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县事件：政府与民众隔着深渊对视 | 媒体观察报告
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四川泸县太伏中学赵生死亡演变为一次事件，它不只是网络的，也是现实的。这次事件集中了当下重要的几个主题，比如维稳、真相、媒体、谣言/辟谣等，成为四月这个所谓“最残忍季节”里极具思辨性质的话题，可谓引人入胜。
看起来，已经很多评论涉及这个事情，网络跟帖评议更是海量，在几个单一的主题下，形成了非常庞大的规模化言说。其中，有一些重点的文章/文本需要注意，比如最早发布机构媒体评论的搜狐，新华社那篇情绪宣泄文章及石扉客点评，以及官方公布的最终调查报告。
除了这些方块大文章，此事当中社交媒体形成的碎片式评论及其逐步形成的舆论，成为理解泸县事件的枢纽所在。这块的舆论包含了各种立场，并不单纯，其实是真正的交锋场合——它让网上网下的联动展示出新的面貌，对于理解现实提供直接的证据。
很难揭示真相的信息基础设施
就这次媒体报告的目的而言，或者说就本次事件来说，除了现成的、散漫分布在舆论场中片言只语的总结，对于泸县事件的特征，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概括。这些概括显示，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越来越炫目的、花样繁多的障碍，两下正隔着这种深渊对视。
泸县事件发生在媒体不在场的情况下。说的刻薄点，这是没有南方系、没有新京报、没有东早等可靠声誉的媒体介入的条件下，一个镇里发生的单一命案已经无法看到确切的信息，没有办法搞定这件事的真实原委。这是一个极富寓言意味的匮乏与结果。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事件后期新华社专电以三问的方式责难泸县，新华社的角色是不是媒体？从新华社的机构属性上讲，它是以准上级身份出现的官方机构，它发表的情绪化斥责是这个官方机构的媒体化行为，但不等于媒体，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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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问四川泸县太伏中学校园死亡事件
说的更清楚点，新华社并非是以媒体的名义介入，而是以“上级机关”的规格和潜在身份进入泸县。它在泸县受到限制、欺瞒等待遇，也绝非一般媒体的待遇，而是官场里面惯常见到的欺上瞒下的复写。所以有人高声为新华社点赞，也是有点不管不顾脸面的意思。
有必要再做提醒的是，在现今的信息环境下，媒体与媒体行为是两个需要厘清的东西。能够做出媒体行为的不一定就是媒体，比如中纪委举报网站、比如国务院微信公号，在其专有的职业领域，都能做出影响力很大的媒体行为，再比如人们仰视的新华社。
在官方定案报告出来以后，澎湃、新京报也有事件追溯形式的报道，但这些报道基本是在重复调查组的报告，而不是独立调查，是一种对官方报告的“放大器”。所以，评价此事的一个角度，在于看现有的媒体结构如何反映泸县事件，非常不理想，但是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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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事件再一次展示了当前大陆的媒体结构——或者说信息基础结构——在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媒化、社群化）之后，它很难揭示真相。信息基础结构长于情绪，而短于事实，最终带来的影响就是缘木求鱼般地寻求真相，就像是在麦田里寻找玉米。
政治嘲讽吸引粉丝拥戴
紧接着上一条，面对泸县事件低能见度的情形，需要对社交媒体的内容——主要是被贴上“谣言”标签的那部分——做出更多的了解。官方在叙述泸县事件时，一个展开的框架就是“谣言—辟谣”，对于这点要有很周全的了解，这是一个关键所在。
将信息的不均衡、信息封锁、新闻管制统统归入造谣—辟谣的模式中，实际上是为了让信息管制获得正当性，也是希望赋予那些经过官方精心挑选的信息以权威色彩。但这个框架是被反对的，所以出现了“官谣”的这个针锋相对的说法，就是为了冲淡“民谣”的指控。
在这种相互贴标签的舆论冲突中，真相就成了各自表述的东西。真相只是被特定信息塑造出来，而不是一个共享的状态。这就决定了官方在展示它认定的信息时，人们会另起炉灶，拼凑其他的信息，如此无穷已。但是在官方长期的努力下，造谣—辟谣的官方框架是占上风的。
泸县事件中这个框架继续发挥它的效果，拘留造谣者、传唤警告的一共有十来个人，还有一些据说还在调查，要给予惩戒。如果要摆脱这个框架，可能需要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加以重新定义——可以将其视作政治嘲讽的属性，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类似的舆论浪潮。
在泸县事件中，微博、微信产生了大量的跟帖，它们富于激愤、充满攻击性，简短扼要，这些都是形成政治嘲讽的必要特点。与机构媒体的报道相比，它们更少责任担当，更少专业主义，更少沉重，这赋予这些嘲讽/愤怒以轻灵的姿态，便利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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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吸引人们的困惑是：为何一个如此简单的事件却搞得如此复杂？网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舆论浪潮来自哪里？原因很简单，这些政治嘲讽并不提供思考，所以它们更容易获得认同与附和，它们拒绝与官方一本正经的、装作不存在的控制模式做纠缠，它们直接无视官方声音。
正规媒体在报道泸县事件，或者类似的事件时，要遵循很多规范，不得不与官方一本正经的胡扯做专业主义的周旋，这让官方的谎言会传播得很远。但是，社交媒体上出现的这类政治嘲讽，完全抛弃了这一套，它用幽默、用情绪召集同伴，效果强大。
加缪说过：“嘲讽和现实的角度可以让人直接作出判断和藐视。从其他的角度则不得不先去理解。所以前者的吸引力会超过知识分子。”如果人们还在用官谣—民谣的框架来反对造谣—辟谣的框架，不妨改变一下看法，这样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段子”为主的社交媒体内容。
长期维稳制造了认知的歧路
随着公号写作、自媒体等内容工作坊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改过去那种文本的划分：严肃即高级，轻松即低俗。而变成了，轻松即流行，严肃即死板的阅读印象中。这种划分标准又反过来对作者施加压力，主动或被动加入轻松化的文本制造，从而为“嘲讽与现实”准备攀援的机会。
泸县事件中确实出现了许多虚假视频，嫁接到太伏中学事件上。马克思说过，在一个有机运动的环境里，所有信息都会显露出来。也就是自由意见市场中自发的信息甄别。但是在一个受控的环境下，这个自动甄别的机制失效，反过来有助于强化“造谣—辟谣”的官方信息阐释框架。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作为一个旁证，可以看看美国媒体中脱口秀节目对川普的嘲讽，其风头大大盖过了那些严肃报道的媒体。因为政治嘲讽摆脱了川普阵营言论的自相矛盾，不用一本正经地驳斥胡说与谎言，无需正面纠缠，也就摆脱了它们，反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受欢迎。
泸县事件即使在定案报告公布之后，经过短暂沉默，网络质疑声音重新起来，显示了对于官方来说，其固守的“造谣—辟谣”框架面临强烈的挑战。与这个框架相对应的制式维稳，受到了政治嘲讽的冲击。这种攻防将伴随着制式维稳的全过程。
我们注意到，在评点泸县事件时，一个最基本的立论和角度，是批判官方的维稳做法，将其归咎为事态恶化的源头。按照这个逻辑，也有评论对维稳方式进行指摘，甚至以进步主义的视角给予建设性意见——如果再推演下去，评论者本身将陷入不堪的境地。
如何处理泸县事件中的维稳品质，按照不同的取态，主要分成两个群体。一类就是上述的政治嘲讽派，他们并不在意维稳质量，反而从维稳手段中吸收嘲讽的素材。所以，在政治嘲讽派那里，维稳无所谓底线与否，它们要用嘲讽败坏它，维稳成了嘲讽的营养土。
还有一大类群体，将泸县事件的前因后果，归纳为维稳的责任，是制式维稳出现了BUG。注意，说到了这一步，在如何看待维稳BUG上，又出现了值得一提的分歧。有人认为要改进维稳，比如放宽信息控制；有人则认为，这是维稳的本性，不奢望改变。
真相不再是终点而是起点
维稳在实际运作当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呈现。政府与民众之间，既不是完全的隔绝，也不是截然的对立，而是经由制式维稳产生复杂的互动。维稳极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它并无自我设限，所以泸县当局采取的一切措施，其实都有它的理由，这不是品控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出现学生跳楼这样的事情后，且在网上被谈论，这时，泸县制式维稳就会被迅速触发。随着网络影响扩大，维稳预案召集更多部门和更多人员，各司其职，投入到各个环节，来全面唤醒制式维稳。每个环节都会被无限授权，以应对不确定。
制式维稳是上下级之间的授权，从而勾连成维稳的网络。所以，当泸县维稳被指责为“事态失控“（一种夸张的表达）的原因时，泸州市接管了维稳领导权。这种维稳授权的自动完成，并不能视作上级对下级的不满，而应该被看成是制式维稳的预案。
在这种情况下，呼吁问责泸县党政人员，其实只是一种表达的策略，在做如是表达时，评论者内心应该是绝望的，如果心存幻想，不只是混淆了表达情境与现实的关系，恐怕也会导致心智方面的损害。制式维稳的反义词是政治嘲讽，而不是社会建设。
在制式维稳的维度上，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念兹在兹的真相，它究竟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存在？维稳本身是对真相的把控，真相会拆解维稳，所以维稳为了维持下去，必须掌握对真相的解释权，并以人民的名义代为解释，从而发展出代议制的真相。
政治嘲讽是对这一制式维稳下真相存活状态的逆反，前者是要一人一票地决出真相为何物，所以有关真相的一切，实质上体现了对政治立场的不同角逐、竞争与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时候，真相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的原因，真相指向别的方向。
社会运动的想象及其瓦解
泸县事件被自然而然地编织进一种网络事件的脉络中，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以降，一个平地起波澜的微小事件，可以凝聚成巨大的、现实的势力。瓮安事件的机理几乎与泸县事件、石首事件相同，而我们知道维稳教材中“移除尸体这一兴奋源”的标准做法就来源于后者。
当然，从瓮安、石首事件到泸县事件，舆论的基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前两者生成的时候，微博及社交媒体刚刚兴起，尚未成为制式维稳的一部分，所以才有“围观改变中国”的想象。进而，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联系得到了伸张的机会，但到了泸县事件，完全没有。
很难用标准的社运定义来看待泸县事件，实际上在它之前很久，这个定义就丧失了它在中国场景中的使用资格。舆论事件被制式维稳切断了线上线下联系之后，维稳模仿了社运的基本模式，亦即线上线下联动，终于占据上风。泸县事件也概莫能免。
就这层观感而言，泸县事件尽管完整呈现了当下中国舆论与政治的互动图景，但还是茶杯里的风暴，很难将其意义做进一步的延伸——除了分析、解说它的原理，很难再做别的解读，否则很有过度阐释的危险。当然，作为一个脉络清晰的标本，泸县事件涵盖主要议题，剖析出来就是典型。
还有一个印象在于，新闻与舆论在泸县事件中分别处于弱势与强势地位，前者即使没有，也不影响舆论走势。对媒体缺席的感慨，更像是哀叹而不是真的迫切。这也是在管理体制下，人心与思维的变动之一吧。所以，舆论而非报道主导了整个事态走向，泸县事件又是一例。
可能我们得适应，在一个没有深入报道的事件争议中，寻找到合适的资讯，来支撑自己的判断，并且不被潮流带着走。将政府与民众隔开的深渊中，原本由社会建构的桥梁往往不复存在，不可寄托，充满了制式维稳与政治嘲讽的混战，怎么牢牢把握真实的感知，实乃重要。
从浅红词汇变为浅蓝的维稳
泸县事件中，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维稳这个词汇、以及这个行为成为公开谈论的主题。而在之前，维稳还是一个只能私下说说，公开场合谈论颇有些禁忌的意味。这一次在众多机构媒体的评论中，都直接写出维稳二字，并且主要的意见是它要为事态负责。
按照香港大学钱钢老师政治语象的理论，用四色来描述中国政治话语：深红是毛时代话语，深蓝为当局不容；浅红是当政者话语，浅蓝，当局不倡不禁。维稳在过去是当政者话语，不允许在公共空间流通；但是在泸县事件中，维稳这个词被广泛使用，变为浅蓝。
这种词汇颜色上的变化，与现实中人们使用它的情况是相关的。比如，在谈论维稳的时候，一个潜移默化的立场是承认它的合理性，再来谈论它的优劣与改进——新华社发表那个檄文之后，许多自由派人士连声叫好，预示着这种微妙的变化，似乎维稳已被接受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维稳这个词汇的脱敏可否解读为更多，比如预示着它的威慑并没有当初那么强大，或者说，在神秘感中制造的维稳压力，因为其被公开谈论，而降低了人们的恐惧。在另一个方面看，这可能也说明维稳的套路已经被熟知，对此的评价就可以更多了。
就像人们所见并困惑的那样，类似泸县事件这样争到最后，依旧是一头雾水。这样的案例泸县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以后势必会还会出现。“人们只是愿意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这固然是一种解释，但了解比它更复杂的机制，或许可以了然逻辑所在，不因固化的价值判断原地踏步。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在众多的人事当中，只有极少数能够产生像泸县事件这么大的动静。这一方面说明维稳网络在大多数时候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也令人觉得，这个网络本身有着它的脆弱一面。系统运作，作为偶然的个人，它们之间的互动结果兴许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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