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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高楼”上的这种党建形式,为何吸引了习近平的关注?

北京组工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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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楼宇中的党建工作能否做好,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稳固,社会基本面的向心力是否强大。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来到“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22层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视察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建立的楼宇党建阵地。他充分肯定上海楼宇党建创新的有关做法,同时指出,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的党员越来越多,要做好其中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引导他们积极发挥作用。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层党建的领域,做到党员工作生活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让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组织找到家。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新业态、新人群、新空间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之外“生长”出来。新时代的城市基层党建,必须创新组织设置方式和活动方式,增强基层党组织对新社会空间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使新社会空间和基层党组织体系建立起牢固的政治联系、组织联系和情感联系,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楼宇党建与单位党建、社区党建有何不同

  商务楼宇是城市化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直接产物,是“两新”组织和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地,是城市新社会空间的典型代表。商务楼宇中的各类要素具有“高密度、高层次、高流动”的特征,经济能量和社会影响力十分强大。这样一个典型的“高度能量级”空间,如果脱离于党的组织体系之外,其政治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商务楼宇中的党建工作能否做好,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稳固,社会基本面的向心力是否强大。然而,在商务楼宇中开展党建工作,又面临许多不同于单位党建和社区党建的特殊困难。

  一方面,同单位相比,商务楼宇往往片面强调经济和商务功能,而淡化政治与社会功能,属于典型的“低度政治化”空间。这决定了商务楼宇中的经济社会要素对于党建价值和党建要求相对缺乏敏感性,也使得商务楼宇中的党建活动由于缺乏“权力依托”而难以获得推动力和权威性。楼宇是区域性的物理空间,而单位则是组织化的制度空间,楼宇空间不仅不具备单位空间中的制度权力和组织资源,也不具备单位的组织边界和组织关联,楼宇内各要素之间是一种自愿性的“联合”关系,而不是权力性的“组织”关系。

  另一方面,同居住社区相比,楼宇社区被称为城市中的“垂直社区”,它是一个由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从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极为松散的经济性和职业性社会空间。楼宇社区与居住社区最大的不同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楼宇社区中的经济社会要素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两新”组织及其从业者的新陈代谢与流转速度很快。这不仅使他们自身对于开展党建活动缺乏长远规划和预期,也为基层党建工作者开展党建活动、提升党群联结密度和频率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第二,楼宇社区中的主体人群是高学历、高收入的青年白领。调研表明,相比参加党建活动,青年白领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职业发展、参加兴趣活动等方面。传统的党建活动,很难调动起他们的参与热情。第三,楼宇社区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空间。这决定了楼宇中的人群的核心诉求必然是经济性和职业性的,也导致他们难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参与楼宇的党建活动。

  因此,楼宇党建之所以会普遍面临“组织难覆盖,场所难建立,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等四大难题,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政党基层组织同社会的“脱嵌”,以及楼宇社区自身的属性。这也决定了楼宇党建必然无法简单沿用传统的单位党建或社区党建模式,而必须进行党建模式的创新。

跳出城市基层党建困境,根本在于增强群众组织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可见,城市基层党建困境的本质是“组织力困境”。组织力建设的根本在于,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和活动方式,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增强党对群众的服务、领导、动员与号召能力。

  既然组织力建设的根本在于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那么楼宇党建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楼宇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不能满足于对楼宇中的党员进行服务、教育和管理,而应当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对群众的服务、引领、号召和组织。那么如何才能增强党对群众的组织能力呢?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因此,在理念上,组织力建设的要旨不在于“党想要什么”,而在于“群众想要什么”,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换位思考能力,楼宇党建才能真正起到团结带领群众的作用。

  在方法上,楼宇党建应当是资源统筹、协调各方、多元参与、党建与治理相结合的“整体性党建”。与街道社区党建相比,楼宇党建让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极大丰富和拓展。加强城市基层党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增强城市治理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服务,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服务,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热爱党、跟党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明确指出的,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楼宇党建的理想形态应当是,通过阵地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项目建设将楼宇内跨单位、跨行业、跨系统的党员和企业或其他组织联结起来,在对新社会空间进行政治覆盖、政治激发、政治吸纳的基础上,依靠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和政治保障,促进楼宇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楼宇空间的善治。

从“党务”到“服务”再到“治理”,

楼宇党建迈入3.0阶段

  考察过程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上海从陆家嘴金融城产业集聚、企业汇聚、人才广聚的实际出发,创新党建工作思路和模式,为楼宇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提供学习指导、管理服务、活动平台的做法。然而,上海楼宇党建并非一开始就明确了这种“以服务促党建,以治理抓党建”的思路,而是经过20余年的探索,是在长期实践中才最终找到楼宇党建的科学规律,并不断推动楼宇党建转型升级。总体而言,上海的楼宇党建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1.0阶段:党务为本

  代表样本是以潍坊新村街道1999年在嘉兴大厦创建楼宇党支部为标志。其核心特征在于“支部建在楼上”,属于典型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创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对楼宇空间的组织覆盖和对楼宇中“流动党员”的管理。即通过在楼宇这一立体空间中创建新的基于物理空间的基层党组织,实现对楼宇新社会空间的党组织覆盖,并面向楼宇“两新”组织及其党员职工开展党组织关系、党费收缴、党员宣传教育、党组织活动等基础性党务活动,以扩大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覆盖面,并解决流动党员“找不到娘家”的困难。


2.0阶段:服务为重

  随着楼宇党组织体系日益完善,1.0版的组织建设的边际效应逐步降低。而且,在开展组织党建的过程中,有关方面逐渐发现,单纯的党务活动,由于脱离具体的内容,很难对楼宇中的党员群众和职工白领形成真正的吸引力。一些“两新”组织和党员敷衍塞责的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党员以按时交纳党费并象征性参加一两次党组织活动为满足,少数党员参加党建活动甚至仅仅是为了保留“党票”。有鉴于此,一些基层党组织开始在党建活动中纳入党群服务的内容,以使党建活动获得必要的资源和内容支撑。随着对楼宇党建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特别是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实施以后,大量资源向基层倾斜,楼宇党建进入了以服务为重的2.0阶段。各街道纷纷在楼宇中建立各种形式的“党群服务站点”,为楼宇党员群众提供各类服务。


3.0阶段:治理为魂

  进入新时代,随着对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楼宇党建进入新的阶段。党建引领和社会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党建作为政治引领,治理作为内容支撑,二者相互支撑,互为补充;脱离了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是盲目的,而脱离了社会治理的基层党建则是空洞的。3.0版的楼宇党建,核心特征在于:一是注重党建同治理紧密结合,二是注重多方联动、资源共享;三是注重群众主体地位,避免党组织包办和单方面组织动员。治理型楼宇党建的核心是“参与”,基层党组织越来越成为一个沟通上下、协调左右的枢纽型平台,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包打包办;而是注重“搭台唱戏”,满足需求,解决问题。

  楼宇党建的升级,并非党建方式的简单替代过程,而是党建内涵的不断丰富过程。3.0时代的楼宇党建,在做好组织创新和服务优化的同时,更加突出其中的治理精神,这不仅可以使党建的成本大大降低,更可以使党建效果大大提升,必将推动新时代楼宇党建走出一条符合时代规律、具有上海特色的新路子。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张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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