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贤斌 刘 坚：“三湾改编”历史叙述的生成

摘要：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历史书写与研究有其自身的政治要求和价值追求, 但是, 既为史, 也就必需符合历史书写的基本规范, 需要史实的论证, 需要历史理论与叙事的接纳。“三湾改编”进入历史, 余洒度、毛泽东写的报告, 谭政讲的故事、罗荣桓的纪念文章以及亲历者的口述回忆, 既将其证成史实, 也呈现出事件的丰富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创立新型革命军队的历史叙事使“三湾改编”的历史叙述最终生成。“三湾改编”是史实与理论结合的结果, 是合史 (实) 合理 (论) 的。

关键词：三湾改编; 历史叙事; 党史研究;

“三湾改编”作为中共革命时期的一个关键事件已被学界内外所熟知。其经典表述以胡绳所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例: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 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 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这个内容我们可以表述为“三个核心内容”和“一个评价”。“一个评价”:“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三个核心内容”是: (1) 部队缩编; (2) 支部建在连上; (3) 成立士兵委员会。这三个核心内容也正是今天我们在谈论“三湾改编”时所指的历史内容。然而, 作为“著名的三湾改编”, 当时并没有留下原始档案文字资料;搜索阅读“三湾改编”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回忆资料, 会发现有另样内容的记忆;而检阅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书籍, “三湾改编”不仅在叙述上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在叙述内容及评价上也有变化。如此, “三湾改编”是如何进入历史的?它的内容又是如何生成的呢?

本文将以时间顺序, 对涉及“三湾改编”的档案中的报告、国文中的故事、革命史党史教材中的书写、纪念文章以及口述回忆进行评述分析, 进而呈现“三湾改编”历史叙述之生成。

一、档案中的报告:1927年10月、1928年11月

最早记录“三湾改编”相关内容的是秋收起义总指挥余洒度于1927年10月19日所写的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 此报告后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上。报告第8、9条写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至萍乡芦溪失利情况:“ (八) 十九日抵文家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九) 闻萍乡有驻军不能通过, 改道卢溪 (距萍五十里) , 此处本有敌人, 闻我军至即退。是夜各方调集大军, 乘我翌日清晨开拔时, 跟尾追击, 第三团当其冲, 因未备战不支, 败退。是役损失人枪三百余, 卢德铭亦于是役失踪。”接着在第10条, 余洒度写到:“ (十) 在江西之莲花县集合部队, 尚有枪七百余、人六百余。度即提议缩小范围, 改为一团, 以陈浩为团长, 由前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指挥一切。”余洒度说到的部队缩编内容, 正是“三湾改编”的核心内容之一。报告中, 他说“缩编”的建议是由他提议的, 地点是在莲花县, 没有指明具体地。提到了由前敌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 没有提到“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两项内容。

“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名义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这个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 加上了一个标题:“井冈山的斗争”。在报告中的“军事问题”部分, 毛泽东有两段话写到“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其一, “党代表制度, 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 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 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 指导民运工作, 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 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 哪一个连就较健全”;其二, “党的组织, 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 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两段都是讲军队党组织的制度问题, 但意思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相对而言, 第二段的意思极为清晰明了, 就是指出党组织在军队各级的存在, “支部建在连上”是“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党组织起到凝聚队伍、战胜困难、鼓舞士气的作用。毛泽东还以北伐时叶挺独立团为对比, 说当时虽设了党的组织, 但一个团只设立了一个支部, 所以“完全没有抓住士兵”、“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第一段, 从上下文来看, 毛泽东是基于如何改造军队为无产阶级革命之军队的目的而写的。由于当时“红军成分, 一部是工人、农民, 一部是游民无产者”, 还有不少是来源敌军的俘虏兵, 而且这些俘虏兵, 因有一定的军事技术与能力, 在红军队伍中升职较快, “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 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 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 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俘虏兵”8、9个月的时间就有升级为营长的了。毛泽东认为, 这些人虽为红军了, 但这是表面的。如果“既称红军, 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 实在大谬不然。”因而, 要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 以改造军队, 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此外, 因红军中第28团曾在湘南一度取消“党代表制度”, 后又恢复, 故而毛泽东说:“党代表制度, 经验证明不能废除”。

“士兵委员会”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第一部“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中介绍湘赣边界工作, 谈到自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在宁冈、永新、茶陵等地建立党组织、政权机关时提到的:“这个时期, 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在“军事问题”部分, 谈到如何把改变俘虏兵为红军时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 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 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 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 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 ……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 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除了以上措施外, 毛泽东还提到“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 代表士兵利益”。随后毛泽东对士兵委员会的存在、作用及其价值意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 战斗如此频繁, 仍能维持不敝, 除党的作用外, 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 官兵待遇平等, 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 废除烦琐的礼节, 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 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 名曰‘伙食尾子’, 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 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 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 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 昨天在敌军不勇敢, 今天在红军很勇敢, 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 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 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 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显然, 在毛泽东看来, “士兵委员会”是民主主义在军队中的体现, 更是为改造旧式军队、建立新型军队, 凝聚红军队伍的重要制度建设。

《井冈山斗争》里毛泽东介绍并强调了“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在建立新式革命军队的作用与作法, 虽然并没有具体提到这两个制度是何时何地开始在军队中建立起来的。但是,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士兵委员会”时, 是在介绍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在宁冈、永新、茶陵等地建立党组织、政权机关时提到的。由此推断“士兵委员会”早则于1927年10月就成立了, 迟则不超过1928年2月建立。“党代表制度”,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这在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就存在了, 但仅限于团级;而此时, 毛泽东在红军中已改进为“连有支部、班有小组”。从历史传承、逻辑看, “支部建建立连上”时间, 不会晚于“士兵委员会”。1927年10月最初两天, 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正在三湾村。

毛泽东、余洒度为当时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直接经历者, 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历史后来的发展演进, 这两份报告又均为他们向中共中央写的刚刚发生过的情况汇报与事件总结, 因而, 他们会围绕汇报的主题把相关内容写进去, 不可能按后来历史的结果而去书写之前的报告。“部队缩编”、“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只是在他们各自的汇报文本中的一个事件、一个情况、一个作法, 内容的真实性勿庸置疑。当然, 此时它们是散落在不同的报告文本中, 还没有成为“三湾改编”历史叙事的核心内容。

二、国文教材中的故事:1943年

最早成为“三湾改编”内容之一的是“部队缩编”。作为一个名词, “三湾改编”最早是以“故事”——一种文学叙事的形式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一本语 (国) 文教科书上, 这也笔者所见的最早把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前“部队缩编”确定在三湾村的文字记载。1943年, 由新华书店出版的, 范文澜、叶蠖生、齐燕铭等编写的《中级国文选》 (第二册) 中有一篇名叫“三湾改编”的文章, 文章排列在教材中的第三篇。基于此文是对“三湾改编”最早的叙述, 有必要详细地介绍一下。

文章分三个段落, 第一段写秋收起义部队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来到三湾:“远在1927年的秋天, 秋收暴动失败以后, 部队从战场上收拾下来, 每天总是从天未明就出发, 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陵 (按:应是铜鼓) 、萍乡到达莲花的三湾休息了三天, 着手改编部队, 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接着写部队失败后弥漫着“疲劳、困苦、饥饿、惊吓”的情绪。第二段主要是写毛泽东对广大士兵的讲话。作者先用师长的讲话作为铺垫:“到了三湾的第二天。听说师长要集合部队讲话。在悲愁苦闷中, 倒想听听他讲讲话。部队集合好了, 远远的看着师长走来, 只见他愁眉双锁, 一肚皮不舒服的样子。”这样的表情讲出来的话自然让人听不下去:“他说什么话呢?第一宣布改编命令;第二, 就发了一场牢骚……”, 如此讲话, 全场上的士兵们“望着他, 好像失了魂一样”。随后, 作者笔锋一转:“忽然由新任团长介绍毛先生出来讲话, 从人丛中跑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 头上蓄着三寸长的头发, 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 脚上却打上一双绑腿, 套上一双草鞋。听说他是第二次向部队讲话, 可是我是第一次见着他。他以和蔼的态度, 含笑的脸色, 跑上部队前面, 登时会场沉寂的空气, 突然呈现出紧张的色彩, 大家笑容可掬地在那里鼓掌。‘……同志们, 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 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 敌人他有两只脚, 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 现在当军长, 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 我们有两营人, 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暴动出来的, 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 十个可以当他一百, 我们现在又在这样几百人的队伍, 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失败, 就不会有成功……’大家嗤嗤地忍不住笑, 显示着特别兴奋的样子。”毛泽东的讲话使大家从“失了魂一样”变成了“特别兴奋的样子”。第三段是对毛泽东在三湾讲话的评议。“三湾改编, 毛主席的这番话, 对于当时部队恐慌失望情绪的转变, 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不仅如此, 当他来到这个部队的时候, 已经是在秋收暴动失败, 部队形成溃乱状态以后, 他能够以很短的时间, 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部队中, 建立他的信仰, 用民主主义的工作方法, 团结了下层干部及其广大群众。在改编部队中, 宣布了前敌委员会的组织, 取得了公开的、合法的地位, 开始建立党的领导基础, 把一些动摇不可挽救而企图逃跑的上层分子, 以适当的方法, 使之自动的离开部队, 这些是表现他的伟大特色和本领。‘三湾改编’以后, 使脆弱的、缺乏党的领导工农武装, 走上了新的游击战争的发展阶段。”

这篇“三湾改编”文章的作者是谭政。谭政 (1906~1988) , 湖南湘乡人, 入过私塾上过学, 在家乡当过小学老师, 1927年春投笔从戎, 到汉口参加国民革命军。秋收起义的参加者, “三湾改编”亲历者, 井冈山时期曾任红四军前委秘书, 协助毛泽东起草报告。此文发表时, 谭政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4年4月, 受中共中央委托, 在毛泽东等主持与指导下, 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被称为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 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作者这样的经历与身份, 一方面说明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另一方面, 这篇文章是有政治意向的, 它是在讲述、宣传毛泽东坚定的革命信念与超凡的领导能力。《中级国文选》编者在文章按语中指明:“全文要旨:毛泽东同志在困难情形中克服失败情绪, 整顿溃乱队伍, 建立中国第一红军的历史的回忆。”其“章节大意:一、失败中的困难情形。二、‘三湾改编’时的毛泽东同志。三、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中所起的作用。”书的授众又是青少年学生, 用故事的方式宣传毛泽东, 当然是最好的方式。如此, “部队缩编”以铺垫的甚至带有“贬义”的出现, 也就可以理解了;没有明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也就正常了。不过, 作者在文章最后一段还是提示了这两项内容的存在的:毛泽东“用民主主义的工作方法, 团结了下层干部及其广大群众, ……开始建立党的领导基础, ……使脆弱的、缺乏党的领导工农武装, 走上了新的游击战争的发展阶段”, 这段话的意蕴与“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的内涵是一致的。

谭政把三湾村记成是“莲花的三湾”, 这显然是记忆错误, 三湾村处于莲花与永新交界处的永新界内, 容易让人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951年7月14日, 谭政在《人民日报》第3版刊发表《三湾改编》, 这实际上是他1943年文章的修订版。它的核心内容与原文完全相同, 区别在于, 《人民日报》新版的《三湾改编》删除了原版第三段评论的全部内容及第一段描写部队困境的部分内容, 并把“莲花的三湾”改为“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 完整保留了第二段。删除第三段评议的内容, 更彰显了作者亲历历史的真实性, 当然也更符合一个完整“故事”的叙述了。

三、革命史书:1931年-1956年

中共是一个重视历史经验与总结的政党。早在1931年, 就出版了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 (1925~1927) 》, 对中国革命进行介绍与经验总结。在书的第四章“中国大革命的经过”第七节“八一南昌革命与秋收暴动”第二目“各省秋收农民暴动”中对湖南湖北广东各地秋收起义都有介绍, 在介绍湖南平江、萍乡、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时, 引用了党内相关报告资料, 没有“三湾改编”的相关内容。对秋收起义的评价是先给予“肯定”, 然后以“但是”给予了批评:“秋收暴动大半都遭到失败, 但在许多地方也相当扩大了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 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到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去。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 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的创立, 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但是当时秋收暴动政策之机械的应用, 亦有地方发生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的行动。”这一评价实为中共六大相关决议。

“三湾改编”10年后, 1937年12月张闻天编著, 以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名义出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公开发行。这本书原是张闻天在抗日军政大学授课的教案。书中在第七讲“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第四节“广州起义与中国革命新旗帜”第一子目“武汉变节后中国阶级力量的新结合”中对湘赣边秋收起义用一句话进行了介绍:“湖南萍乡、安源的农军, 于九月间占领了湘省所有的重要县份——平江、浏阳、萍乡、醴陵、株洲。”随后便是对秋收起义的评价, 这个评论, 与华岗著书一样, 引用了中共六大相关决议。这样的秋收起义的书写, 相对于1931年华岗的革命史版本内容更少更简单了, 当然, 也没有“三湾改编”的内容。

1938年至1947年间, 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以范文澜为主编, 先后著述出版了《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 虽为通史, 但并没有写到1927年及以后的历史。不过, 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否则, 1949年后, 叶蠖生的相关文章不可能著成。1950年, 曾参与延安时期范文澜领导编写中国通史及国文教材编写的史学家叶蠖生在《进步青年》杂志上连载《现代中国革命史话》, 1951年《现代中国革命史话》单行本出版发行。此书发行后, 影响巨大, 至1952年9月就已发行6版次, 印数达75000册。在这部书中, 第一次出现了对“三湾改编”的历史叙述。作者对“三湾改编”的叙述是: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失利后, 集中在浏阳文家市, “毛泽东主席赶到军中, 把部队带到三湾进行改编, 成立工农革命第一团, 更换了军事指挥员, 建立了政治委员 (当时还叫党代表) 制度, 成立了前敌党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他把这支残军整顿成一支钢铁般不可战胜的队伍, 带到湘赣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中的井冈山上, 建立了根据地……”。“三湾改编”这一内容写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十年土地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做了些什么?”的第一节“从无到有创造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中, 从书中的内容分量看, “三湾改编”成了秋收起义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三湾改编”的内容为:部队改编、成立前敌党委员会、建立党代表制三项, 没有指明“支部建在连上”, 也没有提到“士兵委员会”。作为《中级国文选》教材的编写成员, 叶蠖生肯定看过、审阅过谭政写的《三湾改编》。当然, 相对谭政的文学叙事, 《现代中国革命史话》是历史叙事, 叙事结构与行文叙述都不一样了。谭的文章有故事起伏情节变化, 叶的文章则是按逻辑直笔事件的变化。评价上落在毛泽东把“把这支残军整顿成一支钢铁般不可战胜的队伍”, 进而“建立了根据地”。

也就是在1950年3月, 胡华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出版, 在第五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揭起了红色政权的新旗帜”第一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红色政权新旗帜的揭起, 毛泽东领导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下的子目“毛泽东领导下红军的创造与解放区的开拓”写到“八七会议后, 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九月间, 靠着湖南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安源矿工和一部分响应起义的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组成了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 领导着各地农民起义, 向湘南移动, 它冲破了成千上万的反动军队, 作了许多次战争, 最后向江西宁冈县的井冈山进军”。没有提到“三湾改编”及相关内容。虽然胡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没有提到“三湾改编”, 但是, 在他主编的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中却赫然列有“三湾改编”内容。此书内容是按不同时期, 分两部分罗列相关资料, 第一部分为“重要历史文献与论著”, 第二部分为“史实补充”。“三湾改编”的内容就列入第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1937年) ”的“史实补充”之中。胡华此书中公布的“三湾改编”的“史实” (包括秋收起义等) 就是叶蠖生在《现代中国革命史话》中叙述的“三湾改编”, 所列标题名亦为“从无到有创造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

对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有学者研究指出:此书成于“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因此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是本书的一个主旨”, “在很多章节中, 胡华都突出毛泽东, 专节论述他的思想和实践, 称颂他的功绩。……虽然这在当时也度行有积极意义”, 但是“关于毛泽东的论述难免会出现拔高的情形”。胡华当时也曾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道路的发展与胜利的历史。……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乃是要学习毛泽东的马列主义的智慧, 认清他所引导的道路。……必须着重学习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时期中所发表的重要著作与主张。”如此突出、肯定毛泽东地位与作用, 为什么没有把“三湾改编”写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正史中, 而列入参考资料书中呢?一种可能是胡华在著书时没有看到叶蠖生写的文章, 而在编著参考资料时才看到, 故而仅列入其中;当然也或许是有体例方面的原因;抑或是对“三湾改编”的历史地位及意义认识不足的原因。

1951年6月22日, 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是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领导亲自审阅后出版的, 作者胡乔木对秋收起义至井冈山的历史, 只是简约写到:毛泽东“到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一带地区领导湖南江西农民、工人和北伐军各一部举行了起义, 在湖南江西边界成立了一支工农革命军, 与敌人作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领新成立的一支工农革命军退到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井冈山区域, 在那里成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民政府……”, 没有出现“三湾改编”。不过, 文中说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率领“新成立的一支工农革命军……”, 一个“新”, 表明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发生了变化, 秋收起义是9月9日, 而10月, 不正是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之后吗?

1954年, 何干之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出版发行, 在书中第六章《中国革命的低潮,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红色政权而斗争》第二个部分, 写到了“三湾改编”:“毛泽东同志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境的三湾, 进行整顿, 成立了工农红军, 更换了军事指挥员, 建立了党代表制度, 成立了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前敌委员会。三湾整编后就有计划地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发, 10月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这是第一次把“三湾改编”写入革命史书中。其内容核心仍是叶蠖生写的内容。1957年何干之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出版, 对“三湾改编”的书写延续了这一叙事。相对而言, 这时叙述的“三湾改编”仍是不完整, “士兵委员会”没有在其中, “支部建连上”也没直接表述出来。

虽然何干之著述的革命史已把“三湾改编”写入了历史, 但是, 1956年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 (初稿) 中, “三湾改编”仍没有提及, 对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也只是一笔带过。

四、纪念文章:195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时代的转变, 是否要延续革命战争年代党与军队的关系成了一个中共必须要回答的问题。1954年4月,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 , 不仅肯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 是我军的生命线”;还完善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制度建设。自1950年代中期起, 军队开始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1957年7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通知》中指出:“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 不但在过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了胜利, 而且在今后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 仍然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1957年9月, 为纪念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罗荣桓写了《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文章。标题的名称已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篇纪念秋收起义和解放军建军的文章。不过, 从文章内容的份量来分析, “三湾改编”成了文章主要的内容。这篇纪念文章总计4995个字, 而涉及“三湾改编”的就有1315个字, 占文章的26.3%篇幅。文章对“三湾改编”的内容、影响都有较为详细的表述与说明:秋收起义“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 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 便立刻进行整顿。首先是整顿组织, 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 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 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 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 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 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 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 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 势必会动摇军心, 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 根据自愿, 要留则留, 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 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 人虽少, 却精悍得多。接着, 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 班有小组, 连有支部, 营团建立党委, 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 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 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 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 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 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 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 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 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 做错了事, 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 甚至制裁。表面看来, 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 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 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 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 只有这样做, 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 才能提高群众觉悟, 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 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 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 作风民主, 士兵受到感动, 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 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 便逐渐改变过来, 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三个核心内容”, 但是把“部队缩编”、党在部队各级的组织建设 (包含“支部建在连上”) 、“士兵委员会”归纳于“三湾改编”之中, 其中关于“士兵委员会”的书写值得关注。对于“三湾改编”的三个核心内容, 罗荣桓在文章中全面进行了叙述, 共计810个字, 而写有关“士兵委员会”的内容就达410个字。从文章中, 不仅明确指出“士兵委员会”始于“三湾改编”, 重点指出“士兵委员会”在改造旧式军队, 建立新型人民军队转折中的作用与意义。

纪念文章中, 罗荣桓对“三湾改编”进行了定位评价:“三湾改编, 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正是从这时开始,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么, 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 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旧式军队的习气, 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 都不可能得到改造, 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 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 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 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 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 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 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

罗荣桓不仅是“三湾改编”的亲历者, 他也是历经“三湾改编”军队群体中最受毛泽东认可、重视的人, 长期在军队高层政治部门做领导工作;建国后也深受毛泽东的肯定。1963年罗荣桓因病去世, 毛泽东不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还特写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诗中有“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表达,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认可程度。罗荣桓这样的身份、地位与经历, 使他这篇涉及“三湾改编”的纪念文章成为“三湾改编”中最有分量的文章。文章的叙述成为“三湾改编”历史叙事的范式性叙事, 从1960年代开始革命史党史等历史著述, 基本上按此叙事行文了。稍有修正改进的是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表述, 此前叶蠖生写的是“党代表制度”, 罗荣桓文章详细地叙述了党在各级军队中的组织建设, 没明确概括。后来, 革命史党史学者把这一建设概括为“支部建在连上”, 是显示军队党组织建设的创造性变革, 发展了北伐时期在叶挺独立团实行的在团级设立党代表的制度。

五、亲历者的口述及回忆:1960年-1970年代

除相关纪念、回忆文章外, “三湾改编”的其他亲历者也留下了不少的口述及回忆。1936年, 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 谈到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一段:“当时部队的纪律差, 政治训练水平低, 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 部队到达宁都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剩下来大约一团兵力的部队的指挥员;……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 人数总共只有一千人左右。”毛泽东在这里是强调当时的困难, 仅提到了“改编”内容, 其它两项内容没有提及, 且把改编的地点说成是宁都了, 这显然是误记。现在无法确定是毛泽东讲述时记错了, 还是斯诺记录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尤其是到1960年代至1970年代, “三湾改编”亲历者的口述、回忆记录开始较多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何长工、杨梅生、熊寿祺、陈士渠、韩伟、赖毅、赵自生、李自生、李国宾、张宗逊等。这些口述、回忆记录的场景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相关报告会上讲的, 如何长工1958年9月5日在某机关马列主义业余大学作报告时, 谈到了自己亲历“三湾改编”的相关经历;第二种情况是在相关部门的访谈记录, 如1961年1月29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对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关于秋收起义的访谈。

不管哪种场景, 由于在时间上, 这些口述及回忆记录均发生在罗荣桓纪念文章发表之后, 各类党史革命史书籍已对“三湾改编”有较相近的叙述, 而这些口述者、回忆者在建国后, 均为党政军各单位各领域的高级或较高级干部, 对于相关宣传与政策都熟悉了解, 这样, 他们的回忆、口述中都存在着较为“统一”的内容表述, 尤其是在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新型革命队伍、甚至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方面, 都把“三湾改编”摆在了一个关键节点上进行讲述。1967年5月30日杨梅生回忆“三湾改编”时就说, 毛泽东同志非常有远见, 部队一到三湾, “首先就抓整顿组织队伍, 抓在连队建党, 抓政治思想教育等工作。……部队成份比较复杂, 干部也多, 过去这支部队旧习气很浓, 改编时还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就是反军阀作风的一个群众革命组织。”1967年5月2日韩伟回忆时说:“那时连上建立党支部, 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有委员会主任、付主任、组织、宣传。士兵委员会是支部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搞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生活民主……三湾改编是我军建军建党建政的开端, 军队的民主管理制度和军民、军政关系等都是从三湾改编开始的。以后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 那时毛主席在三湾就开始跟部队讲了。”熊寿祺在1971年6月的口述:“三湾改编是我们军队的新生, 是新型军队的开始, 这主要是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把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关系有了改进, 同时组织了士兵委员会, 士兵有了说话之权……三湾改编后, 支部建在连上, 过去只建在团上, 党对基层的领导就加强了。当时是打了败仗, 士兵士气不高, 听见敌人放枪就吓的跑, 非常零乱, 要走的人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的领导, 就立即给士兵鼓足了勇气”。甚至有回忆者说当时毛泽东已形成根据地思想了:1961年1月20日陈士榘回忆时说“在进行三湾改编时, 主席讲话中, 就明确提出了要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说, 建立革命根据地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在敌人统治势力薄弱, 封建势力割据的山区边缘区;二是要有适当的武装;三是要有党的组织, 有觉悟的工人、农民的地方”。

个体亲历者在历史事件中的身份与位置是独特的, 其所闻所见也必有独特之处。因而, 从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及回忆中, 我们也可看到历史真实丰富的多元内容。1958年9月何长工在一次报告中说:“三湾改编的意义, 就是组织起了战斗队, 把病员分了出来。过去病员战斗部队一起行动, 发生战斗, 不能打, 也不能掩护, 把部队拖得很苦。当时成立了一个卫生队, 我被调到卫生队当党代表。这个卫生队搞了一个后方医院, 收容伤病员。”后来, 他又曾说:“三湾改编解决个什么问题呢?开始呢, 是主席建立后方的思想开始了, 就是建设一个后方, 把病兵和战斗队、非战斗队分开, 主席要我当卫生队的党代表。那末我就带着卫生队。”卫生队党代表的身份与工作, 使何长工对“改编”与“病兵”、“战斗队”的关联记忆犹新。时任特务连副连长的张宗逊就记得:“改编是在三湾村一幢比较好的房子前面进行的, 这幢房子也不大。我记得, 那时三湾只有一排房子, 靠山, ……当时我在特务连当付连长, 特务连的党代表是罗荣桓同志, 连长是曾士娥。”清楚记得自己长官的还有当时作为士兵的杨梅生:“我们这一营, 张子清为营长, 伍中豪为党代表。”打战扛枪的基层官兵, 对“扛枪”也有极深的记忆:时任排长的韩伟就说:“那时枪很多, 每人除背一枝外, 还挑上个两、三枝”, 士兵杨梅生记得当时“枪枝是比较多”。这些口述回忆大都发生在1960年至1970年代, 虽然当时政治空气十分浓厚, 但口述者仍会按自己个人意识深处的记忆——讲述与主流内容不一样的“真实”, 张宗逊就说:“三湾改编时, 还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 那时, 只是把部队进行了改编, 作了些动员工作。”赵自生在1974年11月的口述回忆时也说:“当时部队成员有工人、农民、起义的士兵, 为加强党的领导, 每个班成立了党小组。……士兵委员会是在井冈山正式成立的, 当时还要投票”。

亲历者的口述回忆, 无疑丰富、充实了发生在1927年发生在三湾村的故事与历史。综合各种史料、回忆, “三湾改编”的三个核心内容, “缩编”、“支部建在连上”两项发生在三湾村是没有异议的;对于“士兵委员会”, 其存在无人置疑, 有异议的是, 它是在三湾村还是井冈山后建立起来的。但从各方面的资料分析, “士兵委员会”始建于三湾村应是大概率事件, 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为毛泽东1928年的报告无疑比四十年后回忆者的口述更可靠, 1943年谭政写的《三湾改编》回忆故事也可以给予佐证。始建于三湾, 并不意味着当时这个制度及其运作就比较成型, 赵自生的口述或正是井冈山成型运作时的记忆。

六、结语

1927年秋,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从浏阳文家市算起, 经过、住驻的大小村庄应该数以百计, 为什么要把永新这个小小的三湾村写进入党史?当然是因为这里发生了“改编”事件。不过, 军队的改编、整编应该是军队在作战变化之时常有的策略之一, 而且, 当时的“改编”内容不仅限于部队缩编这一内容, 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在改编中, 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 采取‘革命自愿’原则, 纯洁了组织”;成立了卫生队, 准备建立后方医院, 以使伤员得到更好地治疗, 又可以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毛泽东在三湾村的老树下发表了鼓舞士气的演讲, 讲述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等等。为什么这些内容在史书上没有进入“三湾改编”的核心内容呢?

这当然是与中国革命史、党史的历史叙事及理论相关的。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1927年国共分裂后, 中共如何在以农民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便成了生死攸关的挑战, 形成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 找到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应对这个挑战的最高、最后之结果。而在当时, 对于1927年革命暴动后的中共来说, 最紧迫最核心的任务是要创建一个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的革命军队, 没有军队就无法生存, 就无法战斗。虽然暴动时有军队, 但是, 旧式官兵和乡村农民占了当时军队人员的绝大多数,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敌军的俘虏兵”都占有相当数量, 如何把他们改造为人民革命军队的成员, 成为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毛泽东找到的方法便是思想教育、“政治训练”, 而要落实、抓好军队政治训练, 必须要有机构的建制。“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立的意义与作用便在于此。罗荣桓对“三湾改编”的评价与历史定位, 就是基于这两项制度性的确立才说“三湾改编, 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正是从这时开始,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也就是基于此, “三湾改编”被史学家们写入了历史。否则, 无法解释中共创立的革命军队在本质上与旧军阀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同, 也无法解释中共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这也是为什么“三湾改编”的意义、价值与作用不在“改编”、不在“革命自愿”原则、不在鼓舞士气的演讲等内容上, 而在“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两项内容上的原因。

有学者指出, 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这种“后知回推”就是站在“事后”的结果上, 在合理的框架上去讲述、解释过去。在中国革命新道理论和中共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历史叙事中, “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 这些客观存在的史实, 成为理论解释与历史叙事中合理的元素、关键的一环。概括地说, 正是因为有“三湾改编”及其后古田会议等一系列措施、建制和决议, 中共最终创建出一支新型的具有战斗力的人民革命军队, 开辟出一条革命新道路, 最终战胜敌人, 取得革命胜利。也就是说, “三湾改编”是客观史实, 又是合符理论解释与历史叙事的, 它与任何一个发生过的史实一样, 如果没有理论的需要、历史叙事的需要, 它也无法进入历史。

“三湾改编”历史叙述的生成, 也呈现了中共的政治工作者与史学者们书写革命史党史的态度, 这就是政治与历史的结合。革命史党史的书写是具有政治性的,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无视客观历史的存在。事实上, 只有基于真实史料之上的党史革命史, 才有战斗力, 才能战胜各种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蒋贤斌，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坚，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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