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张闻天改变中国命运的旷世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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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兵分南北两路，对中央苏区展开疯狂进攻，中央遂做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定。作为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的长征出发地，云石山被后人誉为“长征第一山”。云石山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长征第一山，它更是红军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友谊，就开始于云石山。

毛泽东与张闻天一起上了云石山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秋收起义所部在井冈山会师。6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这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在对抗国民党军的几次“进剿”“会剿”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瑞金，并抓住有利战机，不断重创国民党“追剿”军。江西红军队伍在发展壮大，根据地建设在加强，苏区范围在扩大。到1930年4月，赣南、闽西苏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和最巩固的战略区。

然而，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是“逃跑路线”。他们提出要打“阵地战”“街市战”，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

1931年l1月，瑞金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主张。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军。

到1934年下半年，事态开始发生转机。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张闻天。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央的领导职务，同年9月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1933年初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张闻天对苏区的一些极左现象和极左政策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广昌战役失败（注：广昌战役，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此后，张闻天遭到博古的排挤。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注：张闻天取代毛泽东之前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则只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虚职）。“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

但是，这一举措却促成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友情。二人同为中央政府领导人，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所也搬到瑞金沙洲坝，与毛泽东相邻。随着工作接触增多，相互间了解加深，张闻天与毛泽东逐渐亲近起来。

1934年7月下旬，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沙洲坝已被敌人发现，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为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迁到云石山古寺庙。张闻天与毛泽东这两位中央政府领导人也就顺理成章，一起上了云石山。

一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旷世友情

瑞金城西的云石山高五十余米，方圆不足千平方米，是一座平地凸起的小山。该山由石灰岩形成奇山异峰，远看似云海漂浮，故名“云石山”。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云石山及其周边一带是山高林密的穷乡僻壤。正因如此，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被中共中央选为保存革命实力的又一个根据地。

在云石山古寺，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左厢房，寺庙信持住在右厢房，张闻天住在侧室，中间的佛堂成为当时的会议室。

古寺庭院的后面有一棵古樟树，树旁的大青石是毛泽东当年读书看报的地方。樟树下还有两个青石圆凳，当年毛泽东与张闻天就常坐在这里促膝交谈。可以说，云石山为张闻天和毛泽东相互间的深入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

通过与毛泽东的深入交谈，张闻天思想转变很大。正是从云石山开始，张闻天称“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在战斗中非常被动，损失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当时彭德怀曾为此怒骂军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到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战略大转移迫在眉睫。

在云石山，毛泽东根据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和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阐述了游击队的组织、任务、作战要则等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长征开始时该书即下发各部队，指导大转移行动。

毛泽东还去了江西于都搞调查研究，了解敌情，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为红军大转移做准备。由于劳累过度，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了，高烧40度。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急忙通知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前往于都给毛泽东治病。

       傅连璋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是恶性疟疾。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张闻天的关心照顾下，毛泽东不久便退烧了。毛泽东后来退回云石山，张闻天几次去看望他，并且嘱咐保卫人员和医护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

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思想上敞开心扉，观点上趋于一致，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他们二人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也在进一步升温。

就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云石山与毛泽东的一次闲谈中，倾诉了他对当时“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毛泽东当即提议，让他本人和张闻天、王稼祥（注：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在长征途中住到一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英明的决定。张闻天后来对此评价道：“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毛泽东重掌军权率领红军走向胜利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被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经常在一起讨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毛泽东给他们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和王稼祥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进入广西后损失严重，兵员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此时，敌人已发现红军要北上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正准备调集大军前去包围红军。

为此，张闻天专门找毛泽东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向毛泽东请教对策。毛泽东提出，立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尽管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张闻天等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是在红军西入贵州占领黎平之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在“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在张闻天等多数人的坚持下，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张闻天深刻地认识到，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由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在长征途中，他对王稼祥说，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的想法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样、彭德怀、刘伯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赞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也就是正式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同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工协助周恩来实施军事指挥。

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即“总书记”）。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集中军事指挥权，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样，毛泽东开始重掌红军指挥权。                                                （据《炎黄春秋》、《文史精华》）

【附录】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的三年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的作用。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倾注全部精力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

应当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推举为在党内负总责的核心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除了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作的杰出贡献，还主要因为他当时已经担任了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有利于加强党内的团结；共产国际也不会作梗。一直到1938年10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由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毛泽东的威信才被共产国际所信服。

虽说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仅三年多的时间，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是光辉灿烂的。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