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即将过去，这一年里景观设计师都在关注什么？相信上个月刚刚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全球最大的景观盛会ASLA年会能够很好的解答这个问题。与八年前相比，ASLA再次来到这个最具度假感的城市，会有什么不同？景观大咖们都在讨论哪些热点问题？本期年会总结，我们邀请到了LA哥（现旅居美国波特兰的独立景观设计师）周啸为大家送上一个最真实的参会观后感，希望能引发大家对于景观和人居环境的探讨。
2019ASLA年会改名为Conference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主席Shawn T. Kelly提到“年会的新名称更清楚地传达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景观设计师与专业人士的聚会。其目的在于，加强各类专业机构的联系，并将所有人将聚集在一起学习、交流”。建道记者团：栗茜，周啸，丁艺，戴小超，杨淏玥，黄伊伟
作者介绍
美国Office of James Burnett事务所前项目助理八年前，圣地亚哥主办了2011年的ASLA年会。彼时的我还在当地的公司（OJB）上班，我尤记得和当年的同事们相约一起穿西装带墨镜，模仿电影“黑衣人”，然后酷酷的出现在会场。当年的ASLA年会盛况空前，Peter Walker, James Corner, Martha Schwarz, Micheal Van Vankenburge等等声名显赫的大师纷纷登台发声。当时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主题还是尚待讨论的观点，以Peter Walker为代表的一部分设计师始终坚持设计的艺术性最为重要，而不应该被其他的方面分去太多的精力。因缘际会，八年后我又再次来到圣地亚哥参加年会。相比而言，今年的年会有些许冷清，参会人数减少，业界大师也屈指可数，上面提到的几位也不见踪影。年会主题演讲嘉宾，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局长的Gina McCarthy在舞台上坚定又带有几分强势的号召所有景观设计师在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上应当带头冲锋，不然她就会去“踢你的屁股”。这似乎暗示着这一主题已经成为了不可辩驳的事实。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局长的Gina McCarthyGina McCarthy © ASLA 2019Community Engagement vs Top-Down Approach我作为ArchiDogs的特邀记者参与采访了几位在中国有实践经验的设计师。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到中国自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的项目流程，设计师给领导汇报，不必进行类似美国的公众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的过程，这让中国项目的设计师具有了别国设计师没有的特权，导致真正的使用者的需求并没有被倾听，而景观设计师应该有作为上下层沟通的媒介的自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产生实际的社会意义。具体的采访内容我们会在之后逐一发表，敬请关注。Interview with Tom Leader at ASLA 2019 © ArchiDogsDrawing as a Powerful Tool由于采访任务重，除了主题演讲外，我只听了两场符合自己兴趣的讲座。其中一场演讲是关于手绘的作用，演讲最初播放了一段Olin讲手绘的视频：
Laurie Olin on Design: Drawing as a Powerful Tool
© The Cultural Landscape Foundation
Olin在视频里讲的大致意思是：手绘是一种思维的过程，它可以训练人的判断和推敲的能力。比如，在开会时，手绘尤其重要。把他人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以手绘的方式当场表现出来是极具说服力的。在电脑渲染盛行的当下，出色的手绘更能让设计师显得与众不同。STEWART的主创Michael Batts的手绘使我记忆深刻。他用iPad把手绘拆解、重组，使它们以动画的形式出现在汇报文件中。Michael 一年要画十几本笔记本，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个人名片。 在iPad Pro上作画 © Ins: battsmichaelMichael Batts的工作手绘 © Ins: battsmichael
另一场演讲是关于“设计创意如何产生的”。GGN的Gustafson分享了事务所的设计过程。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研究找到创意的灵感。它可以来自一张照片、一段历史或是一个器具。创意的产生是指设计师在研究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产生的感性体验。这种体验被转化成具体的形态，再通过对实体模型的推敲和对小样的不断研究，从而决定作品的最终形态。这场演讲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有人提问Gustafson最想做的项目是什么？她说，法国巴黎的城市中轴景观改造是她目前正在并想完成的项目；二是Gustafson正在研究和使用VR眼镜，在虚拟世界里用1:1 的尺度去研究模型。作为年近七十的明星设计师，她从未停止学习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