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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场 | 我们这一辈,还有机会成为大师吗?

顾大庆 建道筑格ArchiDogs 2019-12-01








如果问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批批建筑学生,拿着有限的工资,加班熬夜却依旧坚持走在设计的道路上那么大抵是“大师梦”这几个字吧。


然而大师却不是人人能当。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天分,在学校时受到的基础教育和训练,尤其是作为启蒙阶段的本科教育,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是否为成为大师创造了条件?


让我们以中国近现代第一代建筑大师杨廷宝作为例,看看前辈大师走过的路,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再走一遍?


原文《时代建筑 | 2017年第3期 | 主题文章 | 顾大庆 | 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杨廷宝吗? 一个关于当今中国建筑教育的质疑》

由作者 时代建筑 授权转载 


以下为正文






01 / 问题的提出


“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杨廷宝吗?”这个提问表面上看多少有点戏谑的意味,不够严肃,但笔者其实是想借此提出一个建筑教育的最基本问题,即建筑教育,特别是设计教学究竟给受教育者提供了什么?这个看似简单而直接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至少对笔者来说,是长期受其困扰。


杨廷宝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宾大接受了完整的巴黎美术学院(“布扎”(the Beaux-Arts))式的建筑教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建筑教育,尤其是中国“布扎”教育的一个象征。因此,作为一个中国的建筑学学子,以杨廷宝先生作为自己的学业和职业楷模真是无可厚非。很显然,“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杨廷宝吗?”并不是希望成为杨廷宝先生本人,而是希望具有像杨先生一样的设计才能。


说起杨先生的设计才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他驾驭形式的能力,或对建筑风格的把握。无论是西方古典建筑,还是中国的古典建筑,又或是现代主义建筑,他都能娴熟运用。但是,本文欲讨论的是杨先生设计才能中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它与建筑风格或装饰母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随时间而产生实质性改变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对这一设计才能的内涵作一界定,并探讨它的获得方式,再由此对我们今天的建筑教育作一批判性反思以及提出几点应对的建议。



02 /  关于杨廷宝的设计能力


以下的讨论将以“布扎”建筑教育的精髓在于训练一种设计处理的技巧这一命题来展开。首先,笔者将以杨廷宝先生的北京和平宾馆作为一个案例来说明所谓设计处理技巧的概念,并进一步通过对勒杜(Claude Nicolas Ledoux)的一个建筑案例的讨论来说明在杨廷宝身上体现的设计能力并非他所独有,而是“布扎”教育的一个共同特质。最后笔者将从“布扎”的构图理论角度对设计处理的技巧作进一步的阐释


2.1 杨廷宝的北京和平宾馆( 1951—1953年)


在杨廷宝先生为数众多的建筑设计作品中,北京和平宾馆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图1~图3)。②  这是杨先生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抱歉,笔者暂时要用风格来作必要的区分)设计的代表作。在当年,建筑界一致认为它是一栋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建筑,杨先生还因此受到批判和责难。确实,和杨先生其他的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建筑相比,这栋非常简洁的建筑可以被归为现代主义建筑的范畴。但笔者倒是认为这是一栋没有明确风格的建筑,这是一个低造价的建筑,容不得他发挥运用装饰题材的能力。在对和平宾馆的建筑图纸仔细研究后,笔者认为风格并不是这个建筑设计的焦点。而恰恰就因为风格问题在这个设计中变得不那么重要,杨先生设计能力的另外一面就凸显了出来,这是笔者选这个建筑作为讨论“布扎”建筑教育本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是杨先生的设计中为数不多的一个需要从平面来欣赏的建筑。翻看有关杨先生建筑作品的书籍就知道,他的大部分建筑都是通过外观来欣赏的。



1.和平宾馆平面图及原貌


2. 和平宾馆渲染图 


3. 和平宾馆现状

笔者最初看到关于这个建筑的资料是在设计原理的教科书上[1][2](图4),书中以和平宾馆的门厅来讲解酒店大堂的流线和视线设计的问题。从门厅进入大堂,左手边是等待休息区,前台在右前方,左前方是电梯,楼梯间隐在后面,有几个踏步作为提示。从前台的位置可以没有遮挡地看到休息区、电梯和进出楼梯间,相应地,等待的客人可以从休息区看到上下楼梯和进出电梯的人。和平宾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它的总体布局,主要有两点,一是将院子中的两棵树巧妙地保留了下来,大树与宾馆的入口配合相宜,浑然一体;二是在主楼的一楼设了一个过街楼,将车子停到后面。对和平宾馆的这些解释完全是功能性的,意在力证杨先生对现代建筑的功能主义要义的把握。


4. 和平宾馆的功能主义解释


与以上的这些论述不同,笔者在和平宾馆的阅读中还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


我们将观察的对象从底层平面转到标准层平面,看看杨先生如何组织标准层的客房平面。楼梯间和电梯厅在标准层平面的中间位置,方便两边的客人使用。走廊两边客房的门是错开来的,增加了客房的私密性。笔者开始关注结构的布置,柱子不是常见的沿走廊边的布置,而是退后到卫生间的另一面墙边。这样的布置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其原因不在标准层平面上。笔者再将视线移到底层平面上,看到上面的柱子落到底层,在小餐厅里正好是处于空间中间位置的四根柱子,和四周的墙壁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如果我们把视线再移向大餐厅的一边,小餐厅、大餐厅以及餐厅的入口正好是在一条轴线上。我们再把视线移向右边的大堂,大堂的中间也有从上面落下来的四根柱子,再仔细看看,小餐厅和大堂是两个相等的形状,像是一个哑铃的两个球,中间以一个过渡空间相连。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布扎”的平面构图,即“剖碎”(Poché)(图5,图6)。


5. 和平宾馆底层平面和标准层平面的结构关系以及底层平面的空间界定


6. 和平宾馆的底层空间轴线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先生高超的设计处理能力,建筑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每一个部件都有其合理的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配合相宜,一切显得那么自然和天然。于是笔者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杨先生的这种设计能力与其他学者所认为的现代建筑的功能主义认识有关吗?笔者认为不是,这种能力其实来自于他所受的“布扎”教育。这是一种处理协调建筑的场地、功能和结构、内部的空间组织与外部形体关系,以及建筑的局部(部件)与整体的关系的一种技巧。杨先生并不是在和平宾馆这个建筑的设计中才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是早就拥有。只是我们以往太多关注他的建筑的风格表达,而忽视了本质。



2.2 勒杜的“Maison de M. d' Evry”(1772—1780年)


为了进一步认识杨先生的设计才能和他所受到的“布扎”建筑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考察其他“布扎”建筑师的设计,这里笔者选择了勒杜的一个未建成的建筑“Maison de M.d' Evry”。考察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两者的共性,该共性部分地体现在“布扎”的构图方法中。


在展开讨论之前,笔者需要就“布扎”的“构图”方法以及所谓的“剖碎”方法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布扎”的构图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关乎立面形式构图的方法,而是一个整体设计的方法,关乎平面与体积的关系、内部组织和外部立面的关系等。至于如何来组织一个建筑的平面,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轴线组织,以轴线来安排空间或房间。轴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概念,而是人在空间中活动的动线:空间或房间沿着轴线布置,房间的门洞开在轴线上,轴线和动线合一。


“剖碎”原本是“布扎”设计方法中的一个制图的术语,指的是将平面中的墙体涂黑。“剖碎”在法文中的意思是“口袋”或“荷包蛋”,用线勾勒出的墙体像是一个个口袋,涂上的黑色就像是口袋里承载的物件。“剖碎”的中文翻译来自童寯先生。[3]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翻译,平面图是建筑体从水平方向上剖切并从上往下看的投形,故为“剖”,而“碎”则是对这类平面特征的形象描述,空间是几何完形,而墙体则被开窗和门等分隔成很多的碎片,显得支离破碎。我们现在却是把“剖碎”理解为一种空间操作的方法,即将建筑体看做是一个未经雕琢的实体,通过挖去的操作在实体中创造出空间。结合前述轴线组织的原则,“剖碎”就是指在轴线上对体积的一系列挖去的操作,这一系列的操作从主要的空间开始,逐渐到次要空间。[4]


7.  “Maison de M. d' Evry”的基本图纸资料


 “Maison de M. d' Evry”收录在勒杜的L'Architecture作品集中[5],只有两个平面图,一个剖面图和一个立面图(图7)。立面和平面及剖面之间并不完全吻合,不过这不妨碍我们的分析。设计完成于1772—1780年间。这个建筑位于城市街道的转角处,基地是一个不规整的多边形,这和勒杜其他大多数的建筑都不一样。一般我们讨论构图方法都是基于对称的平面和体量,而这个建筑的基地形状和周围环境均比较复杂,我们观察的重点在于建筑师如何在不规则的条件下运用轴线对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关系。该建筑平面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内庭院,建筑围绕庭院布置,建筑形体很不规则,庭院与城市街道通过一个通道相连。


下面我们就从轴线组织和“剖碎”理论的角度来解读该建筑。首先,我们观察内院与外部立面以及城市街道的关系。内院顺应基地的形状,是一个类似钟形的平面,一条边顺应外墙向内倾,与之相对的一边也以同样角度向内倾,形成一个对称的内院。这样在内院的边界和外墙之间就形成了“厚墙”或“剖碎”。内院的轴线向外延伸,正好对着街道的中轴线,在街道和内院之间辟出一个通道,这就是建筑的入口。我们注意到建筑的立面为六开间,入口恰巧就在左边第二开间的位置,并不在立面的中间。而从街道的角度来看,街道遮挡了建筑的右半部分,正对的是左边的三开间,入口恰巧居中。而立面自身也有一个轴线,位于六开间的中间,穿过山花的尖角。于是立面入口和街道的轴线关系以及立面自身的轴线关系并不一致,但也很协调。再将视线转到内院,内院靠街道一侧也必然是一个完形,尽管并没有内院立面的有关资料(图8~图10)。



8. “Maison de M. d' Evry”的城市关系分析


9. “Maison de M. d' Evry”立面、内院以及城市关系分析


10. “Maison de M. d' Evry”内部空间的轴线组织


我们再考察建筑平面中房间的组织。很明显,房间的组织也是依据“剖碎”挖去的原则,以轴线对称的方式保持房间几何形状的完整性。由于建筑的平面呈不规则的形状,在具体实施挖去的操作时必然会有一个主次的关系,即从主要的空间开始,逐步转向次要空间。具体到每一个房间的处理就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比如,由于外墙的不规则形状导致房间的不规则形状,建筑师需要在房间的一边切去一个角来保持房间几何形状的完形。此外,每个房间门窗开口的处理不但要保持对称性,还要与立面开间等关系相互协调。这样的一种处理的努力一直贯穿到平面的边边角角。



2.3 “布扎”教育的精髓在于培养一种设计处理的技巧


通过对勒杜的设计的解析,我们看到在杨廷宝和勒杜的设计中所体现的设计处理能力应该可以被视为“布扎”建筑教育的一个共同特点。正如大卫·范·赞腾(David Van Zanten)在讨论“布扎”的构图理论时所指出的:“构图在法国学院派体系中意指建筑设计中最本质的活动,构图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装饰或立面的设计,而是三维实体的整个建筑的设计,体现于平面、剖面和立面三位一体的关系中。”[6] 构图的内涵就在于将局部整合为一体,并赋予秩序,它包含建筑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内部平面与外部立面的关系。这里所说的设计处理技巧就是指构图的能力。而杨廷宝先生在宾大的恩师,保罗·克瑞(Paul Cret)则是“构思或想法”(Parti)与设计发展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论述设计处理能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设计想法的获得多少带有机会游戏的意味,一个有能力的学生或许因为运气差而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想法,但是他有能力将其发展成一个还过得去的设计,而一个能力欠缺的学生或许因为运气好而获得一个好的想法,但是他却不能够将它发展成一个好的设计。克瑞想要强调的是建筑教育的核心不在于如何得到好的构思,而是如何将构思发展成为一个好的设计。[7]


勒杜的“Maison de M. d' Evry”,它的立面和平面各有其自身的组织逻辑,当内部的空间组织逻辑与外部的立面组织逻辑相遇的时候,两者又非常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而杨廷宝的和平宾馆,它的立面并没有一个不同于内部空间组织逻辑的独立处理,几乎就是内部空间组织的直接投射。杨先生的设计处理能力主要体现于空间和结构的关系,以及上层客房平面和下层公共部分平面之间的关系。而结构与空间的关系恰恰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和平宾馆的对称性空间组织中轻易地看出杨先生在“布扎”学校所学的构图功底。


在讨论上述问题时笔者似乎在不同的语境中自由运用了“设计处理技巧”和“构图”两个术语。两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但各有侧重。“构图”强调的是设计方法中可以描述的那部分内容,而“技巧”强调的则是一个建筑师如何运用构图方法来解决具体问题时所展现的个人能力。古典建筑的构图方法和现代建筑的构图方法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建筑师所展现的设计处理能力却是相同的,就是能够把体现特定设计价值观的方方面面问题协调好,并获得一个好的设计。




03 / 杨廷宝是如何获得这种设计能力的?


在前一章中笔者试图对“布扎”的设计技巧的内涵给予解释,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这种能力是如何获得的?这需要从“布扎”的教学方式中寻求答案。笔者的分析还是以杨廷宝的个人线索来展开,首先是他在宾大作为学生的求学经历,看他是如何和他的老师保罗·克瑞互动;然后是他回国后在建筑系执教,他的学生回忆他的教学风格;最后笔者要引证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en)有关建筑设计工作室的教学方式的研究来进一步阐述“布扎”教学体系中“改图”这一教学方式的独特性


3.1 作为学生的杨廷宝


“布扎”的教学安排的独特之处是“快题+设计渲染”,即每个设计(两个月或数周)的开始是一个封闭考试式的快题作业,然后学生再用以后的数周将快题的设计继续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设计以及渲染的表现。设计的最初方案在一天的快题作业中就已经确定,不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修改。


这样的教学安排又称为设计竞赛制度,与“布扎”早期学院的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即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学院只是组织快题和最后的评图,中间的设计教学是在教授的工作室中以“师徒制”方式来进行。后来,学习的场所逐渐从建筑师的“图房”演变成学生自主的、在校外的“图房”。这一制度被移植到了美国的大学,校外的“图房”移到了大学校园。但是,“快题+设计渲染”的教学方法仍然保留了下来。笔者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一教学方法的设计方法学意义,在此不做重复。[8]里笔者想要讨论的是在设计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如何互动,以及通过这一互动方式所传递的知识之特点。


当杨廷宝先生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宾大求学时,宾大是“布扎”教育体系最忠实的贯彻执行者。杨先生如何师从他的恩师克瑞学习设计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布扎”设计教学奥秘的关键,在此必须要复述一下。


据说杨先生在宾大求学期间从不开夜车赶图,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地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老师的改图也是很有意思的。克瑞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老师,在每个学生的桌前寡言少语,据说还有耳聋的毛病,增加了语言交流的困难。因此他最擅长的是埋头动手示范如何将设计改得更好。那么,杨先生究竟从中学到了什么?学到的就是处理各种问题的技巧。就我们对“布扎”教学的理解,一个设计的基本想法是学生在快题阶段就已经决定了的,而且还不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有根本的改动。但是学生未必就有能力把想法最终发展成一个成熟的设计,这就需要得到老师的帮助,只有与老师通过一个过程的“笔”谈才能逐步实现。杨先生每次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如何解决每个学生的“疑难杂症”,与那些还在忙着在老师看图前完成任务的同学相比,杨先生的学习效果是以倍数计的。


3.2 作为老师的杨廷宝


多年以后回到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杨先生成为了中央大学的建筑学教授。他的教学经历显示他将从克瑞那里学到的教学方法完全继承了过来。杨先生如何改图也被他的学生所津津乐道。据说杨先生也不善言辞,上课时用一张草图纸铺在学生的图纸上直接动手改图,一边改图一边解释每个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杨先生的改图决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据杨先生的学生刘先觉先生回忆,杨老改图总是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自己当时不是很理解,后来才慢慢觉得很有道理,建筑设计没有绝对的可以和不可以。三个方案需要挑一个出来深化的时候,他会分析出每个方案的优缺点,找出最适宜的方案。也出现过他提出以一个方案为主,吸收其它方案的优点来深化的情况。


关于杨先生如何上设计课的描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他驾驭各种设计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建筑风格并没有特定主张。他强调建筑师应该什么样的建筑风格都能做出来,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建筑风格。


正如刘先觉所言,杨老本人是要实用的能做北京和平宾馆;要新民族形式的能做中央医院和中央体育场;要传统民族形式大屋顶的能做中央研究院和第二档案馆。他认为要什么就能给什么才是建筑师的看家本领。杨老在建筑风格上的没有主张更凸显出“布扎”建筑教育的精髓不在于传授某种建筑风格,而在于发展设计处理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我们在杨廷宝研究中太多关注建筑风格的问题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3.3 作为经验的设计知识


从以上对作为学生的杨廷宝和作为老师的杨廷宝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这种设计处理技巧的传授和获得主要是通过设计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舍恩用“示范和模仿”来概括在设计教学中师生之间的这一特殊互动关系,那么在师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传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呢?舍恩认为这是一种“即时反映”(reflection-in-action)的知识。[9]老师看到学生的图纸,对图上的内容作出即时的反映,通过在学生图纸上的修改来提出自己的意见。


每个学生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老师需要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不仅因人而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可预知的。这里,笔者想起医学院教育中的见习实习。医学院的学生在医院跟在有经验的医生后面,观察他如何诊治病患。尽管这些学生已经从书本上学到了很多关于诊断学、病理学、生理学以及药理学等的知识,但这些都还是“死”知识,而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在应对各种疑难杂症时所展现的诊治方式则是“活”的知识。这类“活”知识是关于如何做事的知识,往往以经验的形式存在。


相应地,一个建筑学学生或许已经具有关于建筑的使用功能、场地环境、建造技术和形式构图的种种知识但是如何提出一个合理的建筑设计方案需要的是另一种“活”知识。如何习得这种“活”知识,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有经验的建筑师如何解决问题并通过模仿来掌握。通常情况下,我们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来描述这类“活”知识,但是可以通过感悟来体会。正如许多年前笔者第一次上设计课时老师所言,建筑设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4 /  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杨廷宝吗?


以上的讨论并非只是出于对杨廷宝设计才能的赞赏,而是要以此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今建筑教育中的问题。


“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杨廷宝吗?”指的就是在今天的建筑学校是否也能够学到像杨廷宝那样的设计处理技巧。笔者认为今天的建筑教育正在渐渐失去传授这种设计处理技巧的能力。这里笔者想从两个方面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讨论,一是从设计课程的时间表看设计教学重点的转移,太多的时间花在设计的构思上,而设计的发展则显得不足;二是从现今大学对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的强调来讨论优秀设计教师的生存空间问题。


4.1 从设计技巧到图解分析的设计教学重点转移


设计教师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观察,即如今学生的设计普遍深度不够。一个课程作业最后的表现图往往充满了各种分析或构思图解,而建筑的平立剖面图则非常简单,一看便知缺乏推敲。对这个现象最简单的解释是:学生的设计能力不够,又或是教师把握教学进程的经验不足,再就是课程时间太短。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设计教育的重点从处理技巧的训练转向构思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反映在课程的时间安排上就是构思和分析的时间长了,设计发展的时间短了。一个设计课程花在发展想法和分析问题上的时间比较多,学生往往在决定一个设计想法时犹豫不决,反反复复,耗时太多,到课程结束时方案还是在一个初步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就很难与学生深入讨论设计的深化问题,学生也不可能学习到设计处理的技巧。


相较而言,“布扎”的设计教学在过程的控制上似乎要比我们有办法,值得我们借鉴。笔者在前文中提到“布扎”的设计竞赛制度采取“快题+设计渲染”的方式一个通常两个月的设计周期中,基本的设计想法(parti)通过一日的快题确定下来,而且不能更改,余下的时间就是如何将这个想法发展成一个设计,以及最后用渲染图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见,学生学习的重点是在如何发展设计,而不是生成想法。


据一些回忆中国早期建筑教育文献的描述,东北大学和中央大学当时的设计教学采取的就是“快题+设计渲染”的方式。张镈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违反构思的草图或迟交者设计为0分。[10]


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使到50年代,童寯还坚持最初的草图不能改。但是从制度上来说,设计课程已经不严格按照“快题+设计渲染”的方式来执行,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齐康和钟训正等前辈对第一次草图不能改的原则还有所记忆,据钟先生回忆,大家其实并不严格遵守。到了我们这一辈,若不是从书中读到有关内容,一定不会知道,而且还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与我们对建筑设计训练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


就西方建筑教育而言,笔者认为这种改变应该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建筑设计被看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时建筑师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的答案需要从问题的分析开始。于是对问题的分析就变得很重要,图解分析的方法被引入设计教学。


一个设计课题要从对使用和场地的调研和分析开始,用图解来表达有关的研究成果。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作业来看,虽然分析图解成为设计过程的一个重要的起始阶段,但是整个过程仍然很关注设计方案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分析与设计之间仍然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关系,训练的目的仍然是设计本身


我们也看到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在一些国际著名建筑院校,分析图解渐渐成为设计教学的主体。整个设计教学中各类抽象图解作业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甚至成为唯一的教学目标。这种图解方法要么侧重于对建筑的或非建筑的问题的分析,要么试图通过图解方法来获得独特的设计概念,或两者兼而有之。如何将图解画得漂亮,也成为设计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如过去对渲染方法的强调。设计训练重点的转移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设计发展上分配的时间不多。若要在分析和设计之间取得平衡,就必须拉长设计的周期。


国外建筑院校的设计教学普遍是一个学期一个设计课题,或者一年一个设计课题,多少有这个因素的考虑。而国内建筑院校的设计课题还普遍是8周一个课题。


设计教学重点的转移可能还与我们当今的建筑教育都是在大学的架构中有一定的关联。大学是讲究知识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所讨论的设计处理能力只是一种特定的技能,严格来讲未必算得上是一种学问。而图解分析涉及社会、历史、环境、行为、技术、文化和理论等问题,显得很学术,很有研究性,相关的成果可以作为学术论文或专著发表。所以,大家的兴趣可能更倾向于分析性和研究性的方面。


4.2 要成为杨廷宝还得要有像杨廷宝那样的老师


名师出高徒,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做到。杨廷宝在成为中央大学的教授之前已经是国内最著名的建筑师(没有之一),在成为大学教授之后也一直保持建筑设计实践。也就是说,杨先生的第一身份一直是一位建筑师,而不是一个纯学者。他是因为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成就而成为大学的教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没有其他原因。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


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在大学里教设计?笔者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紧急”的问题,因为大学设计教师的遴选正在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换到今天,杨廷宝未必能够顺利成为大学教授。在当今的研究型大学,要想在建筑学院里教书,你先得有个博士学位,能否设计反倒不是特别重要。一个人愿意去读个建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就意味着专攻理论和研究,就意味着走向与设计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的培养道路。


一般来说,两者皆强的例子并不很多。一旦成为了建筑学院中的一位老师,如何教设计才开始成为问题。以这样的一个起点,要想成为杨廷宝那样的名师究竟有多大的机会呢?


这是一个很“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国外,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建筑学院得到一个正式的设计方面的教职,他一般已经完成了设计教师的初步训练,比如有一定的设计经验和建筑作品,且达到一定的设计水平,在其他的大学做过助教或兼职,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成果。而国内的情况则很不一样,需要从零开始培养。


据齐康和钟训正等老先生回忆,当年他们作为设计优秀者留校做老师,留校后先作为助教辅助老先生的教学,课前试做画范图,课上观摩老师的教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才能正式上堂授课。同时,他们还有机会和杨先生等一起参与实际的工程,在设计实践上得到锻炼。通过这些机制,杨廷宝先生等老一辈的设计和教学能力能够得到传承。不过也只有像东南大学等几所老建筑院校才有条件这样做,因为设计教师培养的前提还是先得有名师坐镇。


现在的普遍情况是,博士学位而不是设计能力成为必要条件,又缺乏设计教师的培训机制,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胜任设计教学的老师已属不易,更何谈优秀。总之,在今天的建筑院校,一个学生能碰上像杨廷宝那样的老师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里笔者还不得不说一说师徒传授教学的局限性问题。杨廷宝虽然非常优秀,但是有机会得到他亲自指导的人毕竟是少数。还是考察杨廷宝这个个案,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亲自上设计课,后来因为行政事务繁忙就中断了。设计课就由杨廷宝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来教了。因此,杨廷宝的设计能力的传承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衰减的过程。


比如说,本文所讨论的设计处理能力的学习问题,即所谓的“构图”方法,笔者是专门学习了“布扎”的教学后才有所认识。而在求学阶段得到的有关“构图”的认识仅局限于立面的形式构图。这说明杨廷宝只是以个人经验的形式传授“布扎”的“构图”方法,虽然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东大的设计教学中看到重视设计处理能力训练的传统,但是就“布扎”的“构图”方法的体系而言应该说早就失传了。



05 / 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成为杨廷宝那样的建筑师?


如上所述,我们今天之所以很难学到杨廷宝当年在学校学到的那种设计处理能力,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设计教学重点从设计的处理技巧转向问题的图解分析和研究,二是缺少像杨廷宝那样的设计老师。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机会成为杨廷宝那样的建筑师。检讨我们现今的建筑设计教学存在的问题是个大课题,以下着重讨论三个问题。


5.1 回归建筑教育的本质


“布扎”的建筑教育和今天的建筑教育相比是一种非常聚焦和单一的建筑教育。全部的设计训练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构图”。设计的基本构思在一天的快题作业中就固定了下来,余下的时间学生可以集中于协调各部分关系的研究。而且设计课题的类型也只有三种,即基础课程中的“Analytique”(立面构图设计,简称“构图渲染”练习)、单一建筑设计和群体建筑设计。设计训练的要诀是有一个明确的设计方法,经过反复的练习,上升为设计技能。


而我们现今的建筑设计训练内容要丰富得多,前文讨论了设计教学着重点发生转移的问题,分析问题和寻求独特构思成为教学的重点。此外,训练的内容也极其多样,比如,我们能够接受一个设计课的成果只是一些图解式的研究报告,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建筑设计;我们也对那些在设计课中进行实际的建造任务有极大的兴趣。毫无疑问,设计训练目标、内容、方法和成果的多样化是我们今天的建筑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近几年由于建筑行业的降温而引起的讨论无疑更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趋势。其理由也很简单,即今后的建筑学毕业生很多未必会从事建筑设计方面的工作,因此学校的教育应该多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训练。


由此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建筑教育本质的模糊和弱化。本文试图借助关于杨廷宝先生的设计能力的讨论指出,“构图”这一能力才是建筑设计训练的核心和本质。但是在现今建筑教育趋于泛化的大形势下,要坚守建筑教育的本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


5.2 重新界定“构图”的内涵


“构图”是指建筑设计中如何协调平面、立面、体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布扎”的“构图”是借助于轴线对称的方法来组织各方面的关系。今天的建筑设计,虽然我们依然将平面、剖面、体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作为“构图”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实现“构图”的手段应该远不止轴线对称那么简单


笔者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至少可以界定出三个“构图”的方法和知识体系。第一个当然就是“布扎”的“构图”,在此不再复述。20世纪50年代的“德州骑警”柯林·罗(Colin Rowe)关于“透明性”的论述以及伯纳德·赫伊斯利(Bernhard Hoesli)将其发展为一种空间组织的方法,从而使得现代建筑成为“可教”,这里的“可教”应该特指建立了一个现代建筑空间形式研究的方法和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源自现代主义建筑对于空间和建构的兴趣。


最近的二三十年,建筑师的设计实践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以模型的操作作为空间和形式生成来源,比如葡萄牙建筑师马特乌斯兄弟(the Aires Mateus)的基于体块“挖去”操作的一系列建筑体现了建筑师对某种特定空间操作的兴趣,又如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对各种空间操作方法的尝试。由此,“构图”的内涵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笔者将此定义为当代建筑设计实践“可教”的新课题。我们这些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所进行的空间和建构的教学实验可以算是对这个课题的一个回答。


5.3 需要有新型的设计教师


要想成为杨廷宝那样的建筑师,你得先遇到杨廷宝那样的老师。可是,今天对设计老师的要求可不是单单会做设计那么简单。笔者想象杨先生可能要遇到以下一些新问题。


首先是如何应付学生人数增加的问题。这并不是最近30年才有的新问题,其实南京工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生人数已经急剧增加,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几个人或十多人,一下子扩展到近60人。师徒制一对一的改图办法应付10个人可以,再多就有点难了。作为设计教学的领导者,杨先生可能需要考虑如何在60人或更多人的条件下进行教学,比如培养更多合格的年轻老师,又或将个人的设计和教学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方法的高度,这就是教学法的问题。现今的建筑院校学生规模都在百人以上,教学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教学法可以弥补缺少有经验的设计教师带来的不足。


此外,杨先生还要改变一下对传统设计教学的认知,即设计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老师的设计经验,还可以作为发展新的设计方法和知识的手段。在现今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下,设计教师还需要做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展学科的知识,推进学科的进步。对于设计教师而言,设计方法的研究就是其主要任务,而设计教学就是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伯纳德·赫伊斯利于20世纪60年代在瑞士苏黎世高工(ETH)所发展的设计基础课程属于建筑设计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而库哈斯(Rem Koolhaas)和屈米(Bernard Tschumi)的设计方法和理论是在AA的教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今天大学中的设计教室其实非常接近于大学的化学或物理实验室,是个研究的场所。



06 /  结语


本文以杨廷宝的和平宾馆作为讨论的焦点并非一个随意的选择。和平宾馆虽然是杨廷宝最常被引用的建筑设计之一,但是以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以及功能流线和场地处理等问题,而忽视了杨廷宝正是凭借他深厚的“布扎”构图功力将该建筑的场地条件、使用要求和结构布局等问题成功地揉合在一起。细细品味和平宾馆的平面,它其实非常的“布扎”。


杨廷宝在“布扎”学校学到的正是一种处理协调设计问题并赋予一个统一的形式的能力。关于他在宾大的求学经历的讨论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能力的获得方式——一位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以及一位善于观察和感悟的学生之间的互动。


以此检讨我们今天的建筑教育,要想学到像杨廷宝那样的“构图”能力变得愈来愈困难。一方面,设计教学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处理能力的训练转到想法生成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我们的设计教师培养机制也出现了问题——人才的选拔更看重学术研究能力,而不是设计能力。当前建筑教育界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如何应对知识体系的改变和更广泛的社会、技术、文化等议题的介入,而这些讨论无疑会导致建筑教育的近一步泛化。在这一大趋势下,重新思考建筑教育的本质实在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


(本文最初是2012年9月在东南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建筑理论论坛上的发言,后因组织者之约整理成文,此次发表又经重新梳理和扩充;图3由作者拍摄,图5、图6、图8~图10由作者绘制,其余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注释


① 杨廷宝为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杨先生为河南南阳人,生于1901年,1915年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赴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就学期间多次获得全美建筑学生设计竞赛奖项。1927年归国加入天津基泰工程司,为主要设计人,1940年起在重庆开始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从此一生从事建筑教育。杨先生一生从事建筑设计50余年,作品百余;致力建筑教育40年,亲手培育出大批人才。他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一位杰出的重要代表。摘自《杨廷宝建筑言论选集》之前言,齐康,郭湖生,1989年。

② 和平宾馆位于北京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之间,邻近东安市场。1951年设计时为一利用社会游资建造的社会性旅店,1953年建造至四层时改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专用宾馆,落成后即命名为“和平宾馆”。参见《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王建国编,2001年。该建筑现尚存,但是由于街道的扩建,原先的沿街老建筑已经拆除,楼前的大树还在,院子已经没了。楼的东侧另建一新宾馆大楼,和平宾馆一楼的内部功能已经全部改造,毫无原先的踪迹。有意思的是建筑主体外观的变化并不大,基本上可以辨认。

③ 刘先觉先生访谈,关于杨廷宝教学方式的描述得到很多前学生的印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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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一刚. 建筑空间组合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 童寯.美国本雪文亚大学建筑系简述[M]// 童寯.童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200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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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doux, Claude Nicolas. L' Architecture de C. N. Le Doux[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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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大庆.图房、工作坊和设计实验室——设计工作室制度以及设计教学法的沿革[J].建筑师,2001(98):20-36.

[9] Donald Schoen.The Design Studio, An Exploration of its Traditions and Potential[M]. RIB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5.

[10] 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看《时代建筑》2017年第3期 共识与差异——面对时代变化的建筑教学改革,顾大庆《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杨廷宝吗? 一个关于当今中国建筑教育的质疑》,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作者简介:顾大庆,男,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基金项目:香港研究资助局项目:China's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t the Turning Point—Its origins, evolu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项目编号:44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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