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论文㊸ | 姚岚：探析国际象棋的演变与时代背景的关联
Editor's Note
本文为女子国际大师姚岚参加2021年棋文化研究“4+x”课题征文活动所提交论文，该论文获得申报立项评审为重点课题资助层级。姚岚九月底将重返英伦，继续她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留学生涯，她目前是大三，所读专业是历史。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杭州智力运动 Author 姚岚
文化研究
棋文化研究“4+X”课题
探析国际象棋的演变与时代背景的关联
姚岚
国际象棋起源于约公元500年的印度笈多帝国（the Gupta Empire），并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欧洲。国际象棋每到一地，就会吸取当地的文化风俗，其设计和规则也随之改变。并且，随着各个地区社会环境的改变，国际象棋的规则、普及度以及发达程度也会发生变化。本文将对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20世纪苏联以及近现代中国国际象棋的演变与发展进行重点阐述。在19世纪之前，因为国际象棋的规则还不完善，在各地的设计也大相径庭，所以，本文对于这段时期的侧重点会放在国际象棋规则与设计和社会环境的关联上。19世纪之后，国际象棋的规则以及比赛用棋的设计基本确定，因此对于这段时期的侧重点会放在国家政策以及各国国情对国际象棋发展的影响上，包括探究各国棋手的综合实力与国际象棋的普及度。本文还将通过对国际象棋在古与今、中与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对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与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对比和20世纪的苏联、美国与中国的对比，来探究国际象棋发展的规律以及对国际象棋发展的有利条件。最后，结合国际象棋发展的历史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并结合中国国情，本文将对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提出建议。
国际象棋的设计和规则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明显的差异。在中世纪欧洲（主要指的是西欧，包括大不列颠、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国际象棋的设计与规则都深受封建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影响。欧洲的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92年）被称作欧洲的“黑暗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实行封建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二、长年累月的战争不断，包括封建领主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与中东穆斯林之间的宗教战争；三、基督教（也就是西欧的天主教）对于人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些特征都在当时国际象棋棋子的设计以及规则的制定中有所反映。可以说，每一个棋子都对应着一个中世纪欧洲社会的角色，而且棋子的设计与走棋规则几乎真实地反映了这些角色在社会上起到的作用以及重要性。
国际象棋在中世纪欧洲的设计远比现代国际象棋要精细，规则也与现代国际象棋的规则大相径庭。以在苏格兰出土、如今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刘易斯棋子（Lewis chessmen）为例，棋子被精美地雕刻出了人的形态。刘易斯棋子来自于挪威，由北欧的维京人在扩张与贸易的途中带到了大不列颠。因此，刘易斯棋子能很好地反映中世纪欧洲，特别是北欧的国际象棋文化以及社会特征。
在刘易斯棋子中，棋子“马”被雕刻成骑士的形象，甚至在英语中的命名也从“马”变成了“骑士（Knight）”。骑士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主要角色。中世纪的欧洲盛行骑士精神，最重要的一点是勇气的展现和对战争疯狂的热爱，并且在血战胜利后被册封为骑士是十分光荣的。特别是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由天主教修道士组成，他们以骁勇善战出名。圣殿骑士团于1119年建立，建立之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了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不受穆斯林的袭击，但后来他们积极地参与十字军东征，在与穆斯林军队的较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世纪欧洲的国际象棋中，棋子“马”是威力最大的棋子之一，威力甚至等同于棋子“车”，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棋子“象”和“皇后”远不如现在威力那么大。
与棋子“马”相似，棋子“象”被雕刻成了主教的形态，英语中的名字也从原来的“象”变成了“主教（Bishop）”。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因此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群体之一，有时候主教的权利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例如，英格兰君主亨利八世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不出儿子而决定与她离婚。然而，当时的教会禁止离婚。因此，作为惩罚，亨利八世被教皇（最高级别的主教）开除了教籍。被开除教籍在中世纪的欧洲被认为是最大的罪过之一。由此可见，主教在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点对于西欧的社会是独特的，因为在同一时期别的地区，如东欧的拜占庭帝国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皇权永远凌驾于神权之上。虽然用“主教”来命名原名为“象”的棋子表明了主教在中世纪欧洲的重要性，但是，在中世纪，棋子“象”的走法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威力远比现代国际象棋小很多。当时的“象”一次只能斜着走两格，并且有一段时间它可以像马一样跳过棋子走棋。当现实生活中的主教大权在握时，他们在棋盘上的威力却受到了限制；而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主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他们在棋盘上的威力却反而增加了。这是一个奇怪的自相矛盾。1
更值得注目的是，棋子“皇后”被雕刻成了沉稳的谋士，右手托腮望向远方，仿佛是在为国王出谋划策，深思远虑。“皇后”这个棋子的出现说明了女性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相对比较高。在中世纪的欧洲，女人被允许和男人一样外出打工、继承土地，甚至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女性成为统治者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比如，英格兰君主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年）唯一的儿子爱德华五世（Edward VI, 1537-1553年）英年早逝，因为没有男性继位人，亨利八世的女儿，血腥玛丽（The Bloody Mary, 1516-1558年）和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年），先后成为了英国的君王。这里必须指出，欧洲女性较高的地位并不是绝对的。中世纪的欧洲仍然是男权社会，女性必须服从男性，且“厌女情绪”（misogyny）在欧洲盛行。但是与其它地区，比如中东、印度相比，中世纪欧洲女性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而在许多文化中，“皇后”这个棋子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中东伊斯兰教世界，棋子“皇后”被叫做“维齐尔”（Vizier）的棋子取代，意思是高级政治顾问或部长。这是因为中世纪中东女性的地位相对较低。在中东，一夫多妻制盛行，且女性不可抛头露面，不能像男人一样参与政治活动。而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的“皇后”是棋盘上最弱的棋子。它第一步可以向任意方向移动两格，之后的每个回合只能斜着走一格。这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中世纪欧洲女性地位较高并不是绝对的，女性的权利和政治权利仍然受到限制。2
实际上，棋子“皇后”威力的逐渐强大与欧洲女权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在15世纪，欧洲出现了完善的女权主义理论。例如，意大利法国作家克里斯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 1364- c. 1430年）在她的著作《妇女之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和《给爱神的书信》（Epître au Dieu d'Amour）中首次提出了反对“厌女情绪”的理论，并倡导男女平等的关系。同时，在15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都铎王朝（the Tudors），女性继承人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增长。正如前文所述，都铎王朝的女性继位人血腥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相继成为了英国的统治者。并且，从15世纪开始，不仅是在英格兰，还有在不少欧洲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统治者，如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 of Spain, 1451-1504年）、苏格兰的玛丽一世（Mary I of Scotland, 1542-1587年）和俄罗斯的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年）。因此，15世纪开始女性的觉醒与女性政治权利的提高刚好与15世纪末棋子“皇后”威力的剧增相一致。
此外，在刘易斯棋子中，大部分的棋子都被雕刻得栩栩如生，然而只有棋子“兵”没有被雕刻出人的形态。这是由于棋子“兵”代表了农民阶层，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处于最底层。这些农民必须效劳于他们的领主，为这些领主提供食物和兵役，为的是换取土地和保护。在欧洲贵族眼里，这些农民根本就没有身份，能够被随意驱使、剥削、杀戮、替换。因此，兵没有被雕刻出人的形态，甚至在国际象棋中不被称为“棋子”，而且被给予了最小的威力。兵的走棋规则也与现代国际象棋截然不同。最初，“兵”在每次回合中都只能向前走一格。而且，当“兵”到达第八横排时它不会升变。它们只是再也不能动了，并且变得毫无用处。在中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兵”拥有了升变为皇后的选择，也就是可以升变为当时棋盘上最弱的棋子。当皇后的威力变得更大之后，“兵”就被给予了升变为其它威力较小的棋子的选择。所以，在中世纪，“兵”的升变并不能为“兵”在棋盘上的作用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兵升变规则的演变也与农民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地位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等级森严，农民一生都要为领主操劳，几乎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到了19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了革命，政治体制转变为了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农奴制不复存在，农民也不再服从于领主了。与中世纪相比，他们更可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更好的生活，就像棋子“兵”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能够升变为更强的子力一样。因此，“兵”可以升变为除了“兵”本身和王以外的任何棋子的规则被逐渐引入，并在19世纪更加完善。
与棋子雕刻精美的欧洲不同，在中东，棋子都没有被雕刻成人的形态，而是被雕刻得十分抽象。这与中东的伊斯兰教文化有关。与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不同，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安拉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而存在，因此看不见、摸不着，并且无法用形象或偶像的形式来描绘。而且除了真主安拉之外，不应该有其它神存在，因此，立像是反对安拉、崇拜异教的神的行为。所以，在穆斯林文化中，不仅是国际象棋棋子，还有他们的建筑、艺术和雕刻，都只有花鸟树木的装饰，从来都不会出现人的形象。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文化的差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棋子的设计。
国际象棋在欧洲的演变和流行，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大的关联。文艺复兴的开始，主要归因于两个原因：其一是通过十字军东征，欧洲人从阿拉伯人的手中获取了有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于是，欧洲的学者开始钻研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和文化，并对这些古代文明产生了敬仰与崇拜之情。其二是黑死病席卷欧洲，带走了三分之二欧洲人的生命，就连自称能够通灵上帝的神职人员也相继死去，这让人们怀疑“教会和牧师是上帝的代表”这一说法。许多学者开始认为，神职人员的教导并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人们应该通过自己坚定的信仰去实现对神和真理的追求。这也是15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因此，自从15世纪以后，宗教对国际象棋发展的限制逐渐减弱。
文艺复兴的本质，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效仿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复兴。国际象棋开始被认为是一种艺术表现，或者说是一门科学。与中世纪时期的国际象棋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国际象棋不再纯粹是一项博弈与游戏。有些学者将国际象棋看作一项科学产物，并开始对国际象棋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而且，许多曾经反对国际象棋的神职人员也参与到对国际象棋的研究中，比如西班牙牧师路易斯·拉米雷兹（Luis Ramírez de Lucena, c. 1465 – c. 1530年）与西班牙主教鲁伊•洛佩兹（Ruy Lopez de Segura, c. 1530 – c. 1580年）。以意大利为首的南欧是文艺复兴开始的地方，国际象棋也最先风靡于南欧。在意大利，出现了第一批国际象棋俱乐部和第一批国际象棋理论思想。当今的国际象棋规则，比如王车易位和兵第一步可以走两格，都是在那个时候的意大利被引入的，并且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在南欧的其它地区，也涌现了许多国际象棋理论家，比如西班牙主教洛佩兹，他最先开始了对开局理论以及对简单残局的研究。后来的西班牙开局（Ruy Lopez / Spanish Opening）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然而，虽然国际象棋开始在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人群中变得流行，国际象棋并没有随着欧洲文化艺术的复兴而平民化。国际象棋主要还是贵族的游戏，而且在贵族中更加被重视。尤其是在俄罗斯，沙皇疯狂地迷恋上了国际象棋，并把国际象棋视为身份显赫的象征。特别是从16世纪开始，蒙古金帐汗国（The Golden Horde）的统治势力在俄罗斯逐渐被瓦解，俄罗斯境内趋于太平。俄罗斯沙皇也不再依附于蒙古统治者了，而有了独立的统治权，并有了下棋的“闲情逸致”。第一位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 1530-1584年）就是国际象棋的狂热爱好者。他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下棋。有记载称，他是在准备棋的时候死于中风的。伊凡的继任者，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年）也喜欢国际象棋。彼得大帝甚至在军事活动中下棋，并将国际象棋引入俄罗斯的社交聚会。与中世纪的伊比利亚王国相似，国际象棋在俄罗斯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成为了贵族统治阶层的象征。
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是，国际象棋的规则在19世纪已基本定型，并且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因此，对于苏联国际象棋的研究不再会涉及到国际象棋的设计与规则，而是主要侧重于国际象棋在苏联社会的地位以及发达程度与苏联社会制度的联系。
在冷战期间，苏联是国际象棋超级大国。自从1948年苏联特级大师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Mikhail Botvinnik, 1911-1995年）成为世界冠军，到1991年苏联解体，除了苏联棋手世界冠军的头衔被美国天才棋手罗伯特•詹姆斯•菲舍尔（Robert James Fischer, 1943-2008年）夺走的三年（1972-1975年），苏联一直享有对棋坛的绝对统治。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苏联已经强大到足以对抗美国了，可是许多苏联人仍然生活贫困，特别是跟二战之后经济飞速发展的美国相比。然而，当苏联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棋手时，国际象棋在美国却没有那么盛行，且美国棋手的综合水平与苏联相差甚远。
实际上，苏联棋手对棋坛的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真正开始。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苏联并没有培养出有实力争取世界冠军的棋手。那时，俄罗斯忙于一战、革命和二战，并没有把精力花在国际象棋上，苏联政府也没有对国际象棋给予足够的重视。的确，第四届世界冠军亚历山大•阿廖欣（Alexander Alekhine, 1892-1946年）的祖籍是俄罗斯。但是他不能算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无数的革命与政变，为了寻找一个安稳和平的能够训练棋的环境，他逃往法国，并且把国籍改成了法国，因此还背上了叛国的骂名。此外，他的棋力提升最快的几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由此可见，20世纪初期的苏联并不具备培养优秀棋手的条件。
二战之后苏联国际象棋的飞速发展与苏联稳定的国内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当时的苏联正处于与美国的冷战阶段，美苏之间关系高度紧张，而且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地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爆发，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但是苏联境内却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太平的环境，大部分的苏联公民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过着相对和平的生活，特别是比起二战期间人人都要为性命而担忧的状况，二战之后苏联人民的生活环境已经有天差地别的改变了。
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苏联政府开始认真地对待国际象棋了。实际上，美苏冷战没有正面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在第三世界的战场上进行的，而冷战最明显的特点是通过航天技术、核武器以及各种体育竞赛项目的比较间接体现实力，从而达到震慑对方的效果。因此，国际象棋成为了苏联证明自己实力、赶超美国的工具，冷战也给了苏联政府在国际象棋上投入的动力。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学棋，苏联政府会给杰出的棋手，特别是世界冠军，提供丰厚的奖励以及在社会上的特权，这激励了很多人，尤其是生活不富裕的人，在国际象棋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除此之外，苏联是典型的一党执政，中央集权政治体系，这意味着国家能够集中它所有最好的资源并倾尽全力去培养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这是一些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多党制且富裕的国家无法做到的。各个政党会为国家是否应该投资国际象棋或其它事业而争执，而富人也不会为了钱而在国际象棋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5
此外，苏联国际象棋学校的建立也促使了苏联国际象棋的发展。苏联国际象棋学校的建立在当时的苏联意义重大，培养出卡尔波夫、卡斯帕罗夫和克拉姆尼克等顶尖棋手。苏联国际象棋学校的创始人、第六届世界冠军鲍特维尼克是一名工程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因此他把他对于科学严谨的精神运用到了国际象棋上。他的理念是用科学的态度以及方法对待国际象棋的教学。鲍特维尼克使国际象棋成为学校的正式课程，并给他的学生布置反映他自己棋风的作业。他开发出了系统化训练方法，主要包括：全面研究相对有限的开局、分析自己的对局、高手的对局和对手的对局以及寻找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强调赛前准备、研究和创新。这些方法很多在当时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诚然，文艺复兴时期的国际象棋理论家以及世界冠军斯坦尼茨（William Steinitz, 1836-1900年）和拉斯克（Emanuel Lasker, 1868-1941年）等杰出棋手也对国际象棋有过如此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像鲍特维尼克那样把国际象棋的系统性学习作为教育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引入一个国家，也没有对一个国家的国际象棋发展有过如此巨大的贡献。6
综上所述，苏联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和先进的国际象棋思想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国际象棋的崛起和对棋坛的统治。
与欧洲不同的是，现代国际象棋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约在19世纪末才开始传入中国的沿海城市。当时的中国正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并且经历了无数的社会变革，民不聊生，所以，中国没有精力在文化体育活动上大量投入。与20世纪初的苏联相似，当时的人们无心下棋，国际象棋也只是作为一个民间的娱乐项目存在。
诚然，当时中国的国际象棋爱好者对国际象棋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有过努力。比如，中国现代象棋运动的先驱、“百岁棋王”谢侠逊（1888-1987年）潜心学习了国际象棋的下法和棋谱的翻译法，并在1903年成立了万国象棋会，旨在传播国际象棋文化，并且让更多的棋类爱好者有学习锻炼的机会，同时促进中外棋手的交流。但是在20世纪初，中国才刚刚开始接触国际象棋，还处于一个对国际象棋探索的阶段，训练方法和水平远远达不到专业的程度。1933年，世界冠军阿廖欣来访上海，并与上海的棋手进行了两次盲棋车轮，中国棋手几乎全军覆没，仅谢侠逊和杨文恺侥幸守和。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棋手的水平与世界顶尖级别还相差甚远。
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与动荡之后，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境内逐渐趋于太平。虽然与当时的苏联相似，中国也经历了不断的境外战争，如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大部分中国百姓的生活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期待，干劲十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中央也开始重视文化体育事业，这与同一时期的苏联相似。国际象棋被正式列为体育竞赛项目，并且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定期举办国际象棋活动。其次，中国定期开展与外国棋手的交流活动和对抗赛。1958年，前苏联的国际象棋团队到访中国比赛和讲学，并与中国棋手进行了三场对抗赛，均以苏联棋手大获全胜告终。1963年，苏联国际象棋队再次来访中国，并与中国棋手进行了多场友谊赛，同样以大比分获胜。由于党和国家的支持与国际象棋爱好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棋手的水平飞速提高。在1965年与苏联的交手中，中国棋手刘文哲（1940-2011年）和张东禄甚至战胜了苏联的特级大师克罗基乌斯（Nikolai Krogius）。在这段时间，中国国际象棋发展迅速，国际象棋文化一派生机。
然而，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用中国国际象棋著名活动家、棋艺作家林峰的话来讲，国际象棋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受到批判。从1967年开始，各地的比赛被叫停，各省队、市队的训练也陆续被取消。再加上当时中国与苏联政治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棋手与外国棋手的交流和切磋也彻底停止了。
但是，民间的国际象棋活动仍然没有中断，而是转为了“地下活动”。其中，上海的国际象棋活动最为注目。在1968年到1972年之间，李绍德、林峰、杨哲民等上海棋手几乎每周都会轮流在自己的家中举办国际象棋训练和比赛，吸引了许多上海的国际象棋爱好者。北京也有着这样一批为国际象棋而“奋不顾身”的棋手。比如，北京棋手刘文哲和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但是政治和身体上的打击没有削减他对国际象棋的热情。他开始整天泡在图书馆钻研有关国际象棋的书籍和资料，始终相信国际象棋比赛和活动总有一天会恢复。此外，上海棋手许宏顺、林峰等组织了全国国际象棋通讯赛，为全国各地渴望切磋棋艺的国际象棋爱好者创造了交流和比赛的机会，也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象棋文化氛围。这些棋手不为名利，只因为对国际象棋的热爱，在中国国际象棋最艰难的时候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依然坚定地钻研国际象棋。由此可见，人民对国际象棋的热爱至关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象棋事业能否在“黑暗时期”挺过难关，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1972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国际象棋的训练和赛事逐渐得到了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于1974年在四川举行，紧接着全国国际象棋运动会在1975年举行，标志了中国国际象棋运动的初步恢复。这一年，中国也恢复了国际象棋的国际交往。中国正式宣布加入国际棋联，并与亚洲强队菲律宾队展开了友谊对抗赛。虽然中国棋手以总分25：35的成绩告负，但是，和以往与外国棋手的战绩相比，可以发现，中国棋手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上海棋手戚惊萱，上满6场，获得了5胜1和的好成绩，战胜了1名特级大师和3名国家大师。由此可见，中国棋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坚持与努力获得了一定的回报。7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飞速，为在国际象棋上的投入创造了条件。并且，国家又重新开始重视国际象棋了。为了提高国际象棋的普及度和棋手的实力，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设团体、青少年比赛，并增设女子组，这给了更多国际象棋爱好者参加比赛的机会；颁布《国际象棋棋手等级制》，完善了授予特级大师、国家大师和1到3级等级称号的规定，这使得国际象棋在中国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在上海、成都、杭州、北京等地建立国际象棋高水平培训基地，并开设国家队集训，这使得更多在国际象棋方面有天赋的人有机会接受专业训练。
通过中国棋手的不懈钻研和与外国棋手的不断交流学习，中国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更加科学的国际象棋训练方针和计划。最著名的是围棋棋王出身的陈祖德（1944-2012）在1988年提出的“四步走”的战略，这四步是：获得女子个人世界冠军、女子团体世界冠军、男子团体世界冠军、男子个人世界冠军。陈祖德的方针具有科学性，因为女子世界冠军相对要容易许多，而且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已经在国际象棋方面探索多年、富有经验的男子棋手，虽然离世界男子顶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他们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理论知识和国际象棋教育方法，可以有效的帮助中国的女子棋手进行日常训练和准备比赛。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象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1年，谢军击败了前苏联棋后齐布尔达尼泽，获得了女子世界冠军。这是中国国际象棋历史性的突破，同时也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国际象棋热潮，从而促进了国际象棋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此外，多位男子棋手，如叶荣光、叶江川、徐俊等，相继获得了特级大师的称号，中国队在国际象棋奥赛中也多次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而如今，中国已经多次获得奥赛冠军，并且培养出了多位女子世界冠军，在国际棋坛上也早已占有一席之地了。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能从对国际象棋一无所知到成为一个国际象棋强国，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奇迹。这与中国一代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他们在逆境下不卑不亢，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并且不断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才有了今天如此辉煌的成就。
通过对古今中外国际象棋演变历史的分析和探究，不难发现，社会环境与时代变迁能够塑造国际象棋的演变和发展。因此，通过分析中国国际象棋的发展历程，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可以预测中国国际象棋未来的发展。
与二战后的前苏联时期相似，国际象棋在中国已经进入了黄金时期。有利于中国国际象棋发展的条件有以下几点：一、中国作为兴起的超级大国，国内安定太平，并且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超过当时的前苏联，这为国际象棋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二、党和国家的支持。与前苏联相似，中国是一党执政，而且国家很重视国际象棋的发展。因此，中国有条件在国际象棋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人才。还有一点与前苏联相似的是，中国颁布了对于优秀的棋手的特殊政策。比如，不少中国高校，如上海财经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和深圳大学，都有对优秀棋手的特招政策。中国两所最顶尖的院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还会招收水平突出的棋手，包括个人世界冠军、奥赛团体世界冠军和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冠军。此外，职业棋手享有较高的工资和比赛奖金。第十二届世界冠军卡尔波夫在近期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中说过，国际象棋项目在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有保障的职业了，因此他不打算让他的儿女成为职业棋手。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是如此。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国际象棋项目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有保障的职业。越来越多的棋手选择成为职业棋手或者全职教练。中国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象棋教育市场。因此，中国的国际象棋教育行业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才和高端教练。三、中国拥有足够多的优秀的前辈作为新一代棋手的激励。早在1991年，谢军获得了女子世界冠军就掀起了在中国的学棋热潮，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国女子棋手几乎包揽了女子世界冠军，统治了棋坛。2018年，中国男子女子均在世界奥赛中夺冠，创造了奇迹，也让更多中国棋手有了学棋的动力。四、中国有较完善的训练系统和优秀的教练。中国在北京、杭州、四川等地都建有高水平国际象棋人才训练基地，配置齐全，有特级大师教练指导，培养出众多全国冠军和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冠军。并且，中国著名教练叶江川和余少腾等培养过许多优秀的棋手，如最年轻的女子世界冠军侯逸凡，并曾经多次获得国际教练员奖项。结合以上的条件，可以说，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诚然，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不仅限于中国顶尖棋手实力的提升空间，还包括学棋氛围、普及度、国际象棋的文化底蕴等要素。对于国际象棋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注重国际象棋引擎对国际象棋训练的作用。这一点与20世纪不同，因为当时的引擎没有那么发达，而且当年有封盘的规则，在高级比赛中，封盘之后一般由棋手的智囊团对封盘时的局面进行拆解。因此，在上世纪，国际象棋拼的不仅是棋手的实力，还是智囊团的综合水平和团队的合作。强大的国际象棋引擎在20世纪末被引入，因为棋手可以用引擎拆棋，所以封盘的规则不再使用，团队的合作也不再像20世纪中期那样举足轻重了。引擎逐渐成为了国际象棋训练分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当今的国际象棋训练侧重的是棋手的思考与电脑引擎的结合。第十三届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曾经在TED演讲中发表过他对国际象棋引擎的看法。卡斯帕罗夫认为，计算机的发展和它对人类社会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是必然趋势，在计算机的时代，棋手需要学会合理的使用国际象棋引擎，结合计算机和人类的优点，从而更好地发挥和提高自己的水平。在中国，对于国际象棋引擎的使用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处于瓶颈期的青少年棋手过度依赖于国际象棋引擎，从而导致了他们独立判断和思考能力的缺失。因此，他们对很多开局都停留在纯粹的记谱阶段，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每一步棋的目的。所以，这里建议，在学棋早期，棋手们需要注意合理使用国际象棋引擎，最好只用于拆解有争议的开局和走法以及检验自己的理解，避免对引擎的过度依赖。8
（二）把国际象棋引入学校，作为学校长期且稳定的特色课程。这一点借鉴的是苏联的国际象棋学校。把国际象棋作为选修课，作为评分的一个部分，在如此有竞争性的环境下，学生会更加有动力学习国际象棋。国际象棋作为学校的课程也能保证棋手的训练量，棋手不会因为学业繁忙而耽误国际象棋的训练甚至放弃国际象棋。而且，将国际象棋课程引入学校能够提高国际象棋在中国的普及度，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国际象棋。此外，开设国际象棋选修课有利于劳逸结合，学生不会因为繁重的课业或者紧张的国际象棋训练而感到枯燥和无聊。正如鲍特维尼克结合他的经历所述，只有在各领域都保持着广泛的兴趣，他才没有失去对下棋的激情和渴望。这些好处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有着很好的体现。我曾经投身于中国支教2.0的公益活动中，并为安徽省岳西县柳畈小学的学生首次通过互联网开设了国际象棋课程，这一开就是三年。课程效果显著，学生不仅对国际象棋基础有了大概的了解和掌握，还通过国际象棋了解了各国文化，认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国际象棋现在已经成为了柳畈小学的传统活动。每年老师都会带领学生一起学习国际象棋并且举办比赛。此外，国际象棋对提高这些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记忆力和判断力有着极大的帮助。许多学生反映，他们在学校的学习中思维变得更加敏捷，而且遇到问题常常能够用得到在国际象棋上学到的知识，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不少学生还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由此可见，将国际象棋引入学校，无论是对学生在国际象棋上的发展，还是对学生的全面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实际上，这种模式已经在部分中国的城市开始运行了。比如，国际象棋课程在上海等地已经被引入了众多中小学课程中，并且，对于国际象棋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学校还设有小升初考试和中考的加分政策。这无疑提高了学生学棋的积极性，同时促进了国际象棋的发展。
（三）促进与外国国际象棋的交流。虽然中国的国际象棋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顶级，并且在最近几年内不断上升，但是不得不说，国外在国际象棋的教学方法、教育理念和文化传播方面还是有不少值得中国棋手学习的地方。无论是16、17世纪的俄国沙皇，还是20世纪的中国国际象棋爱好者，都是在与国外的交流中不断学习，不断吸取经验，提升自我的。而且，通过与外国棋手的交流，中国棋手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外顶尖棋手的棋风，从而为与外国棋手的比赛做好更加充足的准备。更重要的是，与国外棋手的交流不但学习的是棋艺，而且还学习的是文化。的确，与20世纪相比，中国棋手与国外的交流已经变得十分司空见惯。中国杰出的棋手经常参加国际顶级赛事，与外国名手有了足够多的交流和切磋。并且，中国也经常举办国际大赛，吸引了许多外国棋手前来参加。然而，目前中国国际象棋与国外的交流大多数都停留在棋艺上的切磋，而缺少了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比如，国外的国际象棋文化氛围的探究、国外的国际象棋教学方法与中国的区别、国外职业棋手和业余棋手对国际象棋的看法等。因为，国际象棋不仅是一项竞技项目，更是一项文化载体，承载着上千年的历史、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一代代人智慧的结晶。第一位中国女子世界冠军、北京棋院院长谢军与苏联棋手的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谢军与苏联棋手、第七届世界冠军斯梅斯洛夫（Vasily Smyslov, 1921-2010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谢军欣赏斯梅斯洛夫高尚的品德，并走进了他的生活，走入了苏联国际象棋文化。谢军还与卡斯帕罗夫合作，翻译了卡斯帕罗夫的著作《棋与人生》（How Life Imitates Chess），其中包含了许多国际象棋中蕴藏的智慧。谢军认为，下棋的意义不仅在于棋艺的切磋，更是在于与伟大棋手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实际上，这种文化交流的形式不应该只局限于像谢军那样的顶尖棋手，而是所有的国际象棋爱好者都应该积极参与的。
（四）培养棋手对国际象棋的热情，而不是一味的带有功利性的学习。急于求成是一些中国棋手和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突击训练获得优异的名次，或者希望把国际象棋当作名牌大学的跳板。对于少年棋手来说，这可能会让学习国际象棋成为了一项任务，一项负担，从而导致了棋手的心态上的问题，或是逐渐对下棋失去了兴趣。因此，学习国际象棋的心态要端正，学棋学的不仅是棋艺，还能学到逻辑思维和独立判断思考的能力，学到历史文化，学到坚持不懈、敢于拼搏的精神。好的国际象棋教育应该把国际象棋当作一个爱好，一个精神上的追求，而不是博取名利的工具。正如鲍特维尼克所说，精通国际象棋并不是棋手的唯一目标。人们下棋是因为喜欢它，并乐在其中。而且，人们总是可以从国际象棋中学到很多。因此，国际象棋的教育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出发：如何将国际象棋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学习中；如何将国际象棋的智慧运用到生活中；国际象棋的历史教育，了解国际象棋的发展历史、各个国际象棋学派的发展、优缺点以及中国老前辈的不懈努力等；把国际象棋和爱国教育相结合，了解中国老一辈棋手在国际象棋上的努力，从中学习到他们的精神。9
国际象棋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中世纪到现代，国际象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无数的演变。本文从国际象棋的历史出发，总结了国际象棋演变与发展的规律，并建议吸取前辈们的经验和教训，且将其运用到中国国际象棋的发展上来，这将会对中国国际象棋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Chess Noob #10 – How the Rules of Chess Have Changed. The Regency Chess Company, 2012, 07. https://www.regencychess.co.uk/blog/2012/07/chess-noob-10-how-the-rules-of-chess-have-changed-over-the-centuries/
2、Caroline Walker Bynum. Fragmentation and redemption: essays on gender and the human body in Medieval religion. Bynum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2012;
3、Olivia Remie Constable. Chess and Courtly Culture in Medieval Castile: The Libro de ajedrez of Alfonso X, el Sabio. Speculum, 2007, 04;
4、Alexander Terekhov. A History of Chess in Russia. Chess24, 2020.https://chess24.com/en/read/news/a-history-of-chess-in-russia;
5、Yuri Golyshak, Sergei Kruzhkov. Boris Spassky 2016 interview. Sport-Express, 2016. https://www.chess.com/blog/Spektrowski/boris-spassky-2016-interview；
6、Kramnik Vladimir. Kramnik Interview: From Steinitz to Kasparov. Internet Archive, 2005, 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12052013/http://www.kramnik.com/eng/interviews/getinterview.aspx?id=61;
7、林峰.国际象棋初级教程.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01.
8、Garry Kasparov. Don’t fear intelligent machines Work with them. TED, 2017. https://www.ted.com/talks/garry_kasparov_don_t_fear_intelligent_machines_work_with_them
9、林峰，魏顺兴，缪美娣.向棋王棋后学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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