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谈资|南京大屠杀后中国平民兄弟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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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一对中国平民兄弟，在戒备森严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盛大宴会上，凭着一腔杀敌复仇的爱国热血，制造了震动海内外的惊天大案！

潜伏

詹长麟1913年出生于南京，15岁时入国府警卫旅，曾随军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后来，由于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8块银元。这时的中国，正值内外交困，日本已经霸占东三省，图谋着整个中国；而国民党也在加紧对红军的围剿。时局动荡，年轻的詹长麟也一直没能找到好的营生。

虽然去给日本人做事让詹父心存芥蒂，但一则只是仆役，并不为害国民，二则报酬算得优厚，于是，詹父便让小儿子詹长麟前去一试。

当时日本总领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

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对詹十分满意，便让詹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他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4号房间。詹敲开房门时，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该男子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他对诉詹长麟说：“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当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从此，詹长麟就成为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65，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10元薪金。

机会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带回去交给他。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詹氏兄弟也未能逃脱厄运，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甚至，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

虽然身负家仇国恨，詹氏兄弟却只能强忍着胸中的怒火。他们仍在日本总领馆当仆役，白天默默做工，悄悄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眼里，他们或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可他们一直在等待报仇的机会。苦等了一年半之后，机会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受邀者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他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4坛绍兴老酒。

与此同时，一次投毒行动也在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6月9日，哥詹长炳带来了药品，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投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詹氏兄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则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他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才缓缓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按时来到，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馆人员补充。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宴席上众人皆起身，举杯一饮而尽。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尝出了酒的异味，“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

日方中毒者包括总领事倔公一、陆军中将山田乙三（注：日本投降时任关东军的司令官），以及多名佐官。日本人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中毒事件发生后，尽管日伪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南京城。南京市民暗暗地拍手称快，群情振奋。

脱逃

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即进行疯狂的报复。

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

当日伪宪警赶到詹家的住处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和刊登告示，画影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在之后的1个月时间内，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1000多人次。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

6月25日，一封以詹氏兄弟名义写的信从上海英、法租界邮寄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手里，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示对此事负责，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堀公一看信后暴跳如雷。

詹氏兄弟离开南京后，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江北六合乡村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就和全家人亡命天涯，6年走过浙、闽、湘三省，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后来，国民政府为了表彰詹氏兄弟的功绩，授予了他们一只“忠勇杀敌”的银盾，并奖励了5万美元。

（据《文史精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