也只是在一个相对流行的意义上而言。对“给定答案”进行批判性思考，是因为它怀疑还有其他答案。简言之，它怀疑除了怀疑本身这一可靠性之外的一切东西。唯一值得尊敬的权威乃是自己——质言之，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
对贴纸合乎逻辑的回答（我们这些人对贴纸的驳斥）应当是：“谁说的？”为何我们总被权威般地谆谆告诫说要质疑权威？一个有逻辑的提问者应当受过训练，可辨识出这种自我矛盾的问题，更正它们，并形成一个正确的答案。当然，使用“正确答案”一词会激怒教导批判性思维技巧的拥趸。“正确答案”被视为专横傲慢、独裁主义，是对学生自尊的粗野冒犯。这么说也相当正确。对思想模糊不清的人来说，逻辑肯定是专制暴君式的。但上帝乃是用公义治理，不顺服祂权柄的人，到头来屈从的却是自我矛盾的贴纸的权威。
那些试图反复灌输“批判性思维技巧”的人，以提问者的权威作为预设之前提。在确定“任何东西可为自己所用之前”，他进行查验、探究、质疑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此种进路假定了疑问的首要地位，并以提问者的主观权威作为其根基。而逻辑分析假定的是论证的客观权威。这条进路假定了有效获得答案的首要地位。理性的人对于什么能够为他使用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果他从未出生将会是怎样的情形。换言之，他只对衍生合理论辩的客观真理感兴趣。不管怎么说，表象可能具有欺骗性。“批判性思维技巧”强词夺理的主张，的确使教育者只在一个圆圈中相对性地打转，发出一些狡黠的杂音。基督徒教育者不应当被其愚弄，因其不过是在虚空边缘老于世故又富于机智的喋喋不休而已。如此喋喋不休决不是要作为修辞来考虑，并且需要在基督教古典学校中加以教导的。
在一篇论修辞学的文章中首先讨论逻辑，是因为在圣经的背景下，清晰有力地言说已无法与清晰有力地思想这一基础相分离。这个要点必须要指出并加以强调，因为很不幸，在我们现代世界中，修辞一词跟清楚思考的反面相关——不是跟含糊不清的思考相关，就是跟有意欺骗的思考相关。除了说对手“不过是一堆修辞”外，[2]并没有一个更容易的办法来驳回对手的论辩。这个问题就证明为何有必要对作为这一主题入门的清晰思维进行辩护。修辞学已沦落为一门声名狼藉的学科。故此，在我们强调学生对于他们要表达的任何主题必须先想清楚之前，我们自己必须先想清楚这一主题。
修辞学含义
在普遍的理解中，修辞学是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过分夸张其词的风格。修辞这个词的用法中，词语被政客的各种主意取而代之，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一言以蔽之，通常的观点认为修辞学不过是一堆言之无物的东西。这是词的含义与其本来意思全然相反的一个显著例子。修辞学的这一通常含义（伴随着对它的普遍反感）的绝佳例证，可能要算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近来的演说与写作。一位观察家评论道：“为寻找一个观念，他的言辞留下一支措辞浮夸的大军在大地上挪动的印象。有时这些漫游的词语实际上捕获了掉队的思想，并把它作为战俘而耀武扬威地押解着，直到它死于过度劳役。”H.L.门肯（H. L. Mencken）更不客气：“他写的是我所见过的最蹩脚的英语，使我想到一条胀鼓鼓的湿海绵，挂在晾衣绳上的破烂衣物，变馊了的豆汤，大学里的喧嚷嚣叫，群狗朝着无尽的黑夜傻乎乎地狂吠。更糟糕的是，它还悄悄混入了几分恢弘。”[3]哈定明显擅长此类冗长的夸夸其谈，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修辞”的一个好范例，但其实不然。
也许我们可以将修辞学者定义为，一个“为对广大听众施加影响而向其演说的娴于辞令之人。”[4]这种公开讲话的语言比日常的谈话通常要崇高一些，而当它有效完成时，它不会将注意力吸引到语言本身上。因为这正是讲话之人的拿手绝活，而掀起听众的敌意则证明缺乏此类技巧。重点是要打动听众，而非让他们朝门口走去。
听众必须要顾及到。受过修辞学教导的人不是上发条的玩偶，无需考虑听众的趣味和前设，走出去就可以开口讲话。是故，修辞学若运用正确的话，对演说者前面的听众来说很大程度上是隐而不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我们更喜欢花团锦簇的语言，因此一名修辞学者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演说，他的话比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可能更文采飞扬。如果我们阅读这样一篇演说词，也许我们会留意到其中某些刺眼的问题，而普通听众绝对不会注意到。这些润色对修辞学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但对一些特定的听众而言它们却不可或缺。
针对一些更加正式的场合修辞学要进行筹划。一个人自言自语时可能思维很清晰，闲坐在客厅中时也能跟朋友谈笑风生。尽管他思路清晰，尽管他也运用了言辞，我们却不会说他是在使用修辞。得体的修辞是用在一个正式的环境中——最初就是在法庭上。
修辞学是古典课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本文开篇就强调逻辑分析的重要性。精确的逻辑对修辞学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在课程中的每一个地方（更早时就已开始）研习形式逻辑对修辞学来说，既有极大的价值，又必不可少。同样，在你们学校不同的文学课中，研究诗歌和伟大的文学，也跟修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歌和好的写作会影响学生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对于学习修辞学的学生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护教学和修辞学宛如一对亲密的姊妹。正如护教学是按照圣经世界观，将所有不同的主题捏合在一起，所以修辞学也能使学生做得如此引人入胜。
品格也极其重要。尽管很多人会反对说，修辞学本质上是不诚实的（以苏格拉底对修辞学的反对为起首），但修辞家们采取的传统立场是：一个修辞学者必须是一名好人。在修辞学的古典理解中，言说者的品格至关重要，跟修辞学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很多问题当中就包含有言说者的品格。没有一个邪恶的人能够成为一名修辞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煽动者。
此外，他必须具备这一职业的天资。“优秀的演说者是天生的演说者，其艺术禀赋与生俱来。藉着对原理的研习、法庭上的勤勉练习、孜孜不倦的模仿习惯，他将在这方面游刃有余。”[5]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个修辞学教师，可将上帝未曾赐予的放进去。与此同时，一个相信这类事情可以毫不费力就做到的“天才”，只会糟蹋上帝恩赐给他的才华。
古典修辞学纲要
如果读者已然明白以上扼要的论证，接下来就当清楚并没有一条通往修辞学的“万能”路径。修辞学者不能只发展出一套政治演说就带着它上路，还期望世界上的任何一人想要原封不动地听见它。要明白这就是修辞技巧的一部分。修辞学也不应当跟宴会主持人，或普通演说课中得到的那种说话技巧联系起来。学到的实际技巧中肯定有一部分修辞（例如，“不要嚅嚅啮啮。”），但修辞学的观念远远超过这种简单或朴素的方法。西塞罗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演说术。第一种是genus grande——雄伟的风格。这里，言辞由宏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构成，并由大量的润饰铺陈开来。这可能会使很多现代人感到有些神经质，使他们想起哈定的湿海绵，但实际上它应当使我们想到邱吉尔在战争期间对英国人的演讲，除了“热血、汗水和眼泪”之外，他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奉献给他们——而他的修辞以修辞当有的方式打动了他们。这种崇高的风格是为了打动人而设计的。
第二种风格是中间风格，相当缺乏振奋人心的东西。它较为悠闲放松，但还不至沦为俚语俗话。这第二种或曰中间的风格，旨在取悦或娱乐听众。
最后一种可称之为简单或朴素的风格（genus humile）。这种风格使用对话的方式，会吸纳一些当代语言中的习语，其目的在于指导听众，或证明一个论点。当然，修辞学上训练有素的学生，会为最适合的场合选择正确的演说方式。
演说的“生命”可用以下几种方式来划分。第一个是invention，或者说是意图。演说者必须首先确定他究竟要说什么。第二个要素是dispositio，或者说是编排。要说的各种各样事物要怎样组织或排序？第三个是elocutio，或者说风格。要怎样来说呢？此处应当特别强调以上提到的三种风格的区分。第四个要素是记忆——将一个人所要说的东西记住的过程。最后一个是传达。古典修辞学各种不同的规则和分类，都可在这些头绪之下予以组织。
演说的结构可以遵照以下步骤来安排：
呈现给听众的第一个东西是exordium，或者说是开端、引言。在演说者试图让听众思考一些事情之前，听众需要先习惯演说者发出的声音，其目的不是要支配听众，而是将他们带入合适的思维框架之中。由于古典修辞家喜爱划分并不断细分，他们继续区分两种类型的开头——直接的和间接的。举例来说，如果人群怀有敌意，需要克服其中的抵触情绪的话，间接的开头就会用到。
讨论的第二个部分是简短的narratio，是对相关事实的概述。“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
之后修辞学者会在他的听众面前提出他的主张（propositio）。这里他在听众面前亮出演说的焦点。与此相关的是分类（divisio），演说者在某些要点下面陈明主题的分类。有十七个要点的演说只会让听众云里雾里，古典修辞学家认为当用的最佳数字是三。这是著名的“三点式讲道提纲”的鼻祖。
下一个是论证（confirmatio），此处支持其观点的多重论据都要合盘端出。十八世纪时，下面这一做法更受欢迎：杀手锏的论点最后方图穷匕见。此外，万一听众里头仍有一些顽固分子未被说服，下一个部分——反驳（refutatio）——将尝试消除或回应预期中的任何反对意见。
总结，或结束语，显然是排最后压大轴的。它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首先，演说者概括他已讲过的——列举（enumeratio）。然后，演说者重申他的立场——详述（amplificatio）。接着他唤起听众的感受和情绪（commiseratio，该词意为使法官对被告的遭遇深感同情的一部分演说词）。
狄克逊（Dixon）注意到，这种结构不是古典和中世纪的修辞学家们，为了整齐有序而胡乱使用他们激情的结果。“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方案是经多次理论化并有很多实践经验的成果。”[6]有个类比在这里也许会很有用，至少对认为该方案过于琐碎或不够自然的读者而言也许会有用。按这些线索做出的一则演说的纲要或排列，可看作一具骨架。如果骨架能够看得见，那么所看见的将是丑陋不堪的。但如果骨架在那儿，为要说的话给出一个结构，听众则看不见，那么在听众一方的效果一定是令人愉悦的。
修辞学研究其他很多方面这里尚未提到。毕竟，在多年的求学生涯中，学生会把它当作将很多其他科目的学习带往峰顶的过程。这里的主旨是驳斥所谓修辞学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夸饰的观点，并对这一主题的某些因素给出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如果将修辞学研究当作一篇演说的话，此处我所论及的只是个开端（exordium）——廊庑的头几个台阶而已。
翻译： 崔立国，圣约归正学堂教师
[1]“rem tene，verba sequentur”（译注：加图这句话的拉丁原文），斯坦利·邦纳：《古罗马的教育》（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1页。
[2]“我不认为（没有伟大的文明曾这么认为）修辞艺术必然是丑陋的。虽然它也会像大多数艺术一样，被恶毒地使用，但就其本身而言，它是高贵的。”C.S.路易斯：《<失乐园>序》（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年，第53页。
[3]转引自南茜·麦克菲（Nancy McPhee）：《损害之书》（The Book of Insults），纽约：企鹅出版社，1978年，第124-125页。
[4]彼得·狄克逊（Peter Dixon）：《修辞学》（Rhetoric），纽约：梅休因出版社，1971年，第2页。
[5]同上，第23页。
[6]同上，第30页。强调乃本文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