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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食而诞生的动物伦理学名著

2016-03-14 蒋劲松 心斋老蒋

原载:《绿叶》,2014年10期,78-84页。

【公号转载按:许多人反对将素食与动物保护联系起来,中国动保界许多朋友也是如此。甚至这些年来,我宣传素食,遭到最严重的批评,没有想到居然来自动保界。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反应。因为的确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宣传动物保护,而要求他们素食。苛责他们的人并非真是拥护素食,只不过是想以此来羞辱他们,想以此来逼退他们,不让他们继续从事动物保护。这是可耻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即使作为肉食者,他们仍然可以从事动物保护。他们的动物保护意识比那些不关心动物保护、甚至残害动物的肉食者们,还是强了许多。我们应该为他们喝彩。西方许多动保人士也并没有全都马上吃素,他们仍然可以为动物保护作出重要贡献。当然,动物保护的逻辑如果要深入下去,如果要走得更彻底,素食其实也是自然的结果。素食是动物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能是最彻底的动物保护。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动物伦理学家都是因为素食的思考而构建其伟大的动物保护伦理学理论的。


澳大利亚的彼得·辛格教授和美国的汤姆·雷根教授都是素食者,他们从关注素食问题开始,走上了动物伦理学的研究道路,创立了关于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的学说。作为动物伦理学领域的权威学者,二者的研究进路有很大不同,辛格是效用主义者,雷根是权利论者,但他们都主张一种比较彻底的动物保护观,主张动物与人类平等,反对为了人类的贪欲和利益而伤害动物。他们的观点给了动物保护以强大的推动力。 

 
 
 
    即使在中国,今天动物保护运动也已经不再仅仅是小众人群关注的议题了。今年夏天关于玉林狗肉节的争论,就一度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公众话题。这当然反映了国人动物保护意识的巨大提高。然而,总体说来,争论的总体水平还是非常低下的。发言表态的普通公众、作为意见领袖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媒体,所发表的观点大多缺乏学理基础,一般都是出于非常朴素的情感或缺乏反思的偏见,深度不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肃的专门学科,这就是动物伦理学。


    动物伦理学这门学问是在动物保护运动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同时它又给动物保护运动提供理性的引导和学术的基础。中国的动物保护运动,迄今仍然处于非常低下的状态,原因很多,从事动物伦理学研究的学者较少,西方动物伦理学的研究成就介绍、引进、消化不足,中国本土动物伦理学资源挖掘不足,是重要的原因。本文将介绍20世纪两位最有影响的动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汤姆·雷根(Tom Regan)(也有翻译为睿根)的著作。


    彼得·辛格和汤姆·雷根,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动物伦理学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虽然他们的伦理学研究进路有很大不同,辛格是位效用主义(过去多译为功利主义)者,而雷根则是一位权利论者,在具体论证和观点上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论,但是他们在动物保护的基本态度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一种比较彻底的动物保护观,主张动物与人类平等,反对为了人类的贪欲和利益而伤害动物,主张废除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把动物作为食物、皮草,以及动物园、动物表演、动物实验等现象。

    虽然看起来他们的观点太激进,目前即使在西方也未能被广泛采纳,未能变成法律,但是他们的观点给了动物保护以强大的推动力。言行一致,他们都是素食者。而且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走上动物伦理学的研究道路,之所以能够创立他们的学说,都是因为关注素食问题而引发的思考。


 
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


    1970年秋,彼得·辛格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专攻道德与社会哲学专业。当时,他对动物伦理不太关注,没有想到人与动物关系是一个严肃的道德议题。他也知道一些动物受到虐待的事情,但是没有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他和同学理查德·凯申一起吃饭,发现凯申不吃肉,感到好奇。凯申告诉他自己是素食者,并告诉辛格,他正在吃的肉,那个动物在生前是在一种怎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后来,辛格的妻子雷纳塔通过理查德·凯申及其妻子玛丽,又结识了同在牛津研究哲学的素食者罗斯林德·戈德罗维奇与斯坦利·戈德罗维奇。在和这四位素食者长期交流之后,辛格认识到,通过吃肉,他正在参与人类对其他物种的一种系统的压迫之中。


    罗斯林德·戈德罗维奇与斯坦利·戈德罗维奇和约翰·哈里斯,合作编辑了《动物、人与道德》(Animals , Men and Morals: An Enquiry into the Maltreatment of Non-Humans)一书,辛格给《纽约书评》1973年4月5日写了一篇书评“动物解放”。这篇书评产生了热烈反响,由此辛格萌生了写作一本专著系统论述动物伦理的想法,这导致了动物伦理的经典著作《动物解放》的诞生。

    自1975年初版之后,这本书多次重印、再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被称为“动物解放的圣经”。彼得·辛格在书中论证了,我们今天对待动物的态度,如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一样,是一种没有道理的“物种歧视”,在伦理学上是无法辩护的。他还以我们今天社会上非常普遍存在的两种残害动物的现象——为了吃肉而饲养农场动物和动物实验为例,介绍了动物悲惨的生存状况。


(《动物解放》,【澳】彼德·辛格著, 孟祥森、钱永祥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他在书中特别强调,动物保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动物,喜欢动物,不是个人情感的问题,而是一种伦理上的尊重,是一个诉诸理性思考的问题。正如,我们不是因为喜欢黑人,才主张种族平等的。无论你个人情感上是否喜欢黑人,你都应该反对种族歧视。同样,无论你是否喜欢动物,你都应该支持动物保护,都应该反对伤害动物。


    他以娴熟的论辩技巧,驳斥了许多反对动物保护的观点,有理有据,极有说服力。由于他说理透彻,同时又向人们介绍了实验动物和农场动物所遭受到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动物解放》立刻引发了人们对于动物命运的关心,对动保运动产生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刚开始的时候,他讨论动物伦理学在学术界遭到冷遇,许多学者以高高在上的嘲笑态度来对待他的研究。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他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伦理学界开始欣赏他的工作,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赫。他是国际生命伦理学会的创建人和首任主席,担任《生命伦理学》杂志的主编,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生命伦理学艾拉·德坎普讲座教授。他曾在牛津大学、纽约大学和莫纳什大学任教。


   辛格先生著作宏富,他的《应用伦理学》是世界上大学伦理学课程采用最广泛的教材。《重新思考生和死》获澳大利亚国家最佳图书奖。主要著作还有:《正在扩大的圈子》、《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学》、《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以及《进化论的激进立场》等等。

 
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研究》


(《动物权利研究》,【美】汤姆·雷根著,李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汤姆·雷根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哲学荣誉教授,动物权利论的主要宣导者,动物解放运动公认的领导者之一。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因出色的教学工作获得多项荣誉,获得大学校友杰出教授称号,发表专业文章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在美国和国外举行过数百次讲演。2001年退休时,获得了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授予本校教授的最高荣誉奖(William Quarles Holliday Medal)。


    在汤姆·雷根的前半生,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没有什么动物保护意识。少年时,家里养过猫和狗,婚后生孩子之前,养过一条狗。他喜欢这些伴侣动物,但是仅此而已。他和普通的男孩子一样,喜欢钓鱼,虽然从不打猎,但是对于邻居那些打猎的大孩子非常羡慕,曾央求父母给他买一支来福枪,允许他和朋友们在猎鹿季节去猎鹿。


    在高中和大学时,他愿意在生物学实验室中解剖动物。他不仅热衷于吃各种类型和各种做法的肉,而且在大学时为了勤工俭学去厨房中帮厨。那时,他每天都会在堆积到他肘部的母牛、小牛和猪的尸体中工作,切片、切丁、切块、绞碎、剁、砍、劈、锯。做这些血腥的工作并不让他反感,仅仅是感觉很累。


    他在婚前两年给女友的信中,还特别强调对人的爱与对大象的爱的本质区别。“我同大象的关系是一种我—它关系,一种我—物关系。这种关系不向我要求个人的善意和情感……它也不要求对平等、自由等的主张。一头大象就是一个物,一个它,而我同它的关系将总是受到这一事实的节制……但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种我—你关系;那是一个我,汤姆·睿根,面对一个你,南希·帕克。这种关系受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节制……”


    当孩子出生后,汤姆·雷根夫妇是典型的美国父母,餐桌上没有一天没有肉,国庆日烧烤热狗和汉堡包,感恩节烤制肥大的火鸡。全家去麦当劳和汉堡王,去看动物园和马戏团。他在妻子生日的时候还给她送了一顶貂皮帽,并遗憾没有钱为她买一件裘皮大衣。虽然是个哲学家,但在动物的问题上,他和一般人完全一样,毫无批评能力,完全让既有的文化格式化了。


    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因为反对越战。当汤姆·雷根教授开始教授哲学的时候,美国正在参与越战。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雷根教授也反对越战。他和妻子南希与其他许多人一道,组织了一个试图结束美国参战的州内草根团体“北卡罗来纳反战者组织”。第一次会议在睿根家召开,南希烤了一个火腿,准备了满满一大碗拌了鸡蛋和蛋黄酱的土豆沙拉。他们全家参与了几十万人在华盛顿的反战游行。


    雷根想为反战运动做出一点贡献,为入伍年龄的青年人证明他们有一种拒绝服兵役的权利。因此,他开始整天研究战争和人权的哲学文献。直到有一天,他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圣雄·甘地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雷根觉得,甘地的书向他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即他怎么能在牺牲者是人的时候就反对诸如越南战争这种不必要的暴力,而在牺牲者是动物的时候却支持同一种暴力(不必要的暴力)?雷根感觉甘地似乎脸上露出了狡黠而挖苦的微笑:“请跟我解释一下,雷根教授,那些动物尸骨的部分(亦即‘肉片’)在你的冰箱里做什么?请解释一下,教授,你怎么可以把反战积极分子们聚在你家,而吃另一种战争——人类对动物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牺牲者?”


甘地


    雷根教授意识到,自己吃动物的肉无疑就是在支持对它们的屠杀,那种屠杀是真正可怕和暴力的致死之道。他后来观看猪、鸡和牛被屠宰的场面,亲眼目睹了这种可怕的致死之道。
同时,他也开始了解营养学的知识,开始知道良好的健康并不要求在饮食中增加肉类。所以逻辑就很清楚:为食物而暴力屠杀动物是不必要的。他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手中的刀叉是和凝固汽油弹一样的暴力武器吗?出于伦理考虑,我应该成为一位素食者吗?


    改变一生的习惯是非常恐怖的事,所以他和一般人一样,想办法回避这个让自己感到不安的问题。为此,他开始让自己思考一些更大的无关个人的问题:如资本主义是否公正,文明的未来,原子武器的威胁等等。但是,虽然他努力回避这个道德上表里不一的折磨,在其无意识的深处,甘地的幽灵总是挥之不去。他无法假装良心的冲突不存在。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家养了13年的狗——格列果突然死亡。他和妻子都很悲伤,怅然若失。从甘地的书中,他知道印度有些人对于吃牛深恶痛绝。他意识到自己对于猫和狗有同样的感受,他绝不可能吃它们。但是,牛与猫和狗之间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要使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吗?猪的情况呢?他吃的动物有那么大的不同吗?这些问题挥之不去,实际上他内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只不过准备好接受答案并不容易。



    想得越多,他就越相信自己必须要放弃某些东西,要么他必须承认他原来关心猫狗等伴侣动物,绝对不吃它们的态度是错的,要么他必须承认他过去认为可以吃猪牛羊等农场动物的态度是错的。他本来也想同时保住二者,但是实在没有办法诚实地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最后他的选择是:承认不该吃猪牛羊等农场动物。


    雷根接受动物权利的观念,接受素食主义,一方面是甘地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个四条腿朋友的生命和死亡,二者的结合,是脑和心的结合,激发他开始了其扩展动物保护意识的旅程。他第一步的改变是对于吃的食物提出伦理上的问题。


    直到此时,雷根夫妇都并不知道素食主义有悠久的历史,许多著名人物是素食者,也不知道有一些宣导素食的组织和书籍。因此,当他们发现有一些围绕动物保护问题的全国和国际会议时,非常兴奋。他们参加的第一个动物保护会议是1987年在剑桥大学举办的国际动物保护会议。会议由英国一家很有名的动物协会主办,主要讨论将人类和其他动物联系起来的伦理纽带。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著名思想家,盛况空前。


    因此,当雷根夫妇第一天去吃晚餐的时候,看到主菜居然是威灵顿牛肉的时候,大吃一惊。实际上不止那一顿饭如此,早饭有火腿、熏肉、熏鱼和肉肠。午饭则有各种各样的肉食,有些是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第二天晚餐是鹿肉,第三天是烤小羊腿,最后一晚的盛大宴会吃的是一流名厨烹饪的小牛肉。


    雷根夫妇与参会的少数素食者非常委婉礼貌地提出要求素食,结果会议组织者很不满,把他们安排到角落的一张餐桌上,把他们当做道德上的不可接触者。雷根夫妇第一次知道对于动物保护,不同的人理解完全不同。


    但是,从剑桥回来后,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们相信自己并没有错,错的是英国动物协会的人。当后者8年后再次组织动物保护的国际会议时,餐饮中已经不再有肉食了。


    以后,雷根夫妇动物保护的意识又扩展到动物实验、动物园、马戏团、钓鱼,以及毛皮等多个方面的议题。在学术上,雷根教授将权利的概念从仅属于人扩展到了作为生命主体的动物,将人权扩展为动物权,这不仅给动物保护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极大地推动了权利理论的发展。


    《动物权利研究》是动物伦理学的经典名著,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太过学术化,而雷根教授的另一部名著《打开牢笼》更适合阅读。


 (《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美】汤姆·睿根著,莽萍、马天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出版。)
 


 
   (责任编辑:齐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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