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庆 | 我的母亲
父亲今年82岁。母亲比父亲小7岁，75岁。
母亲19岁那年，嫁给我父亲。过门不到两年，母亲21岁那年，我的外公去世了。我从母亲口中得知，外公原来是个篾匠，长年在外打篾。
母亲是外公的长女，一个妹妹，三个弟弟。从小，母亲就协助外婆操持家务。
打我有记忆起，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最严重的，是胆囊炎。每年，总会有几天痛个死去活来，哭爹喊娘。姐姐常常帮母亲揉压绞痛的地方，我则站在一旁默默流泪。尤其夏收夏种时节，母亲常常犯病。母亲用手顶着疼痛处，咬牙，熬；实在熬不住了，让父亲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挂一瓶盐水。
稍好些，母亲便又挣扎着下床，从早到晚地忙。
这，就是母亲留给我最初也是深的印象。
母亲一直很勤劳，里里外外一把手。
几乎所有男人干的活，母亲都会。育种、插秧、施肥、打农药、割稻……无所不能。我父亲干活不够麻利，尤其是插秧，常常被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嫌弃，母亲自己抢着干活。
后来，农田包干到户。家里分了五亩地，母亲更加忙碌。
夏收季节，母亲一早料理好家务，把新收的稻谷晒到晒谷坪，便早早下田，帮父亲拔秧、插秧；中午，回家做饭；午后，给我们烧“接力”（农村人，下午干活累了，用于补充体力的食物，叫“接力”——顾名思义，接下去干活有力）；傍晚，回家收稻谷，做晚饭；晚饭后，在弄堂里，迎着晚风扬稻穗。
母亲仿佛不知疲倦。直到胆囊炎发作，我才知道，母亲也需要休息。
光靠种田，是养不活一家7口人的（我们姐弟仨，加上爷爷奶奶）。母亲靠养猪、养鸡、养鸭、养鹅来补贴家用。
记忆中，我调离温岭前，母亲一直养猪。养肉猪，也养母猪。
父亲用山脚下运来的石块，垒成猪圈。猪圈里，总会有2-3只在养的猪。养猪这活儿，全部是母亲料理的。单就每天烧猪食、喂猪，就够烦的了，更别说有时候流年不利，发生猪瘟，辛辛苦苦养了近半年的猪，本可个把月就出栏，却被疾病击倒。有时运气好，能抢回猪的一条命，常常，几经抢救，花了很多钱，最终，猪命不保。母亲暗暗垂泪，愁云满面，食不下咽。
养母猪，就更辛苦。先要把母猪养大，然后找来公猪配种，让母猪怀胎。母猪临盆，是母亲最开心也最辛苦的日子。整日整夜，母亲守着猪圈，等着猪仔降临。
“13只！13只！”母亲兴奋地告诉我们，黑眼圈藏不住疲惫，更藏不住她的幸福。
把小猪养大出栏，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母亲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每一头小猪崽子。
一窝小猪顺利出栏，母亲通常会瘦5-6斤。
卖完小猪，数着一叠毛票，母亲露出欣慰的笑。
记不得是哪一年，小猪全部夭折。母亲好长时间没缓过来。她再也不养母猪了。
1981年，我10岁那年，父母把老房子推倒，向左邻右舍、四亲六眷求助，东拼西借，造了两间二层房子。
母亲开启了漫长的还债生涯。
彼时，姐姐辍学，我上师范，弟弟读中学。家里经济极其窘迫。父亲没什么手艺，只好拼体力，给人拉手拉车，一天赚个10元20元的，补贴家用。然而，杯水车薪，父亲这点收入，让一家人吃饱饭都有困难。
不再养猪，出路何在？
那时候，村里有几个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妇女，想去淘垃圾——在垃圾堆里找些废铜烂铁卖。
从此，天蒙蒙亮，母亲做好早饭，挑着担子出门了；晚上，父亲和姐弟们吃了晚饭，母亲才踏着月光归来。有时，淋着大雨回来。
风里来雨里去，粗心的我，似乎看不出母亲有什么变化。每次学校回家，我总会问母亲:“娘，你这样捉铁碎，厂矿里的人，会不会说你啊！”
每次，母亲都告诉我，没事的。
直到那一天——
1990年夏天，天气酷热，我从工作的龙门岛乘船回大陆，参加区教研活动。
“彪——彪——快点帮一下娘……”身后传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声。
我回头一看，是母亲！
母亲被太阳晒得古铜色的脸上，直淌汗；母亲佝偻着身子，哼哧哼哧喘气；母亲挑着沉重的担子，整个后背全湿了。
“快……快……我挑不动了，后面有人追……”母亲喘着粗气。
我赶紧迎上去，接过母亲的担子，朝僻静处逃。
母亲告诉我，她刚才在焦山码头一个修船的地方，找到一些废铁。结果，修船的人，说这铁锚是可以用的，让她放回去。母亲把铁锚放回去，结果那人不依不饶，硬说母亲箩筐里的废铁，也是他们的。
挑起箩筐，落荒而逃。
“娘——”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眼泪，不争气地，顺着脸颊静静地淌。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母亲病了。看着母亲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数着母亲头上不知什么时候长出来的白发，我又一次默默流泪。
父亲告诉我，前几天，你母亲胆囊炎又发作过一次。
……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一位江湖郎中，把伴随母亲几十年的胆囊炎治好了；
后来，我姐遇到了我姐夫。姐跟着姐夫去打工，常有工资寄回家；
我教书那点工资，仅够自己花，但毕竟不用花父母的钱了；
母亲，也终于把债务还清了。
后来的后来，姐姐、我以及弟弟，总体都过得还不错。逢年过节，我们都会给母亲一些钱。我们把她的二层房子全部装修一新。
母亲，终于不用像年轻时那样辛苦了。母亲有了一些自己的零花钱。我常常劝她多买几件衣服，多买一些好吃的。
但是，说了也白说。母亲几乎不买新衣服，也很少买好吃的东西。她买水果，常常把那些快要坏掉的烂苹果一大堆买回家。说是捡到便宜货了。
我无语。
省吃俭用，已经成为了母亲生命里的DNA。
操劳一辈子的母亲，似乎一刻都闲不住。最近几年，她在家做节日灯。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后。每次回家，我都劝她早睡。母亲总是说，老了，睡不着，不干点儿活，会无聊。
多次劝她，没有用，由她去吧。母亲高兴，就好。
母亲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在村里人缘特别好。
母亲总是告诉我，人家待我十分好，我要还人家百分好。邻里谁家娶媳妇了，母亲会主动去帮忙；谁家小孩眼睛里进入砂石了，母亲很快帮他们处理好。杀猪了，烧了什么好吃的，母亲总会与邻里分享。
母亲还有一手绝活，谁家鸡鸭吃了有毒的谷物，总会来找我母亲。母亲拿把剪刀，小心翼翼地剖开鸡或鸭的胃，把有毒的谷物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再用针线小心翼翼地缝上。四五天后，鸡鸭便活蹦乱跳了。
真没想到，母亲还有这手活儿。要是当医生，一定是把好手。
小时候，其实母亲对我特别凶。
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话，便是“等着我的乌眼刺，把你屁股打成三四瓣！”
每当母亲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总是无端地害怕，脑子里总会想象屁股被乌眼刺刺得鲜血淋淋的画面。
然而，没有一次我是睡梦中被母亲打醒的。
小时候，我确实很皮。各种各样的淘气事儿，层出不穷：
把家里的各种东西搬出去玩，从来不带回来；
在学校里，用石头砸别班教室门，砸了个窟窿，让母亲赔钱；
和同学玩冲锋游戏，结果脑门裂了一道半寸长的血口子，缝了四五针；
欺负姐姐，每次都把姐姐折腾得哭鼻子抹眼泪……
母亲每次都很生气，手里有什么东西，就把什么东西扔过来。奇怪的是，从来没有扔中我过。没扔中，她会追着我骂，似乎也从来没有追上过我。每次看着我远远地逃走，母亲总是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你等着我的乌眼刺……”
至今，我没有见过母亲的乌眼刺。
母亲对我很凶，但不知为什么，有些时候，却常常向着我，甚至偏袒我。
小时候，每逢过节，母亲总会炒一些炒豆、爆米花，当做零食分给我们。母亲把东西均分成三份，每次都是让我先挑的。我总是狼吞虎咽，不一会儿零食变少了。我指着自己的零食，耍赖，说自己分得太少。于是，母亲便对姐姐说，你分一些给弟弟吧。姐姐老大不高兴。然而，她怕我欺负她，极不情愿地，又把自己的份子，匀一点给我。
母亲知道我贪吃，经常做一些我爱吃的东西，清明团子、翻炒水圆 、鸡蛋酒、芋头饭……这些好东西，是我贫瘠童年里的无上美味。
我一直觉得母亲是天下最好的厨师。
2004年，我调离温岭，赴杭工作。母亲哭了很多次。最终，她的眼泪没能留住我。
母亲说，儿子啊，我们没有靠山，唯一的靠山，就是我们自己；
母亲说，儿子啊，什么事都不要怕，遇到事情，一件一件去做；
母亲说，儿子啊，你要是累了，你就回来，娘这里，还有地哇；
……
母亲一边一叨叨，一边把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地烧给我吃。
如今，每次回老家，我总会对母亲说，老娘，你帮我做个清明团子，或者烧个翻炒水圆。有时，母亲看我好像很疲惫的样子，会给我烧一碗红糖鸡蛋酒。母亲总是说，别太辛苦了，外面少出去，多在家里待着。
每次回故乡，母亲都会把她积攒了很久的鸡蛋放在塑料桶里，让我带回杭州。有时候，她嫌自己攒的不多，会到村子里收集一些。
七八年前的清明节，我回家乡，无意间尝到母亲自己摘炒的明前茶。母亲问我怎么样，我说好喝。
此后，每年清明回家，母亲总会捧出用报纸包装的明前茶。父亲说，这是我和你娘到后山采来的。有时，母亲还会摘回一车的映山红。
从家里到后山，来回需要两小时。
我接过沉甸甸的茶叶包，带回杭州。我小心地打开，细细地闻，静静地看，舍不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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