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已高一尺 道有待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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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王朝灭亡。由此开始了明清易代的大动荡。到几十年后的康熙年间，社会才大体恢复了平静。
崇祯初年，中国人口大概有2亿。到了康熙年间，人口约为1.2亿。也就是说，在这一轮大动荡中，中国损失了40%也就是8千万人口——有的统计是损失了1亿人。这可真是一场大灾难。
不过，如果把眼光放到全世界范围内，感受可能会好一点点。在17世纪，因为各种战争、动乱、饥荒，人口大幅减少，是普遍现象。在这方面，中国只是不特殊不例外而已。
统计世界各地的人口数量，会发现一个高度雷同的曲线，那就是，从16世纪开始，人口持续增长。到17世纪，出现一波下跌。下跌过后，18世纪，人口再次增长，增长趋势一致持续到现代。
既然是遍布全球的共同趋势，那么，在关注各地具体过程和事件以外，就应该在更高层面寻找共同的原因。这个原因是有的。
16世纪以前，全世界范围内，人口数量都是停滞的。以我国为例，西汉时人口数量就达到了几千万。然后起起落落，一直到明朝前期中期，还是这个数量。只是在16世纪以后，人口才开始出现持续增长，突破亿级，达到将近2亿。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
所以，16世纪开始出现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是个新现象，对各地的人类社会来说，都是头一次。人口的持续增长，超出了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容纳能力。这是17世纪各地普遍出现灾难、动乱，继而人口数量下降的共同原因。
当然，世界各地灾难、动乱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那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在基础层面上，就是人口持续增长这种新现象，超出了社会的容纳能力。这是个痛苦的“磨合期”。
经过了“磨合期”以后，到18世纪，在做出种种调整和改变以后，人类社会可以容纳持续人口的持续增长了。从那以后，世界人口就一路增长到目前的几十亿。即使其中有世界大战这种超级大事，但从人口数量的角度来说，影响并不大。
看上去，这很类似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过程。确实，人类社会作为一种超级复杂的系统，不可能方方面面准确同步。某一方面率先发展，其他方面就会表现出种种不适应，在现实中就表现为动荡和危机。过上一段时间，其他方面会逐渐补上短板。人类社会也就在这种螺旋式上升中提高到了新水平。
除了人口数量以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信息传达方式，同样存在这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过程。每一次新的信息技术产生以后，往往首先带来的是社会动荡和不安。需要过一段时间，社会才能逐渐适应这种新技术，然后社会渐渐恢复均衡和稳定。
从这个角度看，人与人的信息沟通方式，其影响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差不多同样重要。人际之间互动水平的提高，会根本性地改变社会的活跃程度。这会提升生产的效率，但也必然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回顾历史，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重要一环。当然这是很早期的事情了，诸多细节都不清楚。近一些说，文字的产生也是重要一环，意味着文明的出现。文字的作用，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充分和高效。文字对于人群的整合、社会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作用非常大。
再往后，印刷术的出现，在世界各地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但是，首先带来的是动荡和战争。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的宗教改革，及随之出现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血腥厮杀。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主张的跳过教会体系，人人直接读圣经的主张，不是不可能实现，而是根本就不会有人提出来。羊皮纸手抄书的情况下，让人人都读圣经，和今天让人人都有私人飞机一样遥不可及。
在中国，明朝也是印刷术大发展的时代。尤其是明朝后期，江南地区的出版业格外活跃。红楼梦等小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印刷术之前，不可能有这种大规模流传的通俗小说。有限的文字复制能力——主要是人工抄写——要用在更重要的方面，比如抄经典、公文或者佛经。
印刷术直接带动了市井文化的勃兴，客观上让明朝的统治压力大大增加了。到了中后期，明朝的士大夫往往感叹人心不古世风大变，远远不如太祖时代那样淳朴。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印刷术让信息的流传速度加快，种种新鲜时髦玩意儿到处流行。这种社会，显然不会那么“淳朴”了。
这方面更典型的例子是晚清民国。
清朝的文字狱是很出名的。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吸取了明朝后期的教训。他们意识到出版业其实是很有政治性的，可以快速传播威胁政治稳定的信息。所以，清朝统治者对图书严厉控制，不惜大兴文字狱。
吊诡的是，在文字狱和信息控制上很有经验的清朝统治者，最后还是栽在了信息传播上。晚清，西方机器印刷传入中国。这种机器印刷，在效率上远远超过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新式印刷术直接催生了报纸这种新型大众传媒，再加上电报等新技术，中国社会的人际沟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这种新的信息技术，清朝统治者原有的那一套管理办法差不多完全失效。他们实际上是眼睁睁地看着报业等大众传媒的出现和繁荣，束手无策。曾经的信息管控的高手，很快就陷于全面被动，只能狼狈招架，并败下阵来。立宪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地方国会自治等等，就是在报纸和电报的推动下，形成一轮轮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直到把清廷压垮为止。
实际上，清廷退位时，从很多方面衡量，都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王朝之所以就此崩溃，和新的信息技术造成的“魔高一尺”有密切的联系。清朝还来不及“道高一丈”，就轰然坍塌了。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移动互联网正是这种颠覆性、革命性的新型信息技术。世界各国，现在正面临着晚清统治者类似的难题——信息技术已经“魔高一尺”，相应的社会管理如何“道高一丈”？时不我待。在这方面迟钝的国家，很可能像清廷那样遭遇重大政治和社会危机，乃至国破山河碎。
颜色革命就是移动互联网催生的新型动乱。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很多长期都有严密的社会管理和控制。但既有的管理和控制，不能适应移动互联网的新形势。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机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政府”，这当然很容易就出现了动乱甚至国家灭亡。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就连美国西欧这种发达国家，也表现出对移动互联网的种种“不适应”。美国这几年也是多事之秋，各种新事怪事邪门事，层出不穷，特朗普这种“政治素人”入主白宫，大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特朗普对社交媒体的熟练运用，更是让“建制派”又气又无奈。
西欧国家也不太平，各种糟心事。这些事情，表面上各有原因，但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快速地联系组织起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算是表现很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拥有互联网主权的国家。中国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商，政府对互联网有严格的管理。迄今为止，中国得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巨大好处，负面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近来一些舆论热点事件表明，我们中国远远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移动互联网也给中国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问题。
目前看，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结成了各种组织。这些组织主要在娱乐界活动，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实际上，这种组织很容易被人利用，被引向制造舆论风潮和颠覆性事件。
别有用心的人，借助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超低成本地聚集人群，形成网上的冲击力，不但制造舆论事件，还会用人肉搜索、网上攻击等手段让其他人噤若寒蝉，只能任由他们在网上横冲直撞。就连政府部门的人员，也会有所忌惮，不敢坚持原则严格管理。
技术发展太快，国家的法律和各项管理制度，以及人们的意识，往往滞后。这是近年来多起网络舆情事件的根本原因。
虽然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条件要有利得多，情况也在可控范围内，但绝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应该尽快补足短板，实现“道高一丈”，把新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降到最低。
表面上看起来，那些网络舆情事件对现实社会没有多大影响，基本局限在网上，且持续时间不长。但别忘了，这是在国家繁荣稳定，没有大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可是，我们不能按照最好的情况做准备，而应该按照可能的最坏情况做准备。
完全有可能，当国家面临内外部重大困难时，一次偶发的网络舆情，就有可能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实际上，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网上的舆情就几乎失控，很令人担心。不应该让国家面临这种舆论风险。
中国人民的好日子，来之不易，必须珍惜。新技术既然已经魔高一尺，社会管理就必须尽快道高一丈：强化网上实名制；强化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对造谣传谣者冒头就打严厉打击；彻底整顿新闻界和教育界，遏制谬种流传；揪出两面人；加强对娱乐界的管理；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总之，用法律、行政等各种武器，坚决遏制和打击那些想把中国搞乱的团体和个人。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优势。这不仅因为我们有高水平的国家管理经验和技术，也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主导和控制着新技术的发展，没有让境内外资本反客为主越俎代庖成为主导力量。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的主流。
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未雨绸缪更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出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有效的社会管理技术和经验。这不但有助于我们中国保持稳定和繁荣，对世界各国都有极大的带动和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