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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谈资|南京大屠杀后中国平民兄弟的复仇

2017-12-30 历史on 历史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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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一对中国平民兄弟,在戒备森严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盛大宴会上,凭着一腔杀敌复仇的爱国热血,制造了震动海内外的惊天大案!

潜伏

詹长麟1913年出生于南京,15岁时入国府警卫旅,曾随军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后来,由于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8块银元。这时的中国,正值内外交困,日本已经霸占东三省,图谋着整个中国;而国民党也在加紧对红军的围剿。时局动荡,年轻的詹长麟也一直没能找到好的营生。

虽然去给日本人做事让詹父心存芥蒂,但一则只是仆役,并不为害国民,二则报酬算得优厚,于是,詹父便让小儿子詹长麟前去一试。

当时日本总领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

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对詹十分满意,便让詹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他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4号房间。詹敲开房门时,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该男子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他对诉詹长麟说:“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当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从此,詹长麟就成为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65,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10元薪金。

机会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带回去交给他。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詹氏兄弟也未能逃脱厄运,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甚至,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

虽然身负家仇国恨,詹氏兄弟却只能强忍着胸中的怒火。他们仍在日本总领馆当仆役,白天默默做工,悄悄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眼里,他们或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可他们一直在等待报仇的机会。苦等了一年半之后,机会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受邀者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他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4坛绍兴老酒。

与此同时,一次投毒行动也在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6月9日,哥詹长炳带来了药品,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投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詹氏兄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则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他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才缓缓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按时来到,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馆人员补充。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宴席上众人皆起身,举杯一饮而尽。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尝出了酒的异味,“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

日方中毒者包括总领事倔公一、陆军中将山田乙三(注:日本投降时任关东军的司令官),以及多名佐官。日本人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中毒事件发生后,尽管日伪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南京城。南京市民暗暗地拍手称快,群情振奋。

脱逃

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即进行疯狂的报复。

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

当日伪宪警赶到詹家的住处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和刊登告示,画影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在之后的1个月时间内,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1000多人次。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

6月25日,一封以詹氏兄弟名义写的信从上海英、法租界邮寄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手里,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示对此事负责,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堀公一看信后暴跳如雷。

詹氏兄弟离开南京后,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江北六合乡村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就和全家人亡命天涯,6年走过浙、闽、湘三省,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后来,国民政府为了表彰詹氏兄弟的功绩,授予了他们一只“忠勇杀敌”的银盾,并奖励了5万美元。

(据《文史精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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