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如何做好调查研究？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这样做的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今天，我们为你推荐《求是》杂志文章“老一辈革命家如何搞调查研究”，一起来学习一下~~
一、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二、要眼睛向下，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做正确的调查，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真正联系群众，和群众做朋友，从而调查出真情况来。这一点，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展调查研究时反复强调的。
毛泽东对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作决策深恶痛绝，他称这样关在房子里作决策是“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说，我们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甘当小学生，是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切身体会。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回顾之前的几次调查研究，说自己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在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泽东还总结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党内兴起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
1961年4月，刘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做调查研究
对于拜人民为师的重要性，刘少奇也深有体会。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他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开始真实地反映情况。刘少奇还来到生产队，和社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错误，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并客观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老一辈革命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真心对待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才能切实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了解清、分析透、解决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搞调查研究身入更要心入，对群众动真情，把群众当亲人，和群众 “坐一条板凳”，倾听群众呼声，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三、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四、选好调查的典型，深入解剖麻雀
五、开调查会，是了解情况最简单易行又可靠的方法
根据不同的调查内容，召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时间的调查座谈会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广泛可靠。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讲开调查会的调研方法。他认为开调查会，是了解情况最简单易行又最可靠的方法。“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他介绍了自己独创的调研方法，包括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朱德在指挥打仗时，把调查座谈会开到了前线。1947年10月，为了确保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深入前线，专门到炮兵旅驻地实地考察，召集部分连队指战员座谈如何打阵地攻坚战，如何打碉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开展巷战等。石家庄刚刚解放，他又召集参加攻打石家庄的50多位指战员，开了3天座谈会，每次都是多则八九个人，少则五六个人。朱德亲自口问手记，同大家切磋研讨，总结攻坚战斗的具体经验。
1983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
六、调查研究要系统全面，集思广益，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
毛泽东曾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他多次强调：像我们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研究，都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7年来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刘少奇从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先后约请37个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在此期间，他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和了解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毛泽东得知刘少奇的调查后，给予高度肯定，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从2月14日至4月11日，他历时2个月，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这个顺序，先后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4月18日起，又用了6天时间，专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同时，要求各地方认真细致地汇报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以这次调查研究为基础，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新方针。
领导者即决策者，要求每个领导对每件事情都精通是不现实的，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这就需要领导者在工作中广泛听取意见，包括反面意见。老一辈革命家注意在调查研究中，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作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延安整风中，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约请萧军、欧阳山、舒群、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个别谈话，有的谈了多次。他还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包括搜集各种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坦诚地和大家交换意见，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文献。
1961年5月，周恩来同志带领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调查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做得也非常出色。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他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集中大家的正确主张，汲取众人的知识、智慧，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不盲目拍板。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两派之争”。周恩来说过，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 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把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每次开工程研讨会，周恩来都让工作人员通知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在会上还特意请他谈看法，会后又让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面一并送毛泽东参阅。
陈云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能作出更正确的决策，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他说：“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即使有了自己的意见，也往往不急于表达，而是引导下级和群众先讲出各自的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来反驳、批评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交换、比较、反复”的六字箴言，在党内广为流传。
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除了以上带有普遍性、原则性的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准备调查纲目、收集调查材料、做好会议记录、撰写调查报告等具体工作，也总结提出了很多方法和技巧，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曾说：“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定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学好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思考新思路，确定新举措，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来源：求是网
责任编辑：张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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