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秋学期起，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开始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简称“统编本”。“统编本”教材审查首次实行学科审查、综合审查、专题审查和终审制。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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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过程，就是持续不断解疑、释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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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开始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简称“统编本”。“统编本”教材自2017年在全国小学、初中一年级投入使用；2018年在小学、初中一、二年级投入使用；2019年全面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
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放开教材编写权，各出版社可依据课程标准自行组织编写教材，各地可选用不同版本教材进行教学。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等十余种版本教材形成“一纲多本”的局面，如今“统编本”一统江湖。
实行三科统编的原因，教育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答复是，“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具有特殊重要的育人作用。三科教材由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和使用，这是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早在2009年，郭初阳和蔡朝阳、吕栋等几位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项课题研究，后出版成《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
他们从当时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挑选出关于母爱的课文，并予以分析和评价，想借此角度探讨语文教材的品质。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离不开教材的熏陶，但绝不仅仅只是教材。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要把学生热爱阅读的习惯培养和批判性思维品质锤炼放在首位。”杭州谷里书院创办人、特级教师张祖庆认为“一纲多本”可以兼顾各地差异，“一纲一本”便于统一研究。
“统编本”三科教材编写历时五年，编写团队达140余人。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执行主编陈先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有六十多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学科专家，包括一些大学教授、作家和诗人；教研员和一线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人员和专职编辑。此外，还有很多专家以不同形式参与了编写工作，比如专题咨询、教材审读、问题讨论、试教试用、征求意见等。
十年过去，苏教版、北师大版等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退出历史舞台，“统编本”教材成为唯一，自全面投入使用以来，一直被广泛关注与讨论。诸如先识字后学拼音的教学模式、古诗文比重大幅增加等话题都曾占据热搜。对此，陈先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几年来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过程，就是持续不断解疑、释疑的过程。”
之前，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接受采访时也曾坦言，编写教材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要尽量考虑到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一个教材出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一直以来，语文教材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 对于“一纲一本”的推行，语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观点不一。 （资料图/图）新学期伊始，专栏作者维舟通读孩子的小学语文课本后，发表了《作为一个细节控，我在孩子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发现了N处错误》一文，质疑“统编本”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文字记述错误及配图错误。
陈先云曾在采访中多次表示，“不精准就容易产生争议。我们要做到有疑必究、有惑必查”“要让孩子们喜欢学习，要让孩子们喜欢这套新的教材，我们就要做到规范、精准和严谨”。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统编本”教材审查首次实行“学科审查、综合审查、专题审查和终审制”。温儒敏曾介绍：“送审要过许多‘关’：如教科书审查组评审、教育部咨询委员会阅审、课程教材委员会终审，以及主管部门的复审等。编写组对每一轮审查意见逐条回应，反复修改完善教材。”以“统编本”语文教材七年级4册为例，其经过14轮评审，全国100个特级教师提意见，并在多省市试教，最后经中央批准发行。
编写组和审查组的意见有时也会出现分歧。曾有专家提出文言文注释应标明注解者，例如“宋代朱熹注”。但编写组认为，“这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过于繁琐，且无必要。”因此，最终未采纳。
不过，“统编本”的一些选文表述和配图，依旧遭到维舟的质疑。
三年级下册中有一篇课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提及《清明上河图》上的人物数量，“光是画上的人物，就有五百多个”。五百多人是流传的通说，在白寿彝《中国通史》上出现过。但维舟指出，日本斋藤谦《拙堂文话》则统计该图上共有人物1643人。他质疑课文中存有争议的数字是否会对学生构成误导。
陈先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8年编写组收到过相同的意见反馈。“接到反馈之后编写组征求各方面专家，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注：《清明上河图》现收藏于此）专业人士的意见。经研究，编写组综合各方面意见，采用了‘光是画上的人物，就有好几百个’的表述。”
二年级上册课文《日月潭》中关于“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的说法，维舟认为也值得商榷。“台湾最大的湖其实是曾文水库（17.14平方千米）而非日月潭（7.73平方千米），日月潭只能说是全岛最大的（半）天然湖——它原先是天然湖，但后来又建造了水库堤坝和水电站，故而算是半天然湖。”针对该条意见，编写组按照意见处理办法，核对原文，并查阅权威资料、咨询地理学专家后，陈先云表示：“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没问题，不能将“湖泊”和“水库”混为一谈。
除了文字表述上的质疑，维舟还列举了自己发现的课本中的“配图错误”。例如，“统编本”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寒号鸟》一课中，将寒号鸟画成鼯鼠，维舟认为“寒号鸟当然是鸟，将它错解为鼯鼠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寒号鸟》一文中，寒号鸟的配图是复齿鼯鼠（左）。编写组经过研究更正了大众认为的“寒号鸟是鸟”的误解。寒号鸟是一种啮齿动物，学名复齿鼯鼠，因其生性怕冷，日夜不停号叫，俗称寒号鸟。 （资料图/图）关于“寒号鸟是不是鸟”的问题，陈先云曾解释：“寒号鸟是一种啮齿动物，学名叫复齿鼯鼠，因其生性怕寒冷，日夜不停号叫，而俗称’寒号鸟’。”“统编本”中“寒号鸟”的配图是复齿鼯鼠，是编写组经过研究更正了大众认为“寒号鸟是鸟”的误解。人民教育出版社媒体宣传部主任吴海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17年开始，人教社官网专门开通了“中小学教材意见反馈平台”和反馈邮箱，老师可以登录平台反馈意见，这些意见会由学科编辑室研判。“有的可以马上回复，有的可能需要时间段。研判完以后，有的可能需要修改，我们会在下一次发稿、重印教材之前做一个修订。”
“统编本”语文教材的变化之一是课文数量减少，教学类型增加。以一年级上册为例，“人教版”原有41课，“统编本”减至37课；汉语拼音课减少，识字课增加。课文数量减少不是为了“减负”，温儒敏解释这是出于调整教学内容方式的需要。“孩子们负担重，因素很复杂，有时不见得是教材、老师加重的，也有来自社会、家长的因素。”
吴洪是江苏射阳外国语学校小学三年级语文组备课组长，她所在的小学从2017年起使用“统编本”教材教学，至今三年。吴洪认为，新教材涉及很多中国文化，国学方面（古诗、名言名句、论语等）增添了很多。
2019年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高中部分教材统编情况时，即表示普通高中语文教材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占全部课文数（136篇/首）的49.3%，其中古诗词33首，古文34篇。“统编本”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数量明显增加。高中语文教材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占全部课文数（136篇/首）的49.3%。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有129篇，总体占比30左右。 （视觉中国/图）在“高中语文新教材古诗文占近一半”的话题下，网友们纷纷留言，支持、反对的声音都很热烈。
在该消息发出前，“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已率先落实。据统计，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有129篇，总体占比30%左右，相较于原先“人教版”古诗文数量有所增加。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后发现，“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数量增多集中在三到六年级，有将以前高年级古诗文下移到低年级情况，例如二年级下新增《咏柳》原属三年级，三年级新增《望洞庭》原属四年级。但也存在将低年级诗文上移到高年级的情况，例如三年级上新增《山行》《赠刘景文》原属二年级上，现与《夜书所见》组成《古诗三首》，均是描绘秋天景色的诗文。
同时，古文学习也提前了。在原人教版中，第一篇古文学习是五年级下册的《杨氏之子》。而“统编本”中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古文，第一篇是短古文《司马光》，但难度过渡上比人教版更平整，从三年级开始初步接触简单古文（注：三上《司马光》、三下《守株待兔》、四上《王戎不取道旁李），到五年级再接触《少年中国说》《杨氏之子》《论读书》。
内蒙古师范大学刘媛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部编版小学低段语文教科书古诗词选编及使用研究》提及：“相较于人教版，‘统编本’新增了唐朝柳宗元、王之涣、贾岛、李峤、胡令能等诗人，以及宋朝王安石、清朝查慎行和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在古体诗方面，增加了一首两汉时期的汉乐府——《江南》，五言古诗所占比重较人教版大。但‘统编本’古诗词的数量随年级的增长平稳过渡，人教版的波动则较大。”
2018年7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世和给温儒敏写了一封“万言书”，质疑教材改革，其中就涉及古诗文数量的增加。他以高中推荐背诵古诗文为例，“从14篇猛增到72篇，其中有不少抒发的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仕途失意以及男女之情不得实现等人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有的人生慨叹，实在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提前’学习甚至背诵它们。”
古诗文数量的增加，在程世和看来加重了学生的负担。“这个过程是否存在以高考为大棒强迫学生死记硬背的情况？”“这是否违背了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否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
之所以增加古诗文数量，陈先云回答：“古诗文和名言名句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先贤的文采和智慧。通过朗读、背诵，学生自然而然地就能获得多样的情感体验，培养起对文学美的感知，进而提升阅读、审美能力。教材所选的古诗文不仅是历代经典作品，更蕴含着作者的家国情怀、高尚情操等，学生在学习、积累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其感染，这对他们从小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情怀是有重要作用的。”
陈先云认为古诗文的增加并不会造成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小学阶段正是孩子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一定量的背诵，能够充分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这对他们日后的发展有着长足的影响。况且，小学阶段古诗文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对古诗文学习的要求并不太高，总体上是要求正确理解、形成积累，具体则根据不同年段的特点和学情安排相应的学习目标，是符合小学生学习发展规律的。”
张祖庆则认为古诗文可适度增加，但没有必要全部背诵。“儿童的生长自有其节律。诵读，亦当符合生命节律。低幼儿童，以背诵童谣、民谣、儿歌等有趣好玩的韵文为主；一二年级，当诵读适量的童诗；三四五年级，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少量《诗经》《论语》选段为主；四五年级，可诵读适量的现代诗。有些文字，错过了，便永远错过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古代的东西有营养。适当对儿童进行文言启蒙，在适度理解的基础上，适量背诵，即可。适量减少背诵，倡导孩子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留出整块时间，大量阅读高质量的经典作品（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经典），才是正道。”
郭初阳翻阅“统编本”教材时发现一个不理解的现象，以前一些不知是何人何时何地所写的“三无课文”（如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课文《不懂就要问》《富饶的西沙群岛》《美丽的小兴安岭》等）有了出处——标明选自某某版本教材。对于这种“自我引用”，他有些无奈。
面对这类质疑，陈先云表示：编写组高度重视选文的来源或出处，确认了绝大多数课文的作者、译者信息。还有少数课文，虽然作者、译者信息不详，但都是从老教材中选入的教学经典，在这次编写中也予以保留。
编写组还纠正了一些选文的作者信息。古诗《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通常被认为是王维所作。但编写组查考大量古代文献，最终从《大藏经》中查到了相关语句。通过梳理出古人引用这些诗句的前后顺序和内在关联，最终认为《画》的作者并非王维，而很可能是不知名的古人所作。一首旧题为《雪》的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水中都不见）的诗，对其作者的推测众说纷纭，编写组梳理了多种材料，否定了种种不实之说，认定其应为古代“层累地形成”的民间作品。
陈先云认为，一篇课文是否适合选入教材，首要的标准并不在于有没有明确的作者。“一些流传已久的古代典籍的作者并不可考或存在争议，如《管子》《晏子春秋》等，但不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学习经典，从中汲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方卫平发现，“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增加了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文，在人文观、儿童情趣、中外作家的广泛性、代表性方面有了一定的提升和拓展。例如，二年级下册鲁冰的《蜘蛛开店》、德国于尔克·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三年级上册流火的《那一定会很好》、王一梅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等等，在选文眼光、品质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
但郭初阳不认可“教学经典”的说法。“没有经典课文这个说法，只有传统课文、老课文的说法。课文里面没有什么经典，就是不想改变。儿童文学的经典这么多，何必选这几篇老掉牙的东西呢？全国这么多出版社，这么多儿童文学的老书，无论是绘本，还是读物。语文教学既然如此重视它，为什么不吸纳一些优质的读物？它的容量太少，太浅，而且也谈不上什么符合教学规律，我们觉得它对儿童心理也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学术上也不严谨。”
张祖庆持相同观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语文教材中的“无主文”占有很大比例，这样的文章应该减少，“统编本”虽然更换了很多篇目，但整体上老课文的比例仍过重。
“在老课文中用了很久，是否就证明这是‘经过教学检验的经典’？个人建议，入选教材的每一篇课文，无论思想性、趣味性还是艺术性，都应该是名家的经典之作。编写的时候，要充分发挥脚注的作用，简单介绍作者（译者），注明选自哪个出版社，出版年月，哪个版本，第几页等。这是必要的治学态度。优秀文章，灿若星辰，选文时，何必吊死在几篇没有作者的老课文上？”张祖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先云引用叶圣陶的两句话来形容“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选文标准——“以故我谓今后选文，绝不宜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文和质有所偏固然不能入选，就是二美皆具，而教学方面不合要求，还是不应入选”。
郭初阳认为，以经典作为教材是学习语文的最好方式。《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一书认为当时市面上的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通病是“短小轻薄”。“篇幅很短小，都是单篇小课文，容量很轻薄，没什么思维含量。经典很少，即便有也会经过这样那样的删改。”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到了“统编本”教材中没有得到解决。
郭初阳曾尝试让小学三年级学生理解背诵高中课文《春江花月夜》。他发现，“小朋友又聪明，脑瓜也好使，为什么不给他提供优质的东西呢？教材的容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称之为思维流，课堂的思维流。如果课堂是一条河流的话，它的河水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不是干涸的。”“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有六十多人，包括学科专家、教研员、一线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人员和专职编辑等。 （视觉中国/图）
在小学语文界，选文是否应该被改动也是老话常谈、争议不断的话题。相较于初高中语文教材，小学语文课本注释中出现“选作课文时有改动”的频率更高。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统编本”中也存在改动选文的现象。
小学三年级上册课文《花的学校》，作者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译者是郑振铎。这篇课文的改动极微小，如将“润湿”改为“湿润”，“狂欢地跳着舞”改为“跳舞、狂欢”，“散学”改为“放学”，“壁角”改成“墙角”。
小学四年级上册课文《麻雀》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讲述老麻雀应对猎狗保护小麻雀的故事。课文写到“我急忙唤回我的猎狗，带着它走开了”这一句，戛然而止。
而原文中还有一段，“是啊，请不要见笑。我崇敬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我崇敬它那爱的冲动。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加强大。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统编本”《麻雀》选文将这段话完全删去。
陈先云说，编写团队对符合选文标准的原作品进行删减、节录、修改后，编排在教材中用作课文，这是小学语文教材的常规方式。凡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文章，特别是低、中年级教材的选文，一般都要作些改动。《花的学校》是郑振铎1920年代翻译的，译文的语言有时代的烙印。选入教材时，编写组反复揣摩文意，请教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和作家进行修改，使其更加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麻雀》最后一部分删掉，主要是因为这篇课文被编排在四年级上册习作单元。本单元的核心任务是指导学生学习写一件事，所选文章都要为这一目标服务。而《麻雀》最后一段是作者的议论和感想，并非叙事本身，为了使教学更加聚焦，删去了此段。
据陈先云介绍，改动要经过编写组专家反复研讨。对于能联系上作者的作品，一定与作者商讨，征求作者的同意；对于无法联系上作者的作品，会征求专业的文学研究学者和作家的意见，再作修改。他强调：“编写组所作的修改均遵从不违背作品原意的原则，不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
方卫平表示，选文改动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他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导致语文教材被质疑和诟病。
“一、教材编撰者对原作的改编权常常被放大，甚至被滥用了。二、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教科书编写的‘标准化模式’，一种绝对自信、强固的‘语言纯洁伦理’？这一模式和伦理只求语文教材语言的规整与统一，成为相对安全但是机械、单调的所谓‘教材体’语式。这种‘教材体’语文，常常把文学语言个性化、毛茸茸的鲜活语感删减、驱除殆尽。三、比较随意地修改原文，也是对原作者不够尊重的表现。”
在方卫平看来，像《麻雀》这样的删减是令人遗憾的。“《麻雀》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名篇之一，浓缩了晚年屠格涅夫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我认为《麻雀》结尾处这一小段兼具抒情性、议论性的文字，是作者写作此文时的重要感悟和寄托，也是作品整体叙事抒情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如‘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加强大’这样的文字，更是具有一种深刻、厚重的思想和情感力量。”
郭初阳曾提出教材选文应遵循三条基本规则：“保持原著的风貌；尽可能全文收录；因篇幅过长不得不节选，则作出标示说明，并简要交代选文前后相关的内容。教材编选者首先持一个文字工作者特有的审慎与严谨，方能使读者（幼年学习者）不至于陷入断章取义、郢书燕说的歧途。”
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课文《去年的树》是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诗歌作品。郭初阳很喜欢译本中的一句“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儿给灯火听。火苗轻轻地摇晃着，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但课文中改成“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唱完歌儿，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飞走了。”
在他看来，原文中最精髓的部分是“火苗轻轻地摇晃着，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统编本”却呈现了鸟唱歌，火苗没有任何反应，唱完以后鸟就飞走了的感觉。
“语文学习的生态链中，教科书是重要的一环。但有比教科书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良好的语文环境。全民阅读的风尚、优质丰饶的书籍、能力立意的评价、开放发展的课程……都影响着语文教育。唯有上上下下回到人的言语发展本身，以更加开发包容的姿态，多一些引导、多一些促进，良好的语文生态，才能重建！”张祖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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