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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场 | 唐克扬:论一名“斜杠”建筑师的养成

ArchiDogs 建道筑格ArchiDogs 2019-12-01


他是《癫狂的纽约》的中文译者,本人却冷静的很。他说,本书的目的在于“打破城市研究的‘范式’,解构纽约历史的神话”,其批判意义在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否定”。


他是独立策展人,在他看来,展览是“有思想的建筑”,而策展的过程是不断否定并提升自我理解的过程。


他拥有四个不同专业的学位,包括哈佛设计学博士、北大比较文学硕士,他却说这是意外。


他是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建筑师常常只是跟在众多身份之后,他不以为意,不断从周遭发现可能性。


不久前,ArchiDogs问了这个又酷又有趣的人十四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走近唐克扬老师


采访人 | 汪澄波 张超悦

作者 | 张超悦

编辑 | 张超悦 李鑫然




本期人物


唐克扬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

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

独立策展人

唐克扬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著有《从废园到燕园》、《树》、《长安的烟火》等作品,

翻译《癫狂的纽约》,

曾任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




以下为正文


 A=ArchiDogs

T=唐克扬



关于 多重身份


A: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多重身份?身兼设计师、研究者、策展人……的不同角色,会把什么身份放在第一位?


T:身份会影响我们自身思考世界的方式,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早已明白,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但在简单模式教育的影响下,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并不刻意寻求多重身份,但它确实带来了我做很多事情与众不同的出发点。我已经接受了“多重身份”,并不意味着这是我经意的选择,我也并没有想要刻意突出哪个身份。很多事情走到前台都是机缘巧合——不出国、不在纽约、不认识某些人,有些事情就无从谈起。机缘,不是窄化我们的身份,而是扩大了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



A: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成为“斜杠青年”?


T:“斜杠(/)这个词实乃某种技术性思维的产物。互联网的地址里的“/”体现的是层级的划分,同一个地址后的东西可以指向不同的“树”,因此这个模式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数据结构。现在我们总是试图给自己分门别类,旨在告诉别人自己是属于某个大火柴盒里的小火柴盒,便于自己在“此时此地”的情境下准确地找到机会,也许是现代社会里努力往上爬的职业家(careerist)和呆板的专业家(professionist)二者观念的合一。“斜杠青年”的“/”却有所不同,体现的是不确定性。它在模糊了范围的同时也扩大和超越了树状结构。设计师参与多种社会实践,反映了社会走向开放的总体趋势,让一个人的职业可能性变得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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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此建筑师跨界的现象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与以往认为“不专注做一件事,什么事都做不好”相比,“在做一件事的同时其实也在做其他事,这些事其实并不矛盾和冲突”的观念在出现。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想法的呢?


T: 比如,在计算机的运算进程中,计算机的“多任务”其实是交换更替的进程。实际上计算机在同一时刻只能干一件事,只不过是由于时刻分得足够细,给人产生了并行运算的错觉。但另一方面,计算机逐渐增强的“智能”所产生的绩效并非一个点,而是由整个网络互相作用彼此渗透所产生的结果。



关于 交叉教育经历


A:您从本科到博士一共跨了四个专业,请问您怎么看待不同专业的学习对目前状态的影响?

T:如果一开始让我自由选择,我也许会选画画作为这辈子的职业,我谈不上是一个天生的学者,文学、艺术史都只能是后来意外收获的结果。我的大学是家里帮我选择了工科的专业,强迫着我干了一件小时候从没有想过会去干的事。它的好处在于有所收束,一方面不至于过分散漫无边,理工科的基础训练也为今天的发散性思考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学习上有一个外在的推力也许是件好事,一种是本能兴趣使然,一种是思想结构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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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建筑上,我想有三个方法论层面的事情要讲:一方面建筑师是讲求结构、客观的,就像一幢大厦总要画对所有的柱子,这是工科的范畴;另一方面,这种空间塑造的理性会归结为一定的视觉意义,产生和人交际的(图像等)界面,这是艺术史;最后,还要有中文系教的“叙事”,也就是在万千种可能性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的能力。四个我过去学习的不同专业,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优化了适应于建筑方法论的知识结构,最后让我找到了一个最感兴趣的点:建筑学的跨学科特点,将把以上这些思考的着力点串在一起,我在这种歪打正着的早年经历里,无意中为学习建筑做了一定的准备。其实每个优秀的建筑师在一生中也都经历过这些不同的“方法论时刻”,学会和熟悉了结构、图像和故事的不同特点——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通过那种方式,每个人的途径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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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建筑学教学


A:请问您怎么看当前国内外建筑学本科硕士教育方式?


T:我其实没有直接接触国内的建筑学本科教育,不好妄言。但文理分科对建筑学来显然是不太好的一个因素。很多中国大学的建筑学专业都设在理工科大学里,人们认为理工科可以和文科完全分开,就是有些“素质课”,也都相当于理工科的附属。


教育是长时段的,具有相当的延续性,师生代代相传。老师这么讲了建筑“应该是……”,学生也就会相信老师讲的,在下意识地为老师辩护的同时,慢慢地也就会为自己的出身辩护——这样,很多后来者不大会去反思“起点”的正确与否——建筑真的是一门孤立而“专业”的学科吗?


有意思的是,我常见有些建筑学学生会把常用词汇转换成专业词汇,比如,elevator一定就是“电梯”(第一部实质性的升降机早在“电梯”之前),这就把意义产生的顺序弄反了,因为人类的文明总先有一般意义才有特别的意义。建筑师这个职业19世纪才出现,在此之前建筑师都是斜杠青年,“/”之后一定有各种职业——那就意味着一个人先得是艺术家、雕塑家、学者、官员……最后才是一个建筑师。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现在的一代会有很多人是接触面变得更宽广的“斜杠青年”。网络给人们接触新事物,又时候是基于“偶然”的求知途径,使得学习不仅限于教室和图书馆。



A:您的教育经历非常丰富,有没有体会到国内外教学方法上的不同?


T:与其说是学校的不同,不如说周边整个社会生态的不同。这个生态不仅指艺术和文化的生态,而是整个社会对于文明目标认知的不同。好比在美国东部,你更容易看到一张干干净净的桌子,而在中国的餐馆,我们却更习惯油腻的桌子上放满了碗,空间里弥漫着“生活的气息”——教育方法首先是文化目标的不同具体说来,比如美东它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文明,他们做的东西都是粗大、笨重,但是很干净,没有太多的装饰,这种环境的影响比小范围的技术革新更加意义深远,它是一直延续在你的血液里的,并且会影响到你对方方面面事物的判断。



关于 癫狂的纽约



图片来源于网络


A:《癫狂的纽约》在建筑学上有里程碑的意义的一本书,请问当时是怎么样得到原作者的首肯让您去翻译这本书的呢?


T:我申请博士的时候是库哈斯给我写的推荐信,我们有过一些交集,翻译这本书的缘起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也许因为我有文学和建筑的双重背景,他们也觉得我来翻译比较合适。


我觉得这本书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它并不是一本正儿八经的教科书,甚至也不是像某些建筑理论家,比如罗西,有着一种确定性(definite)的建筑思想。作者本人没有为自己预设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训诫”的意思。有人把《癫狂的纽约》这样不好概括的文本统统定义为后现代主义著作,不一定完全准确,可能也是一种偷懒的“贴标签”做法。


我认为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例外”,目的正是为了打破城市研究的“范式”,解构纽约历史的神话。都市历史是理性和空想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思考方式,不是那种不是“破”就是“立”的认知,在西方思想的大前提下,它的批判意义在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否定”。


语言本身是另一种挑战。翻译完书出版之后,并不乏人质疑我的翻译是否捕捉了作者的原意,使得他们更容易理解了——也许一部译作很难称得上完美,但这些质疑者中的某些人或许没有真正理解这本书的应有之义——如果考察这本书的文本自身,书中很多地方确实是颠倒冗长,晦涩难懂的,并不是我的发明。“癫狂”在这本书里其实是个中性词,就如同福柯在写文明史时所使用的关键词那样。一方面作者的思想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桎梏,他一本正经把纽约翻了个底朝天,同时他的“作品”又按着这个逻辑在生长,按他自己的说法,只有将这种奇葩的景象愈演愈烈,才能获得它最大的影响。因此,作者笔下的纽约看上去所有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又往往透出一丝荒谬和生涩,这是那些习惯于“文化旅游”,“思想按摩”的人会不大习惯的。



关于 展览



第12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A:关于威尼斯双年展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跟建筑师、艺术家沟通协调的过程如何?策展究竟是怎样一个事情?


T:我喜欢展览是因为它类似一种思想的建筑,或者思想的装置——艺术家是设计师和演员,策展人是总规划师或者总导演。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史学者和博物馆策展人,他对于展览的态度和策略极大地影响了我。但是大展中真实的策划过程则有着不同的意义,你所面对的问题不一定都是思想的和技术的,它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由于是代表着“中国建筑”的整体形象和成就的这么一个场合,因此它也就同时有着这个集体指称所有的光环和沉重。



“活的中国园林”展览照片


我之前(2008-2009)做过两个关于中国园林的展览,这个展览我经历了从发明概念到(在国外)展览实施的全部过程,准备时间相对较长。当时还很少有建筑师涉入展览这件事情,可能是源于他们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某种误解。中国人以前认为的“展会”,多少是展示、炫耀或者毫无意义的仪式场合。但我觉得,当代语境中的建筑展览更像是一种富于文化意义的空间实践,它的目标可能会牵扯到一些物理现实的改变,但其意义并不止于此。它其实牵扯到态度、主张——是通过一种假设性的方式来改变世界,通过展览,引发我们对我们所寄身的世界的讨论


“漆山计划”展览 2011


在策展同时,你也发现这种源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形态的优点和局限,一个展览往往也在用它发明的形式否定自己,比如,通过在德国和比利时所做的两个有关园林的展览,我更清晰地了解到了园林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处境,我们所发现的不是它的自洽,而是它潜藏的矛盾。



A:那么对于威尼斯双年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T:是的,某种“矛盾”。要想在一个国家馆里言简意赅地揭示出一个国家庞大实践的意义,使得遥远国度的人们体验到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力量,充分表达本土人民对于这件事情的关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如,中国这样大体量的“建筑”如何才放到威尼斯优美的、轻飘飘的、铺满游客和猎奇者的小岛上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拧巴的事情。“现代性”所落实的物理形式,跟古典艺术所追求的“和谐”往往是格格不入的,它表达不出太多“顺理成章”的意义。我们常说建筑师要尊重语境(context,或译“文脉”),可是倘若真的要尊重语境,就不会有在威尼斯办中国展这回事了。



  关于“深双” 与 城市共生


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 2018


A:ArchiDogs今年持续报道了深圳香港双年展,请问您有参与过深双的经历吗?


T:2011年的深双我参与过,当时我和MoMA策展人Terence Riley一起工作,他推荐我去深双里做一个小项目。但当时我发觉,在国内做这种研究型展览项目真的不好做,最后展位缩水很厉害。在国外策展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国内一样有困难,后者的问题甚至更加特殊。


每个特定事情的发生都有背后的推动力和决定性力量,一件事情最好的意义,往往是在它的萌芽状态里。快十年前当时做威双的时候,大家还不太理解“建筑展览”和“设计推广”的区别,跟很多设计院去讲,他们不大接受“展览”对建筑思考的作用,舍不得大力投入。而面对现在这种经济形势,有人开始积极地跨界,推销自己,到处都是伴生“建筑策划”的展览活动,对我而言,这件事情的力量反而相对削弱了。


从事艺术实验也是一样,在别人不做的时候做,逆流而上,才叫做“前卫”——是不念其好处,而是想想它的坏处——策展是一种生涩的、并不追求完美和包装的思想实验。但是很多建筑师都追求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对思想而言反而是有害的。第一次策展时,我觉得做得特别不好,留有很多遗憾,大概只能打七十分——但后来才发觉,七十分已经是最高分了。


深港双年展对于“城中村”的解读


A:请问您如何看待今年深双城中村的主题?


T:我认为,建筑师不是不可以介入他们所不熟悉的生活,毕竟新鲜的所见所闻也会提供某种灵感,但有些事情离我们离得太远,我们不大可能对其有真正的理解——像现在我只会关心和我直接有关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不关心大的话题,而是我更愿意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去理解大问题,而不是通过揣测别人的生活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我不了解这个城中村这个语境,不清楚做这个事的人是否想要他们所“设计”的生活。或者,原本在这个语境中的人是否喜欢现有的,被改变了的语境。我小时候住在徽州式样的老房子里,但我大概不想永远住在那里,我猜城中村的人也有类似的心境。


现代性的表征之一就是,它所感受到的东西跟它的“理想”(idea)是有距离的,“现代”意味着一种分裂和疏离的状态。我觉得未来中国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如何对待“过去”。以前是什么都不要,但现在是如何划分“要与不要”的界限,以及界定选择的权利在谁的问题。人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产生依赖感,是人类的自然心理,有关“记忆”,但现在的人们,特别是深圳人,大概已经不太依赖某一特定地点的“记忆”了。



A:您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类型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T:类型学和“行走中的建筑学”本身是互相消解的。



A:建筑学中定义的东西很多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如果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的话未必能够感受到这种上帝视角的类型学。


T:因为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片面的现实,而同时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片面的现实。我当时在纽约下城做过一个项目,我设想有五种不同的角色到这个基地,每个人对现代主义自有他们的理解,也并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和唯一的基地。很多人认为这个基地富含某种特质,所以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认为基地只适合于自己的设计。但我认为恰好相反,凡事都容纳了一种多样性的可能。屈米曾经说过,空间,结构和图像的问题可以互相容纳、互相生长、互相转化。这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空间的解读,他们不再认为空间仅仅是一个“以无当有”的容器了。



给青年建筑师的建议



A:最后,您能给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学学生在职业发展和学习上一些建议?


T:我非常坚持在自己的周遭(circumstance)里去寻找可能性,而不是一定要在纽约和北京的博物馆里。这个周遭,既包括事情原本的属性,也包括自身的资源和可能性,包括特定的工具性,包括它的外观和感受。


最后,所有事情都要说到做到才好。


采访人 |汪澄波 张超悦

作者 | 张超悦

编辑| 张超悦 李鑫然


版权声明

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ArchiDogs或作者获得授权

本文图片来源:唐克扬工作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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