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跟何志森老师说声，谢谢。“

作者 | 蔡伊凡 

编辑 | 艺梦 汪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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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建筑媒体，何志森“一席”演讲在网络上爆红这件事，我们之前已有预感。网络媒体的力量之大，一夜之间似乎朋友圈里所有的人都认识了他。在收获无数赞赏的同时，批评甚至激烈指责的声音也山呼海啸而来。

指责的声音有很多种，在此不一一列举。ArchiDogs的几点看法：

1. 言论自由。但三分钟读一篇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地得出定论，这不科学。

2. Mapping不是何志森发明的工作方法；把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暂时搁置，关注普通人群的需求也是不是由他第一个提出。但他的工作（包括这次演讲）让工作坊的学生甚至全社会，在某一个瞬间同时关注了这群值得关注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3. Mapping作为一个研究方法，不是万能的。在指导实践方面，Mapping工作坊也许不如形体构成和空间流线这些来的实用。但如果把实用主义的眼镜暂时摘下，对它的认识也许会更开阔一些。

4. 最后，这是一个健忘的时代。10万+的爆款每天都有，也每天都在被遗忘。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一定在大潮退去后会沉淀下来。

以下为正文，来自何志森的学生蔡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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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跟何志森老师说声，谢谢。“

认识Jason 已经有三年多了。在参加了2015年1月份的超级平凡工作坊之后，我就一直在各个他带的工作坊中帮忙打打杂，当当助教，布布展。在一席的讲座发布出来之前，我就预感到这次他的演讲可能会为他和mapping工作坊带来很多，甚至过多的关注。他的mapping工作坊的工作方式和所倡导的价值观引起大家的讨论和争议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相信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早在两年前，知乎上就出现过“如何评价何志森老师”这样的问题，底下的答案也是千奇百怪，许多答案真的让人哭笑不得，还惊动了国内许多建筑院校的老师也参与了讨论，我也曾经想过要解释，要反驳，可是Jason一直告诉我：“懂你的人一直都懂。”不必解释太多。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了很多根本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的研究的人那么多断章取义的评价，甚至对他的研究动机十分恶毒的揣测，我不想再沉默了。

我在很多场工作坊的开题分享中都说过，在接触他的mapping工作坊之前，我一直是个瞎子。很多人说他的工作坊是关于弱势群体，是关于社会公平正义，是关于人文关怀，对我来说不是。对我而言，Jason教给我更多的是如何张开眼睛去看，如何竖起耳朵去听，如何对生活和细节怀有一颗更加敏感的心去感受。

我曾经是一个自以为才华横溢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学院学生，我想要追求纯粹的空间，巧妙的概念。创造毫无道理可言的奇怪的平面和七歪八扭的诡异流线是我最大的追求。每天在拷贝纸上不停的画呀画，看很多很多的案例，闭门造车，以为这样就能够学好设计，能够做出好的方案。由于高考差两分的缘故，我没有进入我们建筑学院的建筑系，进入了城市规划系。好在国内大多数的建筑院校都选择在前三年为学生们打一些建筑基础，我也算浑浑噩噩的涂涂画画了三年，满足了自以为对设计，对建筑的自我意淫。然而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经济与人文的紧密联系，让我无法继续放浪形骸的自我满足了。所以在第三年开始正式学习规划课程之后，我非常抵触，我认为规划的图很不美，规划提出的概念很扯，根本没有设计的余地，很埋没我的才华，紧接着陷入了一种极度的焦虑和烦躁之中，直到遇到了Jason。

我在mapping的过程中中学到的更多是一种网状的思维模式，一种转换尺度的思考方式。在2015年的超级平凡工作坊中，我们小组研究了城中村中街巷尺度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舞狮游行路线如何定义城中村中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公共空间的边界。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舞狮的路线本来是环绕着村的历史边界走的，但是由于城中村日益增高的房屋密度，导致街道变得十分拥挤，无法再继续保持原来的舞狮路线。于是游行路线开始接受一些新进的外来商业的邀请，走了一条新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恰恰把本来非常分离的本地村民公共活动空间与外来人口公共活动空间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工作坊中，还有小组研究的是两栋不同产权的建筑之间的连廊背后的隐藏的协商机制，还有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公共空间的隐形边界。在我们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不同尺度的事物之间隐藏的联系，如街巷宽度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间的联系，不同街巷活跃的时间与其宽度的联系，房屋间的连廊与建筑的混合功能和混合产权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都是我们平常无法通过短时间在场地走马观花或者传统的摄影或者测绘的方式看到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将城中村中的人当成弱势群体，我们只是张开眼睛去看，竖起耳朵去听,去开始学会看见，听见。Jason在他的演讲用了“跟踪”这个词，引起了许多的争议，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工作坊过程中更多的是经过了研究对象同意的观察，“跟踪“是连续的观察，是尝试着在一段时间中去浸入式的参与，了解另外一种生活。我还清晰的记得在超级平凡工作坊最后的一天，我们邀请了许多村民到展厅来看我们做的东西，许多村民开心的与我们的展品合照，说“我认得这个，这是我们村的东西。”还有村民主动的把家里的物品，村里平常用的舞狮的道具借给我们布展，还让我们有空多到村子里去玩，只要沟通得当，观察和“跟踪”并没有那么可怕与不堪。

这样子的观察方式在社会学的范畴里或许很常见，在国外的建筑学院的教育里也不新奇，但是对于当时迷茫又骄傲的我来说，确实递给了在无助里苦苦挣扎的我一根救命的稻草，让我在形式与功能之间的迷思中好像有了一丝方向感。我不再认为规划中红色，黄色，绿色大大小小的色块只是一堆拍脑袋想出来的毫无设计感的胡扯，我意识到我随意画下的一笔，或是随意填写的一个数字，能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填的每一个色块，写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在设计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

后来在申请出国的时候，我把我的文书和作品集的主题定为蝴蝶效应，便是希望在我之后的设计和学术生涯中，能够更多去了解去研究不同尺度之间事物之间这些隐秘的联系。这些小的东西并不仅仅存在于城中村之中，或是小摊贩，站街女身上，这些联系存在于城市之中的每一个事物之上，无论我在做什么尺度的项目，面对什么样的业主，我都希望能更多的去考虑，我的设计能够在另外的尺度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在和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聊天的时候，系主任说：他（Jason）为什么是公共空间增加了新的定义。“公共空间的尺度可以很小很小，小到如一个尿壶，一排栏杆，一个牛奶箱。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创造公共空间，一个尿壶或是一个公园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值得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去学习。

他的这种观察方法确实是一种极其耗时耗精力的工作方式，还常常容易一无所获。作为好几个mapping工作坊的助教，一开始我们在观察不出结果的时候经常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愤怒，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另一种是感动，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但是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在关爱弱势群体，我真棒。有趣的是有这两种情绪的表达在这一引起的讨论中也都有出现。然而我认为作为一个设计师，本身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各个方面人群的需求，协调各方的利益。客观的去看待任务，看待场地是我们应该必备的基本素养。但是场地的真正需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最有效的实现这些需求，这需要我们带着一颗粉红粉红的敏感的心去看，去听那些细小甚微的东西。

Jason从未说过他的观察方式是设计唯一的方法或者是最好的方法。如何将这些微尺度上的发现运用到设计中，或者成为一套成体系的设计指导方法，都值得我们还有其他同道中人继续探索。关于基于实践的设计学与基于理论的设计学孰优孰劣，我不想，也没有资格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我相信在有些人心目中，只有利益是唯一的答案。

但是，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我，或许还有其他许多像我一样，被他影响而在混沌中被指引找到了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的人，在黑暗中睁开了第一次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寂静中第一次竖起耳朵的人，他的善良和努力便不应该遭受如此多不公正的质疑。

——蔡伊凡，写于2019年3月22日，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

本文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作者 | 蔡伊凡

编辑 | 艺梦 汪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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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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