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泽夫告诫中国企业家：出海须防老赖 我和印度前首富的往一段事斯泽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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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泽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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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泽夫
编者按：壬寅虎年即将走完，全新的癸卯兔年马上到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农历年份交接，实践依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虽然提出者之一、南京大学校友胡福明学长在元旦时离去，但改革开放不会停步，在新时代，后疫情开始的2023年，一定会有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在中国，大家普遍亲历着三年疫情的艰辛与放开后的考验。这份考验中，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复工、复产、复苏成为了经济界共识。地产新政频出、资本市场回暖、中美贸易摩擦胶着、俄乌局势渐缓、企业外债成为热点、市场化对资源配置作用彰显、外企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这是安安最近观察的后疫情时代经济形势变化。
今天（1月17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 比上年增长3.0%，这与元旦前后，安安请教经济学界的几位老师的观点一致。
2016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专访的工作旧照。左为本文作者斯泽夫先生，右为“安在”平台创始人浦奕安。
岁末年初，安安继续做好媒体人的链接作用，“安在”平台，从即日起推出安安师长们的著作，第一篇很荣幸邀请到了安安曾经的采访对象、也是清华经管学长、著名的央企掌门人斯泽夫先生，他将用多年领导经验与切身体会，给中国的企业家一点儿关于印度投资的忠告：揭开印度前首富企业家的契约精神面纱。
2016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哈尔滨电气董事长的斯泽夫现场致辞。浦奕安 摄（手机随拍，不好意思）
作者简介：斯泽夫，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曾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本专栏，也将简要回忆安安与文章作者的专访场面，并诚挚邀请各位师友赐稿，欢迎私信安安。
2016年7月23日，在格力集团与新华社等部门合作的“让时间爱上中国造——第二届中国制造高峰论坛”，借着著名的董明珠姐姐的场子，安安曾专访斯泽夫先生。当时感受如实记录如下：
“昨天是斯泽夫师兄到哈电的六十天，在他近一个甲子的人生岁月中，对电气行业的深耕已结出累累硕果。“中国造”需要这样的专家型企业家，斯师兄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是一颗实干派的中国心！”
“经管院MBA师兄斯泽夫，老牌央企领路人的创新创业也丝毫不含糊，他与董明珠小姐是中国制造的主要代表，经常同时出现在此类论坛哦，斯师兄满满的正能量，硬汉企业家人设特征也是满满的。”
斯泽夫先生全文如下：
原标题：揭开印度企业家契约精神面纱
前几天看到网上《欠中国149亿不还，却住180亿豪宅？——你敢相信印度前首富是一个老赖吗？》的文章，我感到既气愤又惊讶，觉得这是印度企业家的必然行为。为此，我今天想揭开印度企业家契约精神的面纱。
文章里的当事人是印度著名私营企业Reliance公司董事长、曾经的印度首富阿尼尔·安巴尼。我与他打交道近二十年，知道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以“公司借款与个人无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直到现在还欠着中国的银行149亿不还，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老赖！。
谈起与他的来往，还要从我们开拓国际市场开始。2004年8月我带领东方电气的团队访问印度市场，由于是第一次到印度，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见一些印度企业家，以便多了解一下印度市场和印度文化。因为1962年中印之战，中国和印度基本没有经济往来，2000年左右，两国关系逐步缓和，我和中国许多企业家一样，对印度市场和印度企业、印度文化都很感兴趣。这样一来，拜访印度时任首富Reliance公司董事长安巴尼，就成为重要拜访议题之一。听说我要拜访安巴尼，日本三菱重工的副总经理福江先生，还特别安排他们驻印度的代表在孟买拜访我，介绍Reliance公司和安巴尼董事长的情况，说他对未来印度电力市场影响巨大，希望我在会见中能够向安巴尼介绍三菱重工的燃气轮机。那时，中国企业还不能制造燃气轮机，而东方电气刚刚开始与三菱重工合作，正在推进燃气轮机国产化工作。
2004年8月，在印度 Reliance公司，时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斯泽夫与印度时任首富、该公司董事长安巴尼会见时所摄。左二为斯泽夫、左三为安巴尼。
8月的印度非常热，我本身不喜欢穿西服，但是出于礼节，我穿上西服，没有系领带，配上带有中式风格的立领衬衣，悄悄显示着我们央企的“中国风”。会见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在他的办公室，除了挂着他父亲的照片外，还有他和他哥哥与父亲的照片。看到他办公室里亲情满满的装饰，再加上是个很帅气的印度人，自然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因为按照中国人的文化，家和万事兴，而且他对父亲很有孝心。我当时在想，可能正是由于他这样“仁义忠孝”，公司才经营得这么好，并成为印度首富的吧。可惜后来我发现他根本不是诚信的人，为了遗产他与哥哥“对簿公堂”，为了利益根本就没有企业家的契约精神！
这还要从中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开始说起。20年多前，我们对印度电力市场进行了调研，得知印度电力基础设施非常落后，所以认为印度电力市场巨大。但是，我们几经努力，都没有打开印度电力市场，而且其它中国装备制造企业也无法进入印度市场。于是，我们分析了印度的法律体系和经营方式，决定在印度找代理商。我们的代理商是一家号称“中国通”的印度私企Monnet公司。
经过几次交流，我本人与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Jajiodia、总经理Sinha建立起非常好的个人关系。随之，他们成为了东方电气进入印度市场很好的合作者。由于这家公司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有很深的根基，Jajiodia与邦电力部部长Banerjiee私交很深。那时，印度共产党已经在西孟邦执政28年，对中国自然也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所以东方电气把打开印度电力市场的突破点选择在了印度西孟邦。
2004年7月，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成功中标签署印度西孟邦两个EPC总承包项目合同的签字仪式。
2004年7月，在东方电气和Monnet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国际公开招投标，成功中标签署印度西孟邦两个EPC总承包项目合同：由西孟加拉邦政府投资的莎加迪（2X300MW）电站和督珈坡（1X300MW）电站。虽然，印度自称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只采购印度生产的发电设备，或者进口美国、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设备，根本不邀请中国企业参与投标。
所以，这次两个项目中标，是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巨大胜利，也是中国的主力常规燃煤发电机组第一次成台套、有一定规模地进入印度市场。所以，在印度和国际同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东方电气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其它装备制造企业和中国工程总承包企业，开启了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的新纪元。
电力建设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重大项目，在印度也不例外。由于东方电气中标了这两个电站总承包项目，当年8月，我应邀访问了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相当于中国的省委书记）。这是我第一次拜访印度政府官员，而且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这个首席部长年纪可能有八十岁，二是没有想到整个会见气氛很好。他似乎很相信我们，对我们是否能建好这两个项目、技术是否先进、建设工期是否能按期完工等问题没有提任何异议，主要讨论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情况，甚至长征、遵义会议等历史事件都知道。我忍不住地问到“首席部长先生，您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这么感兴趣？”他说“那当然，因为我是印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这时恍然明白了许多。
进入印度电力市场，我很关心印度的经营环境，企业的契约精神，所以除了拜访印度电力部、国家电力公司等政府官员外，就尽可能多地拜访印度企业家。印度企业家都很善于表达，特别是由于印度严重缺电，2002年政府颁布了《鼓励私人办电法案》，印度企业家投资电力的积极性很高，也都想与中国企业开展友好合作。但是，实践检验真理，我们很快发现，印度企业并不像他们和西方学者所标榜的信守契约精神。
这次访问，我非常重视与印度时任首富Reliance公司的合作，所以首选拜访的印度企业就是Reliance公司。在与安巴董事长安巴尼会见时，我们双方谈到了在印度电力市场上的合作，接着，2005年我们在印度联合投标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哈里亚纳邦雅穆纳2X300MW燃煤电站项目，而且成功中标。这个项目由Reliance公司为商务牵头方，他们总承包，东方电气为他们提供发电设备。由于Reliance公司没有工程总承包业绩，东方电气允许他们在联合投雅穆纳项目时使用相关资质。
但是项目中标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Reliance公司开始违背商业契约精神。首先他们“撕毁投标联合体协商价格”，要求东方电气在联合投标的价格基础上再降价10%。我不同意，邀请他们到东方电气会谈，他们不同意，提出到香港谈判。东方电气派出总经理助理文秉友带队到香港与他们谈判，未果，双方达成“回总部汇报后择机再谈判”。他们的目的很清楚，项目已经中标了，总承包合同价格不会再变。为了他们能够获取更丰厚的利润，最大限度压低设备供应商的价格。这让我看清了印度最富有的人之本质。对于这种不讲契约精神的印度企业，我当然很生气，也积极地开展斗争。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第二次与Reliance公司谈判时，办公室突然发现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官方网站上，报道了印度Reliance公司访问该集团并签订相关项目合作协议的消息。我马上让办公室主任张林超给上海电气领导打电话，申明我们的立场。
张林超与时任上海电气电站集团董事长郑建华通了电话，他倒也不回避问题，并客气地表：，第一，印度人是主动找上门的，有生意不做说不过去；第二，坚持商业道德，维护中方利益，不会低于东方电气的设备价格；第三，希望东方电气与Reliance妥善处理分歧。但是，他同时说Reliance公司毕竟甲方，他们真要把项目给上海电气，我们不能拒绝。后来，这个项目最终结果是，上海电气以比东方电气原报价低17%的价格与Reliance公司签订设备供应合同。
印度时任首富Reliance公司就是这样不守契约精神的，为了其商业利益，他们可以撕毁联合体协议，另一方面在双方还没有谈判完的情况下，“背着”联合体的合作方，又与另外一家紧急切磋新的供货协议。对于不守契约精神的印度公司，东方电气很生气，也很无奈。由于东方电气合同取消，代理商Monnet公司就收不到代理费，所以他们急了，把Reliance公司告上了法庭。印度的法律非常复杂，我是搞不清楚的，只有看印度人怎么样对付印度人吧。
这个项目，Reliance公司和上海电气重新签订合同后，由于他们内部组织原因，严重影响工程建设进度，给哈里亚纳邦电力供应造成巨大压力。2005年4月，当我再次拜访印度联邦政府电力部门和相关经济部门时，接到法庭通知：由于哈里亚纳邦电力供应压力巨大，邦政府极为重视，决定由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亲自主持召开法庭听证会议。
随即，我安排办公室主任张林超带领东方电气印度办事处的同志，赴哈里亚纳邦法院出席听证会议，我飞往加尔各答，去现场调研指导S厂和D厂两个工程项目。从西孟邦首府加尔各答到莎加迪电厂工地有340公里，印度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我们就选择乘坐火车去。印度的火车站真有点奇葩，不但人满为患，而且站台上还有自由行走的牛。很巧的是我们在火车上碰到西孟邦电力部长，他说他和他们党支部去过组织生活。他是一个老的共产党员，2009年到东方电气访问的时候，我们本来安排他去九寨沟等地旅游，但是他非常崇拜毛泽东，只想去毛主席家乡韶山。
2005年4月，站台上有着“自由行走之牛”的印度火车站。
由于Reliance公司这种背信弃义、不守契约精神，我们接下来的两年没有再与他们打交道。2008年印度电力供应持续紧张，印度私营企业投资电站项目又进入高潮，Reliance公司也不例外。由于他们有很强的投资能力，与政府又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他们雄心勃勃地投资大的燃煤发电项目，而且单机容量都是600MW的电站项目。这对于世界发电设备制造商来说，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为了获得印度市场，我们也不计前嫌，多次受邀与Reliance公司专家和商务人员进行会谈。但是，通过几次接触，我们感觉到Reliance公司仍然是故伎重演，拉着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和上海电气相互竞争，从中获得他们更大的利益。
2009年初Reliance公司的总经理SHITA先生还专门访问东方电气，他说Reliance公司非常看重东方电气产品质量和信誉，希望与东方电气进行长期合作，将未来五到十年电站项目的设备合同都给东方电气，也算是支持东方电气灾后重建（汶川大地震东方电气损失严重）。但是，条件是东方电气的价格必须有竞争力。我们看到他比较诚恳，也向他们报出了最优惠的价格。然而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并没有与东方电气签订设备供货合同，而是拿着东方电气的价格又去压其他竞争对手。
大概在2010年左右，Reliance公司与上海电气签订了80多亿美元的发电设备供货协议，整个行业为之震动，因为这可能是世界发电设备历史上最大的供货协议。中国几家银行也组成银团，积极为项目提供银团贷款。但是据了解，这个供货协议问题很多，也无法执行，好像两家公司又在新加坡的法庭对簿公堂，中国的银行也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印度老赖，而且主要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老赖”。不过安巴尼也教育了我：经营印度市场，必须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印度的老赖也绝不止安巴尼一个！
2016年5月，我调出东方电气时，我们集团已经履行或者正在履行4800多万千瓦的火电合同。当时印度全国电力装机刚刚达到3亿千瓦，而且主要是火电机组，在这过程中也遇到过其他老赖。
今天，我揭开这个印度最富有人的契约精神面纱，就是想提醒中国公司和银行，国际市场上像安巴尼这样的老赖可能很多，中国企业一定要避免恶性竞争。这种“老赖”的行为，不仅仅是利益驱使，也是人品问题、人性问题。亚当·斯密《国富论》被西方人视为经济学的圣经，但是，他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也许他也认为商人的道德情操应该高于商业利益吧！？
本文正文部分图片为作者斯泽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