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义看贪官的忏悔
卢梭在道德悔过与良心自责的意义上，开了人类“忏悔史”的先河。贪官的忏悔则有格式化之嫌。
卢梭的忏悔和贪官的忏悔
卢梭真是少有的天才。他的左脑与右脑想必都十分发达，以致于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都极为出色。要不然，他怎么会在政治学、哲学、教育学、小说、戏剧、诗歌、音乐、乃至植物学等众多领域里都成就斐然呢？
作为十八世纪欧洲(我可不想说成是“世界”)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在思想史、文学史及教育史上的地位怕是无人可以代替。他在《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强力论证、在《新爱洛伊丝》中首次通过小说对爱情和自然风光的尽情赞颂、在《爱弥尔》中对“回归自然”教育理想的浓笔勾画，都是后人在相应领域里谈论和研究时绕不过去的里程碑。
卢梭也是少有的战士：为自由与平等而战。他有两个铿锵有力的座右铭，一是“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二是“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真理”。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当出版商担心其《信仰自白》一书中的宗教观会招致政府打压，而告诉他要么删改要么不出版时，卢梭的回答是：你不出版就算，要出版，那就“一个字也不许改。”卢梭因出生于日内瓦而成为日内瓦公民，他曾对此无比自豪，在其政治学名著《社会契约论》第一版卷首上的署名便是“卢梭，日内瓦公民”。但当日内瓦当局认定该书旨在破坏当局威信而将该书当众焚毁后，卢梭便于次年放弃了自己的日内瓦公民权。卢梭在因《爱弥尔》一书的出版而遭法国当局通缉后开始逃亡生活，其间备尝艰辛、冷漠与孤寂，住所也屡遭骚扰与破坏，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但即便如此，卢梭也不改其信仰与追求，以至于连马克思都说“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做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这样的精神品质，恐怕就与“天才”没有多少必然联系了。
但天才也好，战士也罢，都还属于人的类型，而不是神的样态。既然是人，那就不会没有、也不能没有一些缺点与毛病。说得极端一点，没有缺点与毛病的天才与战士是否真的可信、乃至可爱，那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卢梭便是有着一堆缺点与毛病的天才与战士，他的缺点与毛病有时甚至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其天才与战士这一面的评价。
卢梭本人对于自己的缺点与毛病相当清楚，证据便是他在晚年所写的那本同样成为传世之作的《忏悔录》。
可以查明，卢梭并不是以《忏悔录》为书名出版自传的第一人。比卢梭早出生十三个世纪之久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早在公元400年左右就写过一本标题同样为《忏悔录》的书。但奥古斯丁写忏悔录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道德上的悔过，而是要以其一生所蒙受天主之恩泽而歌颂天主之伟大。他说得很明确、也很动情：“我何必向你诉说这么一大堆琐事？当然这不是为了使你因我而知道这些事，而是为了激发我和读我书的人们的热情，使我们都说：‘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我已经说过，我还要说：我是由于喜爱你的爱所以才如此做。”
卢梭就不一样了。卢梭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在遭受政府与教会的迫害及启蒙运动内部敌对者的攻击的恶劣精神环境中、历经四年才断断续续完成《忏悔录》的。因此，卢梭对于像奥古斯丁那样用自己的生平来佐证造物主的仁慈与神明实在不感兴趣,他只是想通过真实地回忆自己的一生，以敞现所有的缺点与优点，进行道德的悔过与良心的自责,同时也为自己辩护。卢梭既然把这本自传同样取名为《忏悔录》，也就表明他有区别于奥古斯丁、乃至向奥古斯丁叫板的自信。他大胆宣称：“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他毫无顾忌地表白：“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于是，我们在卢梭的《忏悔录》里“发现”了他的诸多缺点与毛病。
比如,卢梭一度有偷窃的习惯。他儿时偷糖果、偷水果、偷龙须菜，其后偷自己所欲求的许多东西。最糟糕的一次，是在一位伯爵夫人家做仆人时偷了管家侄女的一条丝带。人赃俱获，但卢梭却谎称是一名叫马里昂的女仆送给他的，且不顾这位为人诚实可信之女仆的竭力辩护，仍然一口咬定。这一偷窃加撒谎的丑行显然困扰了卢梭一生。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好象这个罪行是昨天才犯的。”
又比如，卢梭对子女缺少爱心。卢梭与瑟瑞斯先后生了五个孩子，但这五个亲生骨肉都是一降临人世就被他这个自诩为“没有一个父亲比我更为慈爱”的《爱弥尔》作者送进了孤儿院。对此，卢梭在《忏悔录》里承认“我的罪过是大的”，“我忽视了我的义务。”
再比如，卢梭忘恩负义。被卢梭昵称为“妈妈”的情人华伦夫人生前曾多次援救过卢梭，甚至曾将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过，且卢梭也屡屡向华伦夫人表示感激之情。然而，当华伦夫人经济破产、境况窘迫时，卢梭却对她的求助毫不理会，直至她贫病而死。为此，卢梭在《忏悔录》中也表示了深深的愧疚。卢梭沉痛地说：“我的第二个损失
—— 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他并伤感地写道：“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此外，卢梭还坦言自己的自卑与自傲、自私与自利、好发怒、好猜疑、好女色 ……
在卢梭之前，有谁像他这样主动将自己的缺点与毛病赤条条地公示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吗？好像没有。因此，可不可以说，卢梭不只是在人类的思想史、教育史及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座座里程碑，而且在道德悔过与良心自责的意义上，也开了人类“忏悔史”的先河？
自卢梭之后，西方人将道德悔过与良心谴责意义上的忏悔公之于众的事情似乎逐渐多了起来。不过，笔者感兴趣的还是这种卢梭式忏悔对国人的影响。据笔者初步考察，这种影响似乎主要发生在两类人身上。
一类是文学大家，且主要是上个世纪的文学大家。这是有文本可查的。譬如，鲁迅就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是无情而地解剖我自己”；于是，鲁迅便通过他的《狂人日记》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吃人”品性无情揭露、无情拷问。又比如，郁达夫也说过:“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心境写出来”；于是，郁达夫便通过他的《沉沦》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将自己的种种恶欲丑行彻底展露、彻底批判。再比如，巴金也以类似的语词说：“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于是，巴金便在其《随想录》中对自己的个人历史严厉追究、严厉清算……当然，他们的自我解剖与自我忏悔常常要同对国民性的沉痛审视与沉痛忏悔交融在一起，这方面的中国特色也是不消说的。
另一类人则是贪官，且主要是新世纪的贪官。由于这些贪官们的学历都不低，所以，估计他们中的多数人即便没有必读过卢梭的《忏悔录》，也可能听说过有这么一本书，且应该也会知道什么叫做道德悔过与良心自责意义上的忏悔的，要不然，近年来怎么会有一篇又一篇的“贪官忏悔录”陆续问世呢？不用说，这些贪官忏悔录中的不少表达有格式化之嫌，诸如，“我愧对党和人民的多年培养”、“我没能抵挡住外界的诱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云云。但凭心而论，其中有些忏悔倒还是有点感人的，是可以为一些眼下尚未贪、但日后可能贪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提供点滴启示的。
不过，感人归感人，启示归启示，其实际作用却也不宜高估。不信么？贪官忏悔录的数量日渐增多且内容日渐“感人”、而贪官数量却同样日渐增多且贪额日渐增大这一现象难道还不足以表明吗？
看来，“榜样”的力量不见得是无穷的，不论是好榜样还是坏榜样。
周永康：我不上诉
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他平静地承认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并表示不上诉。受审当天，有媒体评价周永康“神态疲惫，头发花白”。
刘铁男：吃安定才能睡着
在2014年9月24日的庭审中，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用千余字的篇幅表达了自己的悔恨。“养不教，父之过”，他不断强调是自己害了儿子刘德成。
万庆良：当庭忏悔17分钟
审判席上，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当庭忏悔17分钟，数度哽咽，痛哭流涕。
朱明国：以鞠躬的方式低头谢罪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在最后陈述中白发垂泪，鞠躬谢罪。
李崇禧：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法庭上，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连用四个“任何时候都必须”表达自己的领悟，即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任何时候都必须管好家属，任何时候都必须筑牢绝不收钱的防线。
陈安众：好恨好恨自己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在法庭最后陈述环节哽咽抽泣忏悔，他说，我真心认罪服法，愿意接受法律严厉制裁。
倪发科：被“疯狂的石头”绊倒
庭审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自己承认“为玉痴狂”。据悉，倪发科收藏有大量玉石，其受贿额近八成系玉石，总价值达1200万元。
陈明宪：问题就出在年轻老婆身上
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陈明宪认为自己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出在年轻漂亮的老婆身上，他表示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黄金忠：母亲嘱咐我别搞女人
庭审时，山东省德州市原副市长黄金忠哭诉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诲，母亲曾嘱咐他“一个别贪钱，第二别搞女人”，而他却恰恰栽在了这两个问题上。
来源：思想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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