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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火灾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很多人讽刺、抨击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的确，按照中国人的经验，如此大的灾难，政府必须承担起领导责任，集中社会资源去努力救灾。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应该出现在救灾前线，哪怕是做姿态，也要去做，不可能事不关己逍遥自在。澳大利亚政府消极、被动的做法，放在中国是不可想象，更不可接受的。
澳大利亚火灾数据可视化图 | 图片来源：互联网
有人解释说，在澳大利亚，由于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这种火灾很难避免，经常发生；而且，这种火灾对生态其实也有不少好处。澳洲的动物、植物已经适应了这种火灾。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人力资源不足，没有办法去扑灭如此大面积的火灾。而且，新闻报道把火灾的影响夸大了。大部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大家该干嘛还干嘛，没啥大事。言下之意就是，没必要批评澳大利亚政府的不作为。到底应该如何评估这次火灾，涉及多个专业的知识。外行不容易准确把握。虽然如此，按照中国社会抢险救灾的要求和惯例，澳大利亚政府的表现肯定算不上好，无论是事先预防，还是灭火救灾，灾后救助，都做得不到位。当然，这是澳大利亚人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兴趣去干涉。澳大利亚人也不必和中国人一样重视救灾。实际上，对于大灾大难，中国和外国的态度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是中外两种不同历史传统的表现。这两种不同传统，可分别命名为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比较一下中外这两个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能看出明显而有趣的区别。同样是大洪水，中国的神话情节是英雄人物大禹，不畏艰难困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百姓抗洪抢险，最终取得了成功，战胜了洪水。
大禹治水 | 图片来源：互联网
圣经的传说则是，在大洪水中，上帝指示诺亚打造出一条仅供少数人和动物逃生的方舟，诺亚带着少数幸运儿躲进方舟，洪水退去以后他们得以幸存。这两种对灾害的态度，一是积极主动，一是消极被动；一是人定胜天，一是命由天定；一是领袖带领人民努力奋斗并取得成功，一是上帝眷顾其“选民”，信神的人得到神的恩宠并因此有福了。这两种历史传统的区别，再往前推论一下，就能得出大家爱听的话：中国人勇敢坚强，我命不由天，顽强拼搏，抗争到底。外国人则是懦弱迷信，灾难一来就知道逃命要紧。看，澳大利亚人面对火灾不就是这种态度嘛，呸，真是一群废柴！要是结论就是这个，那也甭写文章了。这和小饭馆里喝得半醉的闲汉侃大山也没啥区别。我们可不能让自己的头脑满足于这种肤浅的层次。
确实，在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一系列“我命不由天”的故事：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在现实政治中，中国人也深具反抗和革命精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相比之下，旧约里的上帝，脾气暴躁，动辄就要降下灾难，毁灭世界。众人只有哆哆嗦嗦拜伏到上帝脚下。新约里的耶稣呢，又太过克己忍耐，被人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凑上去让人接着打。这两种气质，中国人看来，都觉得很怪异很别扭。现实中如果遇到这种人，会称之为神叨叨。现象确实是如此，区别很大，问题在于：原因是什么？何以如此？把原因归结到人种或者基因之类，实属无聊。这些回答，不仅在知识上站不住脚，还是思维懒惰的表现。此风不可长。由此得到的所谓自豪，也很虚妄。有人在分析西藏问题时提出一个观点，西藏人之所以虔心信佛，实在是因为生存条件太严酷太恶劣。藏传佛教中有很多面目凶恶可怕的塑像，这其实是外在严酷环境在人头脑中的投射和具象化。西藏的生存环境之恶劣，远远超出人类能够对抗和改变的限度。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只能通过内心的虔信缓解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去主动抗争什么。在那种严酷环境中，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顺从和忍耐。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环境太严酷太恶劣，相应的社会文化就会趋于消极被动，人们会相信和服从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很难产生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以卵击石，毫无意义。那么，如果自然环境很好呢？自然环境太好，问题更大。在这种环境中，基本的生活物资很丰富，人的繁衍生存很容易，这会让社会结构难以发展，停留在简单状态。社会意味着个体受到束缚甚至付出牺牲。除非必须，人们不会愿意接受这种约束。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热带雨林地区。热带雨林，动植物资源很丰富，基本的吃穿容易解决，又没有必须设法躲避的寒冷。结果就是，热带雨林地区普遍都很落后，甚至长期停留在原始部落状态，迟迟不能进入文明社会。
热带雨林中的原始部落 | 图片来源：互联网
那么，什么样子的自然环境最适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呢？就是那种有生存难度，但经过艰苦努力能克服的自然环境，也就是所谓“踮踮脚就能够到”的水平。这种环境最适合社会文明和国家制度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培养人积极主动的努力奋斗精神。从大的气候方面来说，中国东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属于非常难得的“水热同期”，也就是夏天热的时候，雨水也多，并且降雨量足够。这种“水热同期、水量充沛”的气候，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这种地方也就是地理学上所说的季风带。季风带可是很宝贵，在地球上并不多，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南部。其他地方，要么太旱，要么太湿，要么水热不同期，农业发展先天就受到很多限制。
中国东部中部大部分都处于季风气候带 | 图片来源：互联网
“水热同期”这么好，那么会不会像热带雨林那样衣食不愁养懒汉呢？并不会。“水热同期”只是基本上同时，但大自然可不是机器，没那么精确，水热前后错开一点儿，是常事。这就是水灾或者旱灾。中国的水灾旱灾非常频繁，甚至可说纷至沓来，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中国人对生活的期盼是“风调雨顺”——老天爷啊，您这水热同期能不能准时准点啊。水灾旱灾虽然频繁，降临时也很可怕，但却属于“踮踮脚就能够到”，也就是只要付出努力，问题就能解决，至少是缓解。主要解决办法就是兴修水利工程，治理大江大河。实际上，治理大江大河，正是促成中国国家制度成熟的主要刺激因素之一，另一个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且，这种有困难，但通过努力又可以克服的自然环境，培养出了中国人努力奋斗、积极抗争、不认命、主观能动性很强的群体气质。
相比之下，尼罗河的大泛滥、中东地区干旱的沙漠半沙漠、印度的常年酷热，都超出了古代人力所能对抗或改变的极限。面对这种自然环境，人们只能慨然叹息于自身力量的渺小和脆弱，也就形成了对超自然人格神的信仰和顺服。总结来说就是，对人类文明来说，最合适的自然环境是不太好也不太坏，有困难，但通过努力能够克服。如果环境困难大到人力完全无法克服，文明的基调就会消极、迷信和悲观。如果环境毫无困难，那根本不会有什么文明了。中国所处的自然环境，从微观角度看，不足之处很多，但从文明发展进步的宏观角度看，独特而优越。也正因此，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积极主动、努力抗争、以人为本的世俗性、乐观性的历史传统和群体气质。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是上古的神话，并不见得是确切的历史事实。但流传下来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神话传说足以表明，中外之间在群体气质上的差异，在文明早期就已经形成，并且，延续至今。实际上，直到今天，横向比较中国和外国，在争取国家统一、普及教育、治理犯罪、摆脱贫困、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方面，都能看出中外之间存在的积极-消极、抗争-顺从、主动-被动等不同取向的明显差异。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这两种历史传统，已经转化为不同的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说，并不是地理决定论或者气候决定论，而是强调要从现实因素、具体因素分析社会和人，而不是用神棍式的“素质”“民族性”等等大发宏论——那实际上是在自误误人。近代以来百多年的屈辱史，让很多国人丧失了自信心，觉得中国处处不如人。实际上，中国先天优越、值得自豪之处，有很多。优越的地理、气候原因只是其中之一。今后，我将继续介绍更多中国和中国人值得自豪、领先世界的优点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